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探微

时间：2024-07-28

[摘要] 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不为学界所注意，文章利用现存史料分析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之演变。隆兴初，宋孝宗起用张浚谋划北伐，张栻因此得以面见宋孝宗，并获宋孝宗信任，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充当联络员，往来传递军机，其间张栻还得到过宋高宗召见。乾道年间，张栻被宋孝宗召为侍讲，再次近距离接触宋孝宗，但张栻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两人关系走向疏离。此后张栻再未回到宋孝宗身边，其临终遗表也不能上达。

[关键词] 南宋;张栻; 宋孝宗; 关系; 演变

[中图分类号] K2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1）03—0032—07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Shi and Emperor Xiaozong of Song was neglected by many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Shi and Song Xiaozong based on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e beginning of Longxing period， Zhang Shis Father Zhang Jun was appointed by Song Xiaozong for the planning of North Expedition， which provided a chance for Zhang Shi to meet Song Xiaozong. Zhang Shi won the trust from Song Xiaongzong， and transferred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between Zhang Jun and Song Xiaozong. At that time， he also got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with Song Gaozong. In Qiandao period， Zhang Shi was appointed by Song Xiaozong as Shijiang， which offered him another chance to be in -close contact with Song Xiaozong， but because of the directness of Zhang Shi， he always antagonized Song Xiaozong. Gradually， Zhang Shi lost trust from Song Xiaozong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as weakened. Since then， Zhang Shi was never able to meet Song Xiaozong again， and even his Yibiao was rejected by the officials.

Key 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Zhang Shi;Song Xiaozong;relationship; evolution

南宋湖湘學派的领军人物张栻与当朝皇帝宋孝宗的关系亲疏，直接影响着张栻的仕途甚或道学的发展。考察君臣二人的关系演变亦有助于了解宋孝宗对道学的真实态度。但迄今未见学界就此问题有专门讨论者对此问题，余英时先生曾论及：“隆兴元年孝宗重召张浚，计议变更和议，栻是居间传话的人，数得孝宗召见。”但未对君臣两人关系作专门探讨。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4，第446页。，故本文依据现存史料力图梳理张栻与宋孝宗之间的关系演变，以期有补于张栻之行实，并对研究其政治生涯与学术思想有所裨益。

一君臣之契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禅位于宋孝宗，退居德寿宫。宋孝宗“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1]4131。宋孝宗甫一即位就召见朝野呼声最高的主战派领袖张浚：“上自藩邸熟闻公德望，临朝之初，顾问大臣，咨嗟叹息。首召公赴行在，赐公手书曰……”[2]4418推知其时张栻应随侍在张浚左右，得以面见宋孝宗。不久后，张栻又有机会再次见到孝宗：“十一月，有旨召宣抚判官陈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2]4422另据朱熹所言“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轩来”[3]2608。可知，张栻在张浚与宋孝宗会面之前，曾先往临安面见宋孝宗并居间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隆兴元年（1163）正月，宋孝宗任命张浚权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并令其“即日开府视事”;张栻则任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负责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往来联络。张栻也得以经常面见宋孝宗，两人相谈甚欢，遂始定“君臣之契”[1]4132。张栻面见宋孝宗即陈：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心之发，即天理之所存也。诚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焉，无使其或少息也，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1]4132

宋孝宗其时新即位，正欲大展宏图，张栻的这番话正合宋孝宗心意。此时张栻与宋孝宗关系十分融洽，朱熹曾追忆当时情景，可为此补充更多细节：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轩来。某亦赴召至行在，语南轩云：“汤进之不去，事不可为。莫担负了他底，至于败事！”某待得见魏公时，亲与之说。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及魏公来，汤左相，张右相，都不可商量事。同进同退，独与上商量又不得。上又要商量，但时召南轩入，往来传言，与魏公商量。

召南轩，上在一幄中，外无一人，说话甚款。

南轩开陈临安不可居，乞且移跸建康，然宫禁左右且少带人，又百司之类，亦且带紧要底去。上曰：“朕独行，后妃宫禁之类，全不带一人去。临安淫侈之甚，如何居！”南轩祝上未须与人说，相将又诌。上曰：“朕不言，卿不须漏泄。”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与卿看。”上顾左右无人使，遂曰：“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轩见幄外皆是宫人，深惧所言皆为彼闻之矣。少顷上来，忘其文字。其后与宰相议用兵事，汤固力争。上曰：“朕旦夕亲往建康。”未几，外面閧閧地，谓上往建康。南轩见上问云：“陛下尝祝臣勿言。闻陛下对宰执言之，何也？”上曰：“被他挠人，故以此激之。”意思如此，记不全。南轩出入甚亲密，满朝忌之。一日，往见周葵，政府诸人在，次第逐报南轩来。周指之曰：“吾辈进退，皆在此郎之手。”是时南轩少年，又处得地位不是，而人情皆如此，何以成得事？[3]2608-2609

张栻以张浚之子的特殊身份，作为张浚与宋孝宗之间的联络员。张栻时为张浚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这在两宋时期并不鲜见，在幕府中此职位一般由子侄出任，因为事关重大，必须仰仗最亲信的人。但也并非所有担任这一角色的人都能得到皇帝赏识，由朱熹所云“召南轩，上在一幄中，外无一人，说话甚款”，推知此时宋孝宗与张栻关系相当融洽，宋孝宗颇为欣赏这位联络员。张栻此时作为宋孝宗和张浚之间的联络员，除在张浚与宋孝宗之间联络外，同时也被宋孝宗引为友朋纵论恢复事宜。此时张栻年三十一，宋孝宗年三十七，张栻年纪轻轻即出入朝堂，难免招来朝廷大臣尤其是主和派的猜忌，这也给张栻在将来政治风向变动后的仕途埋下隐患。

朱熹所撰《张浚行状》中也记有张栻往来联络的部分细节：

栻复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贤辱国无状，但所谋事，未知有无出朝廷之意，臣实不预此议。栻至，上即召见，首问仲贤事。栻具奏其状，且曰：“仲贤不可不明正其罚，朝廷与为表里，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贤大理寺。[2]4428

又如：

通书官胡昉等至宿州，仆散忠义以不许四郡之故，械系迫胁。昉等不屈，忠义计穷，更礼而归之。上闻之，亟召栻语之故，令谕公曰：“和议之不成，天也，事当归一也。”[2]4433

前者是张浚命张栻传话给宋孝宗，后者则反之。两相结合可以看出，张栻当时在张浚与宋孝宗之间往来联络的角色。虽然有时张浚会亲往临安面见宋孝宗，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张栻自己单独进宫，向宋孝宗面陈机宜。张浚会在张栻临行前叮嘱他如何在孝宗面前进奏，而宋孝宗也会通过他将一些机要信息传递给张浚，有时虽然会以手书的形式带给张浚，或张栻向孝宗代呈张浚的奏疏，但更多的机密消息则通过张栻口头传递，因此类军机不便形成文字，这正是青年张栻踏入政坛后的非凡经历。另外，如前文所述，宋孝宗有时虽会叮嘱张栻“朕不言，卿不须漏泄”，但宋孝宗自己反倒是常常“泄露”机密，这让张栻也十分被动，而这些又是张栻接触“机密”的弊端：近距离地接触宋孝宗，可以较快得到君王的赏识，但等到宋孝宗主意改变后，张栻也就很快会被打入“冷宫”，无法向宋孝宗直接传递任何消息。

张栻出入宫闱，还曾见过宋高宗：“南轩亦间至太上处理会事之类，太上曰：‘尚记得卿父娶时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轩奏边事并不可和之意，太上亦顺应之。临辞去，乃曰：‘与卿父说，不如和好。”[3]2609一心主张恢复的张栻显然没有事先揣摩宋高宗的心思，所以当他向宋高宗陈述一番后，最后却得到一句“不如和好”，而宋高宗的主和意图必然也会给宋孝宗制造不少压力。[4]365-371有关张栻与宋高宗的见面细节，《鹤林玉露》中有两段更为详细的记载，其一云：

隆兴初，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于德寿宫。首问魏公起居饮食状，又问：“卿几岁”。对曰：“臣年三十一”。又问：“卿母安否？”对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记卿父再娶时，以无继嗣曾来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来见，今次方得见卿，朕与卿父义则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来，有香茶与卿父为信。”[5]242-243

其二云：

次年壬午内禅，孝宗即位。锐意规恢，起张魏公督师。南轩以内机入奏，引见德寿宫，时卢仲贤使金，高宗问曾见仲贤否。对曰：“臣已见之”。又问卿父谓如何，莫便议和否。对曰：“臣尝谓金人必衰败，国家必隆兴。”上曰：“何如？”对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传位圣子，虽古唐虞无以过，而金人不道，篡夺相仍，无复君臣父子，不知天心佑国家乎？佑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极是，今日金人诚衰乎？”对曰：“自亮送死之后，士马物故甚众，诸国背叛，人心怨离，金诚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国亦未免力弱。但仲贤等既回，何以应之？”对曰：“臣父职在边隅，战守是谨，此事著庙堂如何议，但愿审处而徐应之，无贻后悔。”上曰：“只是说与卿父，今日国家须更量度民力国力，早收拾取。闻契丹与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庄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乱，且务恤民治军，待时而动可也。”[6]301-302

从第一段记述不难看出，张栻和宋高宗在隆兴年间首次见面，宋高宗还嘘寒问暖，并让张栻向张浚致意。所谓“义则君臣，情同骨肉”不过是宋高宗笼络张浚的说辞而已，在起用张浚这一问题上，他毫不客气地劝阻宋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7]27就第二段的对话而言，宋高宗召见张栻，除了简单地叙旧以外，更想探听前线的消息，同时让张栻尽量把自己的意见转告其父张浚，劝其与金人讲和。高宗此举正是他干预朝政的表现之一。由此来看，张栻当时不仅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传话，同时还向张浚传达宋高宗的意图。他在张浚幕府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张栻来往于张浚幕府与临安皇宫、德寿宫之间，在宋高宗、宋孝宗与张浚之间联络，是宋孝宗和张浚决策的重要信息渠道。

隆兴二年（1164）春，宋孝宗罢张浚都督府，四月除张浚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力辞后又除醴泉观使，其后张浚离开临安返长沙，八月卒于余干。[2]4437这也宣告了主战派的失势，此后宋孝宗也不再需要这位“联络员”，张栻也难再与宋孝宗单独畅谈。不過张栻仍然主战，他操办过张浚的丧事后即上疏主战，反对议和：

吾与虏人乃不共戴天之仇，向来朝廷虽亦尝兴缟素之师，然玉帛之使未尝不行乎其间，是以讲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诚恻怛之心无以感格乎天人之际。此所以事屡败而功不成也。今虽重为群邪所误，以蹙国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开圣心哉？谓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无纤芥之惑，然后明诏中外，公行赏罚，以快军民之愤，则人心悦，士气充，而虏不难却矣。继今以往，益坚此志，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使此心纯一，贯彻上下，则迟以岁月，亦何功之不成哉！[1] 4132

但张栻等到的结果只是“疏入不报”。因时过境迁，北伐已非朝堂的中心议题，宋孝宗的锐气亦遭重挫，何况他又受制于深居德寿宫的太上皇，即便看到奏疏也无可奈何。

二经筵开讲与张说之任

六年后即乾道五年（1169），张栻终于再次见到宋孝宗：“后六年，始以补郡。临遣，得复见上。”[1]4132隆兴初年张栻向宋孝宗所陈恢复之说更多的是张浚的想法，而乾道年间张栻逐渐形成自己的主张，而非盲目赞成“恢复”：

明年召还，宰相又方谓虏势衰弱可图，建遣泛使往责陵寝之故，士大夫有忧其无备而召兵者，皆斥去之。于是公见上，上曰：“卿知虏中事乎？ ”公对曰：“不知也。”上曰：“虏中饥馑连年，盗贼四起。”公又对曰：“虏中之事臣虽不知，然境中之事则知之详矣！ ”上曰：“何事？ ”公遂言曰：“臣窃见比年诸道亦多水旱，民贫日甚，而国家兵弱财匮，官吏诞谩，不足倚仗。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上为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书读之曰：“臣窃谓陵寝隔绝，诚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词以讨之，又不能正名以绝之，乃欲卑词厚礼以求于彼，其于大义已为未尽。而异论者犹以为忧，则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窃揆其心，意其或者亦有以见我未有必胜之形而不能不忧也欤。盖必胜之形当在于蚤正素定之时，而不在两陈决机之日。”上为竦听，改容称善，至于再三。公复读曰：“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明复仇之义，显绝虏人，不与通使，然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虽有浅陋畏怯之人，亦且奋跃而争先矣。”上为叹息褒谕，以为前未始闻此论也。其后又因赐对，反复前说，上益嘉叹，面谕“当以卿为讲官，冀时得晤语也”。[1]4133-4134

张栻此时认为，如要达到恢复故土之目标，必须“修德立政，用贤养民”，也即首先富国强兵，在此基础上方可再行恢复宏图。此番陈述打动了宋孝宗，宋孝宗决定任命张栻为侍讲。张栻给朱熹的信中也提及孝宗召对事：“某备数于此，自仲冬以后凡三得对，区区之诚，不敢不自竭。上聪明，反复开陈，每荷领纳，私心犹有庶几乎万一之望，正幸教诲之及，引领以冀也。讲筵开在后月，自此或更得从容，以尽底藴。惟是迹孤愈甚，侧目如林，此则非所计也。”[8]1099-1100正如张栻自言其处境“迹孤愈甚，侧目如林”，张栻再次进京面见宋孝宗也招来了虞允文和赵雄等人的猜忌：

南轩再召时，论今日自是当理会恢复。然不如此理会，须是云云，有札子。上大喜，次日降出札子，御批：“恢复须是如此理会。”即除侍讲，云：“且得直宿时与卿说话。”虞允文赵雄之徒不喜，遂沮抑。[3]2609-2610

不过朱熹所述虞允文与张栻不睦一事，与杨万里所撰虞允文神道碑所说不一，其中云：“又用吕原明、司马康故事，荐张栻入经筵，又荐布衣李制科，一时得人之盛，廪廪有庆历、元祐之风。”[9]4614这里指出张栻是被虞允文推荐为侍讲，可看出张栻再次进京，虞允文起到一定的作用。笔者推知朱熹所撰张栻神道碑中未提及虞允文，当是因为后来针对乾道七年（1171）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张栻与虞允文意见相左，此后两人渐趋不睦，但之前两人关系尚可。此外，张栻与虞允文在隆兴元年尚有书信往还[10]167-168，张栻之父张浚还曾荐举过虞允文[2]4432，也足证两人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势如冰炭。

对于虞允文、赵雄与张栻的关系，《宋史·赵雄传》中的传论也曾提出质疑：“赵雄与虞允文协谋用兵，而旧史谓二人沮抑张栻，何哉？”[11]12082史官也對此提出了疑问，对比《宋史》与朱熹所撰张栻神道碑相关内容可知，这是因为宋国史很可能采纳了朱熹所撰张栻神道碑的说法，进而这一说法得到了流传，史官对此提出疑问，说明史官对此问题也心生疑惑。就此问题清人赵翼就已提出其矛盾之处：“《赵雄传》，谓孝宗意向张栻，雄与虞允文沮抑之。传赞则谓雄与允文协谋用兵，与张栻持论相同，而以旧史沮抑张栻之说为诬。是传则小人，而赞则君子矣！”[12]500对此他也给出了答案：“可见各传皆宋旧史原本，修史时悉仍其旧，特于赞内另别其是非。此又见修史者虽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贬之公也。”[12]500

据胡宗楙《张宣公年谱》知乾道七年二月，张栻经筵开讲[13]211，很快在讲书时就惹得宋孝宗不快：

张栻讲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时事，语激切，上意不怿。彦颕曰：“人臣事君，岂不能阿谀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为圣明在上，得尽爱君之诚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14]11865

张栻再次回到孝宗身旁，不再是往来传信的联络员，而是可以时时晤语的经筵讲官。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一方面便于张栻向宋孝宗直抒胸臆，但另一方面也容易激怒宋孝宗。张栻这次使得“上意不怿”尚有李彦颕化解，但满心先王正家之道的张栻显然不善于讨孝宗欢喜，那么他被排挤出外也实属必然。张栻与孝宗谈论内容“大抵皆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权幸、屏谗谀之意。至论复仇之义，则反复推明所以为名实之辨者益详。”[1]4134另从朱熹《答张敬夫》（昨陈明仲转致手书）中所云：“筵中见讲何书？愚意《孟子》一书最切于今日之用，然轮日讲解，未必有益。不若劝上万几之暇，日诵一二章，反复玩味，究观圣贤作用本末，然后夜直之际，请问业之所至而推明之。”[15]1113朱熹还向张栻推荐了《孟子》作为经筵讲书，但不知张栻是否采纳。

乾道七年（1171）三月，宋孝宗“以明州观察使、知閤门事兼枢密都承旨张说签书枢密院事。”[16]651张栻对此极力反对：

公夜草手疏，极言其不可，且诣宰相质责之，语甚切。宰相惭愤不堪，而上独不以为忤，亲札疏尾付宰相，使谕指。公复奏曰：“文武之势诚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于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寝。然宰相实阴附说，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说前命，于是中外讙哗，而说后竟谪死云。[1]4135-4136

《宋史》中则保存了张栻斥责虞允文的场景：

（张栻）质责宰相虞允文曰：“宦官执政，自京、黼始，近习执政，自相公始。”允文惭愤不堪。[17]12775

由前述“然宰相实阴附说，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说前命云云”可看出，朱熹所撰张栻神道碑将张栻出外的责任推给了宰相虞允文，但张说之任根本上还是宋孝宗的想法。杨万里所撰虞允文神道碑有云：“上志克复，尝手笔付公曰：‘朕必欲用武臣为枢密，曹勋如何？公执奏不可，上勉从之。未几，复用张说为签书枢密院，廷臣极谏，上怒甚。公力救解，皆授以郡。”[9]4615-4616说明宋孝宗早有以武臣出任枢密之意，虞允文所做只不过是顺从孝宗的意思行事，但他仍对朝臣出手相救，正表明他对此事的两可态度：一方面依孝宗意思行事，另一方面同时对出言反对者出手相救。赵冬梅先生认为宋孝宗擢用张说签书枢密院事 “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只是孝宗抬升武选官地位的一个步骤。”[18]

此外，《宋史·虞允文传》有云：

既而以张说签书枢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吕与台官交劾之。上怒希吕甚，手诏“与远恶监当”。允文缴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吕论张说，台纲也，左相救希吕，国体也。”上怒稍解，卒薄希吕之罚。

虞允文出手相助弹劾张说的王希吕，可见其对任命张说签书枢密院态度上并不坚决。他主要的想法还是按照孝宗的意思行事，因此当袁枢当面指责他“公不耻与哙等伍邪？”，他也只能“愧甚”。[19]11934

此外，又因张说之妻为太上皇高宗吴皇后女弟[20]203，张栻的出言阻拦势必会惹得宋高宗不快。“于是宰相益惮公，而近幸尤不悦，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国矣。”[1]4134很快，张栻被贬离京。杨万里上书宰相虞允文争取挽留张栻：

今者窃见张栻骤逐，而韩玉坚留，此朝廷黜陟之大失也，门下士可以一言乎？说者谓栻之议论与丞相议论间有异同，某以为不然。……然则古者庙堂之上，议论之间，固贵于可否之相济，而不以异同为相忤也。孰谓相公之贤，肯以小异为忤，而以逐贤为快哉！某知相公之必不然也，是必栻前此枢廷之议有以召近习之怨，日浸月润，以至于此尔。虽然，相公于此亦不得以辞其责，盖其实出于近习而其名归于相公也。以为出于近习欤，何前日之抗章而谏行言听也？以为不出于相公之意欤，何以有议论异同之谤也？大抵君子若不足乐也，久而有味;小人若可喜也，终必受其祸。今韩玉以可喜而留，张栻以不足乐而逐，不特朝廷之忧也，亦门下之忧也。[21]2738

如前所述，既然张说的任命是宋孝宗的主意，同时张栻反对任命张说又开罪太上皇宋高宗，那么杨万里对虞允文的这番话自然无济于事。出语切直的张栻既然得不到宋孝宗的垂青，也就无法立足于错综复杂的临安政坛，出走京城不过是时间问题。

乾道八年（1172）二月，宋孝宗再除张说签书枢密院事[16]653，令周必大草诏，周对此亦表示反对，同时拒绝草诏：

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王之奇赐出身，并命公当草，不允诏，奏谓：“昨者举朝以为不可，陛下欣然听纳。尝云‘兹事诚误，旋即改命。曾未周岁，复有此除，贵戚预政，公私两失。若谓西府间以武臣，愿择大将有威望者畀之。臣非欲专任文吏也。且当是时，之奇亦曾论奏，今乃与说同升，恐亦未当遽受也。臣未敢具草。”时权给事中莫济再封还御笔，遂俱与外祠。[22]36

周必大认为，如果非要任命武臣出掌枢密，那么可以选择大将中有威望者，张说身为外戚，并不适合西府之任。给事中莫济封还御笔，两人也被调出京城。

在不到一年中，宋孝宗不顾群臣反对，再次起用张说，也可见孝宗对此事的决心。起初，宋孝宗先将反对最激烈的张栻、范成大贬出京城，避开了朝臣反对最激烈的关口。虽然这次朝臣中仍有不少反对者“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吕交章论说不可为执政，不报。礼部侍郞兼直学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诏，权给事中莫济封还录黄，诏并与在外宫观。”载脱脱等.《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653页。，但宋孝宗最终还是乾纲独断，做成了此事。总之，张栻的经筵开讲并未使君臣关系更加密切，反而令宋孝宗对他的说词感到厌倦。宋孝宗在张说任职枢密院一事中的倾向，最终表明了他对张栻的疏离。因张说出掌枢密正是宋孝宗的旨意，张栻极力阻止张说之任，不但开罪了宰相虞允文，更重要的是直接触怒了宋孝宗，君臣之间再难默契，京城政坛也不复有张栻的容身之地。

对于和宋孝宗的朝夕相处，张栻曾总结道：“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者，所谓可以理夺云尔。”[17]12775虽然张栻说宋孝宗“未尝加怒”，但同时也未提到宋孝宗对他的意见欣然采纳。从中不难看出，张栻的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最多不过是不让宋孝宗动怒而已，更遑论得到宋孝宗的欣赏了。对于孝宗宠幸的近习曾觌，《宋史·张栻传》云：“为都司日，肩舆出，遇曾觌，觌举手欲揖，栻急掩其窗棂，觌惭，手不得下。”[17]12775张栻对其毫不留情，虽然疏遠了佞幸，但这种处事方式在官场上显得刚直有余而圆融不足，极易树立政敌，很难立足于盘根错节的京城官场。对于张浚的旧友虞允文，张栻也以最严厉的言辞加以批评：

南轩质责虞丞相并甫不当用张说，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隐忍就功名处，何相非之深也。”南轩曰：“先公固有隐忍处，何尝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语录》中载谏并甫事，无此数语，南轩亲与诚斋言之。[23]111-112

对于之前关系尚可的虞允文，张栻也不顾及情面，令虞允文无可奈何。近习与旧友都加以得罪，又失去宋孝宗的信任，张栻根本无法在京城立足。

据吕祖谦《与朱侍讲》（某以六月八日离辇下）所云“某以六月八日离辇下，既去五日，而张丈去国”[24]403，及张栻《答朱元晦》（某十三日被命出守）中所云“某十三日被命出守，次日早出北关，来吴兴省广德家兄，翌早可去此。”[8]1100知张栻于乾道七年六月离开临安。

三天高君亦远

据胡宗楙《张宣公年谱》知张栻乾道七年（1171）十二月抵长沙[13]213，此间在长沙讲学论道，直到淳熙元年（1174）“上复念公，诏除旧职，知静江府，经略安抚广南西路” [1]4136。张栻在长沙赋闲近三年后得以复出为官，虽然朱熹在张栻神道碑中言“上复念公”，但静江府远在边陲，此任命也未看出宋孝宗对张栻的特别垂青之处。

此后宋孝宗与张栻并无直接联系，目前所见宋孝宗与张栻的交往文献有二。

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八：“淳熙二年秋，占城国主遗琼州守臣书，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上命帅臣张敬夫作书谕以中国马未尝出外，夷乃去。安南亦不产马，故以象拒战焉。”[25]428即在淳熙二年（1175）令张栻作国书答占城国主，属于公务范畴。

张栻在广西改革盐法、马政，效果显著，“上闻公治行，且未尝叙年劳，乃诏特转承事郎、进直宝文阁再任”[1]4137，算是对他任职广西时治绩的认可。

淳熙五年（1178），张栻除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七月，刘珙在弥留之际向宋孝宗特地推荐张栻等人：“张栻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陛下亟召用之。”[26]4501但张栻最终未能回到宋孝宗身边，君臣关系反而愈加疏远：

盖方是时，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恶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职，数求去不得，寻以病请，乃得之。然比诏下，以公为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佑观，则已不及拜矣。卒时年四十有八。[1]4139

无论是刘珙的推荐，抑或是张栻的地方政绩都不足以令他再回到宋孝宗身边。淳熙七年（1180）二月，积劳成疾的张栻病逝于江陵（今属湖北）府舍。

张栻在弥留之际，还不忘上书宋孝宗，劝其“亲君子，远小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

张敬夫帅荆州，庚子春疾甚，数丐免，不许。将死，自作遗表来上。邸吏以庶寮不得上遗表，却之。上迄不见也。其表曰：“再世蒙恩，一心报国。大命至此，厥路无由。犹有微诚，不能自已。伏望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绝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见。永清四海，克巩丕图。臣死之日，犹生之年。”敬夫了然不乱如此，所谓古之遗忠矣。敬夫卒之四日，上闻知其疾病，乃拜右文殿修撰奉祠。敬夫始以父任为右承务郎，平生未尝乞磨勘。上知之。其在广西，特进二秩为承事郎，故职虽高，终不得任子云。[27]164

张栻临死不忘上遗表，可谓一心许国，鞠躬尽瘁。但无奈事过境迁，此时的他已非当年在帷幄中与宋孝宗单独畅谈北伐大业的翩翩少年，就连临终遗表也因职级不够的借口被邸吏却之。游彪先生认为这与南宋官员上奏遗表的资格改变及遗表荫补范围缩小有关，[28]132-133但倘若张栻此时与宋孝宗关系融洽，制度总有变通之处，不至于在张栻去世四天后宋孝宗才得到讣闻。从相谈甚欢到临终遗表不能上达，其中可见宋孝宗与张栻关系的亲疏演变。

四结语

张栻早年因为张浚的关系得以频繁面见宋孝宗，在张浚与宋孝宗之间传递军机，其间宋高宗也试图通过张栻劝张浚与金人讲和。随着隆兴二年张浚幕府的解散，张栻也暂时失去了与宋孝宗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直到乾道六年闰五月赴召，张栻才又得以近距离接触宋孝宗，君臣之间的关系一度融洽，但直言敢谏的张栻难免触人主之逆鳞，最终在乾道七年六月去国，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也由此疏离。张栻在垂死之际还不忘向宋孝宗进呈遗表，可见张栻始终忧心国家社稷，希望宋孝宗成為一代明君。而宋孝宗作为皇帝，他的出发点是巩固自己的皇权并贯彻自己的意志，同时防范文官士大夫擅权，君臣之间在目标上有着本质的差异。如，宋孝宗通过倚重近习[29]413-427，以此牵制宰相等士大夫官僚的权力，而张栻恰恰一直反对宋孝宗重用近习。这些分歧正是宋孝宗与张栻君臣之间关系疏离的根本原因。总之，因为家世及早年的机缘，张栻虽然得以近距离接触到宋孝宗，但一心为国而又直言敢谏的张栻，很难与宋孝宗一直保持融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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