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民众对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心理认知

艾明江

摘  要：前景理论对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如何做出风险决策具有较强的解释以及预测效应。将前景理论用于分析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心理认知发现，岛内部分民众将两岸现状以及“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作为认识与评价“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参考点，这使其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台湾主流民意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确定性结果尚未达成根本共識，维持现状的确定性效应依然较为显著。这也使岛内部分民众更倾向于接受具有确定性效应的现状。增强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认同，要改变当前岛内民众将维持现状作为评价“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参考点的做法，增强台湾民众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确定性预期，降低其对国家统一前景的损失预期，构建岛内主流民众选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强大心理动力。

关键词：国家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前景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0）06-0069-08

一、问题提出：前景理论框架的适用

自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逐步成为推进国家统一的基本方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一国两制”在实践上最早运用于香港和澳门，由此产生了“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但是台湾问题不同于港澳问题，需要探索具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总书记在2014年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表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1]。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仅考虑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也考虑了台湾地区的历史背景、现实发展以及民众的心理感受^[2]。然而，大陆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来，台湾社会对这一方案的看法一直存在争议。在台湾内部社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台湾当局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岛内部分政治势力和新闻媒体的蓄意炒作和抹黑，也使“一国两制”在台湾社会面临较为不利的舆论生态。台湾主流民意对“一国两制”的看法，直接关系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探索的效果。

当前，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主要从国家制度结构、主权规范创新、国家学说新构想、国家统一模式创新、统一的最佳方式等角度进行探讨，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论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现实合理性。已有研究成果也开始从民意的角度来回应和解决“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临的现实处境，从民调的角度提出“一国两制”在台湾存有发展空间^[3];分析台湾社会之所以没有广泛认同和接受“一国两制”，主要是因为“一国两制”被污名化^[4]。既有研究注意到岛内民意对“一国两制”呈现的各种争论，也指出了岛内政治社会环境对“一国两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并未深入分析为什么岛内主流民意尚未对“一国两制”产生心理认同与支持。这造成学术界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策宏观解读或宏大理论构建层面，缺少对台湾民众心理态度的微观研究。这无疑会使一些研究陷入“自说自话”的处境，难以真正实现讲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目标。本文试图从心理学的微观角度来探讨影响台湾民众看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心理认知机制，并从政治心理层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在心理学中，风险决策理论用于解释并预测人们在未来风险下的决策行为，即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从早期的期望值理论到后来的期望效用理论，风险决策的心理理论依靠大量实证研究展示了人的决策行为的复杂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关于风险决策的前景理论。该理论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将人的决策行为以及个人的心理感知等因素融入决策行为分析中。前景理论分别以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替代预期效用理论的预期效用函数和主观概率模型，将人的决策过程分为编辑阶段和评估阶段。其中，编辑阶段是指事件的发生以及人们对事件的有关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的过程。编辑阶段往往要对数据进行整合简化，主要的操作有编码、结合、分离和抵消。评估阶段是指运用所掌握相关信息对该事件的前景进行估算并最终选择估值最高的前景^[5]。前景理论作为心理学理论，对风险决策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以及预测效应，已成为当前在不确定性环境中解释人的决策行为的主流心理学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鉴于当前两岸关系的发展依然受到诸多不确定性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很容易转化为风险决策。基于此，台湾民众往往会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认知与判断“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前景理论对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如何作出风险决策具有较强的解释以及预测效应。因此，将前景理论用于分析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心理认知具有现实意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台湾民众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如何对未来做出行为选择。

二、参考点选择与台湾民众的认知判断

前景理论认为，价值函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存在参考点。人们根据参考点来判断自己是获益还是损失，并以参考点为标准来评估备选方案、确定政策选择^[6]。当框定不同的参考点时，参考点的变化会导致偏好的变化，进而影响人们决策;当面临获益时，行为趋于规避风险，会有维持现状倾向;当面临损失时，则趋于接受风险^[7]。根据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决策的参考点往往是现状。当前，台湾地区民众主要将两岸现状、“一国两制”港澳实践设为认知参考点，以此来认识与评价“一国两制”，进而做出他们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选择倾向。

（一）维持两岸现状与台湾民众的行为选择

两岸关系的形成源于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的延续。“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8]台湾问题产生以后，台湾地区出现了一个与中央政府保持分治状态的地方性政权。长期以来，该政权以“中华民国”名义与大陆争夺“一个中国”代表权，并主张实现国家统一。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逐步放弃国家统一政策，也不再谋求对外代表中国，开始谋求主权实体的台湾化。这意味着台湾地区的地方性政权开始“去中国化”，开始向“台独”方向转变，从原来倡导国家统一者成为拒绝国家统一者，甚至主张通过维持现状来排斥或抗拒统一。这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的重大转变。

岛内部分民众之所以在心理上尚未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因为这些民众将当前两岸关系现状作为选择参考点，影响了他们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正确判断。“当个人一旦拥有了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项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这就是禀赋效应。”^[9]在台湾部分民众看来，当前两岸关系现状被定义为“不统不独”，即台湾地区不在法律与事实上主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谋求所谓“台湾独立”，但也不接受两岸在领土主权上复归统一，台湾地区要以所谓“中华民国”的主权实体身份保持所谓“现状”。在“统独”心态方面，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维持现状派^[10]。台湾社会主流舆论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社会的最大现实，任何岛内重大决策的变动都要以这个现状为依据。

在台湾社会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产生的争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对台湾“不统不独”现状的根本性改变。由于实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前提是完成国家统一，即两岸只能在国家和平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一国两制”。这意味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然要改变当前所谓的“不统不独”现状。在台湾部分民众看来，接受“一国两制”所带来的最大“损失”是丧失台湾地区享有的所谓“主权实体地位”。其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会为台湾地区带来政治收益。例如，“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会带给台湾民众更多的国家尊严、国家自豪感、经济繁荣、民生福祉以及安全保障。台湾民众如果认为由“损失”带来的痛苦感大大高于获得收益所带来的快乐感，则对该项决策可能做出否定表态。长期地维持现状也会产生某种“禀赋效应”，导致人们在决策中存在现状偏见，也就是维持现状的倾向^[6]。对台湾民众而言，维持现状不仅意味着当前的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不变，更意味着台湾地区可以继续维持1949年以后内战所延续的两岸分治状态。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台湾地区现有规定、制度的运作以及岛内民众的情感心理。因此，部分台湾民众会优先选择维持现状。

另外，从风险角度的选择来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属于国家统一后的前景设计。相对于对前景的展望与探索，部分台湾民众更愿意维持较为稳定的所谓“现状”，而不会主动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部分台湾民众对未来要得到的东西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兴趣，加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属于探索性议题，还充满不确定性。这就容易导致岛内部分民众宁愿选择维护“现状”，而不愿对未来充满信心。相对于产权或者未来能够获得某物的承诺而言，人们对现实占有的物质具有更强、更持久的禀赋效应^[11]。这些因素都使台湾部分民众目前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倾向于不赞同。

（二）“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台湾民众的行为选择

“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本身源于解决台湾问题，但是首先在港澳地区得到实践。因此，“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的实践情况也成为岛内民众认识与评价“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参考点。事实上，台湾问题不同于港澳问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也不同于“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台湾当局、媒体、政党势力以及岛内部分民众主动将“一国两制”的港澳实践作为评价“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参照坐标，不断人为放大“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中的某些问题，甚至进行妖魔化攻击。这使岛内社会难以客观理性认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长期以来，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基本认识与印象主要来自“一国两制”港澳实践。在岛内部分媒体与政治势力多年来的渲染下，“一国两制”在台湾不断被抹黑、污名化，甚至一些岛内舆论直接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同于“一国两制”港澳模式。这给台湾民众灌输了一项基本结论，即接受“一国两制”就等同于接受台湾地区身份港澳化。此外，岛内部分媒体与政治势力不断污蔑“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由此激发了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情绪化抗拒，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矮化所谓“台湾身份及地位”。这种思维框架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进行港澳化界定，进一步加剧了台湾民众对所谓“台湾主体性”的提升与维护，让台湾部分民众不愿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2019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发生的多起暴力事件，污蔑“一国两制”。这也使台湾部分民众主动将“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作为认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参考点。

当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很难与港澳实践做到完全切割，因为“一国两制”港澳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起到示范效应。台湾民众看待“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往往很少從理性角度进行客观思考，容易从经验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具体的港澳实践得到基本认知。这种认知具有较强的主观感性色彩。岛内部分政治势力与媒体的污蔑、妖魔化，不断将“一国两制”港澳模式在实践中的某些问题放大、歪曲、抹黑，激发了岛内部分民众反对改变当前两岸现状的情绪。台湾部分民众将“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作为参考点，难以形成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正确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岛内部分民众不认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思维定式。

三、确定性效应对台湾民众心理认知的影响

前景理论认为，确定性效应是指决策者在对仅具可能性结果的比较中，往往对确定性结果给予较大权重，而对可能性结果的赋值通常会是较低权重。由于确定性效应的影响，决策者在同等收益的条件下会选择风险规避，对潜在的、积极的获得，常会表现出风险厌恶倾向。前景理论构建的“四重模式”（表1）分别呈现出确定性效应、可能性效应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下文结合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行为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象限中存在较大的确定性效应。当台湾民众认为有95%的大概率能够获得维持现状所赋予的最大收益，那么出于规避“风险”的理由，其中的多数人不愿选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只要人们把现行制度的运行状况框定为获益状态，那就会偏好确定的收益，而不愿对制度进行改革或是推翻原有制度，因为推翻或变革原有制度的收益是不确定的。”^[6]影响当前台湾民众认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要因素在于岛内部分民众依然认为维持现状能保证其收益最大化。在这些岛内民众看来，“统一”和“独立”都不符合台湾地区的最大利益，只有维持现状对台湾社会最有利。这种收益心理让台湾部分民众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人们对现状收益的维护使岛内部分民意不愿承担改变的风险，而选择主动规避“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主观心理使岛内民众更愿选择维持现状。

第二象限中同样存在较大的确定性效应。当台湾民众认为有95%的大概率会损失维持现状所赋予的最大收益时，则会选择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长远来看，维持现状将让台湾民众损失收益。维持现状让台湾民众损失收益的确定性效应越来越显著，从维持现状中所获净收益日益减少。例如，如果台湾地区主流民意表现为长期或无限期维持现状，而不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那么必然会让和平统一的前景受到破坏，使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条件受到巨大挑战。在这种条件下，没有目标的维持现状从根本上冲击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会让两岸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出现动荡。这意味着维持现状可能会让原有收益受到破坏。一旦台湾民众在维持现状中损失最大收益的确定性日益显著，台湾民众会更加倾向于放弃维持现状。在不可能实现“台独”的前提下，其选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意愿必然大大增强。

第三象限中存在较小的可能性效应。当台湾地区部分民众认为只有5%的小概率能够获得维持现状所赋予的最大收益时，意味着维持现状可能并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对这部分民众而言，当获得最大收益的概率值越来越低时，出于改变现状、寻求更大收益的心理动力，他们更倾向选择一个新的方案。新方案虽然存在一定风险，但也存在能够提高更多收益的可能。从当前台湾地区部分民众的心理来看，他们一旦认为在不可能实现“台独”的前提下，继续维持现状所获得最大收益的概率越来越低，只有寻求新的改变才可能带来现有收益的增长，就会倾向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获得更多收益。

第四象限中同样存在较小的可能性效应。当台湾民众认为只有5%的小概率会损失维持现状所赋予的最大收益时，出于“风险”规避的原因，他们不会倾向于选择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对台湾地区部分民众而言，他们一旦在心理上认为维持现状所获得最大收益的格局较为稳定时，就很容易变得更加依赖当前的现状，而不愿主动选择新的方案。因此，如果维持现状所获得最大收益的格局受到冲击的可能性较小，部分岛内民意就会缺乏改变现状的心理动力，自然也不会倾向认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从“四重模式”可以看出，在第一象限和第四象限中，台湾部分民眾之所以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因为他们在心理上认为维持现状能带来最大收益，而且认为这种确定性结果要高于可能性结果。这部分民众出于对维持当前最大收益的选择，更倾向于选择维持现状。由于确定性效应的存在，即维持现状所带来最大收益的确定性结果依然显著，台湾部分民众在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选择上呈现害怕失败或担心损失的心理，进而会选择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相反，在第二象限、第三象限中，台湾部分民众在心理上选择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因为他们认为维持现状所获得最大收益的确定性在下降，即使其可能失去越来越多的收益。从四个象限中的不同行为选择来看，当维持两岸现状获得最大收益的确定性效应依然显著时，岛内民众选择“一国两制”的主观意愿不高;但一旦维持现状存在显著收益损失，而且从中获得的收益日益减少时，岛内民众接受“一国两制”的意愿与动力会大大提高。

四、增强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认同的路径

当前，进一步推动台湾民众认同与支持“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改变其将维持现状作为评价“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参考点，增强其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确定性预期，降低其对国家统一前景的损失预期，构建岛内主流民众选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强大心理动力。

（一）改变台湾民众对现有参考点的心理选择

1.推动台湾民众将其参考点由现状改为国家统一。从当前岛内各种民调数据来看，维持现状即“不统不独”依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但是，“人们的偏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参考点发生变化”^[12]。行为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是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环境、时间发生变化，尤其是行为者认知发生变化时，可能导致决策的重大变化^[13]。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参考点的方法来影响人们的决策。这就要降低台湾民众因接受“一国两制”而带来的不适应感，逐步推动其将参考点由两岸现状转变为国家统一。从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景来看，两岸只有统一这个选项存在。只有台湾民众逐步认识到统一才是两岸关系唯一的前景所在，将国家统一作为评估两岸关系前景的参考点，才能根本解决他们因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带来的心理不适应。大陆要从台湾民心动向入手，尽可能地通过各种途径让赞成国家统一成为台湾主流民意，加快两岸迈向国家统一的实际进程。只有台湾民众真正认识到国家统一是不可逆的时代发展潮流，才会逐步改变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态度，最终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2.逐步扭转台湾部分民众对“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误解。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与接受程度长期受“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影响。岛内部分民众之所以形成拒绝接受“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看法，重要原因是这部分民众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可能会给台湾地区带来“港澳化”的治理模式，由此形成了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同于港澳模式的认知。除了要继续澄清“一国两制”港澳模式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差异，消除部分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错误认识;还要尽可能用好“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积极示范效应，展现“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的成功经验，减少台湾民众从“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中所获得的负面反馈。

（二）增强国家统一前景的确定性

1.增强国家统一前景的确定性效应。一旦岛内在“统一”与“一国”的问题上建立起根本性共识，那么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支持率必然会提升。反之，如果岛内民众依然反对或不赞同统一，也就意味着两岸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尚无法形成根本共识，会带来岛内民众认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阻力。

当前，两岸统一进程的方向越来越清晰。这意味着两岸维持现状不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静止状态，国家统一已经成为越来越明确的事实，并且认同与支持国家统一的人心也在逐步汇聚。从当前和以后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来看，大陆要进一步释放更加清晰的信号，让台湾民众明白一个事实：维持现状不可能带来长治久安，并且依然存在不稳定因素，只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才能增强两岸未来的确定性，从而打破台湾部分民众认为只有维持现状才能让台湾获得最大收益的思维定式。

对于台湾部分民众对国家统一存在的疑虑以及排斥态度，大陆要继续巩固和推进国家统一前景的成果。只有增强台湾民众对国家统一前景的确定性，才能使更多的台湾民众走出维持现状的迷思。依靠日益浓厚的统一氛围，国家统一前景的确定性也会逐步被多数人认同。对此，大陆除了要继续高举国家和平统一的旗帜外，还要通过制度来规范国家统一的推进逻辑，通过政策来落实国家统一的实际进程，通过沟通来强化国家统一的心理预期，打破维持现状中的心理僵局，推动消极的维持现状向积极的实现国家统一转变，进一步释放国家统一的确定性效应。

2.降低或避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所带来的损失预期。人们在主观心理上会厌恶损失、希望规避风险。“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确会带来两岸现状以及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改变，岛内部分民众担心其会影响现状的稳定性。这就要推动台湾民众增强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信心。国家要在推动统一的进程中充分考虑并解决台湾民众关心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活福祉、尊严及需求等问题。两岸各界要展开充分协商，并在交流过程中维护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逐步实现两岸民众在国家内部享有同等化待遇。

两岸要积极构建和维护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与共识。在确保一个中国原则得到落实的前提下，两岸可以在各界协商的基础上，对“中华民国”符号实施“去主权化”改造;对“中华民国”原有的历史记忆以及政治情感，可以让台湾民众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进行保留。这种灵活性的认同衔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台湾民众对“一国”的心理排斥，降低其在心理上存在的损失预期。

参考文献：

[1]  赵博，许雪毅.***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EB/OL].（2014-09-26）[2020-11-0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6/c_1112641354.htm.

[2]  饶戈平：“一国两制”同样适合解决台湾问题[EB/OL].（2007-07-03）[2020-11-04].http：//www. 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9/7/6/100397613.html？coluid=3&.

[3]  邵宗海.“一国两制”在台湾存在发展空间的探讨——对1991—2008年臺湾社会“一国两制”民调的解读[J].台湾研究集刊，2014（4）：18-24.

[4]  庄吟茜.“一国两制”在台湾的污名化：剖析与澄清[J].台湾研究，2016（1）：31-38.

[5]  李睿.前景理论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论坛，2014（2）：214-222.

[6]  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J].国际政治科学，2007（4）：104-126.

[7]  Jack Levy.Prospect Theory，Rational Choic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7（1）：87.

[8]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EB/OL].（2006-02-28）[2020-11-04].http：//www.gov.cn/ test/2006-02/28/content_213349.htm.

[9]  李心丹.行为金融学：理论及中国的证据[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78.

[10]  陈孔立.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58.

[11]  JackLevy，LossAversion，Framing，Bargaining.TheImplicationsofProspectTheoryforInternationalConflict[J].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1996（2）：182.

[12]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M].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66.

[13]  林民旺.前景理论与外交决策[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5）：62-68.

责任编辑：孙德魁

[1] 资料来源：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M].胡晓娇，李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