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南土窑陶瓷烧造技艺的衰落与传承中断问题

时间：2024-07-28

吴昶

摘要：自清代“改土归流”后，外来陶瓷手工业者进入鄂西南山区地带，当地陶瓷行业开始被官方史志记载，一个世纪以来的民间记忆也从多个角度生动记录了这一历史进程。从这些材料来看，导致土窑陶瓷行业兴衰的原因有很多，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瓷窑所普遍具有的山地社会属性。瓷窑适应了山地社会环境，必然也就接受其区域封闭性为其自身惯习的一部分。在现代化交通不断朝山区腹地延伸的进程中，它们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即使进行技术革新，使其达到日用细瓷质量标准，也无法挽救其衰落的命运，制瓷技艺的传承也被迫中断。因此，对山地社会而言，想要重振民间陶瓷产业，一味按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思路去走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土窑陶瓷;衰落;山地社会;传承中断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6-0047-09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6.009

鄂西南地区位于武陵山脉与巫山山脉交汇之处，土家族、汉族、苗族、侗族等民族世居于此，素有“历史的沉积地”之称，该地域目前主要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恩施、利川二市、巴东、建始、鹤峰、宣恩、来凤、咸丰六县以及宜昌市管辖范围内的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组成。鄂西南地区先民使用陶瓷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湖北长阳桅杆坪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堆积中就出土了距今 1 万年左右的陶器。[1]。巴东楠木园、吴家坝等出土的倒焰窑与半倒焰窑遗址反映出这一地区的人至少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独立建窑和烧造陶瓷产品的工艺技能。[2]唐宋时期该地区均有陶瓷文物的出土，但陶瓷烧造难于见诸图史。自清雍正十年“改土归流”以后至宣统年间，因土司被废，峒境开放，鄂西南各地相继有了瓷窑的官方文本和民间的双重记忆。至民国期间，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因战乱形势所迫，来自沦陷区的大批难民、驻军和工商企业涌入鄂西南地区，导致该地移民进程加剧，市场消费需求明显增强，当地民间陶瓷烧造技艺受到官方和民间两方面的影响，技术水平进一步得到发展，恩施柳州城、映马池、利川磁洞沟、宣恩晓关等几个重要的土窑陶瓷产地开始形成，并与川东（今重庆）的万县（今万州）和奉节、湖南醴陵及江西景德镇等地一直保持着“高频低调”的民间陶瓷文化接触。然而，随着清代中晚期、抗战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三次陶瓷生产高峰之后，鄂西南山区的陶瓷产业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迈向难以挽回的衰落。

“民间土窑陶瓷为什么会衰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不是为了刻舟求剑地去解决未来土窑陶瓷产品如何量产和建立自动化生产线的问题，而是为了了解土窑陶瓷工艺和瓷窑在具体的乡土环境中，究竟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它们的生存和毁灭？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使其在今天和未来找到新的生存之路？

“瓷窑的衰落”的确是一个既可以“总而言之”，又可以具体微观化的问题。总体而言，现代化浪潮波及之处，传统手工艺根本无法与之对抗，其当时的消亡可以说是必然趋势。但若说其具体微观的复杂性，又是因为具体到每个瓷窑的兴衰，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适应山地社会的生存，当地山民传统日常之所需，是山地瓷窑根深蒂固的生产法则，这一点，与丘陵地带的瓷窑非常不同。鄂西南各瓷窑具有规模小、布局分散的特点，由于无法适应时代的改变，在经历了20世纪中叶的最后繁荣期之后，这些瓷窑大都随着公路交通设施的日臻完善而被迅速淹没于现代化浪潮之中，处在即将被人们彻底遗忘的边缘。

一、当代学者对近现代民间瓷窑衰落问题的研究概述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通过援引向焯的《景德镇陶业纪事》材料强调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税制不统一导致内地关税重重而外商畅行无阻为陶业凋敝的原因之一[3]622，而另一重要原因是业内技术保守不求改进，且相互保密，以致失传。“总之，内忧外患使我国陶瓷业蒙受了致命的斲伤，不仅各地民窑纷纷倒闭，而且艺术风格也一落千丈，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3]633。

方李莉在《景德镇民窑》一书中提出，早在清代晚期，景德镇民窑业的发展就已经走向低谷了，她将导致其衰败的原因至少归纳为三个方面：封建制度的桎梏、市场的萧条、高岭山采矿业的衰落。她认为：“此时的民窑一方面面临国家的动荡，市场的萧条，另一方面面临原料的短缺。使其生产一落千丈，陶工们生活艰辛便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富有创造性，并生产出优质的瓷器？”[4]130

刘畅《鄂西陶艺开发应用探析》一文是目前为止唯一一篇专就鄂西南地区民间陶艺进行总体介绍和研究的论文，雖然文章没有专就土窑陶瓷的没落问题展开研究，但主张“鄂西陶瓷业在 20 世纪的历程同中国陶瓷整体兴衰是一致的”，同时认为“恩施州的陶瓷生产局限于日用生活用品，工艺简单粗糙，附加值不高，对资源开发是破坏性的。”[5]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关注到中国陶瓷业整体结构性的衰落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制度、民间制造观念和宏观经济场域的布局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个案和微观场域与国运之间的整体节奏一致性。但是否有与宏观整体相左或节奏不一致的情况，尚无专门论述。

二、鄂西南各地土瓷窑的分布与基本历史

在鄂西南各地县志记载中，历史最早的瓷窑是雍正十三年（1735年）出现的五峰县天坑舷窑厂。[6]五峰虽然是山区县，但却紧邻江汉平原，在古代更容易接触到先进的陶瓷烧造技术。“雍正十三年”刚好位于鄂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时间节点之后，这反映出“改土归流”政策对陶瓷烧造技艺重新进入鄂西南多民族世居地区的影响力存在之假设不仅在时间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而且在迹象上也是十分明显的。

恩施市七里坪乡映马池瓷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清同治年间[7]，按当地目前健在的最年长的陶瓷师傅邓定江的说法，最早开窑者可能是万县（今重庆万州）人黄开泰，他所开的第一口瓷窑位于柳州城和映马池两村之间的马尾坝。紧随黄氏之后开窑烧瓷的是世居该地的土家族人谭有达，此后当地陆续形成谭、李、杨、王四大姓瓷窑世家及其所开设的十余处瓷窑（1949年以前共开窑10处，磨刀石村3处，映马池村7处，1949年以后合作化运动将磨刀石三窑合并为国营陶瓷厂，新开窑2处，鼎盛时有12处之多）。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不久，因武汉沦陷，湖北省政府被迫西迁恩施，大量沦陷区人口也随之迁入鄂西南地区，从而刺激了这个地方的陶瓷消费需求量。抗战期间的整个鄂西地区从山区大后方突然变成为支前重镇，人口的激增扩张了地方日用瓷消费市场。由于山区的交通不便和中日控制地区间的战争状态，外来陶瓷制品也无法对其构成强大的市场冲击力。

然而，文献显示当时鄂西南地方土窑陶瓷的产量和质地方面令当时的国民政府感到非常不满意，政府方面对当地陶瓷行业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进行干预。1939年在宣恩县晓关大岩坝筹建了一个当时规模较大的“湖北省立晓关大岩坝陶瓷工厂”[14]。该厂厂址位于1935年刚刚竣工完成的巴石公路旁不远处，而这条可以通汽车的公路计划的是向西南方向连接咸丰县与黔江县交界处的石门坎，向东北方向连接至巴东县，交通方便这一点对于深山里的日用瓷厂而言，其生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即便如此，鄂西南当地的土窑陶瓷仍然因缺少竞争对手，能够占据市场有利位置——简言之，通往其它陶瓷产区的公路交通条件越差，土瓷窑生意就越是兴旺。恩施柳州城瓷窑、宣恩大岩坝陶瓷厂均属这一时期受到政府部门重点扶持的对象。而当时未受到政府直接扶持的映马池、堰塘坪瓷窑虽与大厂相邻，却一直有条不紊地在继续生产经营，这说明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陶瓷产品消费需求量已经大到超乎想象，另一方面由于战乱的特殊时期，区域内公路与汽车运输外销有效地缓解了小区域内陶瓷生产者库存积压的风险。

1947年12月，中华民国恩施县民教管馆长高尚之等搜集的湖北省政府（民国）民政厅罗门骥编审的《恩施县抗战史稿》旧州城“陶瓷”条目称：“本县（当时的恩施县）旧州城（现属七里乡），原有小型陶窑，创设年之。所出产品，供本县及鹤峰、建始各县一般农民之用。以无人重视，未予改良，出品粗劣，难适社会人士之要求，以致日渐衰落。抗战军兴，交通阻隔，外来瓷器输入不易，民国30年，陈前主席（诚）驻节本县，深感鄂西陶瓷有改良必要，乃电请江西主席派专门技士来施，调查研究各种瓷土性质，并饬建设厅指导改良民营瓷业，筹备设厂示范。据调查结束，本县陶瓷虽具有改良可能性，瓷土原质较宣恩小关（今晓关）所产尤优，成品不易破碎。经召集各厂负责人指示改良方法，后即聘技师、增设窑厂，逐步改进，产量日增，销额遂广，品质形式并多改进，惜以无大量资金采购药料及改筑瓷窑，不能日新又新，与江西、湖南产品并驾齐驱。”[15]

与此同时，一股积极的民间力量也在出现。据恩施映马池村老陶工李先必回忆，恩施七里坪一位卢姓商人曾为提高本地产品质量，远赴景德镇学艺，回来后为试验新方法而在映马池租地建造小窑一座，然最终未能投入正常运营。 1943年左右，又有江西人方石（音）夫妇来映马池烧造瓷器，烧成的器皿有红、绿色釉、青花，但用的是“烤花”工艺。方石夫妇用石膏作模，采用脚踩车（辘轳车），而当时本地的辘轳车是用手“哈”（拨弄）的。新工具、新方法的引进对映马池瓷窑的工艺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新兴土窑陶瓷厂大量涌现于1961年左右，许多具备制陶技术的农村劳动力变成了工人阶级、城镇户口。这与当时整个时代的工业化趋势似乎是吻合的，但这些厂的集中出现却另有原因。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公社大食堂”因素的影响。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生事物，也引起了若干连锁反应——1958年至1960年间为了表明自己对“食堂”的支持态度，当时利川县的不少村民都以家庭为单位自发展开了破坏餐厨用具的运动。至1959年底，大饥荒开始，各地食堂均难以维持下去，各家饮食需要自行解决（利川当地人称该历史事件为“下放伙食团”），这才产生了空前巨大的餐厨用具需求。于是新兴碗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利川磁洞沟一地1961年就新开了四家碗厂。而就在“公社大食堂”创办之初的1958年，磁洞沟当时规模较大的上碗厂和中碗厂还加班加点专门为公社食堂提供统一标准的食堂饭钵，生意一度十分红火。磁洞沟一带部分瓷窑生产的土窑青花瓷色白、釉匀净、质地比较精致，利坯工艺讲究、品相不错，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至此，鄂西南山区的陶瓷产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兴旺景象，涌现出了恩施柳州城—映马池瓷窑群、利川磁洞沟—枫竹坝瓷窑群、宣恩县晓关乡大岩坝—堰塘坪瓷窑群，以及利川市凉雾乡纳水溪瓷窑、建始县猫坪风吹坝瓷窑、咸丰平桥、甲马池等若干中小型窑场。但在1961年以后，由于陶瓷工厂数量太多，当地迅速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态势，一些厂房和瓷窑开始陆续关停。与此同时，由于公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来自醴陵和景德镇等地的日用细瓷产品纷至沓来，本地土瓷窑面临生存危机。地方政府曾一度出手干预，如1961年恩施县曾将县陶瓷厂从柳州城搬迁至市区内准备进行技术改造，1971年利川县曾在枫竹坝投资转产细瓷，并从湖南醴陵高薪聘请高级技师前来指导，生产新式宴席拼盘和建筑用瓷砖，试图用现代化批量生产的工业手段来振兴陶瓷产业，但最后都没有能夠挽救企业的衰亡命运。2006年，恩施自治州最后一家制瓷企业在企业改制后经私人承包，终因管理不善和产权纠纷问题而迅速倒闭破产，土白瓷产品至此从市面上消失。

目前，建始、咸丰等县的数家粗陶制品生产厂家主要生产坛罐、烟管道、煤炉胆等工艺技术难度相对较低、投入成本较少，风险相对较小的产品项目，目前尚可维持经营。

三、传承与传承的中断

（一）传承形态特征

鄂西南的传统烧造行业传承通常是正式的传承，要么是师传，要么是家传。无名分的舀学或者其他形式的非正式传承途径都无法存在——这主要是受制于设备、技术与生产环境的专业要求，需要一套包括精细观察与精细控制的方法、经验和技巧在内的复杂的知识系统和将这套知识付诸实施的劳动者团队齐心协力才能够烧造出产品来。陶瓷行业的传承关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虽然陶瓷师傅可以在窑场里教自己的孩子，但如果要在外面招徒弟，则并不由自己说了算，而是必须由窑老板来安排方可，徒弟的吃住用度由老板负担，师傅其实是为老板在带徒弟。在一个较大规模的窑场（如磁洞沟、映马池窑区）里总是自上而下地延续，极少横向交流，从制泥料到入窑烧造的整个环节每位师傅都需要学会掌握。同时，这些工匠也大多就近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者租课他人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一年有1/3的时间在土地上务农，剩下2/3的农闲时间是陶瓷厂里的全职陶瓷工人。这种“亦农亦陶”的情况与方李莉《陈炉镇民间陶瓷考察》一文中描写的陕西耀县陈炉镇的情况[16]非常相似，由于没有出现精细的分工，产品质量就很难上档次。本文主要以宣恩堰塘坪、恩施映马池和利川磁洞沟三个民族志调查点的情况作为基础，对技艺传承特征描述如下：

1.分类传承

鄂西南的传统烧造行业总体上按所需窑炉温度特征和行业神的不同可大致分为砖瓦、砂陶、土瓷三个大的类别，砖瓦烧造行当虽然也建甑子窑烧造，但坯料用的是陶泥，所需炉温仅在300～500摄氏度之间，耐不得高温，或许是因为靠建筑行业吃饭，跟木匠、石匠关系更紧密，因此普遍地尊奉鲁班为自己的行业先师;砂陶烧造行当所需窑炉温度在600～1200度之间，他们需要顶敬窑神;土瓷行当所需窑炉温度则是在1300摄氏度左右，他们除了顶敬窑神之外，还要顶敬“樊公仙师”。砂陶和碗瓷两行由于所需要的矿泥共生，窑炉可以共用，所以最初有同厂不同工的情况出现，20世纪50年代接受手工业改造之后敬神活动停止，但三行之间的关系仍然维持之前的状况，惟有新出现的情况是有的学徒师投双门，掌握了砂陶和土瓷两种技艺。但砖瓦烧造由于窑炉样式与后二者完全不同，所以从来不在一起生产。

2.跨地域传承

鄂西南山区的瓷窑师傅流动性较强，自己家乡做不下去了或者听说有更好的去处就会果断离开，不仅有到邻县窑场去的，还有跨省交流的情况。如磁洞沟的石践师傅年轻时就随父亲在川东（今重庆）窑场里干过，还有万州的邓氏家族在1949年前到恩施映马池（邓青云）、宣恩堰塘坪（邓定星）做瓷，不仅有家传，还有师传。宣恩堰塘坪碗厂除了本地师傅以外，还有来自万县的邓定星师傅，以及来自恩施柳州城、映马池的几位师傅。清代的时候，利川磁洞沟窑场还有来自湖南醴陵的师傅。这些师傅不仅仅身怀绝技，还有着为窑场老板带徒弟的任务。

3.家族形式的正式传承

家族传承的特征在山地环境中明显占据主导位置，这类传承者多数是土地的持有者，兼具窑场主、陶瓷师傅（农闲时节）和农民（农忙时节）的三重身份（少数窑场主其实也并不懂技术，只负责经营管理方面的事情。），也有连续几代人为别的老板打工的师傅（如映马池邓家）。

映马池邓氏家族祖籍四川万县沙塘溪，该地原本也是土窑陶瓷之乡，晚清时期陶瓷业者邓福庆膝下有邓青云等兄弟若干人，由于当时万州一带的陶瓷烧造行业资源枯竭，邓青云携带三岁独子的邓远耀来到恩施落户，邓远耀在此地安家立业，生邓定国、邓定江、邓定然三兄弟，上述三代人在恩施映马池均为世代烧造陶瓷的手艺人。大约在民国期间，邓福庆后代中的另一支人来到与恩施相邻的宣恩县晓关镇堰塘坪村落户。邓定江先生1928年出生于湖北恩施映马池，如今已经90岁，陶工出身的他曾任映马池陶瓷厂的倒数第二任厂长，在他卸任之后，厂子改制不顺利，支撑到2006年终于宣告破产解散。

4.师徒形式的正式传承

由于陶瓷行业严重依赖窑场的存在，在这一类型的传承关系里，师徒关系并不能由师傅和徒弟之间私相授受，徒弟的本质身份还是窑场的学徒，是由窑场的窑场主来招募学徒和帮工，窑场主为其提供饭食和工资，并安排合适的师傅来教。当然，师傅对徒弟也有挑选的权利，主要是看其性格是否成熟稳重，贪玩好动的孩子就不适合在窑场里学徒，以免闯祸。

5.多为单一性别传承

鄂西南陶瓷行业的传承人中，女性极少，主要是因为陶瓷行业属于有技巧的体力劳动，有些环节还属于脏活和高温危险活，总体上不符合民间传统观念中适合女性去从事的劳动，所以纵向的传承活动中女性是一种非传统的存在。目前所知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夫妻店”模式，如磁洞沟北端的石家碗厂在三大改造之后交由陈贞润夫妇打理，常年仅有夫妇二人在维持经营，缺少其他劳动力参与，最终于1957年关停;第二种情况是三大改造時期利川、恩施等地有少数陶瓷厂出现了女性的身影，但她们并未形成新的传承线索——既无男性传承人，也没有同为女性的传承人。

（二）传承中断

由于地处山地环境，陶瓷工人们没有明确的职业分工，大多数人都选择亦农亦陶，销路完全依靠山区市场。截至到目前为止，除听闻建始县风吹坝目前尚有少量砂陶制品生产外，笔者调查采访到的三个旧窑区的陶瓷烧造活动及技艺传承活动已经完全停止。所有瓷窑窑址也已全部平掉改作农田或宅基地之用。目前笔者所采访到的健在的陶瓷全能师傅主要是原恩施市七里坪乡映马池陶瓷厂邓定江师傅（90岁）、原恩施市七里坪乡映马池陶瓷厂谭世儒师傅（88岁）、原恩施市七里坪乡映马池陶瓷厂李先必师傅（78岁）、原利川市谋道镇磁洞沟碗厂石践师傅（71岁）、原宣恩县晓关陶瓷厂（堰塘坪喳口洞）谭玉清师傅（69岁）。20世纪80年代邓定江师傅也曾经带过两个做碗的徒弟，如今年龄均在50岁以下，具备继续传承的人才条件，但非常可惜的是，自2006年鄂西南最后一口瓷窑熄火以来，这些徒弟们得不到上手实践的机会，所学的手艺变成了“屠龙剑法”，只能出门打工。窑炉设备的缺失和土瓷产品市场的重新定位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一方面是当地社会迅速将土窑陶瓷遗忘，不认为其具有非遗保护的价值;另一方面却是人力资源的长期闲置，只能是“巧匠难为无窑之瓷”。

四、各土瓷窑的衰落过程

正如陶瓷匠人们历来相信“天干（旱）饿不死造碗匠（穷不至死，但也富不到哪去）”，传统土窑陶瓷作为一门典型的手工艺，从古至今都存在着威胁经营的各种挑战，就如陶瓷易碎的特点一样，传统陶瓷工艺的传承也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当时难以预测的风险。总体而言，在古代社会，传统土窑陶瓷生产部门的衰落主要与资源短缺和战乱有关。近代以来，机器工业的出现强调了大规模批量复制所获得的廉价陶瓷产品，使其对当时的传统土窑陶瓷造成了压倒性的绝对竞争优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当代，陶瓷器具在材料属性方面的易碎性特点又遭遇了搪瓷（19世纪以后开始传播到中国内地）和后来的塑料（1960年以后鄂西南地区市面上开始出现塑料制品，1980年以后塑料碗、杯出现）和耐高温玻璃容器等。此外，根据鄂西南地区土窑陶瓷小作坊的总体分布来看，它们大多位于水陆交通均不太便利的山区环境中，其运输基本上依靠人力背挑，销路也主要是满足周边乡镇的日常消费。一旦现代化交通延伸到当地周边，外来的廉价陶瓷制品必然会如潮水般涌入，对其造成致命打击。越是受打击，当地陶瓷产业就越是依赖交通欠发达地区越来越狭窄的市场，直至水涸鱼干、火灭窑平。

此外，一些特殊的时代原因也会影响土窑陶瓷产业的规模和效益，例如1958-1962年之间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食堂和食堂解散、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改制等情况均对当地土窑陶瓷产业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正面、负面影响（除传统老窑外，各县市大部分瓷窑都是在这一时期一拥而上兴建的，虽然有的出现了细瓷车间甚至烧制过瓷砖等现代产品，但其维持经营的时间均不超过30年）。

鄂西南各土瓷窑的兴衰总体而言跟景德镇、醴陵等陶瓷重镇的文化变迁保持着相对的一致性，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是无力抗拒的衰落态势只能让工作热情跟着窑灰一道冷却下来——处处都是机械化生产——廉价竞争的压力，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但从某些细节上来看，鄂西南地方的瓷窑兴衰节奏却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和滞后性。如前文所述向焯与叶喆民《中国陶瓷史》所主张的“中国税制不统一导致内地关税重重，对景德镇、醴陵等陶瓷主产区造成沉重打击”的观点成立的话，在国内各省之间关税壁垒重重的时候，外地廉价优质瓷器贩不进来，乡村小规模陶瓷产业反而能够从中获得一线生机。而笔者的民族志材料和各地方志反映出晚清至民国时期恰好也正是鄂西南民间制瓷业迅猛发展的时期。

同是在大跃进时期，《长阳县志》曾记载该县某地因燃料资源紧缺，出现瓷窑因与“大炼钢铁”争柴烧的问题而被迫停产[13]218，但也就在同一时期，更多地方的瓷窑为了响应工业化的需要应运而生。

综合老陶工们的回忆材料来看，导致恩施柳州城、映马池两地的瓷窑受重创的事件是20世纪70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与此同时的利川磁洞沟一带，除效益不好的几家生产队所办碗厂关停之外，大部分陶瓷产业窑火依旧。这反映出各小区域对于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可能是存在一定差异的。陶瓷产品的最大缺点就是易碎，因此对物流运输的平稳要求比客运行业甚至还要高，由于缺乏水路运输条件，陆路交通又比较颠簸，外来陶瓷始终没能“歼灭”山区自产陶瓷。直到1996年至2006年间，由于公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利川、恩施两地的陶瓷产业才真正遭遇上他们的终结时代。

20世纪中叶以来鄂西南地区部分土瓷窑关停时间情况该时间情况由本文作者对邓定江、谭世儒、李先必、石践等陶瓷师傅的口述史记录材料及部分地方史志材料整理获得。：

1948年，清代创建的利川磁洞沟寨坝碗厂因山洪暴发、河流改道破坏窑址而关停;

1949年以前，恩施映马池杨家（祖坟槽）瓷窑、杨春芳、杨盛芳家瓷窑因人力不济而停产荒废，同年，杨一鼎家瓷窑因窑主年事已高，瓷土原料运输不便而停产荒废;

1951年，运营12年后的宣恩县晓关大岩坝陶瓷工厂停止运营，企业搬迁转产;

1957年，清末创建的利川磁洞沟石家碗厂因后继乏人而关停;

1961年，恩施映马池自然村原谭锡科家瓷窑、王本魁家（姚家沟）瓷窑和王承甫家瓷窑因三人随国营陶瓷厂迁进城，原瓷窑因无人照料而停产荒废;

1965年，成立不到5年的利川磁洞沟响水洞碗厂和清代开办的映马池老水井谭锡之窑同时关停;

1966年，清代创建的利川磁洞沟洞溪口碗厂关停;

1967年，清代创建的利川磁洞沟新碗厂（中碗厂）因枫竹坝碗厂调集人手而关停;

1971年，成立不到5年的恩施映马池生产队队办瓷窑关停;

1975年，恩施映马池谭锡光瓷窑（民国时期所建）和李家瓷窑、茅坪杨家瓷窑及柳州城杨和清窑等四条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关停;

1977年，运营16年后的利川见天坝碗厂原料获取不便而关停，同年，利川磁洞沟一连碗厂因效益不好而关停;

1982年春，运营22年后的恩施国营陶瓷厂（原映马池国营陶瓷厂，1961年迁址于恩施市航空路）因效益差、市场萎缩而停产，并转让给烟草企业，陶瓷技工转岗为烟厂工人;

1985年，运营22年后的利川枫竹坝碗厂长滩河老厂因效益差、市场萎缩而关停;

1986年，运营20年后的利川楓竹坝碗厂细瓷车间因效益差、市场萎缩而关停;

1988年，运营15年后的利川枫竹坝碗厂土瓷车间因效益差、市场萎缩而关停;

1992年，清代创建的利川磁洞沟上碗厂关停;

1993年，运营32年后的利川磁洞沟二连碗厂关停;

1996年，20世纪50年代之前创建的宣恩县晓关陶瓷厂（原堰塘坪奓口洞碗厂）因效益差、市场萎缩而关停;

2006年，恩施长堰村映马池陶瓷厂在艰难中选择了私有化改制，后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关停。

除此之外，还有衰落之后愈加一蹶不振的若干记录，例如20世纪80年代谭某某任承包厂长时头一回面临封山育林政策下达、燃料紧缺的问题，他还曾因收购当地小孩非法盗伐的柴料而被有关部门行政拘留和罚款。同样是在1980年代初，水井沟村5名学童在映马池某矿洞内挖掘“碗泥巴”（瓷土）时因矿洞塌方而造成严重死亡事故，他们所挖掘的瓷土是为已搬迁进城的恩施县陶瓷厂提供原料，此后不久县陶瓷厂也倒闭停业，工人转岗为烟厂职工。《恩施市志》对陶瓷厂的停产做了如下解释：

1954年3月在映马池建国营陶瓷厂。年余因产品积压，被迫减人限产。1956年又扩厂增人。1961年迁址于（恩施）城内航空路，生产低档瓷碗、缸、钵，供应本市及邻县农村，因无人重视，未予以改良，出品全系粗瓷，满足不了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维持生产至1982年春，厂址让于市烟厂而告停。民间尚需部分低档瓷碗等器具，继由乡镇陶瓷厂制售。[17]

在植被资源有限的地方，陶瓷行业由于与大炼钢铁土高炉争夺燃料而只好自减产量，例如“1958年，长阳县利民、三合陶器厂因受‘大办钢铁的影响年产陶器下降到将近三分之一的水平”。[13]218

鄂西南地区的土瓷窑明明在20世纪中叶迎来了它的繁荣期，可为什么又会在那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彻底衰落？这一问题笔者之所以在此提出，不仅仅因为它是文献查阅过程中的必然关注点，更是民族志工作进程中所无法绕开的问题——几位健在的老陶工在被问到“碗厂”衰落问题时偶有这样的感叹：“我们从打小记事起就看着山坡上昼夜不息的窑火，听着水车带动碓磨昼夜不息舂打碗石料的声音，从来不会想到这个手艺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消失”。如上表所示，鄂西南山区自然资源丰富，燃料与瓷土矿原料短缺构成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样可以忽略不计的还包括自然灾害与安全事故因素。真正对当地土瓷窑生存构成威胁的是市场萎缩、管理失序和政策阻力三个直接原因。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导致在这三个方面出现问题的核心症结还是在于陶瓷文化之于山地社会的“嵌入”过深。虽然自近代以来不乏雄心壮志之士力图改变地方陶瓷工艺的旧面貌，但他们只是从审美和与之配套的工艺技术方面进行突破性尝试，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做成“与别人的高端产品一样”，却始终没能打开销路、另辟市场，没能突破山地社会属性对瓷窑生产与销售视野的束缚，因此只能不断失去市场和错过发展机遇。

结语

纵观自近代以来鄂西南土窑陶瓷生产点所遭遇的历次兴衰变化，笔者以为：经营管理因素、交通运输因素、国家政策因素和审美趣味因素是当前与之相关且最需要关注的四个问题。经营者的管理理念是否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是否依赖于交通运输环境的闭塞维持窑场的经营、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运用是否合理、生产者的制造理念和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是否能够完全衔接，是否能够化陶瓷工艺中的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这对未来的鄂西南陶瓷技艺是否可以再生都是极其重要的理论支撑点。虽然“天灾饿不死手艺人”从慢节奏的传统社会来看是对勤奋劳动者的高度认可;但在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之后的今天来看，却成了世人眼中不思进取者的职业标签。甚至可以说，真正导致当地陶瓷产业在鄂西南地区普遍难以熬过21世纪的最重要的原因恰恰就在于其自成一体的山地社会属性上。

在现代化交通不断朝山区腹地延伸的进程中，它们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即使进行技术革新——以小产量、高成本的代价达到日用细瓷质量标准，也无法挽救其衰落的命运，陶瓷技艺的传承也被迫中断。因此，历史已经证明：想要重振山地社会民间传统陶瓷产业，完全按现代工业化批量生产的路子已经失败了。总结起来，首先，大规模量产是山区土窑陶瓷产业的软肋，在这方面去与大产地竞争必然会吃亏。其次，过去因山地社会严重缺少平稳的水陆运输条件而形成的就近销售的思维已经不太符合今天的物流运输现状，因此可以进行适当的策略调整。其三，在道路交通条件改善、旅游经济兴起的背景之下，手工艺在创造就业机会和重振农村的意义与效益不可忽视。最后，目前鄂西南地区的民间土窑陶瓷烧造技艺亟待纳入非遗保护的视野，其在鄂西南山地环境中历经数百年来形成的“瓷文化丛”[4]5——陶瓷产区的一整套生活方式的记忆也正处在消逝的边缘，如何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提升山区土窑陶瓷和土瓷窑自身的人文资源价值，使其得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手工艺的复苏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与人文景观、建筑空间、文化表演、旅游消费、工业设计、非遗传承、乡村重建和文化自信软实力建设等多个板块密切相关，应该将其进行资源整合，服务地方民生，共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江考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77.

[2] 罗敏.三峡地区古代陶瓷窑炉的考古发现与窑业技术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1：6.

[3] 叶喆民.中国陶瓷史[M].北京：三联书店，2011：622.

[4] 方李莉.景德镇民窑[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5] 刘畅.鄂西陶艺开发应用探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2003（02）.

[6] 五峰县志[E].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175.

[7] 恩施县志[E].清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版：87-88.

[8] 咸丰县志[E].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167.

[9] 来凤县志[E].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130.

[10] 鹤峰县志[E].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216.

[11] 建始县志[E].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4：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