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间：2024-07-28

周建伟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替换为 510631）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周建伟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替换为 510631）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应以近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为基础、以更加宽广的视阈辩证认识。民粹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它是一部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转变的桥梁，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资源。民粹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幽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需要加以警惕。

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幽灵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历来被认为是对立斗争的两种思想。但思想史的复杂性往往超过想象。如果拓宽视阈，不从既定的线性思维和权威论述出发的话，就会发现，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说的，是简单的批判斗争关系;［1］或者如一些论者所讲的，民粹主义是绝对负面的，一直是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一块“暗礁”。［2］民粹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令人困惑的地方，也是其迷人之处。本文将在重新认识民粹主义的基础上，就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行简要论述。

一、重新认识民粹主义

讨论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首先要重新认识民粹主义思潮。

一直以来，民粹主义被认为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代表小生产者利益和愿望的思想。国内学者几乎都强调，民粹主义崇拜落后的农民，主张在传统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希望以此避过资本主义的罪恶。国内学者在评述民粹主义时，理据往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有关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批判性、否定性论断，隐含的前设是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国内学者对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思潮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也正因此，国内学术界在讨论民粹主义时，党的个别领袖是否具有（或沾染过）民粹主义思想，就成了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话题。

之所以产生这种在一定程度上流于浮泛的论争，是因为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民粹主义，评判民粹主义的基点出现了偏离。笔者认为，要摒弃那种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方式，客观、辩证看待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思潮。

第一，要充分注意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不能从单一固定的价值判断来裁切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一些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判断作为全部的价值判断和立论依据，简单化、绝对化地看待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思潮，甚至以结论裁剪史料，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自然难以做到客观。其实，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多面性、复杂性的社会思潮。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认为，民粹主义可以服务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3］5审视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情况也大致如此。近代人物中，从来没有人自称是民粹主义者，但不少人的思想中或多或少有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可以为不同立场的人吸收，与不同的思想流派结合，为不同的政治取向服务。胡伟希指出，在近代中国民粹主义流派中，有无政府主义的民粹主义、国粹派的民粹主义、乡村建设派的民粹主义三种形态，也展示了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4］因此，研究民粹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必须摒弃那种固有的简单化、否定性思维，认真对待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复杂性。

第二，要充分注意视阈的宽广性和分析的全面性，不能局限于某一僵化的概念来判断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国内学者几乎都将民粹主义局限于农民问题和东方社会能否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近代史上对农民持肯定态度的，往往被认为具有民粹主义色彩;认为东方国家能够在自身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也被视为是民粹主义者。这种判断是以俄罗斯19世纪的民粹主义思想为蓝本，理论依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固然有其合理性和针对性;但也要看到，这是经典作家针对俄罗斯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思想作出的判断。如果僵化地理解和运用，对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思想会造成误解甚至曲解。实际上，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思潮虽然受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但它与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也有区别。梁漱溟的文化民粹主义就是例子。同时也要看到，民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国际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吸收借鉴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是固守经典作家根据特定历史背景作出的个别论断，不从更为广阔的视阈来加以分析，对民粹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就很难做到全面和客观。比如，在《二十一世纪的民粹主义》中，英国学者丹尼尔·阿尔伯塔奇和意大利学者邓肯·麦克当奈尔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是:“民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强调具有美德的、同质的人民要与精英和危险的‘他者’进行斗争，它认为精英和危险的‘他者’正联合起来，剥夺（或试图剥夺）拥有最高主权的人民的权利、价值、富足、认同及声音。”［5］3这一定义勾勒出了民粹主义的基本主张和价值指向。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能够用一个所谓的“科学”定义来框定民粹主义这个复杂的概念。但是，参考借鉴最新的学术成果，对理解民粹主义、把握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思潮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要充分注意历史语境的特殊性及民粹主义的具体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来对某一种思想流派作出绝对化的价值判断。对民粹主义本身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毋庸置疑，从本质上讲，民粹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深入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发现，不能就此简单地否定民粹主义。比如，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复杂性，使其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功能，提出不同的理论和政治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现出复杂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积极作用也就有了可能。从近代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看，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也不是完全消极的。它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思和回答，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时代化。

二、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转变的桥梁

党的重要领导人中，有一些曾经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虽然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议，但相当多的学者还是赞同这一观点。笔者对此也持肯定态度。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党的领导人中，受民粹主义影响较大的有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笔者以为，瞿秋白也受过民粹主义的较大影响。对于李大钊、毛泽东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的情况，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没有必要重复，这里简要谈谈瞿秋白的情况。一般认为，瞿秋白是中共党内最早对民粹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领导人，但他早年受到过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学界几乎没有人论及。其实，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就称自己早年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6］165。众所周知，托尔斯泰是对近代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俄罗斯民粹主义思想家，而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纠结在一起。瞿秋白对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有很大兴趣，做过不少介绍，并表示赞同。瞿秋白对中国“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7］14知识阶级的批判毫不留情，认为他们是“万恶之源”。“这样的万恶之源不塞，社会改革是永久无望的了”［7］15;知识则是私有制下的“赃物”，是“私有制下所生产出来的罪恶”［7］46。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回忆录中提到，瞿秋白受李大钊的影响，热烈主张“到民间去”，而且想得比较深刻，主张深入工农，向工农学习。［8］63－64这些都是民粹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青年瞿秋白确曾受过民粹主义思想比较大的影响。

既然不否认李大钊、毛泽东等一些党的领导人受过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么，如何看待民粹主义的影响，就是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意民粹主义对党的领导人产生过影响的学者，对这种影响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典型的有胡绳的“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论［9］、李泽厚的“民粹主义情结”论［10］195、赵平之的民粹主义“暗礁”论等。笔者认为，民粹主义对党的领导人的早期影响，应当持辩证的态度，不能一概加以否定。笔者将其作用和影响概括为“过渡论”，即是说，在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民粹主义起了桥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党的领导人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分析，在这些领导人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民粹主义的作用主要还是积极的。至于其后的思想发展，民粹主义是否产生了“暗礁”的作用，是否仅仅是在某一时期“沾染过民粹主义的色彩”，还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民粹主义可以成为部分党的领导人思想转变的桥梁呢?

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为转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20世纪初，民粹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进入中国。因此，至少在当时看来，民粹主义与同为社会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思想交集。比如，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重视劳动，强调底层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革命作用;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非资本主义的前途;都主张以革命方式创造新社会，等等。这些思想交集的存在，使一些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可能。学术界对毛泽东和李大钊早年的思想研究已经很多，不必赘述。这里仍然以瞿秋白为例。从瞿秋白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民粹主义思想的桥梁作用。瞿秋白早年主张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但随着思想的发展，瞿秋白的观点逐渐发生变化。在1920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瞿秋白将托尔斯泰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倍倍尔的劳动观进行了比较，结论是，托尔斯泰和倍倍尔的劳动观都是正确的，只不过托尔斯泰的泛劳动的生活是应当追求的目标，而“伯伯尔（即倍倍尔——引者）式的方法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8］80。瞿秋白将民粹主义的目的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希望二者兼得。这种缠绕式的思想主张正可以展示瞿秋白经由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这也说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集，为瞿秋白等人提供了思想转变的基点。作为后来者，我们当然可以批判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早期所受到的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不应忘记，任何人的思想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性和阶段性。试想，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亲和力的思想，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能够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较快地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吗?

民粹主义本身的局限性，使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党的领导人超越民粹主义、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必然性。民粹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还基本上是一个褒义词汇，是青年人所憧憬向往和心旷神怡的一种崭新生活模式”［11］，在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但青年们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逐步积累，民粹主义的局限性也逐步暴露。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认识的逐步加深，脱离民粹主义、超越民粹主义也就成为必然。比如，俄罗斯民粹主义所主张的泛劳动主义，将农民和传统村社奉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和进入未来社会的根本力量，这种观点很快遭到李大钊的怀疑和扬弃。李大钊尖锐地指出中国农村存在剥削和压迫、中国农民的愚昧和迷信等，在主张到民间去的同时，进一步思考和寻找改造中国的新生力量。又如，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民粹主义思想所主张的手段——“无抵抗主义”，很快暴露出局限，使毛泽东、瞿秋白们提出了质疑，提出应采取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手段——“极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8］80。

从20世纪初中国思想史的演进看，喧嚣一时的民粹主义始终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思想:青年知识分子经由民粹主义转向其他不同的思想，其中的一部分则转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强调的是，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民粹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最具创造力的头脑。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资源

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矛盾之外，中国语境下的民粹主义，其实也是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资源。这里所谓的资源有两层含义:一是正面启示，也就是民粹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部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二是反面启示，也就是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民粹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部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这一观点，与传统的看法有很大区别。笔者认为传统的观点脱离了中国近代具体的历史语境抽象地看待民粹主义，缺乏辩证思维;同时，也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周凡的研究，在俄国问题上，晚年马克思对民粹主义也有新的认识，在致查苏里奇的信中，“马克思自觉地向民粹主义靠近了”，因为“马克思不会拒绝真正的好东西，哪怕这种好东西握在魔鬼的手里”。况且，民粹主义并不是魔鬼，马克思在“一种崭新的高度上、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之下把民粹主义的部分要素纳入到自己新建构的理论框架之中”［12］。秦晖的研究指出，列宁虽然深刻批判民粹主义，但却在土地问题等具体策略上接纳了民粹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不顾历史条件和革命的任务要求，一味拒斥民粹主义的主张。［13］35－39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在民粹主义思想中寻找合理的资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言，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对民粹主义进行了一定的“创造性”借鉴，较为典型的有对农民地位的认识、人民话语的建构、群众动员技术的运用以及文艺理论的发展等。这里就前两者作简要分析。

本杰明·史华慈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毛泽东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的革命问题，这种思想明显来自民粹主义，使毛泽东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李泽厚、朱学勤等一些国内学者跟随这种说法，将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主张视为民粹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并以此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批判。如果以农民问题作为衡量是否是民粹主义的标准的话，从形式上看，史华慈、李泽厚等人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转换一下思维，不从固定的价值判断出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东方国家，如果没有从民粹主义中创造性借鉴某些思想，革命的基本问题——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前途等等——能够有效解决吗?答案是否定的。史华慈等海外学者其实对毛泽东借鉴民粹主义的做法是持欣赏态度的。所谓的“异端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思想创造力的肯定。国内学者或者因为害怕这种观点会带来“否定”毛泽东的后果，或者简单地依据这种观点批判毛泽东，出发点虽有不同，但都是从僵化的价值判断出发的武断做法。列宁经常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在经济学形式上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民粹主义。从理论上讲，民粹主义确实与马克思主义是尖锐对立的，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但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民粹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却是积极的、有效的和具备借鉴价值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是对民粹主义相关思想的借鉴。但这种借鉴并非全盘照搬，也非喧宾夺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其纳入将要建构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经过创造性地转换，成为其中的重要要素。同时，这些要素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

人民是民粹主义的核心词汇，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词汇。“‘人民’是与‘敌人’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的分析而建构的一个特殊话语符号，用以指代所有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总和。”［14］人民话语是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成功地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纳入其中，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并为后革命时期国家的发展路径提供了话语指向。毛泽东青年时期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众大联合”思想，人民话语可以看作是对其早期思想的扬弃。人民话语的基础是阶级分析，是依据中国社会实际，在对不同阶级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发展前途基础上进行的提炼。而民粹主义所谓的人民是一个不能区分的整体，天性“善良”，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不能对其有任何否定。可见，二者具有本质不同。［5］6从人民话语的建构可以看出，民粹主义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具有正面启示的作用。

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即“反面启示”，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小农国家，常见的现象是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影响很大的一种思潮是小农的社会主义。这种思潮与民粹主义相关。如果不进行彻底批判，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将带来消极影响。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对革命过程中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破坏工商业等小农意识进行了严厉批判。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认识和批判更为全面深刻。在党的七大正式报告《论联合政府》和口头报告中，毛泽东都谈到了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强调“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15］323。毛泽东分析了党内民粹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原因——分散的个体经济是社会原因，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是直接原因。由于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的，因此，民粹主义在党内会长期存在，需要长期警惕。1948年，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出现了绝对平均主义、破坏工商业等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和制止。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16］1314在新华社刊发的《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中，党中央对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企图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17］23对党内各种形形色色民粹主义色彩主张的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对党外的民粹主义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也给予了深入地思考和批判。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文化民粹主义者。梁漱溟希望的未来社会也是“社会主义”，但他的社会主义虽然不反对工业化，但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的色彩;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乡村建设”，因为中国农民比工商业者更有资格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8］161。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性，认为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只有职业分途而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近代中国的问题都是西方文化入侵带来的“文化失调”，“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19］2661938年1月，梁漱溟到访延安，向毛泽东赠送他刚刚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并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作为秉性刚直的儒者，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判。毛泽东则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对梁漱溟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地反批判。［20］梁漱溟的观点，催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解释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紧迫性，凸显了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其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写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全面批判了包括文化民粹主义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四、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幽灵”

有关民粹主义和民主关系的争论中，加诺万提出民粹主义是民主本身投下的“阴影”（shadow）;但本杰明·阿迪提却认为，首先要将民粹主义视为民主的“幽灵”（Specter），而不是民主的“阴影”。因为，“幽灵”表明民粹主义内在的不可判定性，它既可以平等地伴随民主，也可以幽灵般笼罩民主。［5］10其实，对于民粹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幽灵”加以表述:民粹主义既可以作为伙伴平等地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可以幽灵般地纠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性进程，甚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脱轨”，在实践中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民粹主义这个“幽灵”的极端表现，就是胡绳先生所说的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沾染上民粹主义，晚年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导致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中犯了不少急躁冒进的错误，更是带来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的严重后果。

民粹主义为什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幽灵”呢?一个重要因素是民粹主义本身的特质。民粹主义虽然具备基本的指向，但也具有“空心化”特征，缺乏核心价值，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民粹主义的本来位置是作为一个形容词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以此来填充自身的空洞无物”。［3］5民粹主义又有多变性，“总像变色龙似的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3］6空心化、依附性和多变性，使民粹主义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只要条件合适，就附着于其他理论发挥作用。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而行，条件不具备时，两者相安无事;条件一旦具备，民粹主义就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影响。

民粹主义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因素来自知识分子。民粹主义并非农民为代表的小生产者自发产生的思想，而是自以为代表农民的知识分子创造和信奉的思想。民粹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潜藏的思想潜流，与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密切相关。近代中国面临外部侵略和内部专制双重灾难，民族独立和国家民主是广大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革命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但是，依靠谁才能实现革命目标，一度却是备受争议的论题。清末民初，启蒙知识分子将中国面临困局的原因归结于民众的愚昧，提出了改造“国民性”，但这一思想不仅没有厘清中国问题的根由，还很快招致革命形势的挑战。于是，重视并认同占社会绝对多数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作用，就成为革命的要求、时代的趋势。革命知识分子纷纷转变思想，“以民为粹”，以顺应这一潮流。虽然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自称为民粹主义者，但谁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成长于这一时代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梁漱溟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都不例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言，毛泽东等主要创造者的巨大作用，使曾经影响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具有依附性、变化性的民粹主义，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然，其中也有民粹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底色作用，使众多革命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

民粹主义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长期以来小生产的社会经济形态。小生产是民粹主义思想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近代中国是小生产者的天下，民粹主义的能够长期发生作用是很自然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民粹主义虽然产生于小生产经济，但由于其依附性和多变性，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也能够生存。欧洲学者发现，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后工业社会的欧洲存在并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够同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相容（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反动的还是进步的、改良的还是革命的），同任何一种经济条件相容（从国家计划到新自由主义），也能够同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政体形态相容。［5］4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幽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幽灵”。

可以说，民粹主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为复杂的社会思潮之一，恐怕只有民族主义思潮能够比肩。对于如此复杂的社会思潮，就民粹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而言，我们的判断往往陷于简单化、平面化。在否定性的价值判断上，面红耳赤地争论某些人物是否受到这种“坏”的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深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客观地看待不同思潮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单向度的简单化思维就能够得到克服。在近代思想史上，民粹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作用，民粹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幽灵”伴随左右，需要我们长期加以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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