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权、次贷危机与量化宽松——时空批判视角

张凤超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后危机时代，美联储化身金融制度创新的先锋，相继推出了QE1、QE2等一系列非传统的货币政策，试图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以扭转美国经济的颓势。数据显示，前两轮“量化宽松”投入的23 000亿美元远未实现预期效果，不仅没有根本改善美国经济“增长乏力”问题，还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使新兴市场经济体深受资产泡沫和输入性通胀的困扰。在前两轮“量化宽松”所招致的各种争议与批评甚嚣尘上之际，美联储仍然于2012年9月和12月执意抛出了没有期限的“开放式”QE3和QE4，这样的危机治理策略意欲何为?笔者认为，从美联储取代金融机构频繁地粗暴实践种种危机治理方式来看，它俨然成为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代表，完全受资本的控制并屈服于资本的逻辑。“量化宽松”作为一种高强度的凯恩斯式反危机政策的长期化，只不过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合谋”变相地实施财政性货币发行，其实质则是美国垄断资本操纵美元，藉由新自由主义化的流动性秩序框架，助长内部危机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转嫁，旨在维系衰落时期的金融霸权主义。

一、金融霸权主义的时空扩张

自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以来，金融流动成为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的主要表现方式①［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149页，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也完成了“协助”生产资本“圈地”并分割其部分剩余价值向直接“圈地”的演化②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资本化的具体表现由生产和制造业霸权转变为金融霸权。

在资本主义“一种永不停息地减少空间障碍的动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永不停息地加速资本周转的冲动”①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81，129页。作用下，金融霸权依靠金融资本流动生成两种持续扩张模式:一是从时间维度，继续在国内一些基础领域寻找长期投资的项目或社会支出，以推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进入流通领域的时间，从而实现对过度积累问题的短期缓解，并延后可能爆发的经济危机。由于与资本流动相伴随的一定是市场私有化，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的主导模式也会随之发生急剧变化，资本权力的累积决定了“资产的重新分配日益朝着有利于上层阶级，而非下层阶级的方向发展”②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81，129页。，结果造成了“地区间及阶级间螺旋式上升的不平等”③［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第42-43页，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普通家庭长期生活在购买力不足的压力之下，并被逐渐诱导为“过度消费”的主体。二是从空间维度，以不可阻挡的摧毁所有空间壁垒的力量，不断冲破血缘、地域、国家、民族、语言、宗教等界限，彰显出“全球化”这种霸权系统与生俱来的趋向，不断地为金融资本开辟更大的利润空间。诚然，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不可分割地系缚在一起，时空经验的变化总是相互涉及④［美］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第33页，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但由于“空间”在这里发挥着转嫁危机和深化资本积累的双重作用，因此，金融霸权空间扩张的“分子化”过程更为明确、强烈。一方面，金融霸权在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名义下，暗中操纵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获取全球资本市场的进入权和适当的安全条件⑤张凤超:《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视阈下的空间命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并凭借纯粹的美元纸本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事实地垄断或占有全球的资源、商品和财富，一次次野蛮地通过资产贬值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攫取高额利润，满足无止境的“食利”本性;另一方面，金融霸权与军事霸权相互勾结，频繁地借助金融支配权和强制开放手段，从其他国家夺取垄断特权，以关键能源供给的全球守护人的身份控制战略矿产、石油的生产、定价和分配，一旦美元的支付和储备特权受到挑战，阻碍金融力量的扩张，则转向暗中军事干涉和制造暴力事端，以军事压制的方式为金融霸权铺平通路。可见，金融霸权主义继承了欺诈、掠夺和危险等制度性霸权的固有法则，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固有的本质——“全球化”趋势下，将塑造发达的、中心性的强势金融资本空间，建立和保护不对称的资本空间交换关系作为核心规则，并利用这种扭曲市场的能力，为持续地挤压和侵略弱势空间、支撑其贪婪的欲望创造条件。

二、次贷危机与常态模式下的危机转嫁

2007年8月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诱因是以房地产交易为源头的透支消费催生的虚拟性需求过剩，而孕育虚拟经济虚假繁荣以及最终导致其脆弱性崩盘的根源则是金融垄断资本的贪婪性所引致的“过度积累”。美联储自2001年1月开始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以化解“新经济”泡沫破灭引发的经济衰退，从而为无限制的信用关系扩张和金融产品异化创造了条件;在虚拟性金融交易的美元回流机制和新兴市场巨额盈余刺激合力作用下，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呈现泡沫性增长。2004年6月，美联储为了将泛滥的美元从失控边缘恢复到可控程度而实施的17次升息政策最终崩断了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链条，引起从产品危机到产业危机，乃至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可以说，次贷危机是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金融创新浪潮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⑥任世驰、张军:《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研究述评》，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也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制衡的必然现象。

发轫于美国内部的信贷危机何以冲破意识形态和制度界限快速蔓延全球，并产生持久性的经济衰退?

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系统，无法根除的内部矛盾迫使其总是从自己的外部寻求解决方法，在资本和贸易的力量作用下，全球空间结构得以不断地重新铸造和组织，而原本独立空间的自身固有屏障则在资本的流动下日益崩溃。伴随高效的自由化浪潮，金融霸权主义下的不平衡发展逐渐成为资本积累于空间和时间中的规律特质⑦［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第70页，王志弘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由此创造了全球多样化的金融资本空间样态，以及一个嵌套的空间规模等级制度。当资本主义体系普遍存在的资本无限积累与空间界限束缚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面临着周期性震撼社会基础的资本危机的爆发，霸权主义则利用非对称的空间权力，穷尽手段地将其局部的内生性资本危机外部化，不断创造其自身的“他者”以分解和消化危机影响。凡是被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渗透机制所征服和操纵的国家和地区，都广泛经历着资本主义危机转嫁行为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断裂、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关系巨变。

本次次贷危机之所以席卷全球，正是金融霸权主义受“掠夺、诈骗和盗窃”本性的驱使，在自由市场旗幡下，利用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一体化、美元大循环等多种要素手段网结一个残酷的金融陷阱，以应对潜在的危机风险所预先设计的转嫁机制所产生的总体效应。其一，事实意义上的全球经济美元化的蚕食机制。凭借在国际金融资产构成和贸易结算领域的强势地位，美元长期充当了美国掌控国际金融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的既定符号，全球经济现实地嵌入了美元的循环体系。世界贸易盈余各国完全被束缚在美元化市场空间所拥有的超级力量摆布之下，无论是增持还是减持美元储备，都无法跳出降低汇率风险和避免美元贬值的两难处境。为了维持衰退的霸权主义，美国实行的可控的美元泛滥政策决定了美元贬值是一个长期趋势，2001年开始推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更是启动了美元贬值的新一轮周期，截至2007年3月31日，美元汇率指数跌至“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的最低。因此，通过反市场原则的隐性赖账行为稀释巨额的他国债务，窃取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已经成为金融霸权主义长期依赖的路径选择，而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路径效应。其二，全球开放秩序框架下的金融市场牵连机制。美国坚持将新自由主义竞争规则作为交换关系和资本流动的基础①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68页。，从而将其他国家逐一拉拢进资本流动和产业联动的全球化发展体系。美国微观领域的金融创新，实现了包括次级贷款在内各种债务的打包证券化，信用约束的丧失致使原本作为避险的金融工具最终蜕变为巨大的“泡沫加速器”②方兴起:《美国霸权衰退时期的全球金融失衡》，第22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投入其中的各种有毒资产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无一不掩盖了真实属性。因此，在虚拟金融产品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其存在风险的信息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基于所持美元保值或者获取高额投资回报的动机，全球金融机构广泛参与杠杆化投资并持有泡沫化债务证券，从而被金融霸权主义精心隐蔽的信用枷锁牢牢束缚，成为次贷危机的直接殃及者。相对而言，蚕食机制体现了金融霸权主义的强掠行径，野蛮捆绑特征明显，而牵连机制则反映了金融霸权主义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二者一明一暗，在时空维度上交错重叠，具有高度契合性和整体破坏性。

毋庸置疑，作为资本扩张的逻辑产物，危机转嫁机制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模式，尽管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节点条件各不相同，机制媒介的物质属性和关系结构不断发生改变，但其实现方式和表征无不具有蓄意性和有序性。因此，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大海啸绝非偶然，而是金融霸权主义的空间使命所决定的不间断的自我强化过程:为了实现自我解救，一定要寻找风险转移和危机释放的外部出口。并且，它一贯地朝着薄弱和脆弱的领土和人群中去，即通过精心设计和安排使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为金融垄断资本运转轮轴的一个个辐条，无法逃脱危机转嫁车辙的无情倾轧。

三、量化宽松:治理模式下的危机转嫁

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放弃了其一再宣扬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由政府强势介入市场推行一系列多样化的凯恩斯式反危机政策。在常规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先后尝试了以解救金融机构的债务、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等为目标的非常规金融救助计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却未能扭转金融体系不断恶化的趋势③方兴起:《美国政府反危机政策的两难困境》，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6期。。奥巴马政府则在延续非常规货币政策导向的基础上，推出了更为激进的“量化宽松”，即美联储在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印发巨额美元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向市场主体注入大量流动性。这种由财政部和美联储“合谋的”变相的财政性货币发行行为，有力支撑了美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被寄望通过压低长期利率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借贷融资，刺激长期投资和实体经济复苏。但是，从2009年3月至今，美联储连续推行的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饱受争议，原因则在于以拉动市场内部需求为核心的危机治理政策存在逻辑缺陷，并且已不足以掩盖其转嫁危机的真实意图。

种种证据表明，流动性不足只是金融和经济体系深陷危机泥潭后的现实表象，而非危机形成的内在原因，相反，虚拟性供给过剩和虚拟性需求过剩才是酿成危机的深层原因，而实体性供给不足和实体性需求不足则成为后危机时代拖累美国经济复苏的症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的右转革命侵蚀和破坏了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资产阶级被赋予更多权力，并凭借这些权力不断压低工人工资，使社会收入分配向着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恶化，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失衡，广大民众的购买力严重不足。同时，在金融信贷系统成为资本侵蚀他人财产的最重要的杠杆之后①［美］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234页，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金融霸权主义在利润驱使下加速推动泛金融化，导致资本脱离美国的实体经济而进入虚拟经济，美国经济结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美国家庭收入也主要来自虚拟性交易，而不是薪酬，于是造成了基于实体性收入的实体性需求不足与基于虚拟性收入的虚拟性需求过剩并存的问题②方兴起:《美国霸权衰退时期的全球金融失衡》，第191页。。根据马克思霸权兴衰理论，泛虚拟化一方面标志着美国霸权主义已经进入金融霸权主导的衰落时期，另一方面，丧失实体经济基础和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注定难以为继。因此，反危机治理政策的目标只有定位于解决实体性需求不足问题，并依托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治理，回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道路，才能逐渐解决虚拟性经济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实体性经济的有限购买力相对缩小、实体性经济的供给能力相对有限与虚拟性经济的需求无节制增长之间的错位与矛盾。

然而，美国政府却最终采取了与之完全相反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是一种隐性的“去民主”化行为，即动用巨额纳税人资金，以账面平衡的方式掩盖对危机始作俑者——金融资本的救援，而不是通过政府投资直接促进实体经济回暖。尽管美联储一再宣称量化宽松有助于间接刺激经济、改善就业，但这种“望梅止渴式”的救市逻辑明显缺乏现实基础:一是量化宽松的资金进入金融体系后更多地被商业银行用于消化坏账，商业贷款能力和意愿极为有限;二是商业银行为了充实其资产负债表，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股市、债市以及美国垄断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推高相关产品的未来价格。商业银行的融资功能的丧失，必然导致量化宽松政策所增加的流动性难以转化为激活实体经济的市场信贷。相应地，企业在经济复苏乏力，普通家庭在就业和收入并无明显改善的情况下，都难以建立增加负债的心理预期，投资和消费前景低迷。因此，超经济发行的美元既没有直接进入信贷市场、商品市场，也没有直接形成有效的市场购买力，而是直接进入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体系。很明显，资本价值重新进入实体经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时间被延迟了，并且这种时间性延迟是足以预见的。由此说明，美国霸权主义有意改变资本主义一贯遵循的“危机—时间修复”方式，即放弃国内基础项目或社会支出的长期投资，转而推行金融资本救助的长期化。究其原因，一方面，相比于虚拟经济而言，美国实体经济的过度积累问题并非是反危机的瓶颈;另一方面，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已然处于金融资本霸权主导的时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通过新兴产业部门发展实体经济重建产业资本霸权，因而依靠金融资本的力量，延续危机前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增长方式更为现实③齐昊、李钟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美国危机治理政策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金融霸权主义以政府信用弥合私人信用肆意释放货币和信贷，意味着金融资本拜物教的回归——通过操纵美元制造流动性泛滥以进一步转嫁危机。在美国国内持续削减直接关乎民众福利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服务支出的同时，长期化、高强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却一再刺激能源、食品和服装等产品价格不断飙升，大幅度降低劳动者的真实收入，无疑是以卑劣的“劫贫济富”方式进行偏向于金融资本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此外，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及其利益代表无节制地超经济发行货币，无异于间接操控汇率，将全球货币和汇率体系推向“无序贬值”的动荡边缘，而流动性过剩所推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也正在使新兴经济体广泛承受着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由此可见，金融霸权主义是全球经济动荡和持续萧条的根源，无论它继续宣扬新自由主义，还是实操凯恩斯式反危机政策，都不受公正和原则的约束。只要有利于维护霸权和追逐利润，它一定穷尽手段地利用时空维度转嫁危机，正如一轮又一轮相继出台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弱美元”的虚假表象下其实隐藏着强势的野心和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