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王 斌 伟
(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510631)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从16世纪开始,现代化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了现代化的认知和实践。在这个大趋势下诞生的现代政党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随波逐流,或是昙花一现。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奋力探索和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以新的文明形态引领人类发展,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在此漫漫长路上,党在明确方向、谋划战略、建构制度、聚合力量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方式。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式,有利于凝练和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既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深入推进提供科学参照,又为解决世界各国现代化遭遇的各种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独具中国特色的贡献。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1)《***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6页。能否选择和坚持正确的方向,对于现代化能否到达理想彼岸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大基本方向。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是近几百年来发生在人类社会的一场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先发国家的现代化,其以社会上的商业集团或国家层面的官僚机器为主要领导力量,在西方世界较为普遍;另一种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由于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缺位,相对强有力的政党不得不站出来补位,充当国家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就是典型样本。国家力量孱弱、社会力量松散是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传统的国家机构和社会集团无法领导国家现代化,组建政党便成为出路。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政党诞生。尔后,辛亥革命推动中国的政治时代发生巨变,即从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转入现代政党政治。一时间,大大小小数百个政党林立于民国国会。但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政党不可能领导国家现代化。如此,领导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就落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拥有科学理论武器、以谋人民幸福和谋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肩上。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这一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新型制度,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以毫不讳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展开并不断深入发展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和根本。基于此,***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22页。,并高瞻远瞩地将党的领导摆在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首位(3)同上书,第23页。,以极高的政治权威彰显了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第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从社会制度性质的角度看,现代化有资本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之分。毫无疑问,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在三百多年间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文明,但也制造了巨大的阶级分化和社会鸿沟,富人占有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财产和资源,穷人生活处境艰难。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体现了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有着天壤之别。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方式,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畏闯关涉险,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逐渐消灭剥削、消除绝对贫困,努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防止和控制两极分化,在坚持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矢志不渝的追求,彰显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性质的笃定。***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4)《***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第9页。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质上是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在不犯颠覆性、原则性错误的同时,不断赓续其“中国式”意义。
第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旨归的角度看,现代化大致有以资本为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两种。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使得本应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却成为资本的工具,人的存在和发展只是为了满足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性要求,没有什么东西比资本更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强调现代化建设既依靠人民,又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完全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5)《***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9页。必须注意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更为具体的要求。其一,“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594页。,其中包括对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统一的要求。这意味着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不仅要在现代化中创造丰裕的物质文明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也要懂得在现代化中涵养丰富的精神文明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其二,自然和社会是人的生存和活动环境,也是人进行现代化的客观环境,人与自然相和谐、人与社会相和谐是维护这个环境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不仅要懂得善待自然环境,坚持在顺应自然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自然,增强对生态系统和环境系统的保护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积极化解社会冲突,建立全体人民权责一致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善治,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共存。概言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内化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统一、人与自然和社会相和谐的要求,才能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7)《***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0页。能否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准确的战略判断,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对于掌握发展的战略主动并取得发展的实效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规划先行,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和调整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国家现代化目标与步骤的酝酿。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当时,毛泽东等人逐渐认识到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附庸、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使广大穷苦劳动群众脱困于特权和资本的剥削而翻身做主人,使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脱困于沉沦的颓势而重新屹立于世界,使整个国家脱困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转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恰恰是革命情形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建立或形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对于如何完成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中国这个古老大地上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实际上阐释了建立或形成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两步走”战略。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赋予社会主义革命以更具现代化意涵的表达,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快速恢复生产的基础上,稳步推动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7页。,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国家。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实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认识。195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毛泽东在反复酝酿的基础上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明确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16页。由此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进一步表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首个战略目标。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从一个扩展到四个,并首次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确定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584页。。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共产党又逐渐将科学技术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范畴,将“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领域重新整合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设定了“两步走”战略,并于1975年将之细化:第一步是在1980年以前建成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1)《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第479页。可以说,“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主要的发展追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四个现代化”展开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设定与内涵界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在战略目标上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演进。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谈话时首次将“四个现代化”定义为“中国式的”,并在两天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496-497页。此时所说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主要是就发展目标来说的,指向现代化国家的发达程度和发展水平。(13)陈金龙:《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鲜明特征及重要意义——基于***相关重要论述的思考》,《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后来,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形式,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角度渐次明确和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在实质上填充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战略步骤上,经历了从“两步走”到“三步走”再到新“三步走”的演进。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为实现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简要定下了前后两个“十年”的战略步骤。大约5年后,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延伸到21世纪中叶,并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报告。20世纪90年代后期,鉴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已经基本实现,党的十五大报告将第三步细化,形成定位于21世纪上半叶的新“三步走”战略,特别是明确了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步骤。
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确立。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更加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既有基础上增加了美丽的生态之维,拓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五位一体”形态。与此同时,***总书记明确从党的十九大到本世纪中叶的“1+2”战略安排。所谓“1”,就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20年如期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所谓“2”,就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的“两步走”:第一步是从2020年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从2035年至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4)《***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2-23页。中国式现代化子领域也纷纷形成了各自的“三步走”战略安排,如在国防现代化上有强军“三步走”、在农业现代化上有乡村振兴“三步走”、在科学技术现代化上有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等。***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党的十九大已经确定的未来30年的“两步走”战略安排,更加具体地谋划了未来五年全方位、各领域的主要任务目标,尤其突出了国家安全之维,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也进行了系统阐释,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5)《***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391页。形成和完善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方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和建设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新型国家制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就是鲜明例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手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国家层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从“中国特色”出发来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在1987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18页。,较早赋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中国特色”的意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直到2011年“七一”纪念时才被郑重提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形成具有基本内涵的阐释。(17)杨彬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转换与话语建构》,《求实》2020年第4期。在这个过程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得以建立和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构建起来,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认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并将其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一道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基本对象。(18)同①书,第13、15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并深刻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解决问题的宏观方略。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进入快车道,其内含的各项制度特别是关系党的领导、生态文明、社会治理、国家安全、人民军队、党和国家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和完善,构建出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要求相匹配的科学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和制度规范。宏观地看,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因时而变、因势而异是其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无规可循、无据可依。相反,现代化本身也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和路径,而这种规律和路径恰恰是由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提供的。也即,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支持性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产生负面影响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主要是前者。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和战略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抽象的、原则性的,在具体实际的情境中应当如何坚持、如何实施,仍需要足够的支持和清晰的规范。这里的支持和规范也就相当于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恰恰建立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既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持,明确可以采取的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使其能够按照既定规划推进,并逐步实现理想目标;又为中国式现代化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规定其不论推进到何种程度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否则难免发生变质、变色、变味。例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之一,它支持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市场竞争,但又要求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保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从而牢牢把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党通过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作出了十三个方面的概括,涵盖了党的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民为中心、选贤任能、党指挥枪、自我完善等方面。其中,党的领导是最大的制度优势,统领其他方面的制度优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发挥,在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下一个历史阶段,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对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应对,第一时间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策,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总书记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从而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各行各业迅速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千里驰援武汉保卫战和湖北保卫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统筹协调各类人员和各种物资,医院和医务人员勇挑重担、与病毒战斗在最前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奋勇当先、全力稳定社会秩序,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不辞劳苦、保障广大居民基本生活,医药企业、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奋力攻关、研发疫苗和特效药,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进行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初,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果断作出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的决策,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有效防止了疫情扩散,规避了更多人感染并因此失去生命的风险,切实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从而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正是因为发挥了这些制度优势,中国才得以在短短3个月余的时间内取得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胜利,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扫除了突如其来的重大障碍。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9)《***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35页。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显著特征,数以十亿计的人民群众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力量。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充分肯定人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着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有效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力量。
第一,充分肯定人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在传统的阶级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向来不是国家的主人,也不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这种状况直到社会主义社会变成现实才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新型的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由此翻身,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第一次合法地成为国家的主人。这里所说的“合法”,首先是指作为新中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第四、五、六条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政治权利(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出版社,1952,第3页。;其次是指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宪法的“五四宪法”,第二条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1954,第3页。,且这一规定沿用至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以宪法这一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在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和各项合法政治权利,从而在实质上肯定了人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
第二,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前提条件之一,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则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党员必须深入群众当中,既认真、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其凝练为党的正确主张,又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使群众能够正确认识党的主张并形成相应的正确行动。如此,有利于搭建党和群众相互沟通的桥梁,实现党的意志、群众意志乃至国家意志统一,进而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进入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在2013年6月启动为期将近一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深入到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之中,在着力整治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的同时,有效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症结难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
第三,坚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民心民意具有重要意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具有的显著特征。其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性,始终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由众人办,保证全体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参与,完全不同于西方宣称普选却以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为根本目的的竞争性民主。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全过程性,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有广泛的参与主体,有全领域的民主实施,有科学健全的运行程序,有全方位的保障机制,有全要素的协同,有全链条的衔接,有真实的民主效果”(22)刘远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显著优势及创新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使得全体人民能够参与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民主环节,完全不同于西方仅把人民视为投票、选举工具的形式主义民主。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完善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认识并提升其政治地位。2019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首次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3)***:《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第303页。;2021年7月,***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完整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24)《***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9页。;2022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25)***:《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7页。。可以说,从初步提出“全过程民主”到准确定位“全过程人民民主”,党为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第四,着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生活质量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切或最具有切身体会的问题。从古至今,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都有着较高的期待,个人生活过得好不好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特别是还存在为数不少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却制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考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可信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实现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大局出发,以确保全体人民一同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心,贯彻落实“精准”的要求,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在经过数年奋斗、牺牲1 800多名同志、投入数以亿万计的资金后,***总书记在迎来建党百年之际郑重宣布,中国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圆满解决,中国的全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圆满胜利,中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行动创造了伟大奇迹。正因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能信心满满地将自身的磅礴力量,贡献到党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之中。
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制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规划、构建和完善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民力量,都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道路荆棘丛生。当前,我们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关键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道路也必将迎来许多新的风险挑战甚至惊涛骇浪。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刻体悟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坚持在自我革命中不断提升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本领和能力,从而以更加朝气蓬勃、昂扬奋发的姿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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