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先锋“沉降”大地——余华《第七天》底层写作的伦理困境

陈 少 华



当先锋“沉降”大地
——余华《第七天》底层写作的伦理困境

陈 少 华

如何介入现实，是先锋文学“沉降”大地之“当代性”写作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七天》是余华秉承先锋文学“现实干预”的精神，再次向关注小人物的底层写作的回归。小说在抗拒对苦难的遗忘中使魂灵得到慰藉、使人生的牵挂之痛得到深切体认、使精神对现实的作用得到守护，体现出作者难能可贵的坚持，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旁观者”底层写作的困境。

先锋 “当代性”写作 《第七天》 伦理困境

《第七天》*余华：《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小说引文均出于此，不一一注明。是余华向自己那具有特点的底层写作的回归。与其他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写的小人物(如福贵、许三观)在蝼蚁般忙碌的普通人生中总能显示出人物的个人意识。在悲剧意味较为浓厚的普通人物命运的演绎中，余华着眼的仍然是他关心的个体人物而不仅仅是同情与怜悯，这一特点主要源于作家对他的人物多少能感同身受，姑且这么说——对底层写作来说，这尤其是一个写作上的伦理悖论。这一次，《第七天》写的城市中的小人物不在少数，从男女老幼到职业类别，尽悉数统摄，具有边缘的特性；在艺术形式上采用了亡魂叙说的方式，方便叙述者往返生死两界的场域；也写到了底层人物的亡魂如何安置的问题。既如此，则不是简单的回归底层写作，而是有意尝试一种新的伦理写作的路径。那么，与已有的作品相比，这部《第七天》是否使人物精神特性更加鲜明突出，抑或，更有创造性地为这一话题的写作提出一种深入思考？所谓“创造性”，不仅要求艺术形式对现实的提问有鲜明的特征，而且也要求在思想性上对小人物的揭示更有独特的力量。这些或隐或显的要求所遭遇的困难以及克服困难的实践无不展露作家的精神现象，其关注小人物的那些迂回、牵挂、窘困以及了断的方式，不仅说明了余华对当下情境的情感特征，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一、为招魂的写作：现实“亏欠”与魂灵慰藉

对于突发的伤痛或死亡事件，信息化覆盖的社会总是以新的相关事件覆盖旧的事件，即以新一轮的伤痛和死亡加以覆盖更新，与之相关而引发的精神伤痛具有阵发性或瞬时社会影响。但也不可否认，大众的抑制以及麻木的精神状态也难以避免，从而形成新的冷漠郁积。这就是社会结构通过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一种景观。全球化、信息化挟持着人们的不仅仅是眼球，更是心灵关注；所有的信息流中，其揪心之势何其迅猛，其消失也何其迅捷。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作家，镶嵌在这种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感情结构，都不容易逃脱这种被携带、被挟持而显示出来的吞吐形态。与普通人不同，作家在直接选取媒体信息中的事件作为素材时，如何避免他的写作性质仅仅成为事件的一个跟帖：多一项同情与廉价的怜悯？余华在《第七天》展现众多悲惨事件之后能否摆脱类似这样的结果？

《第七天》以一位大学毕业生亡魂的游荡连缀起其他的亡魂，时间为七天，每一天为一章。第一天是大学毕业生的“我”因死亡而被通知去烧掉自己，却因无人为其打理，更无安息之地而开始漫游。这第一天的漫游已经涉及了随后要遇到的引发诸位亡魂死亡的事件：报刊媒体屡屡曝光的强制拆迁事件、小吃店的火灾(小说中指出其实是现实生活各类人等白吃白喝)造成的死亡、商场的火灾、浴室中割脉自杀者。由“我”的漫游追溯的“生前最后的情景，这个最后的情景应该在记忆之路的尽头，找到它也就找到了自己的死亡时刻。我的思绪借助身体的行走穿越了很多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的情景之后，终于抵达了这一天”。小说的结构一方面是鬼魂的漫游，一方面是现实地面上坚硬事件的堆砌。这是两类情绪、节奏与功能完全不一致的东西，忧郁、阴郁与悲伤的调子与粗暴、无端与诡异的窒息场，两者加以混合，推出了余华的底层主题的内涵：来自四面八方的或无端或有端、或无常或有意为之的恐怖事件的发生，构成了底层人生或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处求告的死亡魂灵如何得以安置，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现实世界对作为个体的人生死亡有所亏欠或大亏欠的，作家以写作为其伸张，为其找到灵魂的安抚，即如“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29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这样的写作明显具有“招魂”的性质。如此看来，余华的写作是一种祭享行为，其作用是使作家心中的“鬼祟”得以平息，这也难能可贵。至少，说明余华心中的贱民意识仍然是他写作的底色认同；至少，他愿意以这样的写作对抗信息覆盖的社会对记忆的遗忘，在社会质询的意向上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恐怖”感受。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思考，如此写作使作家心头有关底层人物苦难的“鬼祟”平息了吗？首先，什么是余华写作中心灵意义上的“鬼祟”呢？我们应查看一下余华所写的是一些怎样的底层人物。余华的写作所涉及的人物，基本上是处于乡镇地带而与城市中心有距离的底层人，但绝不是极端穷困潦倒的穷人。这些底层或边缘性存在的人具有被时代主流遗弃的特点，如福贵；或者是在时代的前进中以不变的方式度过劫难的普通人，如许三观。用今天的话来说，对边缘性弱势群体，余华有一种习惯性关注，有一个潜在的道德瞭望点,形成作家创作中有意无意自我认同的道德制高点。无论是从早期的《现实一种》，还是到转型期以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他都致力于对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当他写《现实一种》的时候，他关注的是山岗、山峰兄弟相争相残的动物性存在；当他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他关注的是许三观一家如何做到好好活着，共度艰难。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他戚戚于怀的“鬼祟”，也就是他的“心结”：通过对底层人物“活着”的守护，完成自己对底层人物生命形态的肯定。这种肯定，在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体现了作家鲜明的民间立场。在现代中国的当代形态中，不得不看到，社会与历史的重荷仍然转移至民间百姓；但靠着生命的韧性(包括牺牲)，还是可以把生之艰难与困苦给予解脱。其成功之处，应该记在余华的艺术表现上，而决不仅仅在于他的写作体现出来的关于对弱势群体的道德关怀。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创造了一种关于写作底层人物的文体，从而拯救了他的道德制高点———如歌的行板、诗意的叙说，以及劫后归来的生命形态，这主要归于审美而非道德、归于情感而非理性。余华在处理底层人物上与莫言的最大区别在于，余华将小人物的可鄙处归咎于他们的情境，边缘与弱势的情境总可以赦免这些可鄙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成功使得作家对人物可鄙处不仅加以赦免，甚至还被作家当作一种道德上的自我体认。这种写作习性的盲点在于，作家自身完全放弃了从前所秉承的批判性立场，在获得赞誉的同时并未警惕写作惯性的可能伤害。当这些底层人物的性格在现实面前变得毫无内在反应且终至模糊时，当作家不再重视他的小说人物命运内在的动力与诉求时，小说呈现出来的对现实人物的种种死亡的同情与怜悯，使其道德化的倾向显露无遗。一如《第七天》，沉重之中种种廉价与自我的矫饰也因此显露无遗，这难道是余华的初衷？

《第七天》写到的众多招魂事件，首先要特别提到的是贫贱夫妻的亡魂得以相拥相聚。对于底层人物的爱情关系，以一种准信仰的态度去写作的并不乏其人。如迟子建写一对盲人夫妻的《盲人报摊》，小说让这对盲人夫妻执着于对未来的热望，从而诠释了底层人物的情感生活。迟子建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相信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权力与情感，不管人的处境怎样都不应该被改变。她因此不打算强调底层人物的窘境，转而书写爱情，这是迟子建诗意写作的驱动力使然。对比起来，《第七天》的亡魂重叙人世间夫妻不了情是“招魂”的第一件事。这是“我”的亡魂漫游遇到的第一个亡魂，即“我”的前妻李青。李青“有引人瞩目的美丽和聪明，公司总裁经常带着她出席洽谈生意的晚宴，她经历了很多商业谈判”。这个被公司许多男性追逐的李青偏偏与“我”这个“公司里不起眼的员工”恋爱并结婚。有关李青的叙述，吸引作家以及读者的应该是以真情为主轴的故事。但是，按小说叙说的设定，李青这个红尘滚滚中的美貌女子，对真情的渴望与对真情的表达方式，小说处理得过于简单。这对现实中的夫妻，相遇的神话也过于随意。在爱情的表达上，连坚硬的事件都没有。什么叫坚硬的事件？就是基于人物的真情而出现的不合时宜、不合世俗的做法。小人物的真情源于对生活理想的向往，坚硬的事件就是激情的实践。在这一点上，余华也许比不上北村。我们看北村的《水土不服》，小人物康生敢于拿一块烧饼作为妻子张敏的生日礼物(也是当初两人的甜蜜爱情的信物与见证)。北村敢用一块最普通的烧饼挑战这个世界上的男女真情，这也许让读者与小说中的张敏一样难堪。这种坚硬的事件呈现了康生的勇敢，也呈现出作家北村的勇敢。在《第七天》中，“我”从未就挽回李青有所行动，而是完全听从现实生活的逻辑让李青另寻出路。就像许多新闻事件所报道的一样，庸常乏味的日常生活中，李青在一次出差中被勾引、然后离婚再婚、之后被抛弃而自杀。在这部小说中，余华对女性的美貌以及道德进行了考察。从女性人物的命运来看，首先，美貌如果不为世所用，就一无所用；其次，美貌不足以与世抗争；作家最后只好从道德的角度来补偿。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结论也许是一种倒退的女性阐释。我们看到，这位妻子的骨骼与“我”的骨骼进行一如生前的夫妻生活之后，终于可以离去，此后彼此不再牵挂。这又何尝不是女性自觉被男性的话语所欺骗而自欺的又一例证。李青生前的愧疚，若以一种决然不见的姿态来写，未尝不是一种承受而不失自尊的形态。

小说招魂之地收容的是弃婴，“北漂”“南漂”的年轻鼠族们的亡魂，生前为警察与罪犯、死后和解的亡魂，等等。这个招魂之地不叫“幽都”“黄泉”，也不叫“蒿里”，小说取名叫“死无葬身之地”，以一种悖谬的形式来了结。如果是以现实批判来看应大有深意，却因小说并无完整一致的基调通达至此而略显取巧突兀。这充满矛盾的艺术处理正说明余华的困境。无论是弃婴的招魂图景，还是警察与罪犯骨骼的对弈，这些写作图式呈现出来的祭享行为，有动机却显得机械，缺乏特色。这些底层的亡魂没有能力对自己的焦虑、危机和冲动进行审视，余华创造的这些亡魂更像随风飞逝的纸片，很难成为世俗界不可规避的灵魂拷问的风景。这些亡魂自娱自乐的风景无法承担伦理负荷，这是余华的写作意志使然，还是彰显了余华无法克服的内在写作困境？

余华看到世界存在的痛苦的景象，不能袖手旁观，伦理的焦虑使他的写作一直聚焦在普通人身上；但他对事件的取舍，只是剪裁。于是，真实的情感匮乏只好听从他的人物喋喋不休的叙述、重叙与相嵌，从而获得了一种虚拟的伦理的补偿。不过，余华写作的困境更加真切地让我们看到旁观者的写作困境。

二、为牵挂的写作：生无可依与难以释怀

在这个为底层人物招魂的情感结构中，父子关系是另一种具有拓扑性质的结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变形、隐蔽以至消失在更灰蒙蒙的人生境遇中，其相互牵挂的性质从未改变。余华有关招魂的写作同时又是牵挂的写作。前面叙述的爱情婚姻的写作，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试图抚慰底层爱情的诉求；但显然小说的中心是要解决一个更为基本的人伦关系问题，这就是基于血缘关系又要超越血缘关系的一个构思。可以说，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是小说写作中透露出来的主导氛围。在这个牵挂中，他唯独没有写到友情。那么，血缘关系是可以信任的吗？作家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无情社会中最后一根稻草一样的东西，是回到血缘牵挂，还是在多种社会牵挂失败后仍然寻找突围？在人性最基本的血缘牵挂上，是否镶嵌着更具有社会属性、理想性的人生牵挂？这些现实生活的难题以及相关关系的悖论也都是信息社会不断浮现又不断覆盖的内容，余华的写作不能不触及这样的思考。

为什么选择父子关系形态作为主导来演绎有关牵挂的故事？这也许是余华对人伦关系的续写或重写。《第七天》中的父子故事，是一个在余华的写作中不断重写的母题。在以往的作品中，这个母题的主题意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儿子成长的诉求，儿子在与父亲的对抗中、在对父亲否定性的观察中逐渐成长；二是父亲在学习做父亲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无论是《在细雨中呼唤》还是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成长”的主题总是在作家的注视下，讲述儿子反叛与父亲的教养方式。某种程度上，“成长”仿佛是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反思性质的、既从作品中生成又超出作品之上乃至可以反观作品以及作家的主体性存在的载体。这种对父子关系的写作体认正延续了新文学传统。无论是曹禺《雷雨》中的周萍和周朴园，还是路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慰祖与蒋捷三，在儿子逃离甚至背叛父亲的故事框架中，父子关系的血缘性和社会性内容的杂糅，让我们体会到父子关系中相反相成而演绎出的牵挂。从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体会一份紧张，在紧张的释放与重构中将对方的牵挂加以表述，从而书写父子关系有关牵挂构成的内涵、或悲剧或喜剧的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学父子关系书写的延续中，当个体启蒙、革命等社会性思潮逐渐隐去，在当代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如何写作父子关系？余华显然想在非血缘关系的父子阅读框架中重建一种社会性的温暖。这种社会性的阅读框架又不以精神性的支援为主导，而是以患难以共、相濡以沫的生存共生关系来书写。在《第七天》中，余华对父子关系的约定有自己的认识。父亲，一个来自乡村的铁路工人，余华给他的命运就是在铁轨之间将被遗弃的“我”捡拾起来，不事恋爱与婚姻，“父亲省吃俭用供我从小学念到大学，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温暖美好”。 这就告诉我们，从“我”的出生起，“父亲”杨金彪就担负起把我养育成人的责任。余华要讲述的实际上还是一种仿血缘关系的写作。对血缘关系充满疑问却又只能信任血缘关系，说明余华对社会性关系的绝望，然而又试图在这一仿血缘关系的写作中去点亮社会性关系。这种矛盾的关系可以从一种父子“倒置”的关系来加以说明。杨金彪得到这个孩子是命中注定的，“被给予性”是这个养父的性质，小说还通过他的一次“弃童”行为的彻底失败来强化这样一种“被给予性”。“我”因为在杨金彪的婚恋上成了多余人而被抛弃。杨金彪将“我”这个四岁的孩子遗弃在小树林里，“我”不走、不哭、不闹，以树叶当被过了一晚，安然无恙等到杨金彪醒悟后的归来。这样一种荒诞的处理，恰好要证明这种父子关系的被给予性：“父亲的人生回到了我的轨道上。他从此拒绝婚姻，当然首先是拒绝那位梳着长辫子的姑娘。”被给予性是血缘关系的仿写，而父亲的归来则是对冷漠社会性关系的突破。在抗争社会冷漠的方面，作者把人性的力量置于传统的伦理结构中，既有对当代社会深刻的体察，也有出于无奈的探索。

“被给予性”是作者书写社会伦理的一个纠结链环：与亲生父亲的冷漠相比，养父杨金彪的不离不弃说明了“被给予性”的丰富内涵。相对命中注定的父子关系而言，小说中的爱情关系更像是对“被给予性”的一种粗硬的演绎。伍超为什么要去卖肾？为什么女朋友鼠妹(刘梅)会因为收到山寨版的苹果手机就坠楼而亡？因为爱情不能造假吗？伍超摊上这样的女朋友，只能认领到底。小说无意去琢磨在城市漂泊的青年男女的艰辛与快乐的可能，也不去揣摩他们爱情的丰富性；而是强调爱情关系中的牵挂，这更像是作家赋予人物的一种命运。当“被给予性”在小说中被解释为小人物的命运的时候，余华表述了他为小人物牵挂的写作性质。他的牵挂都指向社会边缘的人群，是一些灰色的、模糊的、生长在城市中的人群。关注小人物的生存仍然是余华写作的重要价值。但是，必须指出，余华为牵挂的写作所赋予的小人物的性质，整体上体现出自我憎恨、自我遗弃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实践特征就是人物的自我放弃。很显然，这是作家赋予人物命运的另一种安排，体现了他的悲观主义。在积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余华以人物的自我放弃姿态去激活社会关系的冷漠，这就是余华的创造：为了被遗弃的“我”，养父放弃了恋爱结婚；儿子寻找父亲，卖掉了房子，不要工作，舍弃了一切；伍超为了女友鼠妹的安置，实际上也放弃了生命；在象征的意义上，李月珍的车祸死亡也具有“放弃”的特征，因她揭露出来的那些弃婴，也得以在她的陪护下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些微安抚。

这很难说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小说中为牵挂的写作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是死亡而不是生存以及生存的责任更加得到强调。余华写小人物自我憎恨、自我遗弃的特点，决定了他写作的情感与理性。一定意义上，余华又回到了从前对死亡的堆积；而通过自我放弃，死亡的安排既不能给人突破困境的抗争力量，因放弃而成全的相濡以沫的情感也并没有变得更加温慰起来。小说中小人物的死亡，是对无常、对恐怖的解脱；但是，那种劫后余生、苦难来到了尽头的感觉并未到来。日常生活中的苦难书写，使得命运这个词也变得不如以往那样具有终极指向性，那种千流百转终究碰上的意思荡然无存。它变得只是字面的随机性呈现，甚至看上去像一种怀着恶意戏弄的、从外附加的东西，杂乱无章地呈现出来。这种境况消解了我们于此叩问命运的想法。这难道是余华写作的初衷？

三、为给人出路的写作：世俗关怀与精神浇铸

必须看到，小说通过小人物的现实境遇演绎了世俗社会不可撼动的威权，并以其铁板一块的冷漠对小人物进行了否定。即便这可以被理解为小说展示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形，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现实世界的缝隙所透露出来的各种可能和生机仍然取决于个体的探索。小说人物服膺命运的匍匐态度带来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死亡。小说若只是现实世界人物类型的复制，那么给人的感受除了悲惨，别无其他。因此，小说小人物的境遇以及结局只能说明作家对现实威权的认同。作家写作这样一部小说，与其说是现实世界真实事件的辑录，与其说是现实生活事件的“串串烧”，不如说是通过写作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探索，不如说是作家对现实威权所能够忍受限度的一种尝试。小说结尾的矛盾性内涵，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精神现象的真实披露，这是被忽略了的作家“当代性”写作的整体性问题，即如何在跟踪当下事件的同时，在众多事件的覆盖中写出作家独具的精神内涵，写出当代社会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气象？《第七天》在人物对现实的舍弃与人物的出路上，透露出作家的突围尝试及精神困境。

从小说的实际出发，人物对现实舍弃的纠结与小说对另一个精神世界可能建构与否的纠结，是窥探余华创作精神内涵矛盾性、丰富性的重要方面。如前所述，《第七天》的结尾颇为奇特。余华把那个可以让小人物死后招魂的空间取名为“死无葬身之地”，将此前安抚小人物死后的“桃花源”予以彻底否弃。最后时刻的断然否定使此前看上去对人物深情款款的叙述变得无所依托。结尾可以看作是作者强行插入的一种判断，既是现实威权的反映，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直面现实威权的勇气。这种勇气造成的效果，是通过反讽、通过类似黑色幽默的死亡终极情境显露了余华的一份清醒以及有关艺术抗争现实的尊严。通过对亡魂的安置，我们看到作者对现实的舍弃程度充满了矛盾性，既包含了对现实人生的怜悯也包含了绝望中的抗争。按照依附现实的尺度则使小说的精神变得可怜。如果小说为招魂的写作也是一种给人出路的写作的话，那么，小说至此则把这种关于死后可以得到安抚的路彻底封堵，给人彻底绝望的感觉。因为，死魂灵的“桃花源”并不是“天堂”。其实，作家精神的突围应该来自与现实抗争的维度。在现实的围困中，如果彻底对现实舍弃未尝不是艺术精神抗争的一种体现。但是作家的犹豫决定了小说的含混与模糊，例如对小人物心智与身体的疏离，作品呈现的小人物心智的平面和单一性，全然对应不了小说中小人物对身体的处置。作家完全放弃了身体处置与精神的复杂关系的推演，结果是呈现出偏执的病态特点。余华创造了一种写作小人物的文体，也是写作穷人的文体。充其量可以说是哀歌型的叙事，写出了民间自生自灭、自成一体的人生景观，亡魂界希望重新镶嵌进入现实世界。这种哀歌无法超度那些在现实世界中的亡魂，从而使得小说苍白无力。这不是小说的技巧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余华写作的困境与突围告诉我们，为给人出路的写作——既是世俗的又是精神的——对于作家是一个难题。作家是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罪与罚》中与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一道共同探索了人物的困境呢？只有在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拉斯柯尔尼科夫才流露出他在抗争现实的道路上的痛楚，精神上极度的孤独到了需要在现实中给予温暖的时候。这样一种给人出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处理，不妨作为参考。事实上，这些显然不是余华要给力的地方。再强调一次说，在这部小说中，人物个人意识不是余华要关注的，他实际得到的是不同命运中的共同东西：人在现实中的无助以及作家的无助。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表达对中国当代先锋作家“当代性写作”的期望，对中国作家写出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伟大作品的期望。

余华自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无论怎样转换，其秉持不变的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现实中国生生不息、血肉相连的人间故事使余华更多沉溺于现实的“本事”叙写，从对现实“隔绝”的批判姿势转换到文学对现实民间的疾苦、对小人物的关注，这是作者难能可贵的人间情怀使然。但是，将介入现实等同于认同现实，失去文学精神的能动作用，显然也是作者心有不甘之处。因此而彰显的写作困境，说到底归咎于作者的写作态度——这是一种过于被世俗所累、缺乏问询力量，因而对思想和艺术的深度有所折损的写作态度。然而，我们还必须指出，《第七天》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其他先锋作家“沉降”大地不容易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在拥有强烈的现实感的同时散透着丰盈的文学精神。

【责任编辑：赵小华】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19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当代性写作’研究”(GD13Xzw18)

2016-08-30

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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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455(2016)05-0163-05

陈少华，广东普宁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