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民族主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改造，赋予民族主义新的特点。

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联系

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权益、民族感情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政治原则与社会心理。有学者提出:“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运动，或者特定的思想流派，而是到处弥漫的思想氛围。”［1］39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学术界研究较多;而对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关系，学术界论及较少。事实上，民族主义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实现了对民族主义的改造，赋予民族主义新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民族主义兴起在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绎在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基础、准备条件。

1.民族主义促进中华民族觉醒，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营造社会氛围。近代中国是一个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掠夺、凌辱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日渐形成。而它一经形成，便促使国人进一步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危机。1903年，《浙江潮》连载的《民族主义论》感叹:“今日者，民族主义发达之时代也，而中国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2］485中华民族在危机中觉醒，在觉醒后奋起。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一时间，各种“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种救国“方案”、“主张”此消彼长，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3］397我们应“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3］398。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救世方案、救世学说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动力，来源于民族主义的感召与刺激。

2.民族主义强化民族自信，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心理基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深刻反省民族特性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民族自信，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凝聚力，认识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4］393－394这种民族自信，正是民族主义的表达与流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富有挑战、需要创造和智慧、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实践。民族主义所释放的民族自信与对中华民族创造力、文明发展程度的确认，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心理基础。

3.民族主义促进中国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准备主体条件。经受民族主义熏陶与滋润，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生成了深沉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开始探索中国出路，寻找救世良方，进而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自身从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1921年1月，周恩来在致陈式周的信中就表示:赴欧的“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5］23－24。周恩来等先进知识分子赴欧勤工俭学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学习、借鉴西方，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民族主义是促进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成长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担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思想纽带。

4.民族主义强化民族本位意识，催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为主体、为中心的意识。这种民族本位意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日渐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6］35。这就初步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而应结合中国国情有选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1924年，李大钊又说，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3］397。这里已经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在诠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37可以说，民族本位意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摆脱共产国际的干扰，独立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8］201申明革命由“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既符合革命发生的规律，也是民族本位意识的显露。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头，民族本位意识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

因此，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社会环境、奠定心理基础、准备主体力量，也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在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与土壤时，不能忽视民族主义的因素和影响。

二、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资源

民族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底蕴，而且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参照、思想素材与思想资源。

1.民族主义与反帝目标的确立。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反抗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1901年10月，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9］20他还说，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9］22。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首先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滋生的。

反帝是近代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之一。反帝目标的确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一纲领的制定固然得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指导，但也是民族主义反帝情绪的延续。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反帝的呼声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起了铺垫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表达反帝主张、推进反帝实践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的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现。其一，明确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尽管1924年国民党一大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受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但一经作出新的解释，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李大钊看来，“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新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3］452毛泽东也认为:“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10］15－16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然认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申明“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1］752。因此，除大革命失败后的短暂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度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所批评外，总体上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持肯定与认同态度。这种肯定与认同，促进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协调与国共两党联合对外。其二，借用民族主义话语表达反帝主张。1924年8月，陈独秀在《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所谓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工具;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民族主义乃是弱小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意义。”［12］7551925年8月，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中申明:“民族主义是中国要求解放，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具体的说，中国要关税自主，要取消租界，要撤退外兵，要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13］326这说明，陈独秀、瞿秋白已借用民族主义话语来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反帝主张，或者说将反帝纳入民族主义的话语系统。如此，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反帝主张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也易于赢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其三，借助民族主义推动反帝的实际进程。中国共产党在反帝的实际斗争中，善于运用民族主义来动员、组织民众，民族主义成为促使民众投入反帝斗争的精神支撑。张国焘在回忆“五卅运动”时说:“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14］30“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15］446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成为动员、鼓舞和激励全民族(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物)以不同方式参与抗战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反帝目标的确立与反帝任务的完成，既是民族主义的延伸，也是民族主义力量的彰显。

2.民族主义与民族文化的传承。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尽力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成份，作为民族凝聚、国家整合的文化基础。从康有为的“保教”，到晚清国粹派的“存学”，到东方文化派的“东方化”与“中国文化的复兴”，再到中国本位文化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都体现了维护民族文化、排拒西化的倾向，凸显了以民族文化作为民族共同体认同符号、维系纽带的用心。如20世纪初出现的国粹主义思潮就饱含强烈的民族主义。国粹派之所以提倡保存国学、保存国粹，为的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6］，深信只有通过保国粹、讲国学方可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从中国历史的特点分析入手，道出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他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举其特点有三，即“悠久”、“无间短”、“详密”。而“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17］1。钱穆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评价，也蕴含民族主义的情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探寻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与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在这一问题上，民族主义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主张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高度评价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1938年9月，吴玉章在《解放》杂志发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实为东亚文化的中心基础”，“爱国热忱及勤苦耐劳精神，尤为中华民族向来的特色”。［18］9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11］622“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1］623毛泽东自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评价和恰当定位，为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二，对待民族文化的基本态度。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在继承中批判，批判中继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民族文化所采取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534他在这里所说的继承并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而是“批判的总结”之后的继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1］707－708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仍然是要继承“灿烂的古代文化”，但继承决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经过严格区分之后的继承。毛泽东还申明:“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8］201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正是民族主义的诠释。其三，中国文化发展目标的定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思考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时，渗入了民族主义的因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规定之一，就是其民族性。“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11］706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内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有机统一。这种对于文化民族性的推崇，亦是民族主义基因的流露。

3.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两步。”［19］4－5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大致经历了类似的轨迹。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梁启超最早揭明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他于1902年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20］35《浙江潮》连载的《民族主义论》一文也认为:“今日欧族列强立国之本，在民族主义，固也;然彼能以民族主义建已之国，复能以民族主义亡人之国。”［2］488中国要想不被欧族灭亡，就只有大力提倡民族主义，以建立一民族国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者，其排满实际上是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共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就包括“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21］78。围绕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实践。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申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0］25联合统治与合作统治的国家，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对于民族国家建构的定位。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苏维埃共和国建设的实践，并适时提出了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方案。1938年7月，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表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22］134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申明:共产党人多年奋斗的目标，“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1］663为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的主张。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最终将国体定位于人民民主专政。可见，建立民族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在这一点上与民族主义是相通的。与近代民族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公开表明国家的阶级本质，民族主义则避谈国家的阶级性。

从上述三个方面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融入了民族主义的合理因素。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主义的改造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时，由于时代、认识或阶级的局限，带有种种偏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改造和升华的过程。

1.种族民族主义的消解。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者主张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带有明显种族民族主义的倾向。《浙江潮》刊发的《民族主义论》强调，所谓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2］486。“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其本民族之特性;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2］487基于这一认识，该文的结论自然是:中国要建国，就必须排满，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1903年，《游学译编》发表的《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说得更为明白:“是故民族建国者，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以种族为立国之根据地者，则但与本民族相提携，而不能与异民族相提携，与本民族相固著，而不能与异民族相固著。必能与本民族相提携、相固著，而后可以伸张本民族之权力。”［23］405孙中山在革命的初始阶段，主张建立的也是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因此，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带有种族民族主义的色彩。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使民族主义走出了狭隘的历史樊篱。1924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的回答》一文中，对民族主义作出了解释:“民族主义有二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12］774这种对民族主义作的类型划分，实际上表达了民族平等的主张。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中强调:“对于蒙、回少数民族，应该尊重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我们不可一面反抗国外的帝国主义者，一面对国内的少数民族，自己也成了帝国主义者。”［12］1132陈独秀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中共早期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力倡民族平等。1938年7月，他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抗战胜利所要建立的民主国家，“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22］134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申明:“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24］1084这是民族平等的具体要求与实际体现。民族平等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有效消解了种族民族主义的影响。

2.国际主义的引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尽管能从世界视野来思考民族独立、文化复兴、国家建构问题，但其着眼点仍在于本民族。世界大势、国际经验只是其讨论上述问题的参照和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则实现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毛泽东早年就心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具有国际的视野和眼光。在他看来，“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0］11922年8月，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也指出:“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25］457－458这里展示的正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抱负和理想。1925年4月，陈独秀在《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对中国民族运动与封建时代闭关的民族运动进行了比较，认为自资本帝国主义征服全世界后，“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中国民族是全世界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者之一，中国民族运动也是全世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之一，所以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12］869－870这就从分析时代特征入手说明了中国民族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联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11］520－521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人既具有民族主义的底蕴，又具有国际主义的情怀，其达至的境界与高度实现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超越。

3.民主主义的融合。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在反帝问题上较为一致，只是彻底性有所不同;但在反封建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甚至出现了一种内在紧张。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反帝与反封建并重，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在阐释这一纲领时，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结合的必要性。1924年7月，陈独秀在《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中提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然相互勾结，他俩是不能分家的，若主张只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军阀，和主张只反对军阀不反对帝国主义，乃是同样的错误。”［12］739结合民主主义来倡导民族主义，使民族主义有了更大的感召力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4.阶级意识的凸显。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张扬民族意识，排拒阶级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张扬民族意识的同时，凸显了阶级意识。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民族斗争不能取代阶级斗争、民族的党与阶级的党使命不同，因而一度提出“使工人群众不至民族主义化”［21］328－329。1937 年3 月，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时强调:“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10］479统一战线的这一特点，使史沫特莱误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10］482。事实上，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高扬民族主义的同时，仍没有模糊阶级意识。

种族民族主义的消解、国际主义的引入、民主主义的融合、阶级意识的凸显，克服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缺陷，使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境界。

四、余 论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存在内在关联，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其一，与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有关。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同样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都在寻求解决危机的出路，因而其出发点、具体内容存在相通的地方，这种相通是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动关系展开的基础。其二，与民族主义的柔韧性、延展性有关。正如翁贺凯所言: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简单、粗疏，民族主义的“身段”特别柔软，“它很容易调整自己以应付不同的情势，同时它也很容易与其他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甚至作为一种基底或背景去依附、吸纳、包容其他意识形态，所以具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柔韧性’”。［1］31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常常是作为一种意识、一种背景，与其他意识形态结合甚至依附在一起。民族主义的这一特点，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三，借助民族主义这一中国民众熟悉和习惯的面孔，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推进，有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近民众、走向社会。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影响和作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促进了民族主义的改造与升华。

［1］郑大华，邹小站.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0.

［3］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5］周恩来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6］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9］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6］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期，1906.

［17］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18］吴玉章.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解放，第52期，1938.

［19］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

［20］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北京:三联书店，1960.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and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by CHEN Jin-lo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and sinification of Marxism has not yet been fully discussed in academe.Indeed，nationalism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s and smoothed the way for sinification of Marxism，but also supplied idea resources to it.Chinese Marxism not only succeeded in reforming nationalism，but also endowed it with new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ism;sinification of Marxism;internal relation

K258;B27

A

1000－5455(2010)04－0005－06

2010－03－09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7－03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08JJD720027)

陈金龙(1963—)，男，湖南益阳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