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内涵界定及其发展趋势

杜育红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标志着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反映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跨进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地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与矛盾的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解决得好就能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解决不好则可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农村教育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教育从内涵到重点都在不觉间变化与调整着。笔者认为，很长时间以来，农村教育尽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对于农村教育的理解，尤其是在操作层面上来理清农村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想谈两个方面的看法:一是如何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二是站在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的起点，应如何看待农村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动态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

农村教育是根植于二元社会的一个概念。在二元社会中，城市与农村不仅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在社会制度、运行机制与生活方式上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正是这些差距与差别使得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具有许多特殊性，农村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成为专门的问题。因此，理解农村教育，把握农村教育的内在属性，必须理清二元社会的内涵。

二元社会的思想主要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阿瑟·刘易斯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二元经济模型中，一个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极低、仅够维持生计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村和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其中，农村是以居住分散、自然形成的村落为存在方式，传统的农业部门则以靠天吃饭这一生产方式，仅能维持自给自足。另一个是以现代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城市和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在刘易斯看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通常也是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出、城市现代部门对这部分劳动力吸纳的过程。在中国，由于特定的发展战略与社会环境，如农村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和就业制度，从而在制度上又形成了一种特殊形态。因此，中国的二元社会是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共同构成的城市与农村的两种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形态。

站在对二元社会理解之上来探讨农村教育的内涵，我们至少要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这样来看国内目前对农村教育的理解就显得过于简要与空洞。按照国内对农村教育的通常定义:“中国的农村教育是指县和县以下的教育，包括县、乡(镇)、村的教育。”这是一个典型的地域概念，没有考虑二元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三个层面的特征，没有抓住农村教育的关键特征。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在每年消失的村落要以万计的情况下，传统的农村正不断变小;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出现的农民工子女，由于身份不属于城市，受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所限，他们的教育仍应包含在农村教育中。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也打破了原有农村教育的地域封闭性。总之，按照地域界定农村教育的概念和内涵，既不准确也不科学。而且30多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状态、城乡制度差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教育问题本身也在变化。

笔者认为，把握农村教育的内涵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第一，农村教育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仅能自给自足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第二，农村教育是与传统的、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比较分散的居住方式相联系的;第三，农村教育是与低收入群体相联系的;第四，农村教育是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并且，由于前面几个方面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因而农村教育的内涵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农村教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注的主题也在不断地变化。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关注的是教育秩序的恢复与初等教育的普及。上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的是“双基”的实现与各类教育资源的投放。进入21世纪，主要关注的主题是“双高普九”、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以及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这些主题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的变化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

二、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农村教育

实现从中低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将是“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将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要成功实现从中低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必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协调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必须实现农业现代化。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农村因劳动力教育水平有限，农业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劳动生产率仍然偏低，造成一方面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压力巨大，另一方面所释放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民工荒”、“就业难”与城镇化质量不高等问题并存。可以说，提高农村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释放更多剩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基础。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农村教育必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以适应国家转型的需要。

(一)在“离农”教育仍然主导农村教育的同时，“强农”教育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所谓“离农”指通过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生产劳动生产率，使其能够适应工业结构升级和城镇生活的需要;所谓“强农”则指通过教育以提高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其能够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并为“离农”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

根据著名的“纳瑟姆曲线”，发达国家城镇化大体经历两个拐点;当城镇化率低于30%时，代表该国尚处于农业社会;当城镇化率超过30%时，出现第一个拐点，代表该国进入工业社会;城市化率最终将稳定到70%，此时，该国最终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而中国目前城镇化率为50%，要达到70%的城镇化水平大概还需20年。而这20年也将是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的时期，“离农”教育在相当一段时期仍然会主导农村教育的发展。

不过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根据刘易斯“第二拐点”的界定，即劳动力不再无限廉价供给后，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以增强相对于农业部门的吸引力，促使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收入不断提高，使得更多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直到两个部门效率与工资相等。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目前在走向“第二拐点”的过程中，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在不断上升，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成为必然的要求，“强农”教育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在“离农”和“强农”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农村成人职业教育是面向一线劳动者、以提高职业能力和技能为目的、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由于农村基础教育长期薄弱，且受传统观念制约，农村青少年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动机不足，客观造成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较低。发展农村成人职业教育是解决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现代化所需人才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是拉动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与改造传统农业的杠杆。

尽管中国政府在不断地推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实施了“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等培训项目。但受资金、规范性、针对性等因素所限，已有培训还无法很好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现代化需要。同时，由于培训“经济门槛”高，“预期收益”不明朗，农民思想观念较为落后，农民参加培训动机不强，培训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作用有限。

针对农村成人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第一，政府加大统筹力度，制定分层次、有计划的培训规划。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类型的培训。对长期在第一产业就业的农民，培训重在满足其成为现代农业生产新型“专业农民”的职业技能需要;对目前在第一产业就业但准备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或当地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培训重在满足其掌握职业技能，并尽快找到工作的需要;对季节性转移的劳动者，他们农忙务农、农闲务工，培训既要满足其在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需要，又要满足其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对职业技能的需要。第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完善多元投入体制。尽管农村成人培训专业人力资本投资属性较强，但在经济转型特定时期，培训外溢性巨大。因此，应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完善多元投入体制。对于具有较强一般人力资本属性的培训，以政府投入为主;本着受益原则，随着培训专业性人力资本属性的增强，个人和用人企业所承担培训成本比例应有所上升，政府通过对接受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提供补贴等方式，从内到外解决农村劳动力培训动机不足的问题。

(三)加快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体制创新，发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面向初中毕业、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村青少年，以传授职业技能和培养能力、为社会输出初中级技术人员为目的。当前，产业升级与转移、农业现代化以及城镇化都对农村中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温家宝总理在《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报告中指出，“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就业的教育。学一门技能、增加就业能力对许多农村孩子来说，既是迫切要求，也是现实选择，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自2012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范围由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扩大到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加快了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机制不够灵活、对学生吸引力不足、办学质量不高等问题。适应发展的需求，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增强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注意把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与就业准入以及解决就业问题结合起来，把职业资格认定、职业等级评定和技能型人才的选拔结合起来，把学校学习与劳动实践结合起来，把动脑和动手结合起来，把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把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就业结合起来，通过校企合作办学等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四)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合理地规划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

城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农村地区学龄人口减少与居住的相对集中趋势。从这一点来看，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仍然在发展过程之中，农村学校的布局结构调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仍然会是农村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由于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出现的上学距离过远问题、校车安全问题、寄宿学校办学条件与管理问题、学生寄宿后教育成本增加问题等都是在调整过程中规划不合理、配套方案不细致等原因造成的。未来在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上不应当急躁冒进，应该更加科学合理细致地作出规划，充分考虑布局结构调整带来的相关问题，全面设计相关配套方案，减少调整过程的矛盾，使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与整个农村的城镇化过程以及新农村建设更好地协调发展。

(五)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快速发展

农村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村经济发展、城乡一体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0-6岁幼儿早期教育干预对孩子语言、心理认知及学习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存在重要影响，学前教育应作为一国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办好学前教育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如何促进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为广大农村儿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成为未来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总之，在二元社会背景下，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等多个维度全面考察农村教育动态发展的内涵，对于准确把握农村教育的关键点至关重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理解农村教育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迈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过程中农村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更好地促进农村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