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思想解析

和 红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福建厦门361005）

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国际资本流动思想解析

和 红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福建厦门361005）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著作中并没有专门论述国际资本流动问题，但其经典著作中仍然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国际资本流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在本质上的二重性特征，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货币效应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递性三个方面的经济效应，为分析和研究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际资本流动；本质属性；过剩资本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本质属性

（一）国际资本流动本质的二重性

马克思从剩余价值理论和社会化大生产理论两个角度出发，深刻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本质上的二重性。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属性必然导致资本跨越国界进行扩张。资本在不断地运动中寻求增殖和发展，并具有无限扩展的趋势，因而，资本的循环和增殖过程必然要超出一国范围向外延伸，形成资本的国际流动。对市场、原料和资金的需求的不断扩大，“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联系关系”［1］254。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必然不断深化，分工的深化与资本的积累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当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得国内生产变成了国际生产时，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生产的国际属性，“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取消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67生产国际化必然导致资本国际化。通过商品资本输出和借贷资本输出这两种资本输出形式，资本主义国家将世界上的一切国家都纳入到自己的生产体系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国际资本流动是资本循环中商品资本的国际化，是作为社会化再生产重要环节的流通过程跨越国界向国外延伸，即部分剩余价值通过世界市场实现，因而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

（二）资本向外输出与过剩资本规律

马克思认为，“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而资本输出则是过剩资本的必由出路。所谓过剩资本，是指“那种利润率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社会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2］279。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充分实现不可避免地引起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导致一些资本必须接受较低的盈利率继续运营，或者丧失独立的运行能力而以信用的形式交由他人支配和使用，这两类资本即为“过剩资本”。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资本的积累与集中过程总是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即在资本过剩的同时又出现了人口过剩。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的并存会引发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激化。“如果资本输出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照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整个国家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2］285可见，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向外输出与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过剩规律之间的必然联系。

（三）列宁对马克思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发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转向垄断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列宁在吸收马克思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列宁区分了两种输出——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认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3］782并进一步指出，资本输出有两种基本形式，即生产资本输出和借贷资本输出。列宁认为，资本输出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过剩资本；二是落后国家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两者缺一不可。“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在少数国家中已经‘成熟过度’了，‘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3］835无论是国际商品资本流动，还是国际货币资本流动，都无法摆脱国际资本流动属性的“原罪”，即受投资者获利动机的驱使。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效应

（一）国际资本流动与世界经济格局

马克思不仅从生产领域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而且着重在生产关系层面上揭示国际资本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仅表现为一种生产技术组合，更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国际资本流动本质上的二重性，决定了国际资本流动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相应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过程，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国际资本流动使过去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封闭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所取代。“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14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关闭自守状态”。［2］280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世界市场的需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以控制和改造，将其纳入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之中，在更大程度上终止了这些国家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列宁不仅把资本流动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而且指出资本输出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必然是同国外市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场。所以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随着最大垄断同盟的国外联系、殖民地联系和‘势力范围’的极力扩大，认为垄断同盟就‘自然地’走向达成世界性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3］810列宁认为垄断同盟从经济上分割世界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竞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当然，垄断同盟分割世界市场可以采取不同的国际资本流动形式，但是国际资本流动不论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是帝国主义国家金融寡头剥削和奴役人民的一种手段。进一步，列宁指出，资本输出必然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二是资本输出总是影响到输入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货币效应

在国际市场上，当货币一旦越出国内流通领域，就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了原有的贵金属的形式。“一国货币可以用另一国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可以归结为他们的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的含量作为世界货币流通的两种商品，又可归结为它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2］285

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贵金属的流入、流出与一国贸易差额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输出的表现。引起汇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国际收支差额。不论国际收支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都会造成外汇供求的变化：国际收支顺差，国际资本流入，如果外币供过于求，本币币值将会上升；反之，国际收支逆差，国际资本流出，有可能出现本币贬值。其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引起物价上涨，造成货币对内价值下降，引起汇率的长期走势下跌至与对外价值趋向一致。在考察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时，马克思指出：“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的形式输出，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它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2］653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贵金属形式的输出才会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而通常情况下，一般商品形式的输出对汇率不发生任何直接影响，因为商品输入国用不着付款。

（三）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危机的国际传递性

马克思从世界范围考察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下的货币流通，指出现实的全面危机总是在贵金属输入超过输出时爆发的，国际信用使一切国家都有可能先后卷入危机，即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因为国际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造成虚假的需求和繁荣，促使一切国家都有可能过度出口和进口，从而造成生产过剩。在实行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贵金属的流动与产业循环周期紧密相连。在经济繁荣时期，商品生产过剩，虚假的繁荣完全依赖信用来维持，这时贵金属出现外流，导致利息率升高与信用扩大，发生过度膨胀，即贵金属外流促进了信用危机的爆发。“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使情况再次逐步接近危机的预兆。”［2］645黄金流出并不必然导致信用危机，但如果贵金属流出是在产业周期的困难时期发生的，就有可能会促使信用危机爆发。“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之前。”［2］646因此，国际资本流动本身并不必然引发金融危机，但是往往受其他因素影响而推动金融危机的爆发。

事实上，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是经济体系本身——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这一根本矛盾又进一步引致了无限扩大的社会生产和相对缩小的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资本国际流动只是资本主义力图使用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解决矛盾和危机的手段和表现。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2］278资本国际流动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暂时得以缓和，但另一方面又把矛盾推向了更广阔的空间，增大了危机在国际范围内爆发和传递的可能性。不同国家的经济由于资本国际流动而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链条上，只要有一个国家发生信用危机，就会在一切相关国家依次发生危机。

三、马克思国际资本流动思想的现实价值

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期，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国际分工范围狭窄，国际资本流动（主要是资本输出）虽已出现，但规模小，尚未成为经常现象，越出国界的资本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马克思基本上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揭示国际资本流动的本质，因而把重点放在了发达国家向殖民地国家的资本输出上，这也符合当时的国际资本流动现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借贷资本流动还是生产资本流动，都伴随着实际资源的转移。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金融化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复杂。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比如，美国在巨额资本输出的同时也吸收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更为复杂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外资时，也开始对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另一方面，随着融资证券化的发展和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出现，国际资本流动日益脱离实物经济运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纯粹虚拟资本的流动，国际资本流动的动机更加复杂，除了预期利润率的差异外，不同市场的风险差异、各国政策变化、投资者心理预期的改变，甚至非理性的“羊群效应”都能引起国际资本流动。毋庸讳言，从当今国际资本流动的现实来看，马克思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确实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科学地揭示了国际资本流动在本质上的二重性特征，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当前国际资本流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虽然现代国际资本流动形式更加多样化，其影响也日益复杂，但是从全面的、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分析的资本输出与当今复杂的国际资本流动都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

无论是投机性极强的国际游资，还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国际直接投资，都是以赢利为基本导向，所不同的只是追求利润的手段和方式存在差异。如果从微观上把国际资本流动的决策纳入投资者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下，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效用函数是一元的，即剩余价值率或者利润率是唯一的自变量，而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的效用函数则是前者的扩展，呈现出多元性特征：一方面，利润率变量细分为若干具体变量，如利率、预期汇率等；另一方面，增加风险变量，使投资者在风险和收益的权衡中寻求效用最大化的资产投资组合。也可以简单地说，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扩展为效用最大化原则，使理论解释层面得以扩展，以适应现代国际资本流动的实际，但理论解释面的扩展并没有构成对国际投资者追求最大利润本质的否定，相反，是对这一本质更充分和全面的揭示。

其次，历史上的国际资本流动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关系，而当今的国际资本流动更多地体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关系，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平等互利关系。

这一事实也能在马克思的国际资本流动二重性特征中得到解释。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靠坚船利炮打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门，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主动引进外资，积极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一方面，虽然不同国际资本流动形式对东道国资本形成机制有不同的影响，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因而也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国际资本流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如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除了可以直接为资本流入国增加国内资本供应，解决资本流入国的资金缺口和外汇缺口以外，还可以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对资本流入国其他经济部门产生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溢出效应；证券投资和国际银行贷款可以直接弥补流入国资本积累缺口，增加外汇供给，改进流入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促进资本和劳动有机结合，也能促进流入国经济增长。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强化流入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纪律性，带来类似于商品和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收益。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收入增长和贸易条件改进会进一步对投资和储蓄具有正向影响，资本流入和外债增加对投资和储蓄具有负向影响，利率和金融市场深度对投资和储蓄的影响则不确定。按照标准的开放经济模型，消费和投资增加会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汇率升值会导致非贸易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这样，汇率升值又具有了刺激通货膨胀的效果。国际资本流入会引起流入国总需求过度扩张，这种扩张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的压力、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赤字不断扩大等方面。这种机遇与风险并发性特征也正是根源于国际资本流动的二重性。

最后，在货币制度为金本位时，国际资本流动是通过促进社会真实财富的增长攫取剩余价值（利润）实现的，当时的国际资本流动局限在实际财富的增长范围之内，资本增值总是受到黄金这个“金属的限制”。

但是在货币制度转变为纯粹信用制度本位时，资本增值突破了几乎一切可能的限制，国际资本可以建立在抽象财富的巨大储存之上，国际资本流动本身也离实际生产过程越来越远。国际资本的金融化放大并扩散了资本流动中的不稳定性和波动性，使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蕴藏着金融风险，潜伏着金融危机。当前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资本流动的危机传导效应更加明显，具体可分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和“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溢出效应是指当一个国家发生金融波动或者危机可能影响到另一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而使其产生同样的波动，在国际资本流动中，这一现象是通过债权人调整资产组合实现的；传染效应是由于投资者倾向于投资不同的证券组合以获得稳定收益，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资产收益和风险结构较为相似的情况下，当一国发生危机，投资者就会抛售出他们认为风险相似的相邻国家的资产，从而导致危机的传染。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于尚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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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455（2010）01－0118－04

2009－06－29

和红（1981—），女，河南焦作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