右翼崛起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基于意大利兄弟党上台的透视

彭重周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2022年9月27日，意大利右翼/极右翼联盟以43%的得票率在大选中获胜，其中焦尔吉娅·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独占26%的选票，成为议会中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党。因其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在历史上有传承关系，意大利兄弟党被称为二战结束以来意大利最“右”的执政党，并受到全球关注。在此次意大利大选之前，瑞典的右翼联盟也成功胜选，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此外，匈牙利的右翼欧尔班政府在2022年4月的大选中大获全胜，法国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在2022年大选中也大幅提升了其支持率。意大利右翼联盟的胜选成为近年来欧洲右翼政党崛起甚至掌权的又一个例子[1]。作为欧盟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建立右翼/极右翼政府对于整个欧洲的政治风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少媒体和学者纷纷讨论欧洲是否会开始大幅度“右转”，对欧盟的未来表示担忧[2]。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有文献和分析中往往将右翼/极右翼政党和“民粹”联系在一起，但这两者在政治形态上有一定区别。首先，对于何为民粹主义，至今学术界都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多数文献中，民粹主义是对反精英和反建制政治话语的概括，强调全民主权相对于现行精英政治的合法性[3]。但民粹主义并不是右翼政党的专利，如法国梅郎雄领导的“不屈的法国”就被视为法国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往往关注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问题，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以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等为主要诉求[3]。其次，右翼并不仅仅只有民粹主义这一种政治立场，右翼政党的另一大政治基础是以主体民族为对象的民族主义。相关研究显示民族主义主张是右翼政党在近年来屡获成功的主要因素[4]。

本文认为，意大利兄弟党的胜选展现了欧洲政治格局的三大动态。首先，意大利兄弟党上台虽普遍被视为“极右翼”的崛起，但背后折射出欧洲政治光谱左移的相对状况。从意大利兄弟党此次选举前后的政策纲领来看，该党与传统意义上的“极右翼”政党在政策取向上相距甚远。尽管该党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有着历史上的渊源，但其在近年来致力于与极右法西斯主义进行切割，且在大选前采取了拥护欧盟等中间路线的政治纲领，促成了其他右翼政党的联合。这使得意大利兄弟党的政治路线更接近中右翼。然而，在政治纲领明显走向中间路线的情况下，意大利兄弟党的上台仍然被视为欧洲极右翼势力的胜利。这种阐述反映了近年来欧洲政治光谱左移的趋势，使得极右翼的涵盖范围变大。其次，意大利兄弟党的纲领中强调民族主义、反移民等要素，与其他欧洲右翼势力的核心诉求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欧洲右翼势力并非以“民粹主义”为核心，也反映了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反动正成为欧洲政治生态中的主要思潮。再次，意大利兄弟党胜选前后与欧盟的互动，体现了欧盟对成员国运用规范性权力的趋势。然而，面对右翼思潮的抬头，欧盟的规范性权力有起到反作用并激发成员国对欧盟不满的可能。因此，欧盟要如何判定其核心价值观的边界，如何处理成员国右翼政府对欧盟规范的挑战，是其未来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一、欧洲右翼政党崛起的研究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起，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国家选举中的得票率从普遍在5%以下迅速上升到10%以上，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甚至超过了20%[5]。以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奥地利自由党、德国选择党为首的一批极右翼政党纷纷在所在国大选中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一些甚至一跃成为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成员。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也由此成为欧洲政治研究中的热门议题。纵观现有文献，多数从选举行为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解释极右翼政党能够吸引选民的原因。这些分析普遍基于欧洲国家内部的层次，考察相关政党的政治诉求，尤其是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反移民等对于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力。但从欧洲地区层面着手，研究极右翼政党上台与欧洲政治格局的联系、极右翼政党崛起背景下欧盟对成员国政策的影响等问题的文献较少。本文力图分析意大利兄弟党上台与欧洲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在梳理关于欧洲极右翼政党研究的文献时，首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对“极右翼”的定义。在英文文献中，对于这类政党有几种不同的定义，包括“far-right”“radical right”“extreme right”等[6]，而在中文文献中普遍采用“极右翼”这一表述。不少研究指出，自20世纪初以来，欧洲的所谓“极右翼”政党在政治路线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对于极右翼的定义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Halikiopoulou等学者就指出，在大多数西欧国家，能够在选举中获得成功的所谓“极右翼”政党往往对其政治路线进行了大量修改。这包括与法西斯主义切割、在论述中采用“民主”话语、用“自由价值”来为其排外的政治议程正名等。这使得这些政党能够在主流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影响国家的政策[7]。罗英杰和张昭曦也提出，极右政党的温和化和去极端化已成为成功之路上“不得不经历的过程”。他们认为极右政党会采取主动剔除党内持极端主张的强硬派，与主流政党合作，提出更为实用的施政方案等措施来吸引选民。极右翼政党去极端化的最大动力在于其“看到了民主体制作为自身存在土壤的必要性，进而放弃从根本上反体制，转向寻求通过合法程序彰显政治存在，通过规范路径扩大政治影响”[8]。这些去极端化的趋势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排除了法西斯元素，走温和中间路线，甚至剔除了党内强硬极端派的“极右翼”政党，为什么还被视为“极右翼”？本文认为，意大利兄弟党在排除极右翼诉求、采纳中右施政纲领后，其中间路线的特征非常明显。而其仍然被视为极右翼政党，反映了欧洲政治光谱在近年来整体持续左移的相对趋势。

对于极右翼政党支持率的不断上升，现有文献多从其政治议程的吸引力进行解释。首先，极右翼政党的政治主张往往围绕两个核心要素展开：强调全民主权的民粹主义，强调民族主权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认为政治应遵循全体人民的意志来运作，而持民粹主义主张的政党往往以此来攻击那些败坏了全民主权的政治精英，而将自己塑造成全体人民的代表[9]。而民族主义则强调民族的团结、自治和身份认同，因此往往主张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并反对外来移民和外来文化[10]。在美国特朗普2016年胜选总统之后，许多研究都将民粹主义视为右翼政党的标签。但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事实上许多右翼政党在去极端化的过程中已经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政党，将自己描绘为保护国家民主制度、社会体制、本土文化等的防卫者，而将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外来移民视为对民主制度和国家安全的威胁[4]。Stavrakakis等人在研究中也提出极右翼政党的主张主要是在民族的共同体“自我”与所谓危险的外部“他者”之间制造对立，而不是强调 “人民”和“精英”之间的对立[11]。换言之，正如 Halikiopoulou所指出的，民族主义而非民粹主义，是极右翼政党能够吸引选民并迅速崛起的关键[7]。因此，本文通过对意大利兄弟党的政策分析指出，比起民粹主义，其更偏重本土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同时，本文的分析也证明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抬高的趋势，反映了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义的思潮在欧洲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此外，对于极右翼政治吸引力的分析主要聚焦于反移民、疑欧、反伊斯兰等主张。Ivarsflaten通过分析2002年前后的欧洲国家选举结果，指出所有在选举中获得成功的右翼政党都将反移民作为动员选民的核心议程之一。而反对政治精英主义和利用对经济形势不满的右翼政党则无法保证在选举中成功[12]。这一分析显示了反移民立场作为贯穿西欧极右翼政党政治主张的核心议程的地位。Rydgren的研究则进一步细化了反移民主张的作用。他指出在学术分析中需要明确区分反移民、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之间的区别。虽然极右翼政党往往将移民视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犯罪的来源、滥用国家福利者等，但强调削减移民数量并不意味着排外和种族主义，而排外者也并不一定持有种族主义的立场[13]。Rydgren通过对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和挪威等六国的民意调查分析，认为反移民者最容易倾向于投票给极右政党[13]。Wertz等则关注疑欧主义对极右翼选情的影响。他们认为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普遍将欧盟视为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威胁，并将放弃和彻底改革欧盟作为政治纲领。而对2002—2008年的欧洲选举结果进行分析后，这些学者发现在社会经济议题上，疑欧主义对于极右翼政党的选情有着最强的解释力。因此，Wertz等人认为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抗拒是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原因[14]。

Kaya和Tecmen则认为极右翼政党普遍将对伊斯兰的恐惧作为动员其支持者和占据舆论主流的政治工具。他们指出伊斯兰被欧洲极右翼政党描述为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威胁、对世俗生活的威胁，并利用反伊斯兰主义来塑造其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些主张都帮助极右翼政党扩大了他们的支持者范围[15]。Caramani和Manucci则认为对于法西斯历史的不同构建是影响极右翼政党支持度的重要因素。他们提出欧洲国家对于法西斯历史有四种主要的阐述：将其视为国家的罪行，将自身视为法西斯的受害者，将自身视为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将法西斯历史移除出公共讨论的范畴。两位学者认为将法西斯视为罪行及将自身视为英雄的话语构建可以限制极右翼的支持度，而将自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则会促成极右翼政党的胜利[16]。然而这一分析并不能解释极右翼政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崛起。换言之，对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分析需要基于其政治议程的动态变化，结合欧洲政治格局的历史进程，从而为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从历史的角度做出学理上的解释。

危机也是解释右翼政党崛起的重要因素。Loch和Norocel认为欧元区的经济危机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绝佳机会。例如，对于法国而言，经济危机造成了高失业率和贫穷率，使得全球化中的“赢家”和“输家”之间的裂痕显著扩大。这使得危机的受害者转向法国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以寻求社会保障。同时，移民带来的社会安全问题以及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传统与多元文化割裂的问题都为右翼的崛起提供了土壤[17]。Kriesi和Pappas的研究则指出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同时发生，使得右翼民粹主义在南欧和中东欧国家的支持度大幅上升[18]。罗英杰和张昭曦则认为欧洲难民危机是推动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强力催化剂。他们认为难民问题冲击了福利制度、社会治安等欧洲社会的核心要素，激化了欧洲内部的矛盾，刺激了欧洲民众的排外心理，这些都给了极右翼政党吸引选民的良机[8]。但正如两位学者所指出的，难民危机的本质是扩大了欧洲政治中原本就有的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对于移民、文化多元主义、欧洲一体化等问题的不同态度所引发的欧洲内部矛盾。为此，本文除了分析难民危机这样的特殊事件，还主要关注欧洲政治生态的结构性特点以及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关系等要素对欧洲右翼政党崛起的作用。

对欧洲右翼崛起的结构性分析中，Swank和Betz关注全球化与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之间的联系。这两位研究者指出，欧洲经济与社会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与右翼政党崛起的时间线重合度很高。同时，传统中产阶级和技术层次较低的工人对右翼政党的支持度大幅超过其他群体，而这两个群体的收入、就业、价值观和社会地位都在全球化中面临严重威胁。通过定量分析，他们确认了全球化对于右翼政党的崛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19]。与此观点类似，Rodrik指出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主要来源于对全球化的反弹。Rodrik认为全球化为欧洲带来了难民和移民问题，使民粹主义政客更容易通过民族和文化划分来获取选民支持[5]。正如这些研究者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给欧洲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带来了巨大冲击。欧洲右翼的得势还来源于长期执政的左翼和中间派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歧，以及欧元区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欧洲地区左翼和中间派的失败给了右翼崛起的空间，这为我们通过意大利等国家右翼政党的胜选理解欧洲政治结构的变动提供了分析路径。

除了以上这些从国内政治和欧洲政治层面的分析之外，本文认为意大利兄弟党上台前后与欧盟的互动也为理解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现有的欧盟与成员国内部关系研究往往集中于欧盟法律与成员国法律及行政存在冲突时的互动，尤其是欧盟机构如欧盟委员会如何处理成员国违反欧盟条约和法律规定的问题[20]。但在新冠疫情发生后，欧盟委员会获得了审查成员国是否违反法治规范的权限，并可以冻结或推迟向相关成员国提供欧盟预算内的拨款[21]。这一全新的权限在意大利2022年大选前后也影响了欧盟与意大利的关系。

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表明，欧洲右翼崛起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的关系是一个重要且有较大探索空间的问题，意大利兄弟党的上台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实证材料。本文在吸收现有文献尤其是对全球化与右翼上台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欧洲政治光谱的变动、右翼崛起的民意基础以及欧盟对内的规范性权力三个角度，考察意大利兄弟党的胜选与欧洲政治格局变化的联系。

二、并不“极右”的极右翼政党与欧洲政治光谱的左移

尽管媒体评论和学者分析往往将意大利兄弟党称为“极右翼”政党，但该党的“极右翼”属性主要存在于历史渊源中。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政治纲领改革后，其路线已经大幅向中右政党靠拢。尤其是在2022年大选前采取了支持欧盟的态度，使得意大利兄弟党与欧洲极右翼一贯的疑欧甚至脱欧路线分道扬镳。可以说，意大利兄弟党是一个并不“极右”却被视作极右翼的政党。这种看似矛盾的描述既基于意大利兄弟党的历史渊源，更体现了近年来欧洲政治光谱日益左移的趋势。欧洲左翼在进步主义的大旗下不断推动其中心议题发展，把文化多元主义、平权、性别多样化等议题作为核心主张。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本土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右翼政党会因为与这些议题的对立而被视为极右翼。换言之，当下对于“极右翼”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左翼“主流”议程的反面映射。左翼的政治议程不断发展并越来越多地挑战欧洲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使舆论和学术阐述中“极右翼”主张中的传统元素不断增加，使其与中间路线靠近。从这点来看，欧洲政治光谱的变化对于理解极右翼的内涵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

意大利兄弟党的政治根源可以追溯到 1946年建立的新法西斯主义党——意大利社会运动（Movimente Sociale Italiana，MSI）。意大利社会运动继承了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在创党之初，不少原为意大利法西斯的官员和将领加入该党。之后，意大利社会运动党长期以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代表活跃在该国政坛。意大利兄弟党现党首梅洛尼的政治生涯，就开始于意大利社会运动党的青年组织“青年前线”。意大利社会运动在1994年改组为民族联盟，并从20世纪90年代起与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紧密合作。2009年两者合并为自由人民党。2012年，由包括梅洛尼在内的一批对自由人民党不满的成员及支持者组建了意大利兄弟党[22]。意大利兄弟党与新法西斯政党在历史上的渊源体现在细节安排中。例如，2014年意大利兄弟党在党标中添加了三色火焰图，象征在墨索里尼坟前燃烧的永恒火焰。这明确昭示了其与意大利社会运动及后继党民族联盟之间的历史联系[23]。此外，意大利兄弟党还将办公地点放在德拉-斯克罗法大街39号，这是包括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在内的多个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活动据点。梅洛尼还多次在受访时对法西斯历史观点暧昧，并称墨索里尼具有“复杂的人格”[23]。

但要评价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属于哪个阵营，比起历史上的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当下的政治纲领和政策诉求。近年来在梅洛尼的领导下，意大利兄弟党采取了一系列政治路线的变革，使其与意大利传统的极右翼政党有了明确区分。首先，在2021年9月，梅洛尼向党内各派系发出内部备忘录，指示他们停止发表极端言论，不要提及法西斯主义，尤其是避免使用类似纳粹礼的“罗马礼”。此外，梅洛尼还大幅度转变了其一贯的“疑欧”立场。在2022年大选前公布的15点竞选政纲中，第一点就强调“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是欧洲、大西洋联盟和西方的一部分”，并表示“完全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忠于北约和西方国家联盟。该纲领也强调意大利将尝试从内部对欧盟进行改革，寻求一个“更加政治但更不官僚”的欧盟[24]。8月，梅洛尼的外交顾问朱利奥·特齐·迪圣塔加塔（Giulio Terzi di Sant'Agata）宣布，梅洛尼领导的意大利将采取强烈的亲欧洲和亲大西洋主义外交政策。意大利情报和安全局局长、意大利兄弟党成员阿道夫-乌尔索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明确赞同马里奥-德拉吉的外交政策选择[25]。

这一系列对政治纲领做出的重要修改都带有与传统极右翼政治元素切割的目的。不论是新法西斯传统还是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否定，都是意大利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反对欧洲一体化这一主张，自2001年欧盟成立以后就成为欧洲绝大多数极右翼政党共同的纲领。极右翼政党往往将保卫欧洲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政治体制作为核心价值观，而对成员国将部分主权让渡给欧盟的行为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14]。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前领导人勒庞曾将欧盟条约比作 1470年法国被迫与英国签订的《特鲁瓦条约》。而在意大利国内，2008—2009年的欧元区经济危机和2015—2016年的难民危机大幅改变了意大利民众对于欧盟的态度，使其从一个欧盟的主要支持国成为疑欧立场占主导的国家。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强调疑欧立场的五星联盟崛起，加剧了意大利极右翼以及整个政治生态中怀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趋势[26]。在疑欧主张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梅洛尼选择在大选前抛弃这些诉求，甚至转向对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支持，彰显其希望重塑意大利兄弟党，使其从极右翼向中右翼靠拢的决策。此举意在将该党重新定位为吸引中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保守派拥护者，使其能够与其他右翼政党——马泰奥·萨尔维尼的北方联盟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结成联盟[23]。

即便是在政治纲领大幅度往中间路线靠拢之后，意大利兄弟党仍然被视为“极右翼”政党的代表。这种矛盾既是由于其与法西斯运动仍然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欧洲政治光谱在过去十几年中大幅左移的态势。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数十年间，西方社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都有左移趋势。这在较年轻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尤为明显。在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西方社会对于性别角色越来越采取平等的态度，对于多元性别认知的容忍度不断加强，对于性别多样人群、同性婚姻等多元化议题越发开放。这尤其体现在对环保、人权等议题持激进态度的左翼政党如绿党的支持度大幅上升[27]。在左翼对于舆论和政治话语影响力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文化多元主义、性别多样化、LGBT权利等主张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正确。这些发展都是欧洲政治光谱左移的代表。

这种左移不仅如Norris和Inglehart等人主张的那样促成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同时也改变了学术界和舆论界对于极右翼的定义。事实上，对于右翼和极右翼的划分往往是学者和舆论依照个人对于政党的认识进行判断，带有强烈的主观性。随着进步主义的范围不断扩大，与之相对的极右翼的定义也随之扩大。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极右翼基本等同新纳粹和新法西斯主义的范畴。但如今，由于性别多元化、同性婚姻、气候变化等议题代表了左翼政治话语中最为核心的命题，因此在这些议题上采取反对立场的政治团体往往会被划为极右翼。可以看到，当下被评判为极右翼的欧洲政党，如欧洲议会党团“民族和自由欧洲”的参与者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意大利北方联盟、荷兰自由党和波兰新右翼大会等，其共同的宗旨是基于本土主义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其最为“右”的主张基本是对于移民的反对或控制[10]。当今对于极右翼的认定，不是根据其本身的属性，而是与左翼的“相对差异”最大者。因此，进步主义下的左翼政治议程越激进，与之相对的极右翼与中间派的距离就会越发缩小。这使得2022年大选前的意大利兄弟党在采取了一系列中间纲领后，仍然因为其民族主义倾向而被视为极右翼。这反映了由于进步主义在欧洲的大行其道，欧洲政治生态中对于左和右的界定产生了相对偏移。

三、欧洲右翼势力崛起的民众基础

除了反映欧洲政治光谱左移的趋势之外，意大利兄弟党的当选也显示提倡民族主义的欧洲右翼势力正获得越来越坚实的民众支持。在2022年，瑞典的右翼联盟、匈牙利的右翼欧尔班政府等右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法国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也在大选中大幅提升了其支持率。这些选举结果都显示了右翼势力在欧洲的扩张。这些右翼或极右翼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祝贺梅洛尼胜选，显示了右翼势力大有彼此呼应以使欧洲右转之势[1]。这些右翼势力的得势，意味着全球化、反移民、反文化多元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对于全球化的反动正成为欧洲右翼的共同意识。2016年的一项独立调查显示，78%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右翼和极右党派）选民、76%的法国国民阵线选民、69%的奥地利右翼自由党选民、66%的意大利北方联盟选民、57%的荷兰自由党（右翼党派）选民、58%的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极右党派）选民、61%的匈牙利青民盟（右翼执政党）选民、50%的英国独立党选民都视全球化为一种威胁。在这些惧怕全球化的右翼群体中，53%的人视移民为重大挑战，54%的人则表现出反外国人的情绪。即便是那些视全球化为机会的右翼群体，也有42%的人认为移民是重大挑战，36%的人表现出反外情绪[28]。除了移民问题以外，诸如经济危机、贫困、战争、恐怖主义、犯罪与气候变化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被右翼群体普遍视为威胁[29]。2018年意大利大选中，意大利右翼政党就将全球化的经济效应描述为一种威胁，强调外国企业和移民的涌入是跨国公司谋取利益的工具，并将威胁意大利本国人的经济福祉[30]。

在此背景下，欧洲右翼政党普遍开始围绕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建立自己的政治诉求，以获取对全球化进程失望的选民的支持。意大利兄弟党就是此类政党的典型代表。自成立起，该党就打出“捍卫意大利”的政治口号，并将反对移民、反对同性婚姻、支持传统家族观念等作为主旨。梅洛尼则将自己描述为一名“女人、母亲、基督徒”，并强调要保卫“上帝、国家和家庭”。在2022年大选前，梅洛尼反复宣称要建立海上阻拦机制以阻止登陆意大利的非法移民[22]。由此可见，意大利兄弟党保守主义立场是基于民族主义的话语，以全球化和进步主义为主要反对对象而构建的。这种构建力图强化意大利本土居民在传统价值观被左翼浪潮反复冲击下出现的身份危机，并使意大利兄弟党自称为传统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捍卫者。

意大利兄弟党等右翼政党的民意基础，促使我们仔细审视欧洲右翼得势的现实性。一些欧洲政治学者，比如Ruth Wodak将右翼选民对全球化的反对主要归因于右翼对于话语的操纵。Wodak认为右翼一方面将对于全球化的恐惧，尤其是外来民族和文化对本国的威胁灌输于民众，同时将自己描述为能够解决恐惧的“救世主”，以此获取选民支持[29]。右翼的这些话语如果没有事实基础的话，能否长期有效地影响舆论和民众的观点值得存疑。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负面效应，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扩张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在21世纪以来不断显现。

首先，意大利的外国居民数量从1991年的约35万人猛增11倍到2011年的400万人，占人口总数从 0.6%增加到 6.8%[30]。外国居民数量的迅速增长不但给意大利社会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使得意大利本国居民对于本土文化产生了不安全感；还在经济层面给当地的住房和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影响了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前景[30]。

其次，全球化导致国际竞争加剧，给意大利本土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一项对 8 000个意大利市级行政区的研究显示，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冲击越大的地区，其对右翼政党的支持度越会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国际竞争给当地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效应，如失业率增加、收入减少、不平等加剧等[31]。

再次，欧债危机发生后，意大利被迫采取了紧缩措施，对民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在危机中损失较大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对欧盟的不信任感大幅增强。一方面，欧债危机体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均衡状态。欧元区国家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来调节自身债务规模和增加本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往往过于依赖财政刺激手段而使得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欧盟在危机前对欧元区国家的债务缺乏有效管理，危机之后又半强制地要求意大利等国执行严格的紧缩措施，使这些国家受损严重。这些事实都使得欧盟政策的合法性在意大利受到挑战，加剧了疑欧思想的扩散[26]。

最后，通过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使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尝试带来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主张保留外来移民本身的文化和信仰，以促使外来移民产生对所在国社会的认同感。这一政策虽然在近十几年来成为欧洲各国的政治正确和自由社会的象征，但仍无法彻底调和伊斯兰文化与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西欧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201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7%的意大利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移民过多，同时超过一半的意大利人认为移民是一种负面影响。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69%的意大利民众对本国的穆斯林移民社群持负面看法。有研究指出：这种矛盾的根源是欧洲的世俗化运动使得基督教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大幅缩减，但伊斯兰教在移民群体中有效抵制了使其宗教沦为私人活动的各种世俗化努力[32]。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给了文化差异过多的容忍空间，甚至允许伊斯兰教以多元化和宗教自由为理由妨碍言论自由、扩张政治影响力[33]。在他们看来，文化多元政策未能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反而催生了文化上反进步主义的思潮。Norris就指出，老年人、白种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往往认为自身秉承的价值观正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威胁，因此积极维护传统文化[3]。这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反抗，则会进一步加剧当地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

包括意大利兄弟党在内的右翼政党能够不断扩大其支持者数量，不仅仅靠对于舆论话语的操纵，也呼应了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文化多元主义等欧洲主流政策的反动。这些政策产生的负面问题是欧洲右翼政党崛起的土壤，而欧洲左翼政党应对这些问题的无力更是成了右翼掌权的催化剂。2018年之前，意大利中左翼联盟在该国政坛占据统治地位长达20多年。但其在欧元区危机中被迫采取紧缩政策，难民危机中则在人道主义和保护主义立场之间摇摆不定，将责任推给了各个省[34]。中左翼政党在这些重大危机中缺乏作为，使其在意大利国内的支持度降低，在2013年和2018年的大选中得票数两次大幅下降。2018年开始上台的左翼民粹政党五星运动则表现出政治上的不成熟：2022年在作为政府领导的情况下选择放弃对联合政府的支持，让自身成为政治危机的主要责任人，直接导致其在之后的大选中支持度大跌，彻底丧失了领导权。可见，意大利兄弟党的上台有着充足的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反映了意大利和不少欧洲国家民众对于现状的不满。执政的欧洲左翼精英未能重塑民众的安全感和经济繁荣，这与民众对于领导人的期待背道而驰。这种对于现实的失落给了右翼思潮扩张的空间[35]。如果欧洲政治精英阶层继续无视这些思潮中蕴含的合理诉求，一味将意大利兄弟党等右翼政党贬低为“极右翼”“民粹主义”并加以排斥，则欧洲右转的步伐将难以遏制，欧洲社会也将面临进一步撕裂的威胁。

四、欧盟对内的规范性权力及其局限

意大利兄弟党胜选前后欧盟的反应，还折射出欧盟对成员国施加规范性权力的趋势以及这种政策对成员国政治格局影响力的局限性。规范性权力的概念最先由英国国际关系学者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提出。他认为，欧盟已经进化出了一套“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规范”的治理体系，并将人权、民主、法治等规范置于其内部治理的核心位置。欧盟试图在与有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交往中逐渐推广其规范，并由此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欧盟对于规范的推广和改变其他国家制度的能力是一种“规范性权力”，即“能够塑造国际关系中对于‘正常’的认知”的能力[36]。自曼纳斯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研究都指出欧盟的规范性权力在其扩大化进程中最为有效。欧盟通过哥本哈根标准要求入盟国必须在政治、法治、民主、市场、人权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上符合欧盟的治理规范，这促使希望加入欧盟的欧洲国家根据欧盟的要求采取一系列内部改革。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欧盟委员会利用复苏基金和调查成员国违反法治原则的权力，促使成员国在反腐、司法独立等方面改变其内部政策。这是欧盟对成员国施加规范性权力的重要案例，反映出欧盟尤其是欧盟委员会在预算分配中获得更大的权力之后，开始有了对内运用规范性权力的倾向。

2020年欧盟通过了《关于保护欧盟预算的一般性条件制度》的2022/2092号法案。该法案赋予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违反法治原则开展调查的权力，并规定如果欧盟委员会在调查后发现成员国有危及司法独立、限制司法救济、采取不合法政策决定等情况时，可以推迟、冻结或减少成员国在欧盟预算中获得的资金，或禁止相关成员国与欧盟达成新的援助贷款或拨款的协议；同时欧盟委员会可以对成员国列出内部制度改革的清单，只有当成员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相关的改革目标并得到欧盟委员会的核准后，相关制裁才会解除[22]。通过将欧盟委员会的预算分配权与“法治”这一欧盟治理规范紧密挂钩，2022/2092号法案赋予了欧盟委员会全新的权力，使其可以独立对成员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发起调查，并提出硬性的改革要求。这种以经济手段塑造对方内部规范体制的政策，与规范性权力的定义相符。从法律角度而言，这一法案为疫情后的欧盟与成员国关系添加了全新的维度，为欧盟影响和塑造成员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从这点来说，该法案为欧盟对其内部施加规范性权力提供了稳定的框架。

同时，2022/2092号法案与欧盟2020年7月设立的总数超过7 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相结合，使欧盟委员会干涉成员国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张。2020年7月，欧盟各国领导人同意设立规模为7 500亿欧元的新冠疫情复苏基金，其中将有3 900亿欧元作为直接拨款，另外3 600亿欧元以贷款形式用于各成员国恢复经济。该计划还要求各成员国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具体的经济复苏计划报告，经欧洲理事会批准后方可获得相关资金[37]。复苏基金是欧盟的一项重大财政工具。在此之前欧盟向其成员国最重要的财政分配是凝聚力基金（Cohesion Fund），其在2021—2027年间的总额是3 300亿欧元，远不如复苏基金的拨款额。鉴于各成员国需要得到欧盟委员会对其复苏计划的支持才能获得复苏基金，再加上欧盟委员会又具备了推迟或冻结成员国在欧盟预算分配中划拨款项的权限，复苏基金进一步强化了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内部政治的影响力。

意大利在兄弟党上台前后与欧盟的互动显示，欧盟对其成员国的规范性权力使用不一定能够有效限制右翼政党的影响力，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德拉吉政府为意大利在复苏基金中争取到了约2 000亿欧元的拨款，使意大利在该基金的分配中占据了最大份额。为此，意大利承诺将在2026年8月前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促进经济向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改善司法系统和公共行政部门的效率，加大对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投入等[38]。意大利成为欧盟委员会尝试对欧盟内部成员施加规范性权力的重点对象之一。

但由于参与复苏基金谈判的德拉吉政府倒台，在2022年意大利大选前后，欧盟与意大利围绕复苏基金的分配展开了一系列博弈。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在德拉吉政府2022年7月倒台后表示将不会就复苏基金协议与意大利重新谈判，其言外之意是要求意大利新政府继续履行内部改革的承诺[39]。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大选前，面对中右联盟一路领先的选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称如果选举结果“朝着困难的方向发展”，欧盟“有手段”对意大利采取措施[40]。这暗示如果意大利右翼政党上台，欧盟可能会限制或推迟交付给意大利的复苏基金以作为惩罚。冯德莱恩的这一表态显示，欧盟委员会对利用手中的财权来抵御甚至遏制右翼政党崛起正抱有越来越强的兴趣。

冯德莱恩的威胁不但没能影响意大利大选的结果，反而招致了意大利左右翼政党的批评。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党首马泰奥·萨尔维尼就公开将冯德莱恩的发言称为“威胁和可耻的傲慢”，并表示“意大利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主权投票应该被尊重”[40]。而亲欧的意大利活力党主席、前总理伦齐则要求冯德莱恩绝对不要介入意大利事务。此外，在胜选后梅洛尼已经明确提出将重新和欧盟谈判复苏基金相关条款，放慢结构性改革（例如减缓向欧盟投资者开放部分行业），减少对意大利的财政约束，增加支出[41]。可以看到，尽管复苏基金对于受新冠疫情沉重打击的意大利而言至关重要，但其各个政党尤其是右翼政党，并不接受欧盟对意大利内部政治施加影响力的做法。虽然保持与欧盟在复苏基金交付中的密切联系，是促使梅洛尼在选举前从强烈主张退欧转变为支持从内部改革欧盟的一大因素，但其民族主义的纲领以及右翼各个党派间诉求的差异，决定了意大利新政府不会完全服从于欧盟的规范性权力。这显示出成员国的右翼政府将成为欧盟进一步发展对内规范性权力的一大阻碍。

尽管手握复苏基金这张王牌并有 2022/2092号法案的支持，欧盟也暂时无法对右翼掌权的意大利予取予求。作为一个既具备超国家又具备国家间属性的政治实体，欧盟与成员国的关系始终复杂而多变。包括意大利兄弟党在内的右翼政党的崛起，为这一关系添加了新的变量：当成员国在移民、环保、性别平权等方面与欧盟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时，欧盟要如何判定其核心价值观的边界，要如何处理成员国右翼政府对非核心规范的挑战？近年来欧盟对波兰、匈牙利等所谓右翼民粹政府执政的成员国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不仅欧盟领导人和欧洲议会议员频频批评这些国家的右转趋势，还多次出台法案和决议来打压相关成员国。如2022年欧盟就首次运用了2020/2092号法案赋予的权力，停止了对匈牙利的 75亿欧元拨款，并要求其在反腐和司法独立方面做出有效改革[42]。但从意大利的例子可以看出，尽管欧盟在疫情后被赋予了对成员国运用规范性权力的权限和资源，但对于这一权力的使用仍存在着明显的限制。对于以民族主义为立身之本的右翼政党，欧盟如果运用财政工具强行要求其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改革，反而容易助长其对抗情绪。这不仅不利于欧洲的团结，还可能会变相增加相关国家内部对右翼政党的认同和支持。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在欧盟多年的施压下，仍能在2022年的选举中获得超过2/3选票就是例证。尽管欧盟条约要求其成员国必须支持民主、法治、人权等核心理念，但欧盟运用规范性权力从外部扭转相关国家右转的路径将面临重重阻碍。

五、结语

近年来，欧洲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的不断获胜是欧洲政治格局变动中的核心趋势之一，而意大利兄弟党上台则是这一趋势中最新也极具影响力的事件。这一发展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右翼逐渐崛起的延续，也是欧债危机之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的体现。全球化浪潮背后的阴影以及欧洲地区左翼和中间路线政党应对危机的无力，为右翼的崛起提供了政治上和民意上的基础。意大利兄弟党等右翼极右翼政党影响力的扩大，也会进一步影响欧洲政治结构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为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Mouffe认为，冷战结束后欧洲中左和中右政党的长期执政，使得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思从政治话语中消失，但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这些政党是为了跨国公司与全球市场的利益而非国民的利益。这种“后政治”的“中间派共识”在处理欧元区经济危机等问题上遭遇了严重失败，由此留下了政治上的真空，并激发了选民寻求其他选择的动力。右翼和极右翼政党主张的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观顺应了这些选民的需求[43]。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自身成为包括意大利兄弟党在内的极右翼崛起的垫脚石[12]。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既反映了民主制度中不可避免的选民摇摆性，也体现了欧洲传统政治精英在一段时间内未能妥善处理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在欧洲国家内部造成的社会差异。

右翼和极右翼的执政对欧盟意识形态上的一体化造成了严重挑战。意大利兄弟党在移民问题上试图挑战欧盟的权威，而其右翼盟友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和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更是与俄罗斯关系复杂，成为欧盟试图在俄乌冲突中统一立场的不稳定因素。除了意大利右翼之外，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政府长期被欧盟视为成员国中的“异类”，认为这些右翼政府削弱了司法独立、违背民主原则[35]。欧洲议会甚至在2022年9月15日通过决议将匈牙利排除在“完全民主”政体之外。可以说，意大利兄弟党的上台给欧盟与成员国中的右翼政府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又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本文通过对意大利兄弟党胜选与欧洲政治格局变动的分析，指出了欧洲右翼势力崛起背后的民意和政治基础。目前，欧洲的主流舆论仍然对右翼势力采取贬斥态度，同时欧盟也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打压右翼政党。这种应对方式不但未能有效阻止右翼在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一众欧洲国家得势，反而让匈牙利等国更倾向于反抗欧盟的政策。因此，欧盟应该尝试跳出建制派的固有话语，正视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负面影响以及右翼诉求的合理性，用更合理和包容的政治进程应对右翼政党的挑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