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青铜饮食器具之审美意蕴

张欣 黄有为

摘 要：人类早期的器物制造过程为审美意识的萌芽提供了实践基础，工具、器物的设计与造作成为人类早期审美活动的基本形态。先秦时代的青铜食具通过形色各异的形态展示其外在的审美性质，与此同时也在这一时期积淀了一定的审美文化心理以及审美意识。青铜食具上各色具象的、抽象的纹饰展现了当时先民们的造型能力和审美观念。繁多的食具形制展现了工艺水平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多样需求。这些富丽而厚重、神秘而实用的青铜食具承载着先秦时代的审美理想。

关键词：先秦; 饮食; 青铜器; 纹饰; 形制; 审美意蕴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6-0024-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6.005

先秦时代农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阶层的形成，促使先民们的饮食品种、饮食方式、饮食礼仪、饮食观念、饮食器具等多方面发生转变。青铜饮食器具作为实物遗存，是我们探究先秦社会风俗、审美意识的物质依托。通过细读青铜饮食器具丰富的纹饰，考察青铜饮食器具多样的形制，发掘其承载的观念。自先秦流传而来的青铜饮食器具是中华早期文明审美创造的杰出成果，也体现了先民们的审美表达与审美意识的发展。

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物质创造和精神观念并行发展、不断演进的历史。一般地说，器物、工具的设计与造作是工匠本人或其使用者的思想观念的物质呈现，器物的材料、形制及其装饰方法反映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器物的功能性与审美性成为其作为具有美学价值的器皿的基础，青铜食具不脱离饮食的作用，又承载着先秦时代的审美观念。

这些具有审美价值的青铜制食具显现了“青铜时代”的文明程度，同时也彰显了先民们注重饮食活动、饮食礼仪的社会风貌。在食具的造作过程中提高了艺术造型能力，自觉地追求材质、色彩、线条等方面的装饰美感。“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到商代青铜器，它们雄辩地说明：形式美追求是人类审美意识的最核心内容，形式感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起源。所谓人类早期审美意识，其最具体的内容便是先民在各类人造日用劳动工具、器物上所表现出的对形状、色彩的讲究，这种讲究的趣味和实用能力，是反映在器质文化对象上普遍、强烈的形式装饰行为。”[1]56

夏、商、西周时期，制造青铜器是当代最尖端的工艺技术，代表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人造器物。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社会等级和礼仪场所之别，不用的形制与纹饰也有着不同的意义。青铜器成为三代时期创作的核心，每一件青铜器物的设计都饱含着强烈的感情与虔诚的信仰，先秦先民对青铜器的高度关注，将青铜器的铸造视为“国之大事”，也是成就其走向青铜艺术巅峰的重要基础。

青铜食器是青铜器物中的重要一类，出土数量较多，贴近人们的世俗生活，其纹饰与形制也历经由简及繁、由少而多、由轻薄至厚重、由象生到抽象、由重实用到重审美的演变。食器的设计与制造源于先民的饮食生活的实际应用，其形制的演变除依据烹饪方法的需要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出于审美的需求。从日常实用出发、从工艺水平所及的条件出发以应对生活饮食之需，到后来不断创新工艺技术以期達到审美之理想而不断演变为弱化功能性、强化艺术性的青铜器物。青铜食器除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饮食之需的物质实用以外，其功能也不断拓展至其他精神生活领域，成为了一些像祭祀、礼仪等精神活动的功能符号。这些重在满足精神生活的功能需求的器物，重视对饮食器具进行美化与装饰，也使得饮食器具从实用器具发展为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青铜饮食器具的制作工艺技术不断演进，器身纹饰的设计与器形种类的不断丰富，迎来了“青铜时代”的辉煌。

先秦饮食器具是我国早期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文化现象。青铜食具作为先秦时代饮食活动的重要文化表征，不仅代表着“青铜时代”物质文明的重大发展，同时也蕴含着这一时期的精神内涵。先秦青铜饮食器具的设计与制造作为人类文化史早期的文化现象影响深远。先民们将审美理想铸造于青铜器物，呈现为从实用到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发展规律。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先秦青铜饮食器具的审美做一番研究，这对探究先秦审美意识的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纹饰

先秦时期的器质文化盛行，先民们重视陶器、青铜器、漆器等器物的设计与制造，这是一个观念文化、器质文化并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礼记·礼器》开篇中即讲：“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追溯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史，青铜器而非甲骨文作为先秦时代的典型之物代表着早期审美的创造维度，青铜器已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象征，成为先秦时期的一种审美符号。

青铜器作为陶制器具制造的传承与延续，更加注重审美与礼制文化的注入，文化因素也更加丰富。“彩陶与青铜器二者相比较，前者基本上属于单纯的物质器具，以食器为主，审美因素集中于外在的形式美装饰;后者则非常突出地增加了服务于精神需要的观念性因素的新功能。”[1]45-56先秦时期的青铜食具出于宗教礼器与审美的设计理念，以繁缛复杂的纹饰装饰器物表面，彰显其独特的精神理念功能。

先秦时期的青铜装饰艺术历经一个由简洁到繁缛，然后再趋于简单的演变过程。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青铜器装饰纹饰较少，多以素面，构图稀疏，这也反映了其青铜制造工艺尚属初期探索阶段。经过先民不断地探索实践，工艺技术开始走向成熟，至商代晚期出现了繁缛绮丽的青铜装饰，繁密的纹饰布满器身，多种纹样集于器表，有自然中常见的动物纹，如鱼纹、鸟纹、蚕纹、龟纹、象纹、鹿纹、蝉纹等，还有更多的是虚幻想象之物，如饕餮纹、龙纹、夔纹、凤纹等。饕餮纹是商和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其后龙纹也成为青铜器物纹饰的主角。龙的形象被抽象为瘦长的身子，多以侧面呈现，亦被之称为“夔龙”。《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 至商末周初，多以凤纹装饰青铜器。从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时代，凤纹成为器物装饰的重要形象。先民们崇尚神鸟，凤以其华丽的羽饰与鸟冠达成审美理想。

动物纹饰代表着自然力量，成为大自然的化身。这些青铜器物上的纹饰有的描绘写实，有的夸张变形，还有的呈现为多种动物的变形与鸟兽合体的纹饰。器物上的纹饰主题，以凸显狞厉之美的兽面纹为大宗。此外，还有抽象的几何纹饰作为填充与辅助，如绳纹、云纹、雷纹、圆圈纹等，增强纹饰整体的节奏感和流动飘逸感。为了增强装饰的立体效果，通常以云雷纹为地且在此基础上绘以主纹饰，多为动物纹等的主纹饰上还会增加一些纤细的线纹，这样就形成了当时流行的三重花纹。这种纹饰层次明晰，有浅浮雕的效果，开启了错彩镂金的艺术风格，“青铜时代”盛期追求繁缛之美可见一斑。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物装饰由繁至简，兽面纹较为简化，波带纹、窃曲纹、瓦纹、重环纹等结体简单的纹饰增多，纹饰的抽象化、几何化、线条化等现象凸显，青铜器的庄严、神秘气氛，及其赋予的仪式感、厚重感、力量感随之消逝。例如，由龙纹与鸟纹演变而来的窃曲纹，它是由复杂的动物纹饰简化、抽象而来，多呈现为纤细的横向S形的纹样。

先民们将深刻的思想观念融于这些繁缛的纹饰中，使青铜器物获得了更多了审美价值。兽面纹，亦可称之为饕餮纹，是“青铜时代”盛期器物纹饰的一大特色，它杂揉了多种动物的造型，历经多重变形组合而成，普遍作为青铜食器的主要装饰纹样。在古代传说里的“饕餮”是一种能够食人的怪兽，它一次能食多人直到塞满大嘴无法下咽为止。如在《吕氏春秋·先识》中曾记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它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动物形象分解组合而成，杂揉成一种超越现实的想象性图景。以凶猛的饕餮作为纹饰，成为“青铜时代”食器的艺术装饰风格，也反映了先民们的审美意识，细读商周时期的青铜制品，感受到那种充满神秘、威严而恐怖的原始宗教气息。青铜器的装饰纹样所呈现出的这一充满着神秘且可怕的审美风格，李泽厚先生概括为“狞厉的美”[2]33。

一般来讲，青铜食器上的饕餮纹饰会有固定的程式，可以归纳为：“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多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为左右张开的躯体或者兽尾。”[3]可见，饕餮纹的形象是夸张、恐怖的，巨目圆睁，嘴巴阔大，獠牙外张，头顶上一对犄角形如刀锋，还有一对利爪置于面庞。这种纹饰注重刻画它的面部，其身躯则成纤细蜿蜒状置于兽面左右。

饕餮纹是由多种动物的局部形象拼接而成的，通常会选取动物最有力量、最有特点的那一部分，重新组合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从而创造出自然界中无处寻找的新的独立个体，它充满了力量，其形象令人震撼，不得不对其产生敬畏之情，这些充分体现了此物主人的权威与高贵。饕餮纹饰是由多种图示重新组合成的一个统一主题形象，具象的部分与抽象的整体同时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从艺术的形式上呈现出“和”的思想。由此来看，在先秦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对形式美有深刻的理解和运用。早期的青铜器物多用于宗教礼仪场合，以礼器出现，器表上的纹饰也服从于严整的礼教气氛，青铜工匠们努力将器物的功用与艺术形式表达相结合，多种器物纹饰不同层次间的排列、组合、结构布局以及纹饰与器物形制整体的巧妙结合，注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打造成传世精品。

装饰纹样由完整的具象的自然形象演变为抽象的线条、图形组合，由无意的自由刻画发展到有意为之的纹饰的规则化、规范化。“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这种原来是‘有意味的形式却因其重复的仿制而日益沦为失去这意味的形式，变成规范化的一般形式美”。[2]25先民们探索出的器物纹饰装饰规则正是为了适应器物功能的应用，已达成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青铜器物的设计者敬仰天地、自然、神灵，以夸张抽象化的动物纹饰以彰显自然的力量，他们对神秘的未知世界充满了疑惑与不安，以饕餮、夔龙、凤鸟等形象展示内心的畏惧与激情。繁缛复杂的纹饰正是先民们的情感语言，彰显着他们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追求。在青铜器物纹饰的设计与刻绘过程中以及在注视铸造成型的器物时，先民们的情感得到了释放与宣泄，也重新认识了自我与自然。如果说青铜食具是先秦文化的物质载体，那么它上面刻绘的装饰纹样便是先秦文明的图像注释。先秦饮食器皿的青铜器纹饰千百年来影响着艺术的感受能力和创作能力，从中体现出先秦先民旺盛的生命意识。

二、形制

先秦时期青铜食器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每一类器具都有相对固定的形制。但无论是几何型还是象生型的都是最初由满足人们实用目的的功能最终上升为庄正、凝重的造型审美，在这种巨大的形式意蕴中，“制器尚象”，透露出威严跋扈的王权意识，也寄寓了先秦先民与天地沟通、祈福辟邪的宗教理想。这种造型描摹自然物象而又不凝固呆滞，处处体现出对称均衡的美感和活泼灵动的审美气韵，青铜器逐渐由日常用具转化为祭器，其实用性开始从属于宗教性、观赏性，朝着厚、重、实、大的方向发展。这种由实用到祭祀作用的改变，加强了人们对青铜器的质量和美观的要求，使得沉重、神秘的时代特征获得了合适的艺术传达。

自夏、商开始，青铜器物开始进入到了人们的饮食活动中，这是饮食器具的一大进步。这一现象意味着中国的饮食器具从陶土时代步入到了金属时代。青铜制食具不易破损且方便携带，故流传广泛。饮食器具的变革对促进了烹饪技术的发展与革新。

青铜器物除大量作为礼器外，还有很多直接用于宴享饮食活动的器具，其形制多样，主要盛食器、贮盛器、汲水器，盛酒器等。就体积大小而言，“青铜时代”的器具普遍比“陶器时代”的器物要大。《礼记·礼器》里记载：“礼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有的青铜食器体积较大，比如大簋、大尊、大鼎、大爵等，它们能给人以在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陶制食器与之相比，朴实而脆弱，青铜食器的华丽壮美的审美特征伴随新的金属材质的运用而生成。

先秦饮食器具青铜器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制物尚象”指导思想密切相关。《易书·卜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动者尚其动，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噬者尚其占。”所谓“制物尚象”，就是通过具体的器形表达一定的象征意义。青铜器被铸成象生形态，是想借助一些生物的形象传达总结信息，“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人与神、鬼、祖先无法直接沟通，只能借助媒介的力量向上传达心声，向下颂扬天意，而这媒介便是动物。因此，在祭祀活动中，先秦先民以与自己生活休戚相关的牛、羊、豕、鸡等为牺牲，供奉神灵、祖先，同时又祈愿这些动物带去自己的崇敬与祈祷。因而在祭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牺牲所附带的神秘性与庄严性日益增强，最终被融入青铜器的造型之中。这其中凝聚着先秦先民的复杂的情感世界，寄寓着先秦先民欲与天地沟通和祈福除邪的理想。

同青铜器物纹饰一样，青铜器物的造型起初也是模仿自然物象，自然形态成为器物造型的设计原型与基础，丰富的人兽造形与动物造型与正是模仿自然的写实之作。象生形态的青铜饮食器具多见于酒器的设计与造作中，鸟兽尊是这类象生器具的代表。象生性是青铜造型的显著特点，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象生造型建立在铸造者对世界细心观察、精确把握与用心熔铸的基础上，它们为青铜器增加了趣味性与观赏性。然而这并不是象生造型发展的纯粹目的。在形态各异的象生青铜器之中，还蕴含着更为丰富的观念与审美目的。在形制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稳中有变，几乎每一件都在相似的外表下，利用微妙的空间调度，形成造型上的虚实相生，透露出凝重的青铜器富有变化与生机的一面。

在青铜器的铸造过程中，主要着意于神秘的宗教主题的传达，更多地去揣测神灵、祖先的心理。《通志·器服略·尊彝爵觯之制》中记载：“兽之大者莫如牛象，其次莫如虎蜼，禽之大则有鸡凤，小则有雀。故制爵象雀，制彝象鸡凤，差大则象虎蜼，制尊象牛，极大则象象……皆量其器所盛之多寡，而象禽兽赋形之大小焉。”由此可见，青铜器饮食器具的大小与现实中动物的身形相符合，又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变形与夸张，这也正是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沟通、融合的物态表现。

烹调美味的食物盛放于华丽精美的器具之中，正所谓“美食美器”。先秦时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汲取美感，造作器物时将其运用其中。饮食器皿的材质由陶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逐步演变，虽然器物之功能没有太多改变，但其形制的创新与变化融合了历代工匠对美的追求与理解。

三、审美意蕴

“就审美意识而言，则是中华早期审美意识由形式装饰向精神意蕴、由生理快感向精神快感飞跃的现实环节，此正是青铜器的独特审美价值。”[1]46正如先秦时代的众多青铜装饰纹样，尽管它们是异常华丽繁缛、动人心魄，但是它们更是贵族阶层、王权的象征符号。

在先民们看来，青铜食器上的纹饰符号也正是自然神灵的显现，有助于增强王权的统治力量。“西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实际上是当时巫觋通天的一种工具。”[4]《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具是古人祭祀活动的主要器物，它们的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代表着商周时代的政治力量与宗教力量。《左传·宣公三年》也记载了青铜器的祭祀之用：“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其中“物”字应当为青铜鼎上刻绘的多种纹饰，这些纹饰能增强人的智慧与勇气。古代君主通过青铜器物以沟通天地，让臣民承受天的福祉。

青铜器物的纹饰与其外部造型往往浑然相成，呈现出一个真实与幻想交织，恐怖与华丽交错的神秘世界。先民们对自然，对生活的理解、观念与情感融汇在青铜器物的设计与造作中。

日常的饮食活动与人们审美意识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用更好的器物来承载美味的食物，这是先民们不断改进工艺手段制造精美而坚实器物的初衷。以至后来多用途、多形态、多纹饰、多材质的饮食器具的产生，为人们花样翻新的烹调技巧和五味杂陈的美食体验提供了可能。出土文物中的陶器、青铜器，按用途来分，饮食器具要占到其中的绝大多数，正如《老子·十一章》中讲：“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可见，先民们重视器物之实际功用，同时也在不断造作器物的过程中，思考器物的审美价值，饮食活动为生息繁衍提供了基础，也在此基础上为理性哲思与艺术创造提供了可能。

“从器质到观念，从感性到理性。这既是人类早期文化创造的总体规律，也是人类早期审美意识发展之大致行程。”[1]57器物造作之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代的审美理想与风俗观念。青铜食器的装饰纹样与造型形制为后世器物的设计与造作提供了实践范本，开启了“错彩镂金”的审美艺术风格。

结 语

饮食器具作为日常饮食活动必备工具，为人们品味美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先秦时代是审美意识产生的萌芽阶段，人们关于“美”的观念源于对味觉的感受。也就是说，人们最早对“美”的感悟是以味觉感受来实现的。不论是陶制亦或是青铜制、瓷质的食具，都为实现人们品尝美味提供了前提条件。因此，饮食器具作为物质基础为人类的审美意识的萌芽提供了重要条件。

青铜制食器本身也是审美的对象，布满器身的装饰纹样经过抽象化与写意化，将原本具象、写实的成分做了夸张与分解，演变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造型，蕴含着后来的许多绘画元素。抽象的纹饰，西周后期器物上纤细而又流畅的刻线，显得灵动而又稚拙厚朴，很像是一幅幅写意绘画。

先秦时代的青铜饮食器融实用与审美于一身。它既适用于日常的饮食活动满足青铜器物自身拥有的功利性价值，这也是设计与造作食器的实际出发点，同时它还注重审美追求，这是附着于实用性之上的。现在我们面对这些出土文物，更多的是考察它的审美价值，反而可能会对它原本的生活实用性有所忽略。格罗塞曾说：“原始民族的大半艺术作品都不是纯粹从审美的动机出发，而是同时想使它在实际的目的上有用的，而且后者往往还是主要的动机，审美的要求只是满足次要的欲望而已。”[5]先民们出于生活、巫术、祭祀等实际目的制造出厚重而华美的青铜器物，同时也流露出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承载了先秦时代人们的内心世界。青铜食器从实用功能逐渐发展到审美功能，它的审美价值逐渐脱离功利实用价值，以至到最后衍生为一种纯艺术品，成为先秦时代的审美符号。青铜食器通过其纹饰与造型形制来揭示其独有审美内涵以及先秦时代的审美精神。这些独特的纹饰与造型奠定中国绘画、雕塑艺术的总体风格方向，保留了审美萌芽阶段的样貌，为后世工艺设计与艺术创作提供了靈感源泉，同时也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华夏饮食审美追求。

参考文献：

[1] 薛富兴.山水精神[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2]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52.

[4]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9：457.

[5]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9：234.

（责任编辑：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