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用工机制的市场化转变

赵忠秀 梁伟 丁守海

[摘 要]理论分析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以来，随着正式工规模的大幅压缩，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可能正从过去单一的工资调节模式转向工资和雇佣量的双调节模式。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推测并发现，2003年之后产出波动对雇佣量的传导有所强化;对工资的冲击则有所缓解，双变量调节的特征愈发明显。这意味着国企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效率目标和社会目标。

[关键词]国有企业;用工机制;社会目标;效率目标

Abstract：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since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late 1990s， with the sharp reduction of the scale of formal workers，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labor resources may be changing from a single wage adjustment model to a dual adjustment model of wages and employmen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this conjecture is proved and found that after 2003， the transmission of output fluctuation to employment has been strengthened. On the other hand，the impact on wages has been alleviat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variate adjustment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is means tha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take into account the efficiency goal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mployment mechanism; social goals; efficiency target

一 引 言

西方經济学经典理论认为，有效率的要素出清方式是柔性的调节方式：当产出变化时工资和雇佣量都会变化，双变量调节舒缓了对任何一个变量所可能造成的冲击。但在传统的国有企业中，我们很难看到双变量调节，更常见的是单变量调节，低工资高就业就是一个典型：当产出下降时，为保住大家的饭碗，只能委曲求全，大幅压低工资，用价格调节来代替数量调节。可一旦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就会转向另一极端，即单一的数量调节，引发大规模的失业潮，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然而时过境迁，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面对产出波动时，国企劳动要素的调节方式还会像以前那样吗？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探讨了上述问题。在理论维度，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以来，随着正式员工的大幅压缩，国有企业用工机制可能从过去单一的价格调节模式转向价格与数量的双调节，政治约束条件和利润目标可能得以兼顾，在这一过程中产出波动对雇佣量和工资的冲击均会减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该假说：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雇佣量基本不随产出而变化，但工资却大幅波动，用价格调节来代替数量调节的特征很明显;但2003年之后价格与雇佣量双调节的特征愈发明显，雇佣量调节力度从之前的不足0.1升至0.2左右，工资调节力度则明显下降，从此前的0.5左右降至0.3。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支持了上述结论。

上述结论提醒我们，单从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来看，今天国有企业很可能已经在按边际原则进行，市场化特征已较明显。这意味着，在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国有企业已经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 文献综述

国有企业的用工机制是洞悉其效率特征的重要窗口。在计划经济时代乃至改革开放早期，僵化的用工机制饱受诟病[1]，劳动要素的投入不能对经营状况做出应有的反应，冗员问题突出，低工资高就业现象普遍。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之所以能长期存续，主要还是源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定位。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经济基础，履行国家职能的基本力量[2]，这决定了它承载着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功能，不能完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还必须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3]，比如提供就业岗位、维护社会稳定。[4]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方面，国有企业也不可能完全按西方经济学所预测的范式来进行，当产出波动时，不可能按市场原则来灵活地调节雇佣量和工资，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机制。这种强制力量造成了员工对企业的依附关系以及企业对员工的无限责任。[5][6]与日本终身雇佣制度类似，这带来了严重的效率损失[7]，企业没有自主选择劳动力的权利，低绩效是必然的。[8]僵化的用工机制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此，它还会进一步导致社会不公问题，比如正式工的就业特权所带来的工资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9]，可以说，社会福利损失远大于企业自身的效率损失。[10][11]

虽然人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弊端，但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毕竟，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和社会目标的约束是刚性的，我们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通过消灭国有企业来获得所谓的效率优势。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无论如何，国企比重不可能降为零。[12]如何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框架内寻找既能满足社会目标又能兼顾效率目标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是一个重要的改革话题。

1.工资方程

（二）数据的统计性说明

按一般处理办法，国有控股的比例应为50%以上，我们用企业资本总额中国有资本的比重来计算。轻工业和重化工业主要是根据产品用途来进行分类，前者主要是指生活资料工业，后者主要是指生产资料工业。

轻工业主要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塑料制造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工艺品及其制造业。重化工业主要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表1显示，在2006年之前国企样本总数都在700家以上，其中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几乎各占一半，这样的样本规模足以保证分析需要，但2007年国企数量大幅锐减至237家，这可能与国企整合有关。

就平均工资而言，除1999年和2007年外其余年份均波动平稳，但这两年出现了异常变化，且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究其原因，还是与这两年样本出现较大变化有关。我们推测，重化工业领域国企改革在后期加快推进，通过关停并转亏损企业以及人员分流，工资出现了飞涨的假象。

由表2可见，国企的平均产值在1999年还不足2亿元，此后稳步上升，2006年接近30亿元，2007年则逼近130亿元，这与企业数量锐减有关，似乎也能验证前面关于合并的推测。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重化工业的规模明显大于轻工业，但雇佣量却相差无几。就年均产值来说，除1999年外，其余年份重化工业都比轻工业高出差不多一个数量级，比如2006年轻工业只有7.6亿元，重化工业则高达50亿元，但就年均雇佣人数来说，轻工业为232人，重化工业为299人，相差不大。

五 国有企业用工机制转变的实证检验结果

（一）雇佣量调节由弱到强

针对全部的国有企业样本，模型（8）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表3中，分别运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进行了分析，我们先要根据残差自相关检验以及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来判定模型是否合理。就以2003年之前的差分GMM估计为例，虽然AR（1）不能通过一阶无自相关检验，但AR（2）显示它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另外，Sargan指标显示，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也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据此，可认为模型设定合理。类似地，其他三个模型也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能通过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第二列为2003年之前差分GMM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雇佣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一年的雇佣量ln Lt-1，影响程度超过40%，雇佣量有较强的运动惯性。利润率π、产业属性indus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它们对雇佣量没有显著影响。资本规模ln cap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42，说明相较于小企业，大企业的工资更高，存在规模溢价。利率r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272，说明随利率提高国企会增加劳动要素的投入，这可能是源于替代效应的作用。

核心解释变量ln Q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2003年之前基本没有雇佣量调节。这个结果出乎预料，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中每年都有数百万员工分流下岗，怎么就业弹性不显著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2003年之前的分流下岗主要是行政机制的结果，每个企业下岗多少人，哪些人下岗，都是按行政指令圈定好的，并非产出波动所引起的，而我们讨论的是从产出波动到雇佣量波动的传导。第二，可能与国企改革分步推进有关。20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以国有资产的战略性调整为主基调，轻工业领域先行，重化工业领域稍后。就算轻工业就业弹性较大，重化工业领域仍维持以前的运转机制，也会拉低整个国企的就业弹性。从表2也可以看出来重化工业在国企产值中的比重还非常高，它对整个国企的影响很大。

至于2003年后的差分GMM估计结果，表3第三列显示，ln Q的系数开始变得显著且达到0.219，说明当产出增减1%时，雇佣量会增减0.219%。所以，单从差分GMM估計的结果来看，在2003年前后产出波动从不能影响雇佣量转向能明显产生影响，雇佣量调节开始凸显。

下面再来看系统GMM估计的结果。

在2003年之前的模型中，滞后被解释变量ln Lt-1的系数显著，为0.321，比差分GMM估计的结果稍小一些;利率变量r的系数也显著，为0.256，与差分GMM估计结果相差不大;其余控制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ln Q的系数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但只有0.084，说明随产值每增减1%，雇佣量会增减0.084%。而在2003年之后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达到0.207，说明产值每增减1%，雇佣量会增减0.207%，幅度比之前扩大了0.123%。

综合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在2003年前后，随产出波动，国企雇佣量调节呈明显的强化趋势。

（二）工资调节明显减缓

针对全部的国有企业样本，模型（7）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先来看差分GMM估计的结果。在2003年之前的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ln Q的系数显著为正，且达到0.510，说明在这个阶段价格调节的力度是非常强的，产出每增减1%会使工资收入增减0.510%。而在2003年之后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要小很多，为0.301，减少了0.209，工资调节力度显著下降。

再看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在2003年之前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为0.446，力度比差分GMM估计要小一些;在2003年之后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则降为0.282，比之前减少了0.164，工资调节力度也出现了较大的下降。

综合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的结果，可以判定在2003年前后，在全部国有企业样本中，随着产出波动工资调节的力度已大幅减缓，这与雇佣量调节的强化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六 稳健性分析

对上述分析结果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具体地，我们将按如下两种方法来处理：一是在各个模型中逐步引入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在各模型中随变量的增加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的显著性及符号方向未发生根本变化，唯有数值发生小幅变化。

基于篇幅限制，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的各模型回归结果不再列出。二是调整时间临界点。国企改革大致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但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在上一节分析中，我们按惯常的处理办法以2003年为分割点。如果前述结论成立且稳健，那么，我们往前或往后挪动一下时间分割点，结论不应有大的改变，仍呈雇佣量调节强化、工资调节弱化的总体趋势。下面我们就先把时间分割点往前移动一年至2002年，再往后移一年至2004年，分别进行分析并比较。

（一）雇佣量调节变化趋势的稳健性分析

对应于新的分割点，模型（8）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鉴于系统GMM估计包含更多的信息，在如下分析中我们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如以2002年为分割点，从表5第二列可以看出，在2002年之前，ln Lt-1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603，说明雇佣量有60.3%取决于上一期雇佣量。ln cos t的系数显著为负，为-0.461，说明雇佣量与用工成本呈反比，这一点与我们的经验直觉基本吻合。利率r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087，解释同前，不再赘述。核心解释变量ln Q的系数为0.029，说明产出每增减1%，会导致雇佣量增减0.029%，可见，雇佣量调节是有的，但力度不大。表5第三列则显示，在2002年之后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为0.186，说明产出每增减1%，会导致雇佣量增减0.186%，调节力度较之于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类似地，以2004年为分割点，我们仍可以找到雇佣量调节的强化趋势。表5第四、五列显示在2004年之前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为0.055，在2004年之后的模型中则变为0.163，雇佣量调节的力度扩大了十个百分点以上。

由此可见，不管是以2002年为分割点，还是以2004年为分割点，前述的雇佣量调节强化趋势仍然是成立的。

（二）工资调节变化趋势的稳健性分析

对应于新的分割点，模型（7）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先看以2002年为分割点的模型，从表6第二列可以看出在2002年之前的模型中，ln wt-1的系数显著为正，为0.781，说明当上一期工资变化一个百分点时，当期工资会同向变化0.781个百分点，显示出巨大的运动惯性。核心解释变量ln Q的系数为0.440，说明产出每增减1%，会导致工资增减0.440%，可见工资调节力度较大。第三列则显示在2002年之后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降为0.316，工资调节力度下降了0.124。

类似地，若以2004年为分割点也能看到工资调节力度弱化的趋势。第四列显示在2004年之前的模型中ln Q的系数为0.505，第五列则显示，在2004年之后的模型中该系数变为0.367，减少了0.138。

可见，不管以哪一年为分割点，工资调节弱化的趋势都是成立的。

七 结论性评语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饱受诟病。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它不能对产出波动做出合理反应：当产出下降时，为保住大家饭碗，在行政机制的干预下，宁可大幅下调工资也不会裁员，用价格调节来代替数量调节;当难以为继时，又转向另一极端，用数量调节代替价格调节，搞运动式的下岗分流。单变量的调节模式造成了就业变量的脉冲式大幅波动，这不仅对劳动者造成了巨大伤害，也无益于资源配置效率。

一个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应该是柔性的。为应对产出波动，价格和数量两个变量应该同时参与到调节的过程中，这样既能使市场迅速恢复均衡，又能避免对其中任何一个变量造成过大的冲击。

今天这样一种机制可能已经生成。之前国企用工机制之所以是单变量调节主要源于内部人政治约束条件，任何改革都要以其就业特权得到保障为前提。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革后可能已发生改变，随着内部人规模的大幅压缩，按市场原则来调配资源的空间大大拓宽。在“正式工+临时工”的用人模式下国企可以将政治约束条件和边际原则有机结合起来：正式工对应于内部人协议，就业机会率先得到保障;产出波动所带来的劳动需求变化则通过临时工数量的调节来体现，这对应于边际原则。这种混合机制近乎市场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效率目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猜想，我们发现在2003年之前国企应对产出波动的主要工具确为工资调节，雇佣量调节则不明显，但2003年之后，雇佣量调节开始强化，工资调节则大幅减缓。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支持了这一结论。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延伸内涵。从价格调節转向价格与数量的双调节，是国企资源配置机制变化的一个缩影，它找到了一条将社会目标与效率目标兼容起来的可行路径。从这个角度讲，那种批评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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