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摘要] 范仲淹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特别是他推动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使他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奠基人。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关键词] 范仲淹；庆历新政；宋学；书院

[中图分类号] G40-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2—0005—06

Abstract：Fan Zhongyan （989-1052）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academic spirit of Song studies in three aspects， involving innovating the Classics' meaning， reforming the government decree and promoting academy education. He was considered as the pionee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Song studies， for his achievements on schooling promotion in Qingli era and his contribution on academy education by giving lectures in Suiyang Academy， which he ever studied in.

Key words：Fan Zhongyan； reform in Qingli Era； the Song studies； academy education

“宋学”是继“汉学”之后，在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术形态。但是，这一重要学术形态的开创者、奠基人是谁？在千年以来的学术史编撰中，向来是见仁见智。本文同意当代学界一些学者的看法，不是“宋初三先生”，而范仲淹才是宋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第49章，李存山撰：“范仲淹与庆历学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钱穆先生对“宋学精神”有一段精当的论述，他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

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宋学”虽然主要是一种新的学术形态，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教合一的背景下，作为“教”的学术与作为“政”的治国总是紧密互动的。我们认为，范仲淹之所以能够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奠基人，恰恰在于他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与学术形态。

这里，拟以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为背景，探讨他推动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以确立他在宋学史上的奠基地位。

一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钱穆先生为什么要将“宋学精神”与“革新政令”紧密联系起来？后者主要是“政”而不是“学”。其实，我们可以做两个方面的理解和解读：其一，“革新政令”包括学术、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这种文化教育方面的政令改革，大大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发展。其二，“宋学”之“学”本来就表达出强烈的经世追求，而宋士大夫的“革新政令”则是这种经世之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所以，我们首先通过探讨范仲淹革新政令的庆历新政，进而论述范仲淹及其庆历学术集团为实现革新政令、创通经义双重目标的书院理念与实践。

范仲淹是一位寒门子弟，经过青少年的刻苦学习、艰难奋斗，成就为北宋前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这一切，与他年轻做秀才时即“慨然有志于天下”

《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二，《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089页。有关，他是沿着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勉励自己，他后来的创通经义的文化建设与革新政令的经世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任大理寺车丞的时候，他就撰有《奏上时务书》，提出了关于救文弊、复武举、革赏延、兴师道等一系列革新政令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他后来推动的庆历新政的先声。接下来的天圣五年（1027年），他又有《上执政书》重点阐发了他关于吏治改革的思想；天圣六年（1028年），他再次上书陈述其革新政令的思想。

范仲淹独特的政见、经世的才能逐渐得到同僚的认可，也因此而得到朝廷的重用。庆历四年以后，范仲淹开始进入朝廷的权力核心，担任了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等，他因此而更加系统地提出有关革新政令的改革思想。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他全面提出革新政令的主张，包括有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事”，从而全面启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但是，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推动的革新政令，侵犯了朝廷一些权贵的既得利益，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受到权贵集团的排挤与打击，范仲淹被贬外放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庆历新政也随之夭折。但是，范仲淹推动的革新政令的改革活动，却对北宋的学术思想变革、教育制度创新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发展。

范仲淹的革新政令原本是因宋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积弊而起。所以，在范仲淹倡导的政令改革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首先，范仲淹对以整肃吏治与人才选举为重点的政治改革十分关注，在他给朝廷一系列上书中，鲜明地表达了对吏治改革、科举改革的主张。他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写道：“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之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侫人，以致君于有道也。”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他倡导的吏治整顿、科举改革就是要从政治上解决宋朝建国以来的种种积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所实施的革新政令，即他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也是以“明黜陟”、“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一系列措施，以解决吏治败坏、官员冗滥等严重问题。他特别强调：“历朝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73页。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2期朱汉民：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其次，范仲淹所推动的革新政令也涉及经济、军事领域。范仲淹对宋朝的种种积弊，有大量是涉及经济、军事领域。他在《上执政书》中所涉及的问题，是将经济、军事放在十分重要地位的：“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3页。其中主要涉及经济军事方面。而在他推动的庆历新政“十事”之中，关于“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等，均是在经济、军事领域的政令改革。如他对“厚农桑”一事说：“今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江浙诸路岁籴米六百万石，其所籴之价，与辇连之费，每岁共用钱三百余万贯文。又贫弱之民，围于赋敛，岁伐桑枣，鬻而为薪，劝课之方，有名无实。故粟帛常贵，府库日虚，此而不谋，将何以济？”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2页。他推动的厚农桑、减徭役的革新政令，就是希望解决这些弊端。

其三，范仲淹的创新政令体现在文化、教育、学术等领域。中国有一个久远的思想传统，就是将学术思想、文化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儒家士大夫的重要政治理念。面对北宋初年以形成的一系列积弊，范仲淹认为最根本的是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问题。他在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写道：“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

《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他希望限制佛老之书，在文化思想领域复兴儒家之道以“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儒教式的文明国家。他也特别强调与学术思想相关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改革，他指出“某谓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90页。范仲淹的文化教育改革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即进行学校制度、选举制度的改革，从制度上保障人材的培养、人材的选拔，满足国家对人材的需求。另一个是学术思想层面，即学校教学和科举考的内容，强化“明经”（求体）与“策论”（达用）的内容要求，特别要能够“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91页。。

二范仲淹的学术更新与教育改革

推动“庆历新政”运动的主体是以庆历新政为首的士大夫集团。朱熹指出：“文正公门下多延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

《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巻十一，《文津阁四库全书》447册，第361页。他们认为要推动革新政令的深入开展，必须将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革新置于首位，他们推动了儒学复兴、学术更新、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尽管他们的庆历新政作为一项政治改革是失败了，但是作为一项学术思想的更新、教育文化的变革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首先是推动儒学的复兴与发展，促进了“宋学”的兴起。庆历士大夫的学者群体推动儒学革新，催生了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宋学的出现。范仲淹本人在儒学的创通经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究心的《易》学、《春秋》学成为宋代经学中关注度最高、著述最多的领域。范仲淹的易学开宋学义理易学之先，对胡瑗、程颐的义理易学有引领作用。同时，范仲淹又以《春秋》学传授孙复，孙复成为《春秋》学大家，并影响了宋代《春秋》学代表人物胡安国。在庆历新政的士大夫集团中，包括有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李觏、富弼、刘敞等一大批在历史有影响人物，这既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学术文化集团。作为政治集团，他们发动了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运动，推动了整饬吏治、改革科举、砥砺士风、兴办教育、劝课农桑、强化武备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领域的全面革新。这是宋朝第一场革新政令的运动，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由于改革触及了权贵的利益而受到抵制，随着范仲淹等退出权力核心，庆历新政从政治上说是失败了。

但是，庆历新政的士大夫集团又是一个学者集团，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李觏、刘敞均是宋初的著名学者，所以一致推动宋学兴起的不仅仅是范仲淹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学者集团。范仲淹门下的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之为“宋初三先生”，他们在宋学发展史上具有“先驱”者的地位。南宋学者黄震评价说：“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久矣。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

《黄氏日抄》卷四十五，《文津阁四库全书》710册，第139页。二程为首的理学确是宋学的大宗，以至于元明清时期学界一谈“宋学”，均会联系到程朱理学，然二程理学之开端，则是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特别是胡瑗还与二程之学有密切的学术渊源关系。由此可见，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集团，是最早推动宋代儒学复兴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亦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发展阶段即“宋学”的奠基人。

其次是推动教育的改革，并且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范仲淹推动儒学的复兴与更新，是为了解决宋初的士风与吏治问题，而儒学的复兴、更新，则必须通过教育途径方可实现。所以，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指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

《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全集》，第208页。从儒学复兴的“宗经”，到发展教育的“劝学”、“育材”，再到吏治澄清、政无虚授的政令革新，这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所以，崇儒宗经、劝学育材均是庆历新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重视教育，将发展改革学校教育、推动书院教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一方面，他自己潜心从事教书育人，天圣五年曾受宰相晏殊之邀，掌应天府府学（即应天府书院），他“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

《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范仲淹全集》，第720页。他善于引导学人，庆历元年（1041年）张载来谒，他“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张载传》，第12723页。张载后来成为宋学中的一代宗师，实与范仲淹的教诲有关。另一方面，范仲淹特别重视建设、发展地方学校。景祐二年（1035年），他在苏州奏立郡学，并聘胡瑗为州学教授。胡瑗以“经义”、“治事”二斋分斋教学，其创立的“苏湖教法”成为宋代教育改革的典范。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充分表达了他的教育改革理念，他认为：“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移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78页。

三范仲淹的书院理念与实践

宋学兴起与教育改革，直接影响并导致书院教育的发展的创新。要探讨范仲淹对宋学的奠基地位，离不开他以及庆历士大夫集团关于书院教育的理念与实践。钱穆先生认为，宋学追求革新政令、创通经义，而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所以，这里重点论述书院。

书院制度萌芽于唐末五代，成型于宋初，是一种围绕藏书、读书、教书、著书、印书为中心而形成的新的教育组织。书院最初主要是由民间或“留意斯文”的士大夫创办，但由于其规制完整、形式多样、成就突出，很快就得到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认可和支持。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新型教育组织很快成为新兴宋学的学术—教育基地。从宋初到庆历的数十年间，正是书院初兴、成型的重要时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集团，在推动宋学兴起的同时，亦推动了书院的兴起。

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范仲淹等庆历士大夫中许多都接受过书院教育，这对他们在后来的新政及书院教育活动均产生影响。范仲淹就曾就读于应天府书院。北宋初年，“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余人。”

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应天府书院》，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75页。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在戚同文日舍造学舍一百多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创建书院，获朝廷赐额“应天府书院”，曹诚任助教。恰好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的学舍中刻苦就读四年之久。他在书院内“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

《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全集》，第716页。其《年谱》记载，祥符七年时宋真宗谒太清宫，应天府民众皆前往观之，独范仲淹读书不出，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他说：“异日见之未晚。”

《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全集》，第716页。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的求学经历，对他后来形成有关的书院理念有重要影响。

范仲淹做官后，竟又获得主持应天府书院的机会。天圣四年（1027年），范仲淹丁忧居南京，次年应时为刑部侍郎的晏殊聘请，掌教应天府书院。这对范仲淹来说，正是他进一步完善书院制度、推动书院教育发展、实现教育改革计划的大好机会。他在掌教书院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公常宿学中，训智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范仲淹全集》，第720页。

范仲淹的勤勉教学、积极探索，对正在成型的书院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实践，推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了书院与宋学的紧密联系。他在掌教应天府书院期间，还撰写了《南京书院题名记》。在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中，他一方面记载了应天府书院的创建过程（应天府是陪都，故又名“南京书院”），将那些在应天府书院建设过程中的贡献者记录下来；另一方面，他又重点阐述了自己的书院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应该说，通过为应天府书院写记，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己主持书院教育的理想。他说：

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还可以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南京书院题名记》，《范仲淹全集》，第165-166。

在这篇记中，范仲淹既表达了自己学术观念，即复兴儒学，回归儒家经典的义理。这种“经以明道”、“文以通理”的“天人之学”，恰恰是宋学的学术旨趣。这篇记同时还表达了范仲淹的教育理念，即培养一种既有“忧天下之心”的人格情怀，又有治国平天下才能的“卿大夫者。”他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与教育理念，融入到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制度建设与教学实践活动之中，使得应天府书院最早成为宋学的学术基地与人才培养基地。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范仲淹对官学和书院的看法。南宋、明代的许多学者创办书院，常常强调书院办学不同于官学的独特性。但是，在书院成型的北宋前期，范仲淹倡革新政令的教育改革言论中，并没有强调书院与官学的差别。他只是强调以儒经培养人才，倡“经以明道”的学术理念，要求在创办的官学、书院教育实践中实现这一理念。所以，宋初的书院与官学之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应天府书院就承担了府学的教育职能，并曾于景祐二年改为府学。北宋庆历士大夫集团，他们均是推动复兴儒学、义理解的宋学创始人，同时也是创办书院、改革官学的教育改革者。

四庆历士大夫集团的书院教育

所以，我们还进一步论述庆历新政的士大夫集团的书院教育活动，以探讨宋学与书院的密切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恰恰是理学家推崇的“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

首先讲孙复与泰山书院。范仲淹掌教应天府书院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孙复就是其中之一。孙复家境贫寒，以秀才身份求学于应天府书院，但其学问极佳，尤精于《春秋》学。范仲淹十分关照孙复的学业、生活，后正式聘孙复学职于应天府书院，讲《春秋》学。应天府书院的求学、教学经历，对他的书院理念形成和书院教育实践很重要。后来他长期居泰山讲学读书，并创建著名的泰山书院，范成大《衡山记》中认为它是四大书院之一。泰山书院在泰山南麓，早在景祐二年（1035年）孙复应石介之邀而讲学泰山，并建有学舍，后经迁建，正式命名“泰山书院”。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撰《泰山书院记》，也是十分重要的书院文献，体现了宋初书院与宋学的密切联系。其一，这篇文献表达了作为“贤人之穷者”的孙复创建书院，对复兴儒学的重要贡献，石介肯定孙复在传承圣贤之道的重要地位，堪比孟子、扬子、文中子、韩愈。这样，泰山书院就成为宋代复兴儒学的大本营。其二，这篇文献表达了孙复复兴儒家圣人之道、经典义理的学术旨趣，提到“先生（孙复）尝以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

石介：《泰山书院记》，《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九，第223页，中华书局1984年。可见，孙复在泰山书院著述、讲学的《易》、《春秋》二学，恰恰体现宋学所要解决圣人之体与圣人之用的根本问题。基于此，泰山书院初范成大视为四大书院之一，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讲石介与徂徕书院。石介本来与孙复一样，均是范仲淹门人，方曾求学于应天府书院，但他后来又拜孙复为师，执弟子礼，并于泰山建学舍延请孙复讲学泰山。石介既是“宋初三先生”的重要学者，对宋学兴起作出重要贡献，又是重视以儒家经典去教育士子的教育家，曾任国子监直讲，对国子监的复兴有一定影响。另外，就体现在他创办、主持的徂徕书院。关于徂徕书院的建置历史，因无文献证明，故不得其详。孙复长期主持泰山书院，称“泰山先生”；而石介长期在徂徕并主持书院讲学，称“徂徕先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初，介尝躬耕徂徕山下，人以‘徂徕先生称之，因以名集。”

范大成：《石鼓山记》，《衡州府志》卷十三，清乾隆年刊本。石介的文集称《徂徕集》，而他主持的徂徕书院，亦在范成大《石鼓山记》中充分肯定：“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

范大成：《石鼓山记》，《衡州府志》卷十三，清乾隆年刊本。石介的书院理念十分明确，他在《泰山书院记》中，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结合起来。他的道统观念非常鲜明：“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

石介：《怪说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第63页。所以，他在徂徕书院讲儒经、传圣道，就是将道统传承与书院讲学联系在一起了。

其三再讲胡瑗与“苏湖教法”。“宋初三先生”均是范仲淹的门下，胡瑗亦受到范仲淹复兴儒学、改革教育的新政影响。他在青少年时期即以圣贤自期许，研读儒经，故而很快得到范仲淹的赏识。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立郡学，即聘胡瑗为州学教授。庆历二年（1042年）胡瑗又掌教湖州府学。他在苏州、湖州掌教时，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苏湖教法”的重要特点，就是放弃无用的文辞诗赋，回归儒学“明体达用”的本旨，分“经义”、“治事”二斋分种教育。这正体现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集团的学术精神与教育理念，故而受到了当时士大夫的普遍赞誉，并推广到太学。尽管胡瑗的教育改革体现在对官学教育的改革，包括州学、大学的教育，但是，宋初的书院与官学常常是相通的，均是庆历新政的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苏湖教法”亦深刻影响到书院教育的创新。欧阳修对胡瑗的教育成就赞赏不已，他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二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可以仁义礼乐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