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七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林 勇，王伟龙，未 艾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0周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研究和正确借鉴外国经济学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起召开“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于2009年11月27－29日在广州召开。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研究

(一)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

新一届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程恩富学部委员指出，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相比，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扩展了的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学会总顾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基于1929－1933年大萧条与2007－2009年“大海啸”的比较分析指出，近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两次最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政策体系有密切关系。第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在那之前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只要依靠自由的市场机制就可以使社会经济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既无生产过剩，也无工人失业。然而，30年代大危机彻底粉碎了这种自由均衡论的神话，因此，那次经济危机便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或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第二次是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乃是近三四十年来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当前这次经济危机便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这个结论换一个说法，无非是说，新自由主义乃是造成当前危机的主要根源。

安徽财经大学赵茂林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虽然二战过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然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调和，经济危机仍将存在并周期性爆发。按照马克思经济危机发生的逻辑，此次危机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透视近年美国经济，可以发现如下事实:国家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爆发←违约率上升←透支消费←生产过剩←消费能力不足←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能力落后的矛盾←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正契合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因此，虽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古典的经济危机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并未改变，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则荣指出，许多西方经济学者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关，是放任自由市场泛滥惹的祸。而国内少数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精英”则认为是自由市场受到国家干预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结果。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快速有力的干预措施。第二次G20集团峰会表明，加强国家干预的观点已成为世界普遍的共识。面对现实，有人却奢谈这次危机是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机会，岂不是痴人说梦吗?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周期性的危机就不会根除。

暨南大学杜金岷和奚宾指出，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货币与实物资产的错配，引发支付危机并向实体经济传导，是政府对经济调节的失败。政府只从金融机构的合规上监管是无法消除财富的非平衡转移、积累和危机的发生。次贷危机的发生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共同结果，防止危机再次发生不能靠市场的自发调整，而是需要政府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综合应用各项经济职能，审时度势，适时调整，相机行事且执行到位。只有建立正常的社会价值体系，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失衡，避免危机重演，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福建省社科院林其屏指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信用助长投机引爆的，实质上就是信用危机。从马克思信用理论的视角看金融危机的防范，我国必须加快、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既要发挥信用的积极作用，又要防范信用风险引发金融风险。

(二)关于危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

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教授强调，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当今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全球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大海啸之际，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客观上预示着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非主流经济理论的易位，即国家干预理论将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自2007年夏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大海啸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政策都发生了“像70年以前那样剧烈、突然的转变”，即从基于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转向了基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由此，势必像70年前那样，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会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严格地说，克鲁格曼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预见到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只不过他未曾想到会发生“金融大海啸”，从而也就不可能预见到这种回归来得如此“剧烈、突然”。无论如何，西方经济学即将出现“拐点”，而克鲁格曼的理论显示了西方经济学将“拐”向何方。这正是我们研究克鲁格曼理论的意义所在。

东莞理工学院刘伟认为，克鲁格曼的萧条经济学与金融危机理论对我国也有重要的启示。当前内需不足是影响我国的重要问题，扩大内需则是我国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唯一出路。非常庆幸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一问题，40000亿的投资初见成效。

(三)关于危机的防范和应对

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和李海峰指出，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应抓住美元动荡这一时机，构建“中元区”(将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和台湾的货币统一，仿照“欧元区”建立一种新的强势货币，建立一个超级中央银行，统一实行货币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避免因外汇储备缩水而遭受的损失。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各国认识到了货币地位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实力上升的大国都在力争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国际货币体系势必向多元化方向转变。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日益明确，类似“欧盟”的经济体会不断涌现。迎合这种发展趋势，国际货币体系也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圈。

安徽财经大学任志安和于霞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于对外开放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影响比较显著，而西部地区却迎来了空前的机遇。但金融危机不可能改变我国区域发展的现状。后危机时代，如何协调区域发展将是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将低碳经济与非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形成的以低碳经济为新增长点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不仅意在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差距问题，同时也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山东财政学院韩玉玲认为，政府采购的影响已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财政支出管理，而且还扩展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在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采购因其被赋予的政策功能而得到格外关注，成为我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经济刺激方案的重要举措之一。

吉林大学纪玉山、白英姿和纪明认为，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整体性衰退，我国外向型低端产业面临巨大压力，出口形势相当严峻。已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现实发展需要，更不能完全作为我国制定外贸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跳出“比较优势陷阱”，将比较优势转化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

华南师范大学陈延林和蔡伟认为，货币政策操作应提高前瞻性，不能只防止危机后的通货紧缩现象，应充分考虑到现行政策滞后的扩张效应，规避未来通胀的风险。为降低长期内通胀率攀升的风险，可以通过对不同期限贷款利率进行“结构性”调整——“短期贷款利率多调，长期贷款利率少调或不调”，宣示央行“防通胀”政策目标。

华南师范大学邓于君认为，随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其在国际组织的话语权与投票权随之增强;世界各国对当前全球金融风暴根源认识深化及其共识逐步形成;各国通过共同努力、循序渐进，逐步拓展SDR的使用范围、充分发挥SDR作用，将其逐步发展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替代现有的美元本位，建立有利于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伟大构想很可能会变成现实!

华南师范大学张球认为，随着欧元的巩固及中俄印巴等经济体的崛起，丧失相应经济实力支撑的美元霸主地位难以为继，点纸成金的神话面临终结，建立以世界经济现实为基础的新的货币体系很有必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十分艰巨的事情，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能因为美国的霸权而继续接受不合理的体制。

北京师范大学胡海峰和孙飞指出，基于两次银行业危机各项成本的比较，寻求合理有效的危机处理模式，对我国完善银行业危机管理体制，维护商业银行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北京工商大学郑玲玲认为，将通货紧缩定义为纯粹的物价持续下降现象来研究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更为可取;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并非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只是可能对经济恶化起了推动作用，面对经济危机，更需要深刻剖析其根源。研究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现实出发点是2009年上半年中国物价水平连续六个月负增长带来的通货紧缩的恐慌。目前通货紧缩的疑云还未散去，通货膨胀的预期却已抬头。在经济危机当中，无论是持续的物价下降还是持续的物价上涨都可能对经济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研究通货紧缩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远比对通货紧缩定义的争论更为重要。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的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李翀教授认为，有必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经济学，但这种构建应该是从国际经济的客观事实出发，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借鉴现代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科学成分，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在这方面，李翀教授提出了自已的一些研究成果:(1)就现实的国际贸易的原因来说，不仅存在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而且存在超绝对优势和超比较优势。后者是决定世界国际贸易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最重要的原因。(2)购买力平价学说仅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汇率，因此，有必要从商品的价值和金融资产的虚拟价值出发，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直接投资三个角度分析市场汇率形成的基础。(3)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从国内生产到国际生产，从国际贸易到直接投资的过程。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扣除风险后的利益小于对外贸易，企业就会选择对外贸易;反之，企业就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认为，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深入到理论假设来确立基本思想并展开思想叙述，因此仍有必要对当前的人的经济秉性进行界定，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或思路并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否则两大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就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与发展。程恩富教授(2007)基于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提出了一个极其新颖的“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命题。以这一全新的理论假设为统领，对于当前实现两大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并在范式耦合的过程中实现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突破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西北大学何爱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轨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探索;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摆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方法，积极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

对此，程恩富教授提出，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应以马克思经典范式为基础，以现代经济社会问题为导向，以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和成果为借鉴。这一时期存在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洋教条”现象。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既要反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理解。

西北大学岳宏志和寇雅玲指出，研究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论者，无论是宽派、中派和窄派都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脱离一切社会关系、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所谓一般生产劳动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直坚持的传统观点和权威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般生产劳动范畴存在的余地，马克思没有提出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

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教授认为，在剥削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把剥削泛化的倾向，把全社会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这是不符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比“剥削泛化论”走得更远的观点是为剥削评功摆好，最为极端的是郝志强，竟认为被剥削是幸福的。剥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一个基础性范畴。剥削泛化论对马克思剥削范畴的新解释，或者把剥削范畴外延的无限扩大，等于把剥削这个范畴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中抽出来，这样肯定会损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把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看成是剥削者或被剥削者，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曲解。

暨南大学胡世祯认为，工资的变动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各个生产部门生产价格的变动，但这只是改变已形成的新创造的价值的分配，不会改变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总额: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动如果仅仅是引起工资的变动，就不会由此改变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

长春理工大学葛敬豪认为，以马克思的产权内涵理论为依据，我国产权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进行，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性质，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维护公有产权所有者的根本利益，使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国产权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发展公有产权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核心地位。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指出，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1)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2)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定义对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本质特征作了正确的说明。以生产方式以及和他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仅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而且为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区分和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相反，罗宾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定义根本没有触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其定义以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研究对象，满足于对抽象的和所谓超制度的资源配置的考察，不仅排除了对特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研究，而且也排除了正确理解和认识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的前提。

中南民族大学陈韶华和郭广迪认为，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虽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其世界观则始终持反对的态度。西方学者之所以会对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评价越来越客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分析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对同样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现代西方学者即使是为了维护或挽救资本主义也不得不求教于马克思。这也使得一些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抱有成见的现代西方学者，不得不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持谨慎的态度，而不敢再像庞巴维克那样妄加批判或否定。

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有增长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经济增长理论。西北大学郭俊华和杨裴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经济思想史上，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把静态分析动态化，把短期分析长期化，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启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他们在落后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才认识到必须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现在，西方经济学家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的科学贡献。比较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和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可以看出两者的视野是不同的。尽管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并没有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仅在某些具体因素上的研究有了局部的突破，因此也就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比较两者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不同，还可以看出，经过一个多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洗礼，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在当代日益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因此，在考察西方经济学(其中包括新经济增长理论)时，我们必须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借鉴的态度。

南开大学王璐提出，著名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曾指出，与主流新古典理论不同，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一开始就引入了资本家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和不拥有该所有权的区别，从而把个人收入分配直接纳入到了社会阶级意义上的总量分配关系中。考虑到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就不仅是根据各要素情况独立给定的，相反，它要通过强调所有权关系而将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任何别的普通的交换经济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更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历史现象，从而也才能清楚表明利润只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也就驳斥了萨伊“三位一体”的要素分配论和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暗含的“收入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贡献”的说法。相反，正是由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分配。我国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分配上既要体现公有制特点，又要体现各种非公有制的要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军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都是一种比较注重规范分析，强调终极关怀，关注人的需要和发展的经济学，都是从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追求的是对现实世界的根本性改变，最终实现世界大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的自由。而社会经济学却是在承认现实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虽然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但是基于的是一种抽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唯心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在发展中也在不断互相借鉴，特别是在西方理论界的研究中，这两种理论走得比较近，社会经济学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来源，以充实壮大自己。

福建师范大学陈俊明认为，斯密通过收入范畴有意识地使自己的理论接近现实，这是必要、合理的。但是，他并不真正理解收入，不能正确地反映它，甚至将价值的源泉归结为收入，将内在规定与社会表象直接合二为一，这就产生足以使自己理论颠覆的错误。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抛弃斯密的错误，而是从他的错误中发现包含有“合理性”和“天才的东西”。在批判扬弃的基础上，从中得到启发，即要接近现实和社会表层。由于人们不理解马克思批判斯密收入范畴的真正用意，大都不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建立起科学的收入范畴，构成整个《资本论》范畴体系的最具体的范畴。马克思重建收入范畴，充分体现了他的理论的批判性、创造性和科学性。也就是说，收入范畴是《资本论》最具体的范畴，它扬弃了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所包含的重要规定，与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一起，构成《资本论》范畴体系的五大范畴。它体现了马克思对复杂的总体对象的科学处理以及最后回归，让人们看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从资产阶级财富的细胞开始，最后又回到资产阶级财富总体的社会表象本身。从起点向终点的圆圈式的发展、从终点对起点的扬弃和超越、从终点向客观现实的接近等来理解收入范畴，对理解《资本论》很有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卜海认为，经济学研究范式作为一种独特且不断演进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类。运用不同的研究范式观察和分析经济问题，有助于人们多层次、全方位地准确把握和揭示所观察分析的问题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马克思关于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和西方经济学对于宏观经济研究的范式虽然有差别，但是也有相当的相通之处，只要摒弃传统的意识偏见，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其分析和把握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

三、西方经济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西方经济学理论

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王志伟教授认为，在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人们并未看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其生成原因的有力解释。这种情况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影射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经济理论的无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其基本理念(均衡、稳定、自动调节和强调供给)造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货币周期理论和实际周期理论，但那都是假定经济本身是均衡的。只是外来的货币因素和实际因素的冲击造成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这些理论在本质上，仍然未能脱离古典经济学以来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即基本上会保持长期均衡)的信条。所以，它不能解释此番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毫不奇怪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的基本观念是:不确定性、非均衡常态，并强调政府干预和增加总需求的必要性。这次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的拯救措施基本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理念和主张。不过，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措施充其量只是治标的短期“安慰剂”，而不是根本办法，这是其理论缺陷和局限性使然。

云南大学张林和毕冶认为，正统经济学文献忽视了制度主义者对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影响，实际上，将位居“新政”核心决策层的制度主义者的计划思想、尤其是他们的政策主张以及详细的计划方案与“新政”措施进行对照，无论是农业的调整还是复兴工业的努力，制度主义者的主张都可以视为这些领域的改革的思想基础。至于金融领域，尽管代表性的制度主义者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们的思想与这一领域政策目的和诸多措施仍然是吻合的。而在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方面，克拉克和康芒斯的思想得到直接的体现。

南开大学蒋雅文认为，比较三种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不难看出，历史制度主义更强调归纳性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却对国家起源问题无法明确说明，对于社会制度的演进更强调内生性制度规范的意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显然更功利或者说理性，但理性并不全部意味着可以闪烁出智慧的光芒，对低效率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制度演进曲折的解释也只好求助于历史制度主义中的路径依赖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作用。社会学制度主义把文化的影响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几乎成为决定制度选择的唯一砝码，而制度变迁的路径也无非是对原有制度模板的借鉴。文化在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看来，如同制度在理性制度主义者看来，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或强或弱地影响着制度变迁，从这一点来讲，社会学制度主义与理性制度主义有很大相似性。

西北大学宋宇认为，理性人假设在微观理论中范围有限的一些问题上有用，但是妨碍深入理解经济变迁过程。许多被我们看作是理性选择的东西，与其说是个人认知，倒不如说是植根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之中的思想过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杨虎涛认为，在众多经济学流派中，奥地利学派多少显得有些另类:观点一直被视为与新古典颇为相似，但方法论基础却相去甚远;强调解释而非预测，却成功预测了包括2008年在内的数次经济危机;有着先验论和公理化的取向，却反对一切数学形式化;大部分观点都被主流经济学所吸收，而当众多异端经济学聚集在演化这一反主流大旗之下时，却成了其中的排头兵。

中南民族大学郭广迪对“将MR=MC边际原则应用于厂商长期均衡分析”的传统提出质疑，通过分别对利润量最大和利润率最高的条件进行分析，他认为在厂商长期均衡分析中适用后者而不是前者，从而MR=MC的边际原则仅适用于厂商短期均衡分析，而不适用于厂商长期均衡分析。

华南师范大学陈云认为，基于Keynes理论的MFD模型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缺乏微观基础。在模型的预测能力和实证研究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NOEM－DSGE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且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呈现出日益丰富和不断扩展的态势。不过，NOEM－DSGE模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证完美融合。因此，尽管NOEM－DSGE模型为政策评价和预测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工具，但对于其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认为，上世纪末，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拉美、东亚等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充分暴露出其不足，从而导致“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出现。在“华盛顿共识”被证明是失败的今天，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与传统产业政策的一些革命性的差异:关注能力建设;供需两端作用;重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

湖北省社科院陈孝兵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纾缓美国经济停滞、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取得了明显成功。随着近年来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货币周转率不再稳定，使消费者行为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动摇了货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货币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实际上，影响经济波动和社会就业变化的因素远不止货币这一种，因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无法长期维系经济的正常增长秩序，货币万能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空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指出，西方金融学认为存在一种称为免疫的程序，可用以构造抵御利率波动风险的债券组合，使资产组合的价值免受利率变动的影响。但是，在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中试图消除风险是不可能的。而基于错误的理论来进行消除风险的努力，反而可能扩大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

北京物资学院周学勤和车卉淳认为，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公共选择学派拓展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了传统上被分开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领域中的选择行为，改变了人们传统上研究政治行为的方法。同时，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继承了传统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公共选择学派利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对政治过程中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存在许多问题:第一，用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假设简单套用到政治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政治过程的特殊性，否定了政治主体所存在的利他性质。第二，政治活动中的集体选择更多体现了马克思所规定的人的社会属性，只有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把握政治活动，才能更好地去理解政治活动过程，而不能仅仅利用孤立的、抽象的个人主义方法去研究政治活动。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刘文认为，西方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已蕴含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思想。西方学者利用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内涵、原因、类型、风险溢价、控制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建模和量化分析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及其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问题，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性将得到更多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将更为突出，这会助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正确借鉴

在对西方经济学说史上重要思想流派的财富观进行归纳和梳理的基础上，西北大学任保平认为，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是我国当前的中心任务，但是不能仅从物质层面来追求财富，还要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发展物质生产的钥匙。同时，我们还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关注财富形式的变化，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并最终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必须从人的发展，而不是从物质的发展的角度来建立新型的现代财富观。

西南民族大学郑长德认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共享式增长是在对“机会的不平等”与“结果的不平等”的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与共享式增长相关的是益贫式增长。最不容易在增长中得到共享的是贫困人群，共享式增长的重点应该是在贫困人群的情况改善上。因此，共享式增长应该是益贫式的。共享式增长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启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消除各种各样的机会不平等，从而促进增长的共享性。根据共享式增长理念，对于我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重要的是要避免两个倾向:一是只顾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增长的共享性;二是过度依赖政府再分配的手段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

福建社科院刘义圣和福建师范大学王春丽认为，借鉴美国利率微调模式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我国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必须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制定出适合不同经济形势下的利率微调模式。一要把握好利率微调的时机和方向;二要注重各种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三要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海南大学张尔升认为，根据西方产权理论的逻辑假设，私人企业的效率高于国有企业的效率，私人企业的成本低于国有企业的成本，从而得出私有化是最好的选择的结论。但是，通过大量中外文献的分析比较，发现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逻辑上都有重大缺陷，不能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基础。

福州大学周小亮和笪贤流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分析范式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被赋予了合理性与不容置疑性。然而，随着近年来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的深入，利润最大化面临着理论困惑与现实困境。他们主张构建广义的利润目标，即现阶段企业和谐发展的目标应包含四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目标:纯经济利润目标、发展目标、和谐目标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在市场中，企业全面追求广义的利润目标是稳定的演化均衡，漠视与摒弃此目标的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淘汰。

华南师范大学武艳杰认为，我国国有银行的制度变迁是在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框架下进行的，政府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内生机制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将越来越大，整个改革的过程交织着政府选择的外部规则和诱致性变迁力量选择的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两种规则之间始终相互冲突与协调。另外，政府对于产权控制的退出和市场机制培育的时滞决定了，由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化过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缺乏市场管制的制度环境下，保持对金融发展过程的国家控制可以推进市场机制建设，增大改革产出，减少改革成本。国家从金融体系中的退出需要一系列前提实现条件，包括司法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多种产权主体和金融体系内部改革的引入等。内生规则主导的市场机制也需要一个长期的逐步建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