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

时间：2024-07-28

韩冬雪胡晓迪

[摘要]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其走上了一条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而唯有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將使命型政党的内在特质和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概括，才能从学理上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现代化变革，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制度基础的奠定、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三个阶段。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和巩固，其领导方式也得到了创新发展。

[关键词]党的领导;使命型政党;现代化

Abstract：The uniqu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 China determines that it has embarked on the modernization road dominated by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s. Onl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mission-oriented party， can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gui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combining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ssion-oriented party with the logic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we can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pursue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times， so a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 far， the modernization reform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nation-state，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consolidated， and its leadership has been developed in an innovate way.

Key words： Party leadership; mission-oriented party; modernization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立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进一步明确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然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诸如历史虚无主义等意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错误思潮。造成这一现象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完全走出引介和模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阶段。尽管这些根植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确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但如果不加批判地将其视为普世性的理论，并以此来评价甚至剪裁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会导致上述错误思潮的出现。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1]有鉴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理论层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进程进行总结和升华，从而认清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有效回应上述错误思潮的挑战，就显得尤为必要。近现代中国迥异于西方的历史背景与现代化逻辑，决定了其走的是一条“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政党中心主义”是杨光斌教授对中俄等国所走出的政党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对“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现代化研究的主导范式提出了有力挑战。参见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而唯有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因此，本文将使命型政党的内在特质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这两个视角融合起来，对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与概括，进而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历史逻辑。

一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内在特质

（二）使命型政党的内在特质

作为使命型政党的共产党，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内在特质，而这些特质也是共产党能够承担起其历史使命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这些特质包括：第一，共产党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诚代表。无产阶级是一个与社会化大生产共生的阶级，也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8]15。这个阶级不仅没有任何的特殊利益需要加以保护，而且其本身所代表的社会化生产力预示着彻底废除私有制这一社会变革的方向。正因如此，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8]413。所以，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正因如此，共产党才能够承担起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使命。

第二，共产党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所掌握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不是从天才的头脑中发明出来的，而是对现实社会运动规律与进程的一般描述。当人们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虽然仍旧无法消灭或改变它，但是可以自觉地利用规律来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2]317相比于其他无产阶级群众，共产党人的优点在于他们拥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共产党的领导与教育下，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才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及实现这一使命的条件与进程，从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真正承担起其历史使命。同时，共产党人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因其真理性和人民性而成为了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意识形态，成为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强大精神武器。

第三，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这既是无产阶级的生产条件赋予这一阶级的特性，也是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组织体系和组织纪律建设的结果。一方面，无产阶级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进行劳动的阶级，而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是一种协作性的生产，因而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的阶级。这就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政党。另一方面，共产党自建立之初就高度注重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纪律建设，并将其视为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早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已对同盟的组织体系和组织纪律进行了严格规定。列宁则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将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纪律。

（三）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与内在特质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一个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和远大使命，自觉地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使命与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使命统一起來。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最远大的理想和最崇高的使命。然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通过一个个阶段性理想的实现才能最终达致。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13]因此，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使命是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这也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作为一个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然具备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特质，具体包括：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之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第二，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而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纪律建设，这使得党能够在组织上密切地联系群众，也是“党具有无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14]148。

当然，作为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除了具备使命型政党的基本特质之外，还展现出如下特质：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革命的政党。勇于自我革命是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具有的政治属性，也是其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历史上，苏联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我革命的精神和能力，未能抵御住环境和时代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虽然也曾犯过错误，但是始终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来永葆自身的先进性，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历史使命。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下，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化导向的政党。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15]162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具体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在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这一过程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与发展并行的。中国是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被动地开始寻求现代化道路的。正是这种迥异于西方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由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一度出现了政党林立的现象。而最终只有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成功担负起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现代化变革，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制度基础的奠定、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这三个阶段，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得以确立和巩固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一）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既是现代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又是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甚至是互为因果的。”[9]3尤其是对于陷入内忧外患之中的传统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从而能够对外摆脱列强的压迫，对内有效整合社会并塑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已成为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前提。

表面来看，传统中国自秦以来便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形式上具备了现代国家的某些要素。如罗兹曼就曾指出：“中华帝国政府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就在许多重要方面预示了现代官僚政治的活动方式。”参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M].陶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16]155。在这种制度下，正式的官僚机构止于县一级，而在县以下则由乡绅和宗族势力充当着实际上的统治者。国家权力根本无法有效渗入基层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也无法形成对国家权力的高度认同。[17]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相去甚远。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处于“一盘散沙”式的分散化状态。在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之下，中国社会的这种分散化状态日益加剧，在1916年之后一度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以清末新政为标志的传统帝国的自我革新失败之后，时代呼吁一种能够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整合起来，从而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任务的新型政治力量，这种力量便是现代政党。孙中山的以党建国思想便是对这种境况的鲜明反映。孙中山指出，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18]104，我们也“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18]104。先建立一个现代政党，再由政党将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整合起来，并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便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逻辑。

尽管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一条以党建国的现代化道路，但并不意味着任何类型的政党都能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正如林尚立所言：“国民政府的失败并非源缘于‘党治国家，而是源于政党本身的失败。”[9]26在中国，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并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力量，从而完成现代国家建构使命的政党，只有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有效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逐渐转变为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社会基础狭窄，无法真正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第二，中国共产党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并不断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基本规律。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而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这使得党不仅自身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能够在组织上密切地联系和动员群众，建立起“听党指挥”且富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反观国民党，其支部最低仅设置在县一级。悬浮在基层社会的党支部、有限的党力和涣散的党纪，使得国民党根本无法有效地渗透基层、动员群众。当然国民党也无法建立起由党指挥的革命军队，最终使党务沦为了军政的附庸。

“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实就是选择政党的历史过程。”[19]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曾一度出现了政党林立的现象，但最终只有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其广泛而又深入群众的组织体系为核心，成功地将中国社会整合起来，“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0]11，从而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了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最坚实的权威基础和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中国共产党自然就成为了国家体制的创建者，其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也得以确立。

（二）现代化制度基础奠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巩固

建立一个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新中国的成立，既意味着这一前提的基本实现，也意味着中华民族步入了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而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了这一阶段首要的也是核心的任务。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有两大特征：

第一，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制度基础和必要前提。在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这一过程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并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等于资本主义化，更不意味着实现工业化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不同于上述西方国家所走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苏联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1]398按照马克思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所以社会主义应该在那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而列宁则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并成功带领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其只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微弱，根本无力承担起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重任。且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如果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必然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强大的国营经济的产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建立则为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此，经过三年的巩固和恢复时期，新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齐头并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斗争的第一步，应该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在此基础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步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故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政治前提，而共产党的领导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共产党的领导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聚焦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来看，新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其只能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得以建立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第二，作为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而又资源稀缺、基础薄弱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不仅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且还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与遏制，这决定了中国必须奉行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22]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客观上就要求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原因在于：首先，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资源匮乏、规模巨大的国家，要想实现赶超型的工业化，就必须有一个能够充分认识并代表国家长远利益、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领导核心，来进行宏观层面的统筹规划和资源配置。其次，现代化的实现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23]38尤其是对于奉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且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封锁与遏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强大的领导核心，来为工业化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只有坚持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够顺利实施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

走社会主义道路、行赶超型战略是新中国实现工业化乃至现代化的必然途径，而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实施赶超型的工业化战略，客观上都要求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1953年到1956年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这段时间中，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工农业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并且成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和最根本的制度前提。而在这一历史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和强化。

（三）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创新发展

按照马克思当初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首先在那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中国是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24]10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指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更加优越的制度基础。但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结合起来，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1958年以来，党在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国情认识不足而遭遇巨大的挫折，但是最终通过不断地自我革命，成功破除了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定，逐渐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也是一项具有本源性意义的改革举措。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8]158，“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8]151。在社会关系当中，生产关系对于其他社会关系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为我国的现代化事業带来了新的挑战。经济结构的转变最主要的是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阶层结构两个方面：就社会组织方式而言，一方面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单位制日益解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独立化;另一方面则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这一新生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组织方式开始发育起来。就社会阶层结构而言，不仅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结构变化，而且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这些转变使得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渐失去了效力。与此同时，在思想观念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也逐渐涌入中国并在国内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面对这些新的变化和挑战，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必须创新领导方式。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原因在于：

第一，日益多元化、原子化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重新整合的任务。美国学者布莱克将现代化划分为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及社会整合四个阶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社会基本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于是就进入了现代化的最后阶段——社会整合阶段，即社会基本结构重组的阶段。[25]6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阶层结构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何将多元化的社会重新整合起来，已成为制约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问题。而能够承担起这一整合任务的，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且具有广泛而严密的组织体系，这使得党具备了有效整合社会的最重要的利益基础和组织基础。传统的以单位制党建为依托的组织整合模式在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逐渐失效，党要完成新的社会整合使命，就必须创新自己的领导和整合方式。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自我革命。一方面，党以“两新”党建、区域化党建等新的党建模式为载体，推动了党的组织整合功能的发挥。截至2018年底，中国共产党已在158.5万家非公企业法人单位和26.5万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立了党组织[26];另一方面，党更加强调发挥制度整合的作用，更加注重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完成新的社会整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实际上就是党在面临新的历史任务时主动创新领导和整合方式，更加注重以制度化的方式完成新的社会整合的表现。

第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逐渐涌入中国。这些错误思潮虽形式各异，但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27]22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制度基础，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而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深刻转变，进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逐渐失去了效力。

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完成多元化社会的重新整合，客观上要求必须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党必须创新领导方式。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地自我革命，成功走在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多元化社会的重新整合的征途中。而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得到了创新发展，其领导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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