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戏曲藏书考论

徐 子 方

(东南大学 戏曲小说研究所，南京 211189)

戏曲文献收藏，乃中国古代文献收藏之重要组成部分。对戏曲文献的收藏从宋代南戏诞生后即已开始，元代形成规模，明代则为中国藏书业的兴盛发达时期，非但规模超越此前任何一代，且藏书自成体系，分别为宫廷收藏、戏曲家收藏、藏书家收藏和刻书家收藏四大块，展现出明代戏曲藏书独有的特色。

一、宫廷收藏——戏曲文献之渊薮

宫廷藏书为文献之渊薮，历代经久不衰。戏曲剧本自不例外。

(一)溯源——宋元首开戏曲收藏

中国戏曲公认形成于南北宋之交。此前历代戏剧性演出，无论优孟衣冠、汉百戏还是参军戏、宋金杂剧院本，宫廷皆其主要场所，大部分演出可能皆为即兴表演，如前辈学者任二北先生《唐戏弄》《优语集》等书所展示的那样，并无剧本留存。宋末元初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著录宋杂剧名目280个，同时稍后的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著录金院本名目690种，数量应是可观。然而，除了类似现代综艺活动主持词的“致语(乐语)”外，剧本皆未有留存，充其量只是目录。目录和收藏固然有联系，但二者毕竟有类的区别。虽然其中诸如《女状元春桃记》《王子端卷帘记》等名目应非即兴表演，但毕竟不见剧本，很难判断是否可进入私人藏书层面加以讨论。

戏曲诞生之初，情况开始有了改变。早期南戏在民间形成，诸如“永嘉杂剧”“温州杂剧”之类，剧本今知有《赵贞女》《王魁》《王焕》《蕴玉传奇》《张协状元》等多种，虽演出与宫廷相对隔绝，且大部分佚失，但《永乐大典》既有《张协状元》保存，可知南戏剧本后来部分进入宫廷庋藏，戏曲藏书正式形成。

元代漠北草原民族统治中原，传统雅文化大受冲击，市俗享乐上下同好，一时蔚为风尚。杂剧戏文不再是民间专利，宫廷贵族也同样欣赏，而且出于教化之目的直接干预演出，如人们熟知的两首诗：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篇。

(元·杨维祯《宫辞十二首》之二)

《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各路都教唱此词。

(明·兰雪主人《元宫词》)

尽管途径不同，“进剧篇”和“传入禁垣”系共同特征，说的都是包括剧本在内的戏剧活动进入朝廷，受到了皇帝的鼓励。以此推想，元代宫廷收藏戏曲应非子虚乌有。非独此也，文人士大夫阶层亦开始喜好收藏戏曲剧本并整理编目。周德清《中原音韵》本为音韵学著述，其书卷下“正语作词起例”“作词十法”例证分析中明确涉及《剐王莽》传奇、戏文《乐昌分镜》《周公摄政》传奇、《西厢记》《岳阳楼》《王粲登楼》6种杂剧和南戏剧本(实际数量应比这更多)，可知其亦有可观的戏曲作品收藏。钟嗣成《录鬼簿》为现存唯一元人所编杂剧作家生平及杂剧书目，著录剧作家152人，作品名目400多种，然并不能简单断定就是他的个人藏书。有观点认为元杂剧剧本收藏地点多为书会，这只是一种推想。周德清一生未仕，生平资料不详且不必说；钟嗣成虽做小官，但一生屈沉下僚，应无缘宫廷收藏；大规模私人藏书尤其是戏曲专门收藏较为困难，其于《录鬼簿》所录剧目来源整体上亦未作交代，惟透露出卷上“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五十六人”涉及327种的来源信息：

前辈编撰传奇名公，仅止于此。才难之云；不其然乎？余僻处一隅，闻见浅陋，散在天下，何地无人？盖闻则必达，有则必知矣。姑叙其姓字于右。其所编撰，余友陆君仲良得之于克斋先生吴公，然亦未知其详。余生也后，不得与几席之末，不知出处，故不敢作辞作传以吊云。(1)钟嗣成等著：《录鬼簿(外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30页。

说得很清楚，这一批名家名作著者是通过好友陆仲良“得之于克斋先生吴公”。陆仲良即陆登善，也是一位元曲作家，《录鬼簿》载其所作杂剧2种: 《开仓籴米》《张鼎勘头巾》 ，今皆佚。至于“克斋先生吴公”，《录鬼簿》卷下有其小传：

吴仁卿，名弘道，号克斋。历官至府判致仕。有《金缕新声》行于世。亦有所编《曲海丛珠》。(2)同上书，第37页。

元朝的府判，即地方府一级的判官，为达鲁花赤和知府属下的七品官。另外，今人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据元人许善胜大德五年(1301)《中州启札》序考订，吴弘道曾官江西省检校掾史，据其小令〔金字经〕《颂升平》，他还担任过知县，同样是七品。《录鬼簿》记其以府判致仕，一生当为下级官员。弘道本人亦为元曲作家，作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五种，今亦不存。另有《金缕新声》《曲海丛珠》等作品集，《金元散曲》录存其散曲小令34首，套数4套。最值得关注的是，吴弘道是今天我们所知元代最重要的戏曲收藏家，其杂剧收藏及具体来源情况虽不得而知，但官方身份则是可以确定的。进言之，如著者钟嗣成所标榜，《录鬼簿》的编纂自始至终都与官宦名公藏书有关，与民间书会似乎关系不大，言其书目来源于书会缺乏史料和逻辑支撑。至于和宫廷收藏是否有关系，目前固然没有数据可以证明，但个人和官方两种收藏渠道并存则是可以肯定的，后者显然更有实力。这一点在以下结合《永乐大典》等相关典籍推理互证中将看得更加明显。

(二)入明后戏曲藏书：宫廷竟成渊薮

到明代，戏曲收藏情况有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由于新王朝以恢复汉族正统文化自居，集权专制愈加明显，宫廷戏曲藏书竟成渊薮。

明初宫廷戏曲藏书以官修《永乐大典》和朱权《太和正音谱》所收及著录剧作为标志。

据现有资料，《永乐大典》卷13 965至卷13 991收录戏文33种，计27卷，今存最后一卷，为《张协状元》《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亦即通行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之由来。戏文之外还有杂剧。该书卷20 737至卷20 757，计21卷，收杂剧99种，惟无作品留存。(3)《永乐大典》戏文和杂剧分别见于今存《永乐大典目录》卷二十七和卷五十四，《永乐大典目录》今存连筠簃丛书本和内府精抄本两种。《永乐大典》所收戏曲剧本数量的确可观。有论者认为：

《永乐大典目录》所列杂剧九十九种，反映了明初宫廷庋藏杂剧作品的状况，是探知明初宫廷杂剧收藏、流传和搬演等情形的绝佳切入点。(4)罗旭舟：《〈永乐大典目录〉所列杂剧初探》，《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第159页。

这是所谈论的虽是杂剧，戏文同样可以作如是观。《永乐大典》既为官修，《明史》且明载徐达攻陷大都，尽收元王朝宫廷图书，并无向民间征集图书之记载，这些剧作无疑根据宫廷所藏录出。要之，皆可看作明初宫廷戏曲文献收藏之直接与可靠证据。

宫廷之外，明初戏曲文献收藏还有藩王府第，为宫廷藏书之拓展和补充。嘉靖时人李开先记载：“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5)李开先著，路工辑校：《李开先集》，中华书局，1959，第370页。此在戏曲藏书史上值得重视，因为它揭示了宫廷藏书的一个重要流转渠道。藩王藏书以朱权为其代表，其乃朱元璋第十六子(6)《明史》本传记朱权为朱元璋十七子，此据江西新建朱权墓出土圹志改。，受封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千乘”，为拥兵自雄的北方诸王之一。朱棣起兵“靖难”，朱权被挟持，改朝换代后屡被疑忌，遂倾心道家及戏曲以自保。所著《太和正音谱》收录元及明初剧作家77人，作品名目568种，无名氏作品110种，数量较《永乐大典》更为可观。另外，传为贾仲明所编《录鬼簿续编》收录元及明初剧作家71人，杂剧作品78种，无名氏杂剧78种。贾氏在明成祖朱棣称帝前居燕邸时即很受宠，是个典型的御用文人，其著录所据显然也不出宫廷藏书。所有这些，均能显示宫廷王府戏曲收藏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戏曲书目绝非横空出世的孤立存在，除了《录鬼簿续编》本为续《录鬼簿》而作，所著录作品在时代上直承其后、绝少重迭外，其他数部大多与《录鬼簿》有着交叉的传承关系。由于《录鬼簿》例不收无名氏剧作，则可资比较的只能是署名作品。据笔者统计，《太和正音谱》和《录鬼簿》所著录作家姓名相同者52人，占总数的68%。姓名相异者15人，但也只是一字之差，并且异字间多有联系，或字形相近，如“陈宁甫”之于“陈定甫”，“赵明道”之于“赵明远”；或语音相近，如“郑廷玉”之于“郑庭玉”，“杨景贤”之于“杨景言”；或字义相近，如“戴善夫”之于“戴善甫”，“梁退之”之于“梁进之”；也有两个字相异的，如“赵文敬”之于“赵明镜”，“张国宾”之于“张酷贫”；只有极少数的牵涉到姓氏有异，如“李仲章”之于“孙仲章”。但所有这些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名下的作品大部分相同，所以很容易判断为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这两部分别出自文人和贵族的戏曲书目，所依据的藏书作者并无不同。作者如此，作品自不能例外。《录鬼簿》收录名家作品407种，《太和正音谱》所收剧目简名相同者达376种，占总数的92.38%。其余31种剧名除了个别字句相异外也基本相同，情况与作家姓名类似。至于《永乐大典杂剧目》相似情况就更明显，所收名家杂剧69种，其中有65种与《录鬼簿》所收完全相同，与《太和正音谱》相关剧目则几乎全同。

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明初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杂剧书目与元人《录鬼簿》著录所据基本上属于同一个藏书来源，前者极有可能是徐达接受元代宫廷藏书之一部分。换言之，戏曲文献的宫廷藏书应是自元代即开始了。其次，明初几部杂剧书目同样来源于宫廷收藏，而不是来自民间或文人私家藏书室。关于这一点，也可得到当时的史料旁证。

明太祖以严刑峻法禁止民间唱曲，以致“学唱的割了舌头”(7)陆粲、顾起元撰，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中华书局，1987，第346页。。至成祖永乐年间竟发展到严禁戏曲收藏：

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8)同上书，第347-348页。

当然，在上述史料中，该严惩的“这等词曲”特指“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以及“敢于收藏传诵印卖”的剧作及演出行为，非指全部。但法令如此严酷且宽泛，尤其专门针对民间，而民间的剧目内容有时是很难辨别和分清的，加之打击和震慑往往是全方位的，由此造成民间杂剧演出和收藏的沉寂也就万难避免。

一言以蔽之，明初的杂剧演出和收藏只能在宫中而非民间寻觅。

(三)明代宫廷戏曲藏书聚散地点：宫廷及藩府

明确了杂剧文献宫廷收藏的基本事实，接下来则要确定入明后具体的收藏和聚散地点。

中国古代宫廷藏书地点比较复杂，戏曲收藏尤甚，因其多与编演地点相关。明代宫廷目前所知符合这一点的大致有教坊司和钟鼓司。前者属外廷，归礼部管，专“掌宴会大乐”(9)张廷玉等撰：《明史》“乐志一”，中华书局，2000，第1004页。；后者属内廷，亦称内府，归宦官管，“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10)《明史》“职官志三”，第1213页。。从职能上看，后者演出及收藏职能更大，故赵琦美抄校的古今杂剧多标“内府”；但前者亦绝非与戏曲编演及收藏无关，赵本古今杂剧中明署“明朝教坊编演”的本子即达22种。今人孙楷第认为教坊司不可能收藏剧本，编演与收藏无关，“盖教坊编演之本为钟鼓司采用耳，非其本属教坊司也”(11)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杂出版社，1953，第101页。。今天看来，问题可能不会如此简单，教坊司甚至其他外廷馆阁都有可能收藏戏曲。这样说并非纯粹基于推测，而是有史料可征。今存宣宗时阁臣杨士奇奉诏编定于宣德四年(1429)的《文渊阁书目》，其卷十收录有《戏曲大全》等4种4册，万历时曲家王骥德则明称其时“金、元杂剧甚多，《辍耕录》载七百余种，《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载六百余种。康太史谓于馆阁中见几千百种”(12)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载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第169页。。其言“康太史”即戏曲家康海，他同时亦为明弘治状元，翰林院修撰，曾参与修宪宗、孝宗两朝实录，其在馆阁中见到杂剧剧本达几千百种，应为实录。当然亦有论者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现存《康对山集》并无此类话语。若果真如此，问题即比较复杂，所谓“孤证不立”。然王骥德此语并非凭空而发，今查康海友人王九思撰有《杜子美沽酒游春记》杂剧，康氏为作序，上述文字亦见诸该序：

予囊游京师，会见馆阁诸书，有元人传奇几千百种，而所躬自阅涉者才二三十。

九思此剧收入其《渼陂集》卷七，可靠性应无问题。更何况此说另有旁证。万历时《内阁书目》编者张萱亦称自己曾经“校书秘阁，得元人本数十百种，欣然会心。数欲为《苏子瞻春梦记》，未卒业”(13)转引自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册，上海古籍出版，1982，第471页。。可见，明代宫廷戏曲虽多集中于内廷，馆阁外廷皆有部分收藏。万历时人宋懋澄《九龠集》卷三“御戏”条载：“每将进花及时物，则教坊作曲四折，送史官校定，当御前致词呈伎。”(14)宋懋澄撰，王利器校：《九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218页。文中明言晚明盛行于宫中的“四折”御戏，可肯定为杂剧而非南曲传奇。同为万历时人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庄岳委谈下》更谓:“古昔所谓杂剧院本，几于尽废，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1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第555页。这些都说明，自明终始，教坊之于杂剧文献收藏的不可替代性。教坊既为编演所在，自身收藏以供随时取用亦属理所当然。孙楷第先生之疑，非但无据，也与史实不符。

仍有一点应予指出，无论外廷还是内府，收藏杂剧并非皇室所独享。除了循例赐予就藩诸王外，一般京官同样也可借阅和抄藏，臧晋叔、赵琦美及于慎行、于小谷父子皆曾抄藏内府系统杂剧便是显例。这就为明中后期的戏曲家、藏书家藏书创造了条件，也由此客观上开启了宫廷戏曲藏书向社会流动之聚散进程。

二、戏曲家及其藏书：由北而南

基于个人爱好，加之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戏曲家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财力，在明初宫廷藏书逐渐向社会流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收藏构成了明代戏曲藏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域上则体现了由北而南的转移趋势。

(一)朱权、朱有燉——源自北方的藩王藏书家

戏曲家藏书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宁王朱权、周王朱有燉这两位王爷。如前所述，他们的藏书大部分来自朝廷所赐，严格说应该算作宫廷藏书的一部分；但明中后期民间戏曲藏书本来大多自宫廷流出，何况二王同时又是戏曲家，戏曲收藏当非止朝廷所赐，应有自身特色，需分别看待。

(二)李开先——首开风气的山东戏曲家藏书

李开先是继宁、周二王之后北方又一位重要的士大夫戏曲家，其曲学藏书质高量大，泽被后世。

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31)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嘉靖二十年，因开罪权臣夏言被罢官。开先一生，兼擅诗文以及杂剧传奇，又喜收藏曲本、供养“家乐”。有传奇《宝剑记》《断发记》2种，杂剧《园林午梦》《打哑禅》2种，曲论专著《词谑》及散曲和若干杂著留存于世。收藏方面，李开先“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21)张廷玉等撰：《明史文苑三》，中华书局，2000，第4927页。，当时有“词山曲海”之誉。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家藏元杂剧作品，和门人共同精选编定16种，成《改定元贤传奇》。同时校刊过乔梦符和张小山的散曲，并编选了《市井艳词》和《诗禅》等。有《李中麓书目》，惜佚。也正因此，李开先藏书的具体数目难以确定，只能间接推断。时人王世贞称其藏书“牙签纵横十万卷”(22)王士祯：《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三十五《春夜饮李伯华少卿》，世经堂刻本。或有些夸张，但李开先自云“得儿有数休磋晚，付托堂中万卷书”(23)李开先著，路工辑校：《七言绝句·即事次前韵》，载《李开先集》上册，第242页。，亦并非实情。具体可见李氏《藏书万卷楼记》:

藏书不啻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以四库胪类不尽，乃仿刘氏《七略》，分而藏之。楼独藏经学时务，总之不下万卷，余置别所凡五。书文明火象也，又天地精华，多则为祟，古之善藏者每分之，庶不灾丁火，吾楼书不过万以此。(24)《李开先集》中册，第658页。

文中明言“万卷楼”的原因，是欲“分而藏之”以避火灾，眼前这座万卷楼仅藏“经学时务”方面的书，其余诸书“置别所凡五”，以此计算李氏藏书总数当不下五万卷，其中戏曲文献亦不在少数。清初毛斧季识《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中云:“章丘李中麓开先晓音律，苦作词。最爱张小山，谓其超出尘俗。其家藏词山曲海不下千卷。”(25)张可久撰，清劳平甫校：《新刊张小山北曲联乐府》，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曲类》第10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01页。由此可知，李开先家藏词曲文献应在千卷左右，除了《改定元贤传奇》所收诸剧外，包括现今惟一存世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和若干元人杂剧抄本。

(三)杨循吉、何良俊、汤显祖——崭露头角的南方戏曲藏书家

南方戏曲家藏书，当以江苏苏州人杨循吉为较早。循吉(1456—1544)字君卿，一作君谦，号南峰、雁村居士等，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属苏州)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好读书，每得意则手舞足蹈，不能自禁，人称“颠主事”，后因病致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其曾以曲作为武宗赏识, 然未能以此再入仕：“正德庚辰，武庙幸南都，问伶臧贤：‘南人有善词曲者乎？’贤以君谦对，武庙立召之，命陚打虎曲，称旨。每扈从，辄在御前承旨，为乐府小令，然不授官，与优伶杂处。君谦耻之，谋于贤，为请急放归。”(2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80-281页。是知其曲作无他，多系御前应制。循吉极喜藏书，闻某人家有异本，必购求缮写。所藏至十余万卷，所藏戏曲不详，然时人李开先有言：“明武宗亦妙听杂剧及散词，有进者即蒙厚赏，如杨循吉、徐霖、陈符所进不止数千本。”(27)《李开先集》上册，第370页。据此，循吉藏书中“杂剧及散词”必不在少数。

余家所藏杂剧本几三百种，旧戏文虽无刻本，然每见于词家之书，乃知今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29)同上书，第337页。

是知何氏于戏曲所重杂剧，收藏近三百种，亦颇可观，戏文传奇则不可知。何氏藏书印有“东海何元朗”“何氏元朗”“紫溪真逸”“拓湖居士”“何良俊印”“陆沈金马门”“两山”等。所刻有《说苑》《新序》等。不幸的是，明末倭寇劫掠华亭，何良俊避走吴地，其藏书遂毁于屡乱。

杨循吉、何良俊之外，戏曲家藏书还有以《牡丹亭》传奇著称于世的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汤显祖(1550—1616)。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曾官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因弹劾大学士申时行，降为广东徐闻典史，后改浙江遂昌知县，又以不阿附权贵而遭罢官。汤氏一生醉心于著述和戏曲创作，传世有《玉茗堂全集》4卷、《红泉逸草》1卷、《问棘邮草》2卷。其戏剧作品《牡丹亭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藏书方面，汤显祖继承了家族藏书，据《文昌汤氏宗谱》，高祖汤峻明即“藏书四万余卷” ，《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称汤“戏曲著名，亦喜藏书，所藏词曲书籍尤多，至千余种。藏书、著述之所名为‘玉茗堂’”(30)李玉安、陈传艺：《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第143页。。

(四)徐渭、王骥德、吕天成、胡文焕、祁彪佳——浙江终成主流

戏曲家藏书重心南移，浙江虽然时间上晚于苏州、松江和江西，但无论藏书家人数还是藏书规模皆超过其他各地域，可谓后来居上。

时间较早的当推文艺全才型大家徐渭(1521—1593)。渭字文长，初字文清，别署田水月、天池生、天池山人，晚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人。徐渭一生，才情卓绝，诗文、戏曲、书画皆工，但科场不利，后为浙江总督胡宗宪掌书记，胡得罪被杀后，渭亦潦倒终生。诗文集有《徐文长初集》《阙编》《徐文长三集》《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徐文长佚草》等多种，杂剧有《四声猿》四种以及尚待进一步论定之《歌代啸》。另有大量堪称一流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传世。曲学著述有《南词叙录》，此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南戏的源流和发展，其中“宋元旧篇”“本朝”中著录了113种戏文名目，其中多半应为本人所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藏书状况。

徐渭的门生王骥德(1540—1623)也值得重视。 骥德字伯良，号方诸生、玉阳生，又号方诸仙史、秦楼外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骥德受家庭熏陶，自幼即嗜戏曲。弱冠承父命改写祖父《红叶记》为《题红记》，早负才子之名，平生与同时戏曲名家多有交往。万历初，与徐渭相邻并师事之，深得后者指点,又与吕天成、沈璟、汤显祖为莫逆。万历二十年前后，曾在山阴知县毛寿南官署设席谈艺，与寿南子毛以燧等研讨词曲。诗文集《方诸馆集》，散曲集《方诸馆乐府》均不存。所作传奇、杂剧亦多散佚，今存者仅《题红记》《男王后》二种。所校注《西厢记》以经史证故实，以元剧证方言，在体例、标目诸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为流传至今的一个较好的整理本。

藏书方面，王骥德主要来自家学渊源，其祖及父均精于戏曲，家藏元人杂剧可数百种。其戏曲理论代表作《曲律》4卷，为系统、全面之曲论专著。该书旁采博征，涉及北杂剧、南杂剧、南戏和传奇的剧目近百种。这些当然不能说都是出自他的收藏，更不能说就是他的全部藏书。但王骥德作为当时颇具分量的戏曲家兼藏书家则是没有问题的。

与王骥德齐名的是其好友吕天成(1580？—1618)。天成字勤之，号棘荆，别署郁蓝生、竹痴居士，浙江余姚人。父吕胤昌，字玉绳，万历十一年进士，先后官宁国府推官、吏部主事和河南参议，曾以昆曲格调改编汤显祖《牡丹亭》。天成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好音律，善词曲。祖母孙氏，好藏书，于古今戏剧收藏最富。因此他从小得博览诸家名作，又得到外祖孙月峰和舅父孙如发的培养指授，与年岁远长于他的曲学名家沈璟过往甚密，与王骥德更成莫逆之交，故对曲学及声韵无不精通。后为诸生，善古文辞。然才高命薄，科举不第。一生著述丰富，今知名目有《烟鬟阁传奇》10种，杂剧8种(《齐东绝倒》《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风情》《缠夜帐》《姻缘账》)。此外还著有《红青绝句》1卷，小说《绣榻野史》《闲情别传》和曲学理论著作《曲品》，等。《曲品》乃一部重要的古典戏曲理论专著，约于万历三十八年完成，以后又有所增补。全书共记载和品评戏曲作家90人，散曲作家25人，戏曲作品192种，其中大多是戏文及传奇，且为首次著录，其戏曲藏书状况,于此亦可见一斑。

戏曲藏书家兼出版家胡文焕在此时期可谓别具一格。文焕字德甫，一字德文，号全庵，别署抱琴居士，祖籍江西婺源，居于浙江仁和，约明神宗万历中期前后在世，监生，曾先后任湖南耒阳县丞、署广东兴宁知县。一生勤奋好文，著述颇丰，有《琴谱》《古器具名》《胡氏粹编》《诗学汇选》《文会堂诗韵》《文会堂词韵》等传世。文焕深通音律，善鼓琴，嗜好藏书，于万历、天启间建藏书楼“文会堂”，后又取晋张翰诗句，改名“思蕙馆”。戏曲方面也有建树，传奇创作有《余庆记》《三晋记》等4种，杂剧有《桂花风》1种。他是一位具有较大影响的藏书家兼刻书家。清人丁申《武林藏书录》一书卷中谓其“尝于万历、天启间购文会堂藏书，设肆流通古籍，刊《格致丛书》至三、四百种，名人贤达多有序跋。” 今人阳海清《中国丛书广录》(31)陈海清：《中国丛书广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收录胡文焕三种丛书140种210卷，由此可略见其藏书规模。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所编的《群音类选》(《格致丛书》中的一种)，收录戏曲154种，主要为戏文及传奇，杂剧虽然数量不及，但却是目前所知保存明杂剧作品较多的一部戏曲选本，由此可以推知其戏曲藏书状况。不仅如此，该书在理论上对南杂剧和传奇体制进行了明确区分，具有较强的认识价值。

在戏曲藏书史上，祁彪佳(1602—1645)以家族型藏书为世所知。祁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世家。父祁承业，一生澹于功名，注重修身养性，曾建成与宁波范氏的天一阁、会稽纽氏的世学楼齐名的藏书楼——号称“藏书甲于大江之南”的澹生堂，并有《澹生堂藏书目》传世，著录图籍6 700余种，不下85 000卷。其中“集部上”收录《录鬼簿》《曲藻》等曲书和《古今杂剧》20卷20册，《名家杂剧》16卷16册。祁彪佳得家学渊源，幼年聪慧，7岁便能对句，17岁中乡试，21岁中进士。先后任福建兴化府推官、福建道御史、苏松巡抚，后以执法严峻、不阿权贵而得罪内阁首辅周延儒，受到降俸的处分，愤而辞官。家居8年后，又被任命为河南道御史掌官，不久升御史、巡抚江南。崇祯十七年(1644)，京师失陷，祁彪佳继续为定都南京的南明福王朝廷服务，却横遭权臣马士英的排挤迫害，只好再次辞官归里。弘光元年(1645)清兵下江南，祁彪佳不屈自沉。南明鲁王监国谥其为“忠毅”，福建隆武帝谥其为“忠敏”。清乾隆时又谥为“忠惠”。祁彪佳殉国后，家人将其藏书转移到云门山化鹿寺，从此开始散失。据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所记:“祁氏旷园之书，初庋家中，不甚发视。乱后迁至化鹿寺，往往散见市肆。”(32)黄宗羲：《黄梨州文集》，中华书局，1959，第401-402页。一生著述很多，主要有《祁忠敏公日记》《祁忠惠公遗书》等。戏曲方面，祁彪佳写过一本反映西汉苏武出使匈奴、不屈牧羊的传奇《全节记》，惜未流传。由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心境所限，戏曲活动和戏曲创作对祁彪佳来说只能是身外余事。1953年，他的两部曲论著作《远山堂曲品》(残缺)、《远山堂剧品》被学术界发现，包括藏书在内的戏曲成就方为人们所知。

祁氏的戏曲藏书，并不与其他藏书共命运。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中透露：“参政藏书，将乱，其家悉载至云门山寺，惟遗元、明来传奇多至八百余部，而叶儿乐府不与焉。予犹及见之。”(3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495页。此处值得注意的是，祁氏藏书中戏曲类部分并未转移至云门山寺，这一部分藏书大部分并非澹生堂旧藏，而是祁彪佳新聚书。时人全祖望这样记述：“忠敏亦喜聚书，尝以朱红小榻数十张顿放缥碧诸函，牙籖如玉，风过有声铿然。顾其所聚，则不若夷度先生之精。”(34)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旷亭记》，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133页。显而易见，祁彪佳藏书虽然主要是继承乃父澹生堂，但自己添置了更多的戏曲及俗文学等，以传统四部经典标准衡量确乎不精，却更有特色。

《远山堂曲品·剧品》受吕天成《曲品》之启发，仿体例扩展而成。祁氏《曲品》评论明代传奇作品计分妙、雅、逸、艳、能、具六品和杂调一类加以综合性的品评。现仅存残稿，妙品已佚，雅品只余31种，余者有逸品26种、艳品20种、能品217种、具品127种，杂调类收弋阳诸腔剧目46种，总计得467种。《剧品》体例与《曲品》同，共分妙、雅、逸、艳、能、具六品，计妙品24种、雅品90种、逸品28种、艳品9种、能品52种、具品39种。共著录和评判元明杂剧242种，其中112种为已佚作品，其他书籍也不记载。二书相加，共得戏曲书目709种；另附杂调一类，收弋阳诸腔剧目46种，尤为可贵。这些书大多不见《澹生堂藏书目》，显系祁彪佳购置，由此可见其戏曲藏书之富。

至于祁氏藏书散出后去向，据全祖望记载，其中一半归杭州赵氏小山堂，一部分则为黄宗羲所购置，吕留良亦有购入。(3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小山堂祁氏遗书记》，载《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第1066页。黄、吕两人并曾为购澹生堂藏书而交恶，终至绝交，这是清初藏书界颇引人注目的一个插曲。

三、藏书家收藏——南北分合书目分明

明代私家藏书自宋元而后，呈一时之盛，戏曲类藏书则别具一格，杂剧多为宫廷流出者，传奇则多出自民间。由于财力有限，多数戏曲家自身藏书能力不足，主力仍为专门藏书家，且南北分合各有特点，尤其是书目著录展示戏曲，开一代新风。以下分别考述。

(一)叶盛——最早关注戏曲的南方藏书家

叶盛(1420—1474)字与中，号蜕庵，自号白泉，又号泾东道人、淀东老渔，江苏昆山人。明正统十年进士，授官兵部给事中，官至吏部左侍郎。其间曾出官山西参政，协赞军务。又曾巡抚两广、宣府等，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卒，谥文庄。著有《叶文庄奏疏》《水东日记》《菉竹堂稿》《秋台诗话》《卫族考》《经史言天录》《宣镇诸序》等。叶盛生平喜藏书、抄书。乾隆《苏州府志》称他生平嗜书，手自雠录至数万卷。钱大昕《江雨轩集跋》称:

文庄藏书之富甲于海内，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虽持节边侥，必携钞胥自随。每钞一书成，辄用官印识于卷端，其风流好事如此。(36)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光绪文学山房本。

于此可见其嗜书之一斑。

关于叶盛藏书的具体数目，通过目前留存的《箓竹堂书目》可知。该书今存日本秋谷柴樵抄校本，共收书4 238部，合20 576册。证之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文庄中外扬历，不遑宁居。而见一异书，虽残编蠹简，必依格缮写，文庄储藏之目为卷止二万余，然奇秘者多亚于册府。”(37)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第181页。由此可见，《箓竹堂书目》当为叶盛藏书之实录。当然，作为藏书家，叶盛所藏戏曲书并不多，惟于“诗词集”一类收录《戏曲大全》3册、《十英曲会》2册、《东嘉蕴玉传奇》1册、《阳春白雪》《风月锦囊》各1册等少数几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东嘉蕴玉传奇》，南宋张炎《山中白云词》中《满江红·傅粉何郎》一阕，题赠《东嘉蕴玉传奇》，注云：“惟吴中子弟为第一。”曲学界因以为早期南戏作品，然未见传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蕴玉传奇”条认为“叶氏所藏，殆即此宋南戏本。”(38)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下册，第88页。可见其重要。然由其数量之寡，亦可知在叶盛所处的明前期，戏曲收藏尚未成为南方文人士大夫所特别关注，此时期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仍为北方藏书家。

(二)高儒、晁瑮——北方戏曲藏书不绝如缕

高儒(1499?—1553)字子醇，自号百川子，河北涿州人。出身兵家，长成后以武为业，嘉靖间官至锦衣卫指挥同知。(39)罗旭舟：《高儒生平家世与〈百川书志〉》，《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3期。喜文翰，嗜诗文，富藏书，家有“志道堂”为其藏书之所。历经多年访求购置，藏书连床插架，达万卷之数。至是，高儒以“书无目，犹兵无统驭，政无教令，聚散无稽矣。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啻万卷”(40)高儒：《百川书志序》，载《百川书志·古今书刻》，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第2页。闻名，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编成书目《百川书志》20卷。此书目经6年考索，三易成编。体例仿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每书名之下有简明题解。分经、史、子、集四志，此固乃传统所习见，惟史部专列“外史”一门，专收戏曲，是前所少见。其中著录《西厢记》等15种元及明初杂剧，并朱有燉剧作31种，《蔡伯喈琵琶记》等南戏传奇6种，共52种。作为一北方藏书家，如此收藏规模和编类方式足以显示其实力和特色。

晁瑮(1507—1560) 字君石，号春陵，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国子监司业。瑮平生喜访录收藏图书。工词赋，家富藏书，藏书楼曰“宝文堂”。又喜刻书，有饮月圃、百忍堂等版。曾刻印《晁氏三先生集》《法藏碎金录》《具茨集》等。编纂《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嘉靖中，据己所藏之书，编《晁氏宝文堂书目》3卷，收书7 829种，每书条目下都注明系某刻本，可资稽考明人版刻源流，为近世藏书家所重。其子晁东吴(1532—1554)字叔权，一字叔泰，亦参与编撰该目。李开先曾有《寄题晁春陵藏书屋》诗，赞曰：“世史子长名姓芳，雄文巨笔述明昌。牙签悉付傒奴掌，缃帙频劳使者将。蝌蚪周书掘冢得，龙蛇禹刻出山藏。读书莫凿匡衡壁，自有窗前明月光。”(41)《李开先集》上册，第128页。《晁氏宝文堂书目》在分类体系上也独具特色，最堪注意的是打破传统四库法，分上、中、下三编，上编12类，中编6类，下编15类，共分为33小类。其中在子杂、乐府两类目下，收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亦为明代其他书目少见；“乐府”类下收杂剧129种，包括《西厢记》等元人杂剧和朱有燉等明杂剧作品，对古典戏曲收藏及明时北方私家藏书皆独具文献价值。

前已述及，李开先殁后，北方戏曲家藏书日渐衰竭乃至无闻，但并不意味着北方再无戏曲藏书，高儒、晁瑮即为此时期北方戏曲藏书家之典型代表，虽然他们并未扭转明代藏书重心由北而南的整体趋势。

(三)徐火勃——戏曲藏书南下拓展至福建

戏曲藏书至福建藏书家徐火勃(1570—1645)，已突破了传统上江浙皖赣之旧有格局。徐火勃字惟起，更字兴公，别号三山老叟、天竿山人、竹窗病叟、笔耕惰农、筠雪道人、绿玉斋主人、读易园主人、鳌峰居士，福建闽县鳌峰坊人。惟起一生澹泊名利，童试后即摒弃科举，肆力创作，清人刘燕庭称其“博学工文，善草隶书，诗歌婉丽”(42)刘燕庭：《徐氏家藏书目卷首识语》，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1625页。。在乡曾与叶向高、翁正春、曹学佺、谢肇淛、陈价夫诸名流结“芝社”，人称“芝山诗派”。又好漫游，曾于万历二十年首度北上吴江，万历二十三年和万历二十九年两次漫游吴越，万历三十五年南游广东。崇祯十二年赴江苏常熟，与毛晋、钱谦益等藏书名流结识。惟起喜聚书，多方搜罗购致，衣食检缩不顾也。居家有柿叶庐、柿叶山房、镜澜阁、汗竹巢(“巢”一作“轩”)、绿玉山房(“房”一作“斋”)、柯古陆植馆、宛羽楼、风雅堂、竹藤斋等室名，筑有红雨楼藏书楼。诗文自署竹窗病史、读易园主人、天竺上人、绮雪道人、笔耕惰农、只山老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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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火勃藏书为读，其于万历二十年所作《红雨楼藏书目序》自云：

性喜博览，闲常取父书读，觉津津有味。然未知载籍无尽，而学者耳目难周也。既长，稍费编摩，始知访辑……乃撮其要者购之，因其未备者补之。更有罕睹难得之书，或即类以求，或因人而乞，或有朋旧见贻，或借故家抄录，积之十年，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储，可盈五万三千余卷……分经史子集四部，部分众类，着为书目四卷。(43)徐火勃：《红雨楼藏书目》，清道光间刘燕庭抄校本。

序中自云藏书所自、聚书之难、得书之喜，非亲历苦辛难知其味。《红雨楼藏书目》又称《徐氏家藏书目》，今存刘燕庭抄校七卷本(缺第七卷)，首有万历三十年壬寅自序、《藏书屋铭》及万历三十五年丁未《题儿陆书轩》，另有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藏缪荃孙“艺风抄书”版本，题序与此大同小异，惟改7卷为4卷，内容亦有所增减，除存刘燕庭本所缺第7卷内容外，更收录惟起不及见之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作品，显非原本。徐氏家藏书总数如惟起自言当为53 000余卷，其中包括元明戏曲168种(杂剧111，传奇57)，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位藏书家。

徐火勃亡故后，其红雨楼藏书随之流散，一般认为浙江湖州陆心源皕宋楼收藏居多。

四、刻书家收藏——收藏兼校刊戏曲

明代藏书家亦多刻书，上述诸人即有多部所刻书流存于世，但大多兴之所致，未成规模，影响亦多在藏书领域。另有一批人则相反，虽然藏书，但却以刻书为业，或以戏曲刻书著称于世。

(一)毛晋、臧懋循——传奇和杂剧收藏选刊之功臣

毛晋(1599—1659)初名凤苞，晚岁更名晋，字子九，后更字子晋，号潜在，江苏常熟人。世居常熟迎春门外七星桥。晋治家有法，性嗜典籍，博学强记，后得钱谦益指点，学问大进；然科试不售，家居读书、著述、藏书及刻书，有《苏米志林》《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明诗纪事》《隐湖题跋》《毛诗陆疏广要》《汲古阁珍藏书目》等传世。又好抄录稀见秘籍，缮写精良，世谓“毛钞”。其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流布甚广。毛晋藏书亦丰，有汲古阁、目耕楼藏书，其中多有宋元旧版，稀见之书，数量达84 000余册。明末常熟藏书以毛晋汲古阁与钱谦益绛云楼并称，雄视东南。入清后毛氏藏书不替，影响深远。康熙中吴梅村专门为赋《汲古阁歌》：

诗中所言“小毛公”即毛晋之子毛扆，字斧季，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扆能继父志，性嗜书，耽校雠，精小学，藏书刻书能继父业，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宋、元、明刻本及旧抄本480余种，为世所称。吴氏所言“里中又得小毛公”盖系实录，由此可见毛氏汲古阁在明清士林之影响。

戏曲文献方面，毛氏编刊明传奇选辑《六十种曲》为世人所重，至今不替，今存其所编《汲古阁校刻书目》并予著录。惟《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已无戏曲剧本，仅收录《张小山乐府》《阳春白雪》《太平乐府》等散曲集以及《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等曲书，《六十种曲》之外，是否另有戏曲收藏，亦不得详知。

臧懋循 (1550—1620)字晋叔，号顾渚山人，浙江长兴人。自小聪慧，博闻强记，万历八年中进士，历湖北荆州府学教授、应天乡试同考官、湖北夷陵知县。万历十一年升南京国子学博士，与汤显祖、王世贞、梅鼎祚、袁中道等友善，游六朝遗迹，命题赋诗，风雅一时。越二年，因携娈童出游，被劾罢官归里，与吴梦旸、吴家登、茅维诗酒唱和，号“吴兴四子”。万历二十四年，挈家迁居南京。万历二十九年，与曹学俭、陈邦瞻等结金陵诗社，交游唱和，辑有《金陵社集》8卷。万历三十年，举家返长兴。臧氏平生著述甚丰，有诗文集《负苞堂稿》，并辑有《古诗所》《唐诗所》等。戏曲方面曾改编汤显祖《玉茗堂四梦》，聚书以收藏和刊刻戏曲杂剧为特色，自述“吾家藏杂剧多秘本”，藏书室有“负苞堂”“雕虫馆”等。尤堪关注的是与曾官锦衣卫指挥的湖北麻城人刘承禧(字延伯)友善，一次性向后者借200种内府本杂剧，并以此为基础，又从山东王世贞、福建杨氏及家藏杂剧中，选辑100个作品，加以校订润色，编为《元曲选》，又称《元人百种曲》。此书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和赵本古今杂剧问世之前，是阅读和研究元杂剧剧本的唯一管道。也正因为臧氏在改编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元曲选》编选和校订过程中所显示出对戏曲艺术独到的体悟和贡献，可知其不仅是单纯的刻书家，而是一位戏曲家兼刻书家。这一点和毛晋有着本质差别，需特别予以指出。

(二)赵用贤、赵琦美及常熟赵氏——戏曲校藏源远流长

赵用贤(1535—1596)字汝师，号定宇，江苏常熟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庶吉士。万历初官检讨。万历五年因弹劾权臣张居正而遭杖戍，罢官归里。居正殁后复起，官至吏部左侍郎。史称其性刚，负气傲物，终陷朋党争斗，激愤辞归。后卒于家，谥“文毅”。用贤平生嗜书，节衣缩食，搜罗达3 300余种，近万册。其亦勤于著述，著《松石斋文集》30卷、《诗集》6卷等。另编《赵定宇书目》1册，不分卷。自记所藏书目，有明清之际旧写本传世，曾为曹寅等人收藏。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赵侍郎用贤》称其“强学好问，老而弥笃，午夜摊书，夹巨烛，窗户洞然，每至达旦”(4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赵侍郎用贤”条，第443页。。又精于刻书，苦心雌校，经他刻刊的《五经》白文，置于宋本中几可乱真，世人视作珍藏。又尝刻《管子》《韩子》，一时号称善本。在他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还曾补刊过王应麟《玉海》等书。《赵定宇书目》虽按内容粗加归类录目，难称精致，但于传统四部之外，“词”类收录《副末十六册》《杂剧三本》及《琵琶记》《紫金钗》《还带记》《杜甫游春记》《渴饮记》等戏曲作品，为正统藏书家所少有，显示其藏书思想之开放，极具文献价值。

用贤殁，藏书为其子继承。如同祁承业之于祁彪佳一样，赵用贤藏书和刻书的行为影响了整个家族，三子俱好读书：长子琦美，官至刑部郎中；次子祖美，国子监生；三子隆美，官至叙州知府。其中最可注意的是赵琦美。琦美(1563—1624)一名开美，字玄度，又字如白，号仲朗，又号清常道人。幼聪好学，博闻强记，志在兼济，然科试不售，以荫庇出仕，藏书著述多所成就。著有《洪武圣政记》《伪吴杂记》《脉望馆藏书目》等，校勘刊刻有《新唐书纠缪》《仲景全书》《周髀算经》《东坡先生志林》《唐段少卿酉阳杂俎前集》《松石斋文集》《东坡杂着》《陈眉公杂录》等。作为用贤长子，在许多情况下是二人合作编选和校刻，时人称其父子兼师友，一时传为佳话。琦美亦好聚书，据《脉望馆书目》其藏书达4 900多种，2万余册，较之《赵定宇书目》多出1 600多种，册数多出一倍以上。然其戏曲藏书则更多半不在此书目之内。使其名重后世的是他收藏、抄录和校勘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一大批元明杂剧作品，虽经明清之际战乱流失，至清康熙年间钱曾手中尚存三百四十余种(46)钱曾：《也是园书目》，罗振玉辑玉简斋丛书本。；今存也有242种，其中大部分是孤本。刊本如《古名家杂剧》和息机子《刻元人杂剧选》，二书赖之保留大半；钞本如内府本、于小谷本均为世之珍稀，足称戏曲文献收藏史上的一大突破。至清末，赵琦美抄校本古今杂剧终于辗转为其族裔十世孙赵宗建旧山楼收藏。20世纪30年代末，这一批戏曲文献在近三百年辗转流散后重现于沪上，被誉为不亚于殷墟甲骨文字的发现和敦煌石室的打开，堪称文化界的一件大事、盛事。琦美亦有藏书室名脉望馆，现存玉简斋本《脉望馆书目》为其九世孙子琴据恬裕斋瞿氏藏抄本转录，更是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常熟赵氏藏书可谓后继有人！

本文所述，以考论明代戏曲藏书自宫廷与个人互动流变为视角，涉及藏书家19人，上自贵族藩王、朝廷高官，下至文人处士、书坊业主，身份包括戏曲家藏书、藏书家藏书和刻书家藏书；地域上厘清南北分野互动，基本上涵盖传统藏书的分布范围，既大体展示了一代戏曲藏书及书目著录状况，也总体上体现出明代藏书领域的整体经纬。自然，正由于目的重在勾画明代戏曲藏书状况及大致走向，藏书人物仅取其代表性，非云一网打尽。与此无关的人与事，包括范钦、王世贞、胡应麟、钱谦益、杨仪这样的著名藏书家不得不有所取舍。至于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所谓“考订家藏书”“校雠家藏书”“收藏家藏书”“鉴赏家藏书”“掠贩家藏书”(47)洪亮吉：《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47页。之分类虽不无道理，但过分琐细，甚且引发歧见，亦为著者所不取。一言之，发视明代戏曲藏书，不仅有助于明代戏曲文献史之系统和完善，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收藏史、文献史、目录史无疑也是很好的助力。本文于此，稍作尝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