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阅读史：序跋与《红楼梦》之接受

时间：2024-07-28

[摘要]序跋作为《红楼梦》流传的重要“副文本”，促使序跋者承担起文本生产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角色时形成了一种熟知《红楼梦》创作原委的阅读特权，并予以多角度的文本意义建构，进而对版本、流传及创作倾向进行主动式阅读推介。同时，序跋者试图从自身的经历与处境品悟《红楼梦》文本，以便从中获取一种“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与心境解脱。序跋者突显《红楼梦》意义建构的普遍性诉求，乃至尝试代入文本而凸显品评主体精神活动的能动性行为，构成了清代中后期《红楼梦》阅读史迹的一种独特演进路径。因此，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红楼梦》的接受，有助于深化其流布的诸多细节，进而在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选择中挖掘不同读者群体的心理认知，合理定位其“文学感受力”与历史意义。

[关键词]《红楼梦》;序跋;阅读史;意义建构;文学生产

Abstract：Preface and postscript were important subtexts circulating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t promoted the preamble and postscript to form a reading privilege when they assumed the dual roles of text production and readership. This dual role made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aning system of the text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it carried out an active reading recommendation for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eface and postscript comprehended the text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situations， which in order to obtain a kind of inter-subjective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mood release.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such reading choices and constructive intentions finally constituted a typical evolutionary path accepted b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It could be said that exploring the acceptance histor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ading history helped to deepen many detail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this book. It was also possible to mine the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of different reader groups from the reading choices of different reader groups， and reasonably position the literary sensibility and social valu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Key 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preface and postscript; reading history; meaning construction; literary production

《红楼梦》诸多版本所载序跋作品是其传播的重要载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书的接受动态。学界虽已注意到“序跋成为《红楼梦》接受的一种重要方式”[1]，也注意到序跋者以读者身份对该书思想与艺术进行评点的学术价值[2]，但相关研究仍未曾对序跋的阅读史特征及其价值展开深入讨论。而序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批评载体，不仅承担着介绍作品成书、流传、版本及作者生平经历的重要职责，而且体现着序跋者对相关作品进行品评、推介及定性的阅读倾向与表达欲望。在序跋中，序跋者往往会通过一种肯定或推崇的口吻来展现相关作品的文学声誉或学术价值，以便对其进行一种重新批评。同时，序跋者借助序跋表达的形式来展现相关作品具备重新接受传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以便在推介作品的过程中把文本传播通过文本阅读加以展开。从这个角度讲，作为文本阅读者的序跋者往往通过见诸文字的序跋作为一种重要的作品接受凭藉，强调以序跋者的精神体验或个体经验进行文本的阅读接受。这种阅读意见刊载于作品版本卷首或卷尾的流传特征，使得序跋本身兼具批评载体与生产载体的双重属性。这就促使序跋批评成为相关作品生产活动的重要一环。据此，探讨诸多序跋对《红楼梦》文本的阅读推介，有助于细化该书接受的细节与序跋者阅读意见生成的过程，以便探讨作为一种阅读群体的序跋者品评时的选择导向，从而分析序跋之于进行古代小说阅读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一作为意义建构的阅读推介：序跋者的《红楼梦》接受导向

序跋作为相关作品的一种“副文本”，在序跋者展开写作的过程中即刻形成对有关作品进行再生产的书写活动，并伴随相关版本的流传而得以被世人广为熟知，以至于蕴含序跋其间的阅读批评意见往往会成为世人将其当作相关作品重要的创作特征或生存生态的主导性依据。当然，序跋的文本生产过程作为序跋者阅读相关作品的重要接受行为，往往会形成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解读结论。后世读者时常试图对此前的序跋进行一种诠解或推演，以至于在此类诠解或推演的过程中形成固定的接受态势。而序跋者解读结论所形成的新的审美范式或历史效应的重要展开过程，就是序跋者个体在与相关作品的交流中获得的。此类交流促使序跋者尝试基于作者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以便满足自身的阅读需求，并最终承担起向世人全面介紹相关作品的职责。此类视角亦成为程伟元、高鹗、戚蓼生、梦觉主人、舒元炜、张新之、五桂山人、紫琅山人、鸳湖月痴子、孙桐生等清代序跋者建构《红楼梦》文本意义的常见套路，由此形成序跋者独特的阅读体验。

当然，序跋者彰显《红楼梦》文本意义的建构时，明显存在强调阅读之后进行一种依附于传统经史作品，且寻求道德启蒙的正面价值或身份正名之类的建构行为。上引高鹗认为 “尚不谬于名教”、戚蓼生所言“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云云，即证。又，刊于《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的王希廉《红楼梦序》，开篇即言“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而后指出：“余之于《红楼梦》爱之读之，读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但这种“情不自禁”是建立在“道一而已，语小莫破，即语大莫载：语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石头记》作者既自名为小说，吾亦小之云尔。若夫祸福自召，劝惩示儆，余于批本中已反复言之矣”等积极言道的正面意义上，突显王希廉自身“读之而批之”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以便形成“劝惩示儆”的启迪价值。[9]1593此类意义建构的出发点不再拘囿于强调序跋者自身的个性化阅读体验，而意图在具体评点过程中向读者传递序跋者品评的方式与典型意义，以便帮助其他读者挖掘“立意做法，另开生面”及“文人心思，不可思议”[9]1603-1605的文本内涵。

再如，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自认其评：“闲人不文，本不敢出以问世，特以斯评能救本书之害，于作者不为无功，观者不为无益，人心世道有小补焉，则灾梨枣也无不宜。力有未逮，姑俟之，其将来成之北，成之南，或仍归于泯灭无所闻，则非闲人所敢知矣。”[6]这种思路也是基于“人心世道有小补”来肯定《红楼梦》的正面流传价值。故而，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明确建构《红楼梦》的意义标志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9]1594这种比附《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之作，意图将《红楼梦》的意义指归于裨益圣教之上，从而为《妙复轩评石头记》的顺利流传披上一层符合当时文治传统的政教“外衣”。

要之，序跋者兼具《红楼梦》文本的生产者、宣传者及读者的多重身份，使得其品评思路既要兼顾曹雪芹创作意图、版本及流传情况，亦要着眼于序跋者个人经历而展开阅读时的精神体验。而将序跋者的各类精神体验与《红楼梦》文本意义相联系以建构序跋者有关文本价值的认识意见时，彼时文治环境对《红楼梦》等通俗小说的价值设定又将引发序跋者的各种阅读障碍。因此，序跋者将《红楼梦》及诸“评点本”比附于经史的举动，虽包含推崇相关版本学术价值的考量，但此举亦变相促使文本意义的建构成为序跋者关注的题中之义，以至于序跋者逐渐注意对阅读意义进行多角度挖掘，最终促使序跋者这类接受群体形成一种普遍性的固化认知方式。序跋者基于意义建构的阅读推介等认知方式，逐渐伴随相关版本的流传而为世人所熟知或認可。

二兼具推介职责与读者身份：序跋者阅读《红楼梦》的体悟自白

据前所述，《红楼梦》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及其激发序跋者的联想能力等内容，成为序跋者根据自身的作序意图及阅读需求所形成的话语体系以重构相关序跋有关《红楼梦》知识内容、主题意义及道德评判的主要认知。不同序跋者对各自认知意见表达方式、手段及情感寓意程度的差别，促使不同序跋者对《红楼梦》主题成分、意象群体及象征系统产生了不一样的表述。在序跋者看来，可以尝试从版本流传的文献价值来挖掘意义标志，也可以从序跋者所处时代的文教背景来探讨意义体系，亦可强调序跋者自身的品读意见来分析文本立意。此类意义标志的尝试建构过程，是序跋者主动挖掘《红楼梦》主题内涵的阅读式阐释行为，由此形成序跋群体的广泛参与，从而造就该书文学经典意义的有效推进。

例如，梦觉主人《红楼梦序》曾说：“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10]1此序试图从“辞传闺秀而涉于幻”的角度分析命名之意，以此寻求文本旨意。所谓“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则从情之意表述《红楼梦》之于梦觉主人品读的意义。故而，梦觉主人又指出：“今夫《红楼梦》之书，立意以贾氏为主、甄姓为宾明矣，真少而假多也！假多即幻，幻即是梦。书之奚究其真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词无妄诞，说梦岂无荒诞？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10]2强调于梦幻之中品读其“幻中有情，情中有幻”的立意。从这个角度讲，梦觉主人此类言论毋宁说是面对梦觉主人自身而言，是其品评时阅读观感的主动表露。当然，梦觉主人强调幻化写情立意的同时，进一步看到了《红楼梦》相较于其他小说的高明之处。所言“至于日用事物之间，婚丧喜庆之类，俨然大家体统，事有重出，词无再犯，其吟咏诗词，自属清新，不落小说故套;言语动作之间，饮食起居之事，竟是庭闱形表，语谓因人，词多彻性，其诙谐戏谑，笔端生活，未坠村编俗俚。此作者工于叙事，善写性骨也”，则从“工于叙事，善写性骨”肯定《红楼梦》意义表达的展现手段，最终强调诸如“笔端生活”之类贴近读者的阅读价值。[10]3-4而梦觉主人所言“书之传述未终，余帙杳不可得。既云梦者，宜乎留其有余不尽，犹人之梦方觉，兀坐追思，置怀抱于永永也”[10]4-5等矛盾情感的自白，进一步表明梦觉主人是如此地钟爱《红楼梦》，以至于形成一种既希望窥探全豹、求而不得又害怕出现“人之梦觉”的不忍接受心态。此类接受心态的矛盾，势必促使梦觉主人进一步尝试探讨《红楼梦》的多重立意。而《红楼梦》多重立意的深挖，将促使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相关序跋的推介及文本的具体书写展开体悟，最终得以推进读者的接受深度与广度。

甚至，序跋者在建构《红楼梦》文本标志时，往往产生了庆幸自身能够有效发掘其间思想价值而形成的一种情感愉悦或精神满足感，乃至一种发自内心佩服曹雪芹之奇思妙想或文本意义体系之高明的强烈情感。程伟元、高鹗所谓“欣然纟番阅”“以波斯奴见宝为幸”，戚蓼生所言“噫！异矣”及“得意”云云，皆是序跋者欣喜之态的典型流露，由此形成序跋者深度品读的兴趣与热情。从这个角度讲，序跋者往往会就文本反复出现的意象群或象征体系来加以“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上引戚蓼生抓住“闺房”“艳冶”之态、“宝玉之淫”及“黛玉之妒”等细节描写而得出“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的文本认知，显然可以看出戚蓼生从中品悟到了多重阅读情感。因为在戚蓼生看来，《红楼梦》中的任何一个典型场景或人物刻画都能引发其产生似曾相识之感。这就促使《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将戚蓼生自身如何阅读《红楼梦》文本及其所形成的多重观感的表达，当作此篇序文所欲表达的重中之重，也是其意图向世人推介《红楼梦》“微旨”的主体内容。可见，序跋者有关《红楼梦》主题成分或意义体系的探索程度有别，对文本片段的感悟倾向各异，却均在强化文本意义标志之于序跋者的阅读感受，以至于促使序跋者强调自身有关该书主题内涵的各种理解皆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诸多版本序跋者往往突出自身曾细致品读《红楼梦》的读者身份。如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言：“闲人自幼喜读《石头记》，与同学董子蔗芗相剧谈，每得所触发。是时谈者多，而与闲人谈者则寥寥，以所见之违众也，然亦未敢遽著笔。”[6]言及自身多次读谈的积累经历。尤其是，序跋者十分强调自身品读时的经历、心境及与《红楼梦》相联而引发的阅读体悟过程，以至于促使序跋者详细描述自身如何展开阅读的缘起及品悟倾向。张新之自言：“洎道光戊子岁，有黑龙江之行，客都护署，清净岑寂，铅椠外乃及之，而心定神闲，觉妙义纷来，如相告诉，评因起。及辛卯春，得廿回，纲举目张，归京矣，扰扰缁尘，亦遂止。”[6]即是此类。五桂道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亦指出张新之曾“落拓湖海，一穷人也”而发愤著书，促使其评形成“洗作者蒙不洁，而新读者之耳目，换读者之心思，于以破撮戏法者之包藏诀，举平日所为慕者、所为□者、所为喜者、所为怒者，不拍案叫绝而各为愉快者乎”[6]等提升《红楼梦》美誉，乃至便于读者获取愉快观感的正面接受效果。同时，从张新之希冀其评产生“观者不为无益”[6]的接受效应看，序跋者尝试向序跋阅读者寻求一种阅读知音的共鸣或呼和之意。此类意图成为序跋者借助兼具推介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职责以展现自身个体阅读体验的重要契机，由此形成以序跋申述序跋者生平经历及其与《红楼梦》相合拍之处，进而表达序跋者人生感触的阅读体验。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即属此类;另有舒元炜《红楼梦序》，亦颇为典型。

舒元炜在《序》中首先指出《红楼梦》的“大略”是：“谱华胄之兴衰，列名媛之动止，匠心独运，信手拈来，情□乎文，言立有体，风光居然细腻，波澜但欠老成，则是书之大略也。”而所言“情□乎文，言立有体”的阅读体验，正是舒元炜闲暇日常之时多次阅读而形成的结果：

董园子偕弟澹游，方随计吏之暇，憩绍衣之堂。维时溽暑蒸，时雨霈，苔衣封壁，兼□□问字之宾;蠹简生春，搜筐得卧游之具。迹其锦心绣口，联篇则柳絮团空;洎乎谲波诡云，四座亦冠缨索绝。处处淳于炙车果，行行安石碎金。□□断香零粉，忽寻声而获爨下之桐;虽多玄□□□，□□□□□□□□□。筠圃主人瞿然谓客曰：“客亦知升沉显晦之缘，离合悲欢之故，有如是书也夫？吾悟矣，二子其为我赞成之可矣。”于是摇毫掷简，口诵手批。就现在之五十三篇，特加雠校;借邻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钞胥。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返故物于君家，璧已完乎赵舍。（君先与当廉使并录者，此八十卷也。）观其天室永丝萝之缔，宗功肃霜露之晨，乘朱轮者奚止十人，珥金貂者俨然七叶。庭前舞彩，膝下含饴。大母则宜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痴。御潘岳之板舆，闲园暇日;承华歆之家法，密室朝仪。刘氏三姝，谢家群从。雅有荀香之癖，时移徐淑之书。林下风清，山中雪满。珠合于浦，星聚于堂。绛蜡筵前，分曹射覆;青绫帐里，索笑联吟。王茂宏之犊车，颇传悠谬;郑康成之家婢，绰有风华。耳目为之一新，富贵斯能不朽。至其指事类情，即物逞巧，皎皎灵台，空空妙伎。……凡兹种种，吾欲云云，足以破闷怀，足以供清玩。主人曰：“自我失之，复自我得之。是书成而升沉显晦之必有缘，离合悲欢之必有故。吾滋悟矣。鹿鹿尘寰，茫茫大地。色空幻境，作者增好了之悲;哀乐中年，我亦堕辛酸之泪。……感物理之无常，我亦曾經沧海。羊叔子岘首之嗟，于斯为盛;盖次公仰屋之叹，良不偶然。斗筲可饮千钟，且与醉花前之酒;黄粱熟于俄顷，姑乐游壶内之天。”客曰善。于是乎序。[11]1-3

与程伟元、高鹗、梦觉主人及戚蓼生诸《序》所不同的是，舒元炜之《序》更强调“时溽暑蒸，时雨霈”的情况下而将《红楼梦》当作“卧游之具”的消遣阅读之态。尤其是，舒元炜作此《序》之契机是与友人相谈引发的，直接促因是“凡兹种种，吾欲云云，足以破闷怀，足以供清玩”，以至于强调一种“澹游”之后针对自身处势与心境的感叹。故而，舒元炜从中体味到的是“升沉显晦之缘，离合悲欢之故”之类的内容，以及“感物理之无常，我亦曾经沧海”之类的无奈，乃至自解。甚至，“观其天室永丝萝之缔”以下所言的“四六”骈文化，不乏借机卖弄文采，展示自身熟知该书文本内容的炫耀成分。所言“是书成而升沉显晦之必有缘，离合悲欢之必有故。吾滋悟矣”，系舒元炜将自身“于金台客舍”的漂泊与不得志之意融入了品读《红楼梦》的过程中，以至于尤为强调一种了解《红楼梦》的“滋悟”品鉴。可以说，舒元炜所《序》主要是针对自身经历来阅读，是一种自我无奈心境的独白。此举已然摒弃序跋者进行版本、文本及作者介绍的最基本职责，而是尝试以读者身份来了解、感悟文本内容及意义。此《序》最终寻求舒元炜自身困顿心境的解脱，亦非强调与序作其他读者的阅读交流。据此而言，舒元炜提及“脂粉行中”等情节进行“升沉显晦之必有缘，离合悲欢之必有故”的主旨建构时，更多着眼于那些能够引发舒元炜进行“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的部分。其在《序》中涉及相关情节的介绍时，亦不以《红楼梦》文本前后描写为主，而是即兴感发式的内容重新组合。凡此种种，表明舒元炜《序》展现的是一种兼具舒元炜自我心境的抒怀与《红楼梦》在其日常生活扮演“卧游之具”等角色的双重特征，是舒元炜以主旨建构为中心而表露自个阅读史迹的心境独白。在《舒元炜序本红楼梦》的舒元炜《序》后附《沁园春》一首，曾说：“酒酣芍药横眠，更翠羽轻披分外鲜。看斑衣起舞，卿真善谑。倩装复整，我亦生怜。裘可重缝，花能解语，觞政平持巧令宣。重展卷、恨未窥全豹，结想徒然。”[11]4此处以“我亦生怜”进行心境表达，以“重展卷、恨未窥全豹，结想徒然”强调《红楼梦》未完之恨，亦可见及此本作序者是以情感强烈的行动展开阅读的。

综述之，序跋者在进行阅读推介的选择后，较为注意表达作为读者身份的序跋者自身品读的过程及其意见生成的缘由。诸如张新之、舒元炜等序跋者往往基于自身的经历、处境来品悟《红楼梦》，以便从中获取一种“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与心境解脱。甚至，因作为读者的序跋者无法从相关版本中获得其所期待的阅读观感，以至于形成“窃以染指尝鼎为憾”等试图与曹雪芹沟通的主动式阅读行为。可以说，序跋者通过自身的审美需求与实际经验来建构《红楼梦》的文本意义，进而将该书所虚构的世界与序跋者生活的现实世界相联系的阅读思路，使得诸多版本序跋详细展现了不同时期序跋者阅读的过程环节，乃至形成诸多关注重心有别的阅读意见。从这个角度讲，《红楼梦》序跋者所承担的兼具文本生产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职责，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阅读视角来进行文本意义建构的普遍性诉求，构成了清代中后期《红楼梦》阅读史迹的一种独特演进路径，有助于深化《红楼梦》传播与不同阅读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

三作为一种阅读史料与《红楼梦》序跋的学术价值

虽说《红楼梦》序跋意见的表述方式多样、内容亦多元，但序跋者进行文本意义建构的普遍选择，尤其是比附于经史经典之作的建构行为，一定程度上表明序跋者在尝试深入文本之后逐渐形成从流传价值角度确立《红楼梦》的经典文化品格，以便推崇该书在感染人心上的巨大魅力。也就是说，序跋者在阅读过程中逐渐认可《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由此在融入序跋者自身经历、心境的品评时通过抬升思想意义或艺术价值的方式，借此启迪世人深入认识《红楼梦》文本特色及其历史意义，从而达到对书中所写人情、人生及爱情等内容的推崇之意。序跋者通过细细体悟文本而建构的意义标志，使得序跋者在品读时的情感倾向上是一种感同身受式的钦佩，以至基于与曹雪芹相似知识诉求的人生体验而发力于“文人心思，不可思议”之类的挖掘。据此而言，序跋者进行《红楼梦》意义建构的阅读行为及其实践方式的多样化，不仅肯定了该书的文本魅力，而且赞扬了其间的历史意义，从而形成一种既受彼时文治环境认可亦深受文人喜爱的社会接受效应，最终基于文治意义、审美启示及学术贡献（如梦觉主人《序》曾称《红楼梦》“其吟咏诗词，自属清新，不落小说故套”）等角度，为该书顺利流播导夫先路。这也表明序跋者作为《红楼梦》阅读的一类特殊接受群体，已尝试在探讨该书言说志意的过程中向世人全面展示业已形成广泛社会影响的接受范式，也最终有效促使其他读者从言情立意等方面挖掘阅读时的观感。[12]可以说，序跋者热衷于意义建构的阅读特征，塑造了《红楼梦》文本书写的解读范式，也使得世人有关《红楼梦》文本特征及意义的认知模式趋于固化，认知意见亦相对集中一致。而舒元炜等序跋者阅读时融入序跋者自身经历的现象，表明《红楼梦》之于个体阅读者的阅读体验逐渐深入到阅读者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以至于阅读者从文本品读中发现了阅读者自身某些似曾相识的人生经历与情感趋向。因此，兼具文本生产职责与读者身份双重角色的序跋者逐渐以自身的知识体系、人生观及世界观等内容来改造《红楼梦》的文本意义，以便形成品读书中文本意义及方式的权威性，“庶使将来阅《红楼梦》者有所考信”[13]3。

这种权威性意见的生成，使得序跋者与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点、意义建构意图及方式，乃至精神体验的侧重点，均有差别。普通阅读者可以任何一种方式、任意目的意图而单纯进行文本的阅读与感受，而不必担心由此引发的不良舆论效应。普通阅读者也不必对文本有一种类似于专门化与专业素养的研究思路，从而不会为版本刊刻或出版利益的束缚而谈些模棱两可或无关痛痒的阅读感受。普通读者只需面对《红楼梦》文本时，将自身最真实的阅读感受以最简便直接的方式予以呈现。凡此种种，皆是序跋者无法全面放开的。序跋者不仅要考虑书商利益的受限、友人托序的推崇，而其有关《红楼梦》的不良体验大多不会在序跋中细致地合盘托出。诸如舒元炜“吾欲云云，足以破闷怀，足以供清玩”的强烈个性化体验并不会成为序跋者所考虑的全部，反倒是紫琅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所谓“功不在昌黎下” [6]之类的言论常见于序跋之中。序跋者努力从个体精神体验的角度来展开品读时，无法将文治教化背景、历史意义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因此，序跋者不会像普通读者那样去争论《红楼梦》文本中哪些是曹雪芹的真实经验或想象经验，而是更加关注文本中能够吸引广大读者注意，同时能有效进行意义诠解，又有助于序跋者进行一种感同身受式精神体验的那些内容及其审美价值，以便强调序跋者解读方式的专门化与品评意见的权威性，最终促使自身的品评意见得以形成有效的社会影响力。同时，相较普通读者而言，序跋者更注重通过“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的方式来建构《红楼梦》文字表象背后的“微旨”或意义标志，也更注重对该书社会价值及其文化形态的挖掘，以便重新建构一个既符合当时文教环境、社会价值及读者期待视域的新的意义体系。当然，诸如张新之所言“少读《红楼梦》”等阅读的记忆回顾及由此如何深入《红楼梦》文本意义体系的体验过程，是作为阅读者的序跋者亦容易表露的内容。甚至，运用想象途径来品味《红楼梦》的特殊之处，以苦痛人生经历与价值认同的人生感悟作为交流符号的阅读姿态予以展开的思路，也是序跋者与普通读者所共有的特征。

要言之，序跋者特殊的身份与职责促使其在先于普通读者接触《红楼梦》文本的阅读选择之前，就形成了一种熟知该书创作原委的阅读特权，“以公同好”;亦展现了一种序跋者能够与曹雪芹先行展开精神交流的特殊文本品鉴能力等接受表象。此类现象所形成的接受心理，使得序跋者热衷于文本意义建构的举动成为其阅读时不可回避的阅读行为。此类阅读行为亦使《红楼梦》的接受将深受序跋者对其文本意义判断的影响，从而集中于该书诗词的优美、“庭前舞彩”的画面及人物性格命运等内容，以至于被历代读者当作日常消遣、心态调整（如“我亦曾经沧海”）及情感表征的有效凭藉。从这个角度讲，序跋作为一种重要的阅读史料，不仅会影响普通读者阅读《红楼梦》前有关文本意义的先入之见，且会促使普通读者在序跋的影响下尝试对文本意义进行再挖掘，以至于序跋往往成为该书文本意义产生接受效应的重要“中介”。而序跋对《红楼梦》接受价值的权威揭示，将使承认《红楼梦》创作过程的艰难及文本意义的复杂等认知意见，成为后世接受的一条主线。例如，后世读者有关该书是否写完的争论，皆可导源于程伟元、高鹗之《序》。后世读者阅读相关版本时仍会受到其间所附序跋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此类序跋的阅读指令，进而推进此类序跋有关《红楼梦》意义建构的后期发散式探索。而序跋与普通读者的互动，将进一步勾连《红楼梦》与普通读者的交互关系，从而促使其介入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与现实世界中。据此，序跋又将展现《红楼梦》作为普通读者精神活动的重要结果及其接受期待，也将有效揭示普通读者如何尝试代入文本而形成凸显品评主体心理活动或精神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以便自由地挖掘该书的方方面面。普通读者此类思想与行动所形成的接受普举，能够从不同时期不同群体读者的阅读阐释中挖掘读者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有助于探究近代文人结社热衷于进行《红楼梦》品评的心态史[14]，最终从社会文化史来合理定位《红楼梦》情爱式“文学感受力”及其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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