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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影视教育现状管窥及思考

时间:2024-07-28

潘汝

摘 要:欧洲有着悠久的运动影像教育的历史,这一文化传统,内化到当代欧洲影视教育之中:在理念上,欧洲影视教育凸显“观众拓展”,重視集观众教育、审美培养为一体的观众拓展方略;在教育实践中,欧洲影视教育学者在认同影视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共通性的同时,强调影视教育的独立价值;在国家战略上,欧洲诸多国家规范影视基础教育,构建影视教育网络。欧洲经验对我们推进影视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欧洲影视教育;观众拓展;媒介融合;国家战略

中图分类号:J9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6-0007-07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6.002

随着视听媒介的发展,影视语言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必将获得与文字语言系统同等重要的地位,哪个国家获得影视教育的先机,就意味着将获得国家文化建设的未来优势。欧洲有着悠久的运动影像教育的历史,这一文化积淀,使影视教育成为许多欧洲国家文化建设的自觉愿望。因此,考查欧洲影视教育的思想及方略,对我们影视强国梦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影视教育与观众拓展

什么是影视教育?从“本体意义、教育活动、制度意义、文化或艺术意义、学科意义”等不同的考查维度,有不同的涵义。本文是从“教育活动”的维度来探讨影视教育的。然而,即使在这一看似具有相当确定性的维度上,欧洲与我国的影视学者的理解,也颇有不同。

(一)影视教育的观念

英国、葡萄牙等欧洲高校的学者雷亚·巴普蒂斯塔等,根据欧洲的实际,对影视教育的内涵,作了如下阐述与概括:其一,公民享受公共文化教育的权利,将影视教育“作为一种面向所有人的应得权益,一个社会良好教育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目的是让大众普遍享受这样的权利”;其二,“影视行业发展影视消费者的工具与手段,其动机是发展未来观众。”[1]

而我国影视研究界颇具代表性的表述则是:“‘电影教育①是以‘电影为认识或实践对象的教育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凡是增进人们关于‘电影的知识、技能,传递电影文化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促进身心健康的活动,都属于广义的‘电影教育;狭义的‘电影教育,是指在电影专业教育机构中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以培养电影专业人才和提高学习者的电影艺术审美素质为主要目标。”[2]

对照这两种关于“影视教育”内涵的表述,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我们的学者并未在阐述中凸显公民影视教育的权利,但在提升公民对影视的审美认知等能力方面,与欧洲学者是有共通之处的。

然而,欧洲影视学者在强调公民影视教育权利的同时,直言影视教育是“影视行业发展影视消费者的工具与手段”,彰显了影视教育与观众拓展的内在联系。

正如2012年英国官方就电影政策所发布的一份专家评估报告《英国电影的未来:从观众开始》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影视教育的概念,凸显的是影视产业发展层面的观众拓展。

(二)欧洲影视观众的拓展

大多数欧洲国家至少拥有一所国立电影学校,另外还有不少私立学校承担着影视教育的任务,不管是哪种体制的电影学校,一般都“将保持电影制作者与观众的健康关系置于着重考虑的地位。”[3]欧洲的影视教育专家声称:“我们必须教育我们(影视专业)的学生关心并尊重观众。”[3]这就为观众拓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

观念决定效能,也影响了影视观众拓展的实践。在欧洲诸国,影视观众教育,是社会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责之一。如英国电影学院(BFI)电影资料馆,作为英国最重要的电影和电视资料收藏馆,为大众提供免费的借阅服务,大部分的馆藏项目,观众都可以进入其中进行搜寻,即使不在馆藏目录之中的片源,观众也可以提前申请的方式让工作人员设法查找调度。除此之外,还经常开展相关主题活动,进行观众的影视教育。

意大利文化部门推出面向14—30岁年轻人的文化活动打折卡,叫做Carta Giovani(青年卡),持卡购电影票,可以享受很低的折扣。2017年,为配合该卡的使用,推出专门的手机APP软件,自动推送附近的各种观影优惠活动,为年轻观众观影提供极大的便利。

另外,从2017年年初开始,意大利政府拨款举办了一项活动——“Ai nati nel 1998 bonus cultura di 500 euro”,也就是说,生于1998年(年满18周岁)的青年,每人均可领取500欧元的文化基金(并不是以现金的方式发放,而是赠送等价的代金券),青年人可以用代金券购买电影票。

在欧洲,观众拓展的重任,并非全部落在政府及公共服务机构身上,相关影视企业及影视行业之外的企业也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法国,“电影院线和企业积极支持,培养未来电影消费群体”,[4]培育青少年观众的资金来自各大电影网站、儿童电影频道以及大型超市等企业的赞助,政府和相关民间组织充分利用这些赞助,“引进最新影片,并让家长和儿童以很低的票价走进影院。同时,一些电影院线每年都会组织几天‘本年度最佳影片回顾放映活动,其间也会放映3至4部适合少年儿童观看的影片,并向每个家庭提供票价的优惠。”[4]

欧洲的诸多国家在未来观众拓展方面,可谓不遗余力,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影视企业乃至非影视企业与公共服务机构共同承担相应培育的责任;二是在开展观众拓展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对青少年观众的培育,这可能与影视的观众群体特点及欧洲的人口老龄化有关。

(三)对我国目前影视观众培育现状的思考

在我国,图书馆、电影资料馆、艺术书店等公共服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观众培育的工作。如上海图书馆,开设影视方面的讲座,还有会员的免费电影观摩活动;电影资料馆更是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开展专题教育研讨活动;某些文艺书店,如季风艺术书店,开展不少独立纪录片和小众艺术片的影展。然而,我国大部分图书馆的影像资料资源并不很丰富,而电影资料馆虽然馆藏丰富,但服务的对象多为专业的电影研究者,而且查阅资料的成本比较高,一般观众望而却步。因而,就目前我国对影视消费群体的发掘与培育的深度与广度而言,还是比较有限的。

再看,我国目前电影院线及影视相关企业在观众拓展方面的作为,更多趋向于商业化的影视营销,以功利的心态攫取票房,对可能的观众,尤其是未來观众,尚未承担起真正培育的责任。甚至对“可能的观众”,如IP改编的原作粉丝群体,也不是抱着细心呵护、精心培育的心态,而是投机式的消费。

我们期待大型的院线,如万达、星美、新世纪等,或影视制作与传播公司,能主动出击,像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电影企业那样,积极支持并分担公共服务机构的观众拓展功能,因为这些影视商业机构,尤其是各大院线,不仅在一线城市风生水起,在二三线城市,乃至广大村镇都有很强的影响力,有利于观众拓展的广阔网络的形成。这些影视商业机构,尤其是影视制作与传播公司参与的观众拓展,能带来行业最前沿的鲜活案例,激发年轻观众对影视的热爱——使观众拓展的理念和方略与欧洲发达国家同步,即观众拓展不仅仅局限于市场营销,还包括观众教育和审美培养。影视制作、运营机构若能摆脱营销的初级阶段,与公共服务机构合力,形成集观众教育、审美培养为一体的观众拓展策略,将公民影视审美教育与影视观众拓展合二为一,让影视教育包含观众拓展,在观念上更新拓宽,将真正有助于我国影视教育的立体、高效的网络构建。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影视教学及创作实践

“艺术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历史地认定的专门化的媒介表现形式。”[5]因而,艺术教育与媒介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在新的媒介背景下,影视艺术在教育目标上,呈现出与媒介教育的一致性与共通性。然而,随着影视艺术的发展及跨媒介转换的影视创作实践的推进,影视语言的独立价值及影视媒介独特的文化与审美内涵也日益彰显。欧洲影视学者在这一方面的调研活动,或许能引发我们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影视教学与创作实践的新思考。

(一)影视教育与媒介教育目标的共通性

媒介是基于介质的、促使双方或多方相互理解与沟通的某些特定的符号系统。从理论上说,自从人类有了以身体为载体的符号系统(如手语、舞蹈)及口语、文字这些媒介系统之后,媒介素养教育早就应该存在并相当成熟。然而,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个清晰的概念提出,却是在电影这一特殊的媒介出现之后,“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起始于电影教育”[6]。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影视作为一种异质综合的媒介,蕴含了以各种媒介方式存在的艺术形式,因而,影视教育也几乎涵盖了媒介教育的所有目标。

时至今日,数字媒介高歌猛进,多媒介融合的影视艺术的大众化进程得以进一步加速,媒介素养与影视制作的相关性也进一步凸显。“英国的教育体系中纷纷把学生的影像动手能力纳入到核心内容之中”。与此相对应的“在英国的普通初中会考GCSE学习中,2010/11年度总共有6.8万名学生学习了媒介研究方面的课程,比六年前增加48%。”而与媒介研究课程的选修同步增长的则是电影研究与电影制作课程的学习人数,2010/11年度“(学习媒介课程的学生中)有4500多名学生进入到大学学习电影研究的课程,比7年前增加202%,其中有关电影制作的课程增加了几乎四成左右。”[7]

由此可见,数字媒介时代,媒介素养的提升直接促进了影视研究与创作,影视教育与媒介素质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正如雷亚·巴普蒂斯塔教授等学者在欧洲影视教育的现状调研中,捕捉到欧洲文化产业的时代特性:“一个时代的‘文化融合和各种各样的数字产业文化,年轻人参与其中,伴随着那些具有强大的媒介想象力的进入,将会跨越书籍、漫画、电影、电视剧和视频游戏的界限”[1],认为在“这样一个彰显多样化的文化数字产业时代”,“影视教育可以被认为是媒介教育的一个子集”,两者的“教育目标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培养一种包含了广泛的文化经验的文化审美欣赏,批判性的理解和创造性的生产。”[1]

(二)影视教育之于媒介教育的独立性的思考

然而,雷亚·巴普蒂斯塔教授等学者并未停留在两者的共同性上,他们在对欧洲各国的影视教育现状进行全面调研之后,提出:“我们应该关注运动影像语言的特殊性——作为一个意义创造系统——它有异于基于印刷模式的语言(如书写)或基于时间的语言(如音乐或口头语言)”[1]。在这些欧洲电影研究者们看来,“电影尽管是由讲演、剧作、静止或运动的影像及音乐共同约定并表达,但仍应该被视为多式联运模式的运动影像,它使得这些影像、讲演、音乐乃至建筑、戏剧表演等在电影之中以拍摄或编辑的方式集聚成紧密的表意系统。”[1]从这个意义上,影视教育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媒介素养教育,它应当凸显影视之于其他媒介的独立价值。这一结论,引发我们对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当下影视教学及创作实践的进一步思考:

1.影视教学应当注重视听语言的独立价值

视听语言是影视导演创作的主要工具与思维方式,也是影视教学的核心课程。但是,长期以来,在视听语言的教学中,我们对影视作为“多式联运模式的运动影像”的独立特征认识不足,往往把“影像(视)”“声音(听)”与“影像的剪辑”割裂开来,并且在“影像(视)”板块的教学中,又将“画面构图”“影像色彩”“景别和角度”等相对静态的画面的制作与解读作为重中之重。久而久之,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静态的视觉造型艺术与声音造型艺术在视听语言中的地位,而视听语言本身具有的独立语法与修辞特征,却不够凸显。

近日,笔者对曾经在德国科隆媒介与艺术学院学习的聂欣如教授作了一次访谈,他的德国学习经验颇能说明问题:“我们的学校(德国),一般视听语言是在导演课里完成的,而导演课往往是请专职导演来上课,上课时就是把我们带到了拍摄现场参加拍电影,虽然没有系统讲课,但是在浑然一体的、连续的视听创作过程中,专业导演一边实践一边仔细地回答学生的提问。”如此看来,德国的影视教育是把视听语言看做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整体,各个元素不是割裂的。各个镜头的关联性在镜头的组接中体现,信息传达的规则与情感表现的效果也在镜头的组接中体现。正是基于来自欧洲电影教育的这一理念,聂欣如教授通过自己读书、看片和做导演的实践,初步构建了视听语言的语法与修辞体系,体现视听语言区别于其他艺术语言的独立特性。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影视的艺术化、语言化乃至全思化的进程已经或将要渐次推进,在新的媒介时代,影视必将成为人类的另一种重要的语言系统。如今,影视教育应抓住影视语言化进程的历史契机,把已突破媒介区隔获得广阔发展空间的影视这一意指媒介的特殊属性彰显出来,并在教学实践中灵活推进。

2.影视创作教学,应注重跨媒介转换中影视媒介独特的文化与审美内涵

当下中国,由于影视产业的井喷式需求,一部网络小说、一起网红事件,甚至一句流行语,都可能被改编或发酵成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一些处于完全割裂状态的产业正在快速地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同一明星IP可以体现为多种媒介形态。

关注这种互文关系成了新媒介时代影视教育及研究的必然。我们应当看到,在我国影视IP热火的背后,隐藏的是“原创能力下降,虚浮与苍白的自我自制盛行的现象”[8],催生的是“一种技术变迁语境下的产物”,而欧洲影视创作,则呈现出静水深流的面貌。就拿当代意大利本土电影来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IP爆款的现象,即使是在IP改编时,他们也非常注重不同媒介所蕴含的不同文化特质,比如根据保罗·乔尔达诺的处女作改编的《质数的孤独》,以“碎切”的影像修辞格将电光石火般的命运激流捕捉,不断插入闪回青年时酒吧里的音乐及影像,将悲悯哀伤的格调贯穿始终。最终,以其不俗的内蕴,获得了多项电影大奖及提名,更难得的是作者本人非常认同电影改编,认为它用视听的方式,将文字无法表达的、暗示性的内容都传达出来。

丁亚平先生在《论互联网语境下电影IP转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一文中对“体现媒介融合本质”的IP转换,即“现象创造IP”,做了富有创见的阐释:“基于事件(现象)之上具有创造意义的IP,它的作用乃是商业、文化、智慧、情感、艺术创作能力融合使然,而不是由偶然、直接的商业化演绎或市场所促成的,也就是,IP的生命力在改编和应用中能否‘永葆青春,还要根据时代变化与文化、审美情感适时地有所协调、有所创造。”[8]

的确,IP转换,不仅仅是“技术变迁”的产物,更应真正体现“人类交流与传播诉求驱动下的社会实践变迁”[8]这一媒介融合的本质,让“交流与传播的实践不仅跨越了不同的媒介平台,而且跨越了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语境,成为我们想象与创造未来的途径。”[9]在新媒介时代,在各种媒介形态发生扩散、转变,电影与书籍、漫画、电视剧和视频游戏等多种媒介方式的互文关系的可操作性已日益明晰的今天,我們要在影视发展中获得先机,就应当在影视创作的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关注这种媒介转换的内蕴,发掘这种互文关系可能带来的影视发展契机。比如,处于不同媒介疆域中的影视和网络游戏,其互文关系,不仅开启了各自的商业征程,或许还预示了影视在虚拟现实的情境中,实现创作者、影视文本、消费使用方等多维交互的未来图景,从而为影视创作教育提供方向性的思考。

文化产业跨界融合的现状决定了影视教育跨界融合的必然趋势。不管愿意不愿意,影视教育都应当融入媒介教育的集合之中。然而,影视与文学、漫画、视频游戏,始终分属于不同的领域,而教育,是让受教育者在某一范式内获得一整套适应特定文化模式的能力,过于宽泛的影视教育不可能产生实效。因而,我们要始终在以影视为中心点的多种媒介的互文关系中,把握影视教育在媒介教育系统的独立价值。

三、影视教育的国家战略实施

对于影视教育来说,观念的拓展,教育教学实践策略的与时俱进,固然十分重要,然而,要真正强有力地推进影视教育,还需要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整体架构。如何落实影视基础教育,如何构建影视教育的网络,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两大课题。

(一)落实影视基础教育

几乎所有的教育家都不得不承认,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教育对其日后的专业选择及专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因而,影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欧洲影视基础教育的教训与经验管窥

在对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影视教育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雷亚·巴普蒂斯塔等学者指出:“几乎没有国家纪录表明这些目标被达到或有所进展,除非那些将影视教育列为高中的一门正式考试科目的国家。”[1]原因是,“我们来看在正式(学校)教育,通常的模式是片状的,有时规定(的目标和内容)被弱化,没有完整的核心权利”;“许多规定的迹象因被吸收进其他学科或跨学科分布而被弱化。”[1]我们来看欧洲那些将影视教育纳入正式考试科目的国家的做法,可以为我们的进一步实施影视教育提供依据。英国针对青少年的影视教育,体现了欧洲作者电影将摄影机视同为作家手中的笔这一传统,把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影像动手能力的培养纳入到核心内容之中,最见成效的是,英国的普通初中GCSE会考中,涵盖了影视制作能力在内的媒介研究课程就是其中的核心科目之一。

法国早在1988年,就通过了《艺术教育法》,并于次年正式推行初中影视教育,随后小学和高中的影视教育跟进。他们的影视基础教育有完善的教学大纲,由教育部制定课程的编排并规定基本课时,基础教育的教材和教材参考资料统一由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负责并建立专门网站,供师生学习之用。法国的影视基础教育从小学到高中,都有明确的学时标准、培养目标和教学方式,循序渐进,让小学生认识影视,感悟影视,认识影视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初中生的考核重点则是摄影和影像创作能力,鼓励学生的影视创作的想象力和表现现实的能力;有了小学、初中阶段的积累,到了高中阶段,则有技术会考,让高中生有机会获得影视相关技术员合格证,如摄影师、布景师、服装师、道具管理员、电影放映员等。当然,在法国的高中阶段,还有视听影视职业学校,在学时、课程设置和考试要求方面则会更加专业些。关于法国电影基础教育的相关内容,参考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肖熹在第三届电影教育国际论坛上的发言《法国电影基础教育现状》。

2.我国影视基础教育的现状及期待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根据教学任务,被划为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基础型课程是根基与核心。早在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王志敏教授就已经提出“把影视教育列入小学、中学教育的核心课程”的建议,认为这一举措“对发展中国电影意义重大”[10]。我国影视教育专家所呼吁的将影视教育纳入中小学的核心课程,也就是将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的基础课程,取得与语、数、外等课程相同的核心地位。

尽管目前我国“将影视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这一目标尚未达成,但面向这一目标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2008年,教育部等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通知》,提出“将影视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保障每个中小学生至少每学期观看2次优秀影片”,“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以开设影视教育的地方和校本课程,培养学生对影视作品的审美和鉴赏能力”。山东省在影视基础教育方面走在前列,2016年,山东省根据(国办发〔2015〕71号)文件精神,在高中阶段施行2+1美育课程设置,即学生在修习音乐、美术课程的同时,至少要修习一个模块课,其中就包含了影视模块课。在课时上,鼓励义务教育学校按总课时的11%(1047课时)开设包括影视在内的艺术课程。

随着影视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影视教育课程是能够被列入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的。在我国,所有基础教育的核心课程均有明确的考纲,其考试成绩是衡量基础教育目标达成的重要依据。这也就意味着影视教育一旦被列入基础教育的核心課程,那么它就能获得一定的强制保护力量,避免被其他强势学科鲸吞蚕食的命运。考量我国的教育传统和课程设置实际,在我国的基础影视教育中采取以下循序渐进的策略:首先,将影视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的准核心课程(类似于信息技术课程的地位),而后制定一系列的课程考核标准,并辅以一定的强制力量,确保课程标准和目标的达成,最终将影视课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国家正式考试科目之一。也许,这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二)合理构建影视教育的网络

在欧洲影视教育的概念界定中,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将影视教育视为公民文化教育的权利之一,这种权利,不仅体现在义务教育或高等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更是体现在公民享受公共文化教育的权利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影视学者提出合理构建影视教育的网络,满足公共教育层面上的影视教育需求。

雷亚·巴普蒂斯塔教授等的调研表明,在欧洲影视教育中,取得成功的国家有瑞典、丹麦、挪威、法国和英国等,它们的重要特征是将影视教育与其他各项工作网络相协调,并使之成为国家战略。这些影视学者在调研中指出:这里所说的“国家战略”并不是指政府集中管理的模式,如匈牙利模式,采用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实行影视教育,忽略了民间的能量和市场的力量,终不能成为高效的成功的模式。

通过调查,那些在影视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构建的网络系统包括:公共资助的组织(如德国的“视觉电影院”组织)、影视社团(如芬兰的mediakasvatusseura)、电影节(如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瓦隆联合会)、儿童电影节(塞萨洛尼基和塞浦路斯)、电影营地(丹麦的stationnext,匈牙利的CR)、教育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工作室(如波兰罗兹的工作室)、影视教育的专项重点项目(包括影视制作与影视批评)……[1]这些影视教育网络的构建,让欧洲诸国的公民真正享受到了公共文化教育的权利。

此外,影视产业支持影视教育方面的举措也是网络建构的有机组成,如电影博物馆的电影服务与预约放映、专题的学习研究日、节假日的免费放映等,其片源和资金都是由影视产业提供有力支撑的。

从以上欧洲各国的影视教育的策略来看,既有政府公共服务层面的,也有商业资本的自觉履责;既有常设的提供日常影视教育服务的机构,也有按固定周期举办的大型电影盛典;既有面上的影视素质教育培育,也有深度的专项扶植,如此纵横交错,形成彼此呼应的有机的整体。

而中国目前的影视教育网络,成熟的、互为依托的有机整体尚在构建之中。时下,中国影视教育各方力量,主要呈现以下三方面的特点:其一,强弱对比明显,影视教育的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和各影视研究机构,并主要以专业学科教学的方式存在,其他领域的影视教育的优势不够凸显;其二,各教育主体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彼此呼应,相互关联的合作共同体并不很多;其三,在运作模式上,与匈牙利模式接近,政府主导、集中管理的印迹比较明显,而民间的、产业的力量在影视教育方面的效能处于正处于逐步觉醒的状态。

当然,政府主导、市场依托、高校或电影研究机构积极参与的三方联动的成功运作,也已经初显活力。比如,中国的各大国际电影节,由于参照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且融合了本土优势,因而理念比较先进,成效也比较显著。其中,上海国际电影节尤为引人关注,这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电影节,采用与国际接轨的运作方式,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砺,日臻成熟。2017年6月份举办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征集了106个国家2528部影片,观影人次逾42万。此外,还举办了13场金爵论坛、20场电影导赏讲座,对中国的观众,尤其是长三角的观众来说,不啻为一场影视教育的盛宴。

然而,国际电影节固然卓有成效,但各种地方性、专题性的电影节,如浙江青年电影节、无锡国际儿童电影节等电影节的知名度与民众参与度都有待提升。此外,我们缺乏公共资助的面向全民的影视组织与影视社团,影视教育的重点项目多集中在高校系统,影视产业对公共影视教育的责任感有待增强。

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我们能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重新梳理、整合我们的影视教育网络,则有可能让各影视教育平台在协作共进的基础上,各得其所,各效其力。如:在社区开展更多的影视教育主题活动,让影视教育深入基层;扩大各级各类电影节的影响力,增强其公益服务与培育观众的效能;扶植资助面向民众的影视教育的组织与社团,以满足人们各个层次的影视教育需求;政策引导影视产业主动承担观众培育、拓展的功能,在宏观层面提升企业服务影视观众的能力与意识。

综上,我从影视教育的观念、实践、国家战略三个层面,探析欧洲影视教育的思想和策略及其给予中国当代影视教育的思考。当然,东西方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尽管如今世界影视文化一体化进程不可阻挡,要真正化用欧洲影视教育的某些经验,推进中国影视文化建设,仍需尊重中华文化的传统及教育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扬长避短,汲取欧洲作者影视教育的成功经验,提升中国影视教育效能,滋养华语影视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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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志敏.简明学术词典[EB/OL].http://blog.sina.com.cn/wangzhiminblog,2017-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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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军.英国电影教育战略[J].当代电影,2015(01).

[8] 丁亚平.论互联网语境下电影IP转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当代电影,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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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志敏,陆嘉宁.中国影视专业教育现状·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2.

(责任编辑:王勤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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