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诗性精神与文化寄托

左 鹏 军



屈大均《广东新语》的诗性精神与文化寄托

左 鹏 军

生活于明清交替、政治动荡之际的岭南人屈大均穷二十年精力于晚年完成的《广东新语》，不仅是一部关于广东文化风俗名物的空前、全面、详实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而且表现出浓重的诗性精神和文化寄托。诗性精神使该书获得了鲜明的个性色彩，成为作者个人心灵史的一部分；文化寄托则使该书获得了浓郁的世变感慨和时代印记。二者的互补与融通、相生与辉映，共同造就了《广东新语》独特的人文意蕴和学术价值，从而使之获得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成为岭南历代史志著作的典范。

屈大均 《广东新语》 诗性精神 文化寄托 明清之际

生活于明清交替、政治动荡之际的岭南人屈大均，一生目睹了清兵南下广东、占领广州城及由此发生的一切，对自己的家乡岭南益发一往情深；而且在腥风血雨中对广东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更加深挚的感情，具有更加独特而深切的体会。作为一位创作了六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的高产诗人，屈大均从多个方面表现了广东的风土人情、历史事件、杰出人物，从而展现了一幅广东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多彩面貌。屈大均穷二十年之精力，终于在晚年完成了兼具史志价值和诗性精神的广东文化巨著《广东新语》，不仅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史地位，而且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样完成于晚年的《广东文选》，选辑自汉代至明代广东重要人物的诗文作品为一编，是屈大均晚年完成的又一项重大学术工作，寄托了编选者传承与弘扬广东文化的深远用意。可以认为，屈大均是对广东文化如此用心、勤勉一生、著述甚丰、并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第一人。屈大均对广东文化研究作出的这种开创性贡献不仅超迈前人，而且后来者中亦罕有其比。

据邬庆时《屈大均年谱》所载，《广东新语》于明永历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即公元1678)成书，时屈大均已四十九岁。是谱于本年下记曰：“先生撰《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成。先生自刻所著书皆无年分，第一行序字，第二行姓名，第三行序文，殆以避署新朝年号也。”*邬庆时：《屈大均年谱》，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不仅《广东新语》一书有意避免使用清朝年号，而且屈氏的所有著作皆如此。这一重要细节反映了屈大均坚定的文化操守和浓重的遗民情怀。

对于《广东新语》的价值，屈大均本人也表现得非常自信。他在此书《自序》中说：“《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首，第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广东新语》是一部空前绝后、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关于广东的史志笔记著作，这一点已成为公论；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蕴含的浓重情感、乡邦情怀和时代感慨。这种诗性精神和文化寄托不仅是作者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经过精心准备的有意为之，而且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其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反抗精神、遗民意识的学术化表达。

在《广东新语》中，作者经常在比较客观地记录广东风物或人物之余，在字里行间或结尾处发表评论或表达感慨。从文体习惯上说，笔记这种文体是相当自由的，很少有硬性的约束和刻板的规矩，这种文体特点实际上为屈大均提供了广阔的写作空间。因此，将作者喜欢的各种内容写入笔记之中，并不能算是违反笔记的文体习惯。恰恰是这种具有强烈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的成分使《广东新语》具有了不同于普通史志笔记著作的特殊性质、思想深度，也使之打上了作者思想意识与行事态度的烙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艺术人文的诸语中，由于内容的相近或情感上的相通，屈大均有意识地借以表达心中根深蒂固的诗性精神、岭南情怀、主观评价和兴亡感慨。作者这样处理，除了由于内容上的相近相通、比较容易自然地生发议论、抒发感慨之外，更多的是出于作者明晰的主观意志的有意为之。

《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诗始杨孚”条云：“汉和帝时，南海杨孚字孝先，其为《南裔异物赞》，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而孝惠时，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粤讴，时切讽谏。晋时，高州冯融汲引文华士与为诗歌。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聚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至张子寿而诗乃沛然矣。”*②③④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345，345—346，346，348页。通过广东诗歌始于东汉杨孚的追寻，表达的是广东文化源远流长、广东诗歌渊源有自的价值观念，体现的是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的自诩自信。又如同卷“曲江诗”条：“东粤诗盛于张曲江公。公为有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绝一时。玄宗尝称为文场元帅，谓公所作，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云。而公为人虚公乐善，亦往往推重诗人。为荆州时，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尝寄罗衣一事与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罗衣及五月五日见赠诗。而王摩诘有‘终身思旧恩’之句。浩然则有陪公游宴诸篇。三子者，皆唐诗人第一流，他人鲜知罗致，独公与之相得。使玄宗终行公之道，不为小人谗间，则公之推诚荐引，以为国家经纶之用者，又岂惟诗人而已哉？剑阁蒙尘，始潸然追念。噫嘻，亦已晚矣！少陵云：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盖谓公也。丘文庄言：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信哉！”②充分肯定张九龄在岭南诗歌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认为他的出现不仅使广东诗歌走向了繁盛时期，甚至连岭南的山川也因为有了张九龄而变得明亮起来；而且表达了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对张九龄的同情：假若唐玄宗能够充分信任和任用张九龄，使之有为国家大业尽心尽力的机会，那么张氏对唐王朝的贡献又岂仅为一个诗人而已？由此反映出张九龄一生经历与事业的幸运与不幸，且其个人命运与唐王朝的兴衰又如此地密切相关。这一见识显然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较其他对张九龄的评价要深刻许多，也更具有启发思考、引人深思的价值。

又如卷十二《诗语》“陈琴轩”条云：“东莞陈琴轩先生琏，当永历初，铺张国家威德，为平安南、巡狩、平羌三颂，及铙歌鼓吹曲十二篇以献。上大嘉悦，即以滁州守超擢西蜀宪使。文人之遇，视汉相如有过焉。”③将陈琏因上书皇帝而得破格拔擢的命运与司马相如相联系，虽极简洁，却寄予了作者颇深的感慨。同卷“白沙诗”条有云：“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始；以道为诗，自白沙始。白沙之言曰：‘诗之工，诗之衰也。率吾性情盎然出之，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时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诗之妙用？’此白沙诗之教也。甘泉尝撰白沙诗教以惠学者。然学白沙者难为功，学曲江者易为力。曲江以人，而白沙以天。诗至于天，呜呼至矣！”④用“以道为诗”“诗至于天”来表彰陈白沙诗歌的独特价值和杰出贡献，这在屈氏评价其他诗人的时候还没有见过。在历代广东诗人中，屈大均将最高评价给予了陈献章及其诗，可见对白沙人品与诗品的钦敬之情。又同卷“邝湛若诗”条写道：“湛若南海人，名露，少工诸体书。督学使者以恭宽信敏惠题校士。湛若五比为文，以真、行、篆、隶、八分五体书之。使者黜置五等，湛若大笑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之间，赋诗数百章，才名大起。岁戊子，以荐得擢中书舍人。庚寅，奉使还广州，会敌兵至，与诸将戮心死守。凡十阅月城陷。幅巾抱琴将出，骑以白刃拟之，湛若笑曰：‘此何物可相戏耶？’骑亦失笑。徐还所居海雪堂，环列古奇器图书于左右，啸歌以待骑入，竟为所害。为人好恢谐大言，汪洋自恣，以写牢骚不平之志。或时清谈缓态，效东晋人风旨，所至辄倾一座。至为诗，则忧天悯人，主文谲谏，若七哀述征之篇，虽小雅之怨诽，离骚之中爱，无以尚之。其《当事君行》云：‘不哑吞炭漆为厉，殿屎入梁，匍匐入厕。更音易貌心苦悲，良友断肠，妻不与知。百年意气生命促，不斩君衣，何能瞑目。主仇未报白日逋，亮为国士，安得完肤。身无完肤仇未报，斩衣流血徒草草。褫仇之魄，以愧二心。臣命不如，臣心已穷。’盖可以见其志矣。子鸿，字剧孟，亦负不羁之才，年二十余，能诗及击剑。先时丙戌之变，率北山义旅千余，战敌于广州东郊死之，得赠锦衣千户。父子皆烈士也。而世徒以为风流旷达诗人也。噫！”*②③④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350—351,23—24,35,105页。重点显然不在评价邝露之诗，而在强调邝氏父子面对生死选择时的烈士性格、不屈精神、大丈夫气概。而在世变鼎革之际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和精神不仅极为难得、至为珍贵，而且与屈大均本人的个性特点和精神追求若合符契。这也许就是屈大均对邝露父子英雄人格产生强烈共鸣的深层原因。

假如说关于艺术人文的篇什多与世事史实、人情风物密切相关，在其中加入若干主观评价，生发一些议论，还不至显得突兀；那么，在关于山川自然的诸语中作者同样不惜笔墨、甚至不惜影响文章的整饬与自然，仍然加入了一些表达强烈主观情感和明确价值判断的内容，便更值得注意了。这是更有深意的部分，也是屈大均《广东新语》诗性精神和文化寄托更充分的表现形式。作者写作技巧之高妙、情感寄托之强烈，从中也得到集中反映。

《广东新语》卷一《天语》“瘴”条云：“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虫虫之气，每苦蕴隆而不行。其近山者多燥，近海者多湿。海气升而为阳，山气降而为阴。阴尝溢而阳尝宣，以故一岁之中，风雨燠寒，罕应其候。其蒸变而为瘴也，非烟非雾，蓬蓬勃勃。又多起于水间，与山风相合。草莱沴气所郁结，恒如宿火不散，溽熏中人。其候多与暑症类而绝貌伤寒，所谓阳淫热疾也。故入粤者，饮食起居之际，不可以不慎……今之岭南，地之瘴亦已微薄矣。独人心之蛊未除耳。犀、象、珠玑、金玉，心之蛊也；沉、速、多罗绒、雨缎，心之蛊也。客游于斯者，其亦以清廉之药治之，毋徒自蛊以蛊其子孙可乎？”②在对“瘴”这种自然现象进行比较客观的解释后，有意引申出对“心之蛊”的议论，已经明显超出了解释这种自然现象的范围，也并非必然写到的内容，显然有针砭、讥讽明清之际岭南人心和士风已经发生变化、正在走向衰败的深远用意。卷二《地语》“厓门”条云：“厓门，在新会南，与汤瓶山对峙若天阙，故曰厓门。自广州视之，厓门西而虎门东。西为西江之所出，东为东北二江之所出。盖天所以分三江之势，而为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陆丞相、张太傅，以为天险可据，奉幼帝居之。连黄鹄、白鹞诸舰万余，而沉铁碇于江。时窜势尽，卒致君臣同溺，从之者十余万人。波涛之下，有神华在焉。山北有一奇石，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恶之，命削去，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白沙先生谓当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此石下’，瑁不能从。光禄郭棐谓，如白沙者，则君臣忠节胥备，其有关于世教更大。而予则欲书‘大宋君臣正命于此’，凡八字，未知有当于书法否？”③对于厓门巨石上所书何字、当书何字不厌其烦的辨析，显然有评价宋代灭亡经验教训的深意寓于其中，作者对汉族正统的怀念和遗民精神也由此得到相当充分的体现。卷三《山语》“官富山”条云：“官富山，在新安急水门东，佛堂门西。宋景炎中，御舟驻其下，建有行宫。其前为大奚山，林木蔽天，人迹罕至，多宋忠臣义士所葬。又其前有山曰梅蔚，亦有行宫。其西为大虎头门，张太尉奉帝保秀山即此。秀山之东，有山在赤湾之前，为零丁山，其内洋曰小零丁洋，外洋曰大零丁洋。文丞相诗所云‘零丁洋里叹零丁’是也。小零丁洋有二石，一乌一白，对峙中流，高可百余仞。当时以为行朝双阙，今渔人称曰双箸，其海门则曰双箸门。此皆亡国遗迹也。嗟夫！大命已去，即一洲一岛之微，天亦不肯以与残华，使之暂为根本，浩浩沧波，必尽委君臣于鱼腹之中而后已。天之所以厚其惨毒于宋，抑何甚也！白沙尝作哀歌于厓门，其诗曰：‘义尽君臣俱死节’，感之深矣！”④此段文字，与其说是在记述官富山，还不如说是借此而生发关于宋朝灭亡、君臣死节的议论。可见，宋元之际的厓山之战、南宋王朝的灭亡对屈大均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成为他遗民思想、文化寄托的一个核心内容。字里行间，沉重的兴亡感慨、成败评价也已如此明显地寄予其中。

对于自己特别看重的著作，屈大均并不吝惜笔墨特别进行介绍评说，或引自己的诗句以为申说的证明，这也是《广东新语》诗性精神与文化寄托的一种表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这样处理，并非出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我表扬或自我吹嘘，而通常是怀有深刻的思想忧患、文化危机感：恐怕由于世道与人心的变迁使自己的著作湮没无闻、担心后人不能正确理解，而予以特别表彰，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或重视。

屈大均对自己所编《广东文集》的着意介绍就是最好的例子。据邬庆时《屈大均年谱》，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屈大均五十七岁，本年下记云：“刘茂溶、陈肇昌助先生纂修《广东文集》三百余卷，后以卷帙浩繁，拔其尤者为《广东文选》四十卷。”*⑤⑥ 邬庆时：《屈大均年谱》，第214页。又云：“《禁书总目》《违碍书目》著录《广东文集》，屈大均选。而无《广东文选》。然《文集》未刻，刻者《文选》，故宫印《文献丛编》第九、第十、第十一期载有乾隆四十二年湖广总督三宝《查缴违碍书籍单》有《广东文集》一部，刊本。云：‘是书屈大均选，汇录粤人著作，自唐迄明季，依类编分，共四十卷。内明季人诗多感慨。’所云四十卷，是即《文选》，而非《文集》也。”⑤又康熙二十六年(1687)，屈大均五十八岁，本年下记云：“十月纂《广东文选》成，刘茂溶助刻之。时居于广州城南木排头珠江义学楼上，时人称之曰文选楼。”⑥《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文选楼”条记曰：“广州外城之南，有珠江义学，其西一楼，予居之，以撰《广东文选》，里人因名之曰‘文选楼’，为诗有曰：‘自今南与北，文选有双楼’。”⑦从屈大均的写作态度来看，此说当可信。因此可知，屈大均计划编辑的《广东文集》由于卷帙浩繁未能完成，当然也就没有刊行。根据同样的观念和标准选编而成的《广东文选》，则可以看作屈大均晚年完成的另一项表现了浓重广东情结与乡邦情怀的重要著作。

《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即以“广东文集”条弁首，中有云：“予尝撰《广东文集》，其序云……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极而无以会之，使与汉唐以来诸书，其远而为王范、黄恭之所纪述，近而为泰泉、梦菊之所编摩者，悉沦于草莽。文献无稽，斯非后死者之所大惧乎？嗟夫！广东虽一国乎，求文于人，人或不足于文；求人于文，文则有余于人矣。博取而约之，撰为一书，名之曰《广东文集》，使天下人得见岭海之盛于其文，文存而其人因以存，以与《广东通志》相表里，岂非一国人文之大观乎哉？嗟夫！一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后学无师。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嗟夫！广东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巨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其或入告之嘉谟，或谈道之粹论；或高文典册，纪载功勋；或短章数行，昭彰懿行。其义皆系于人伦，其事多裨乎国史。作者深衷，鬼神可质，岂可挂一漏十，令其泯没无传？将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珰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南诸珍怪，犹能尽见于世，是岂有志好古敏求者之所忍乎……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显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于吾乡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见之，以为尚友之资，以为畜德之本，岂非吾之所以为学者乎？其不能一一镂版以传，则以贫也，有所待于有力者也。然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316—320页。作者在这里甚至已经不顾笔记的文体习惯，一改《广东新语》一书简洁质实、要言不烦的文风，不厌其详地介绍这部信今传后的《广东文集》，通过为广东存一代文献而传承汉族正统文化精神的思想用意已经再明显不过，甚至表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

在屈大均看来，广东这块汉族文化的最后栖居地，岭南这块最晚被满清占领的汉族江山，是最有可能保留一些汉族文化痕迹、存有一点汉族文化传统的所在。当广大的中原地区早已被征服，早已成为异族统治的天下的时候，他的多种想法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就是通过对广东文献、人物、文学、历史、山川的记载和表彰，来彰显这片土地上仍然可能遗存的汉族文化传统。因此，屈大均晚年关于广东文献的整理、研究和著述，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文化寄托含义的思想活动。他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可能的途径也是更长久的方式传承着正在灭亡中的汉族文化，是在以一种不得已的途径护持着已经被异族征服了的汉族正统。这既是远在岭南的屈大均如此深切地认同儒家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屈大均遗民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

总之，屈大均以明清世变之际的真切的兴亡感慨、深厚的学术根柢、杰出的文学才华、不屈的反抗精神为基础，在《广东新语》中一再表现的这种诗性精神和文化寄托，具有震古烁今的思想力量和诗性魅力。从精神气质和思想内涵上看，不仅与屈原在《橘颂》《离骚》等诗篇中表现的壹志南国、独立不迁、伤时忧国、悲天悯人的精神若合符契，而且与司马迁在发愤而作的《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诗性精神和理想人格追求息息相通。可以认为，《广东新语》透露的这种诗性精神、文化寄托和理想追求，使之超越了一般的史志、笔记著作，从而获得了其他史志笔记著作无法企及的思想文化意义。

【责任编辑：赵小华】

201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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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455(2016)05-0157-06

左鹏军，吉林梅河口人，文学博士。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