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与“家法”——以清代常熟杨氏诗歌创作为例

张 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24)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学批评实践中，“家法”一词屡被提及，但大多只是简单指出同一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具有继承性或相似性①，其中又以子孙对父祖的继承性为主。仅举《四库全书总目·别集》中数例可窥一斑:

昺字景明，东野其自号也，天台人，石屏居士复古之从孙。……昺少工吟咏，为复古所称，有“不学晚唐体，曾闻大雅音”之句，今观所作五言，如“眼明千树底，春入数花中”，“秋床梧叶雨，晓袂竹林风”，“清池涵竹色，老树蚀藤阴”，“草润蛩声滑，松凉鹤梦清”，七言如“野水倒涵天影动，海云平压雁行低”，“扬柳轻风寒忽暖，催花小雨湿还晴”，格虽不高，而皆清婉可讽，亦颇具石屏家法也。(宋戴昺《东野农歌集》之提要)

文凤字子仪，号梦鹤，歙县人，与祖元、父桂芬俱以文学擅名……诗文亦丰缛深厚，刊落浮华，能不失其家法。(明唐文凤《梧冈集》之提要)

镃为萧鹏举之子。鹏举学诗于刘崧，镃不坠其家法。(明萧镃《尚约居士集》之提要)

第一则兼论诗歌体裁与风格的相似性，第二则专指诗文风格的继承性，第三则只是就能诗这一角度而言。这种批评虽然指出了家族因素与诗歌创作的密切关系，但却没有讨论家族因素与其他因素相比对家族成员诗歌创作的影响度，没有涉及“家法”在诗学批评中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因此显得笼统和模糊。以下笔者以清代常熟杨氏家族诗歌创作为个案，对此问题试做相对深入地分析。

一、家族诗艺

江苏常熟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说的是清代常熟最有名的八个家族，杨氏家族在其中排名第三。这个家族的辉煌，可以远溯到北宋名臣叶梦得。后来叶梦得二十一世孙叶德贤过继给青浦杨氏，又于康熙九年(1670)举家迁往常熟，成为常熟杨氏之祖。从此杨氏以孝义显者有之(杨岱被旌表，建有“孝子坊”);以政功显者有之(杨景仁所著《筹济篇》光绪五年得旨嘉奖，令刊颁各省，为救荒成式;杨希铨知惠州有政声;杨沂孙以军功被保举凤阳知府);登巍科者有之(杨泗孙为咸丰二年榜眼，杨圻为光绪二十八年南元);以艺术显者有之(杨沂孙为清代大书法家);以文学显者有之(杨圻之诗被誉为“江东独步”)……无愧为名门望族，具有多方面综合研究价值。仅就诗歌创作而言，杨景仁、杨希钰(景仁之子)、杨沂孙(希钰之子)、杨圻(沂孙侄孙)均有诗集传世，堪称文学世家。

杨景仁的《诒砚斋诗存》是杨氏家族现存最早的诗集。这部诗集，有钞本藏于上海图书馆，三册，不分卷;又有四卷刻本和一卷刻本藏于南京图书馆。四卷本所收最全，系杨景仁妻弟陶贵鉴(字静涵)所选，共收诗763首;一卷本仅收诗174首。四卷本内有题签云:“此初刻本为陶静涵先生所选定，与另一钞本不分卷数者同，钞本泗孙、沂孙改易删节后重刊之，只存一卷……”题签中所云初刻本即四卷本，钞本不分卷数者即上海图书馆藏本②，泗孙、沂孙改删重刊者即一卷本。

杨景仁善诗，十七岁补诸生时的试帖诗被著名学者、诗人谢墉赞为“诗句卓绝”③。道光二年，杨景仁充顺天乡试外帘同考官，与同事赓韵唱和，所作最多。当时的顺天府尹卓秉恬惊呼他为“多才倾倒杨无敌”④。他的诗歌题材，以赠别、题咏、游历、祝寿、哀挽、时序、感怀为多，但他长期供职京城，“居官能敬其事，在中书则中书倚赖，在刑部则刑部委重”(李兆洛《杨静闲先生墓志铭》)，堪称循吏。尤其在刑部，素有“明允之誉”⑤。因此他的诗中屡见关念民瘼之情。如《折狱》:

纷挐案牍萃云司，鞅掌趋公未觉疲。宽一分思民是子，持三尺讵吏为师。金心可有陶镕术，铁案原多锻炼辞。人命死生丹笔系，得情勿喜正堪悲。首联言刑部案牍繁重，但为公事不觉疲惫;次联言自己的工作原则，“思民是子”，以仁为主;三联揭出原因，原来所谓的铁案也不乏锻炼罗织之冤，若官无仁心，天下冤狱将会增添多少;末联言自己责任重大，笔系他人生死，不能不万分慎重。“得情勿喜正堪悲”句翻进一层，本来发现冤案予以驳正，是可喜之事，但转念成悲，悲因虽未明说，却不难想知:冤狱给系狱者带来多少痛苦?还有多少冤狱未被发现?还有多少冤狱正在形成?等等。这和李兆洛《杨静闲先生墓志铭》中所描述的颇为一致:“居刑部，每办秋审，手录全案，前后检校，求其可以生者签商驳正，务得其平。遇发审事件，矜全株累，尤体恤犴狴，稽饮食，察五木，无不周以其暇。”

杨景仁的诗风本色直白，不假雕琢，即使晚年主讲庐州书院、太平县仙源书院，仍没有以学问为诗的习气。《诒砚斋诗存》四卷本所收最后两首诗是作于道光八年的《仙源风士》:

层峦叠巘隐村庄，溪浅难期一苇杭。洞口锄声寻药叟，峰腰筐影采茶娘。田无阡陌偏勤稼，境阻舟舆好远商。纵富金钱何处耗，风缘朴俭自驯良。

天都人望窈而深，试访仙源是处寻。乡梦万山围不住，秋声一夕思难禁。奥区朋盍联新雨，宝筏天通赐晚霖。从此浮槎归路稳，抵乡早慰倚闾心。万山深处，清溪潺潺。由于山深溪浅，商旅不通，乡民们勤于稼穑，风俗淳朴。那携带着药锄的寻药叟、半山腰背着茶筐的采茶娘，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村风俗画。作者虽恍处仙境，但归思难禁，最终还是决定返回故乡，以慰亲思。写景写情，皆明白直截，无隐涩之感。

杨景仁的第三子杨希钰，终身青衿，但掩不住诗兴横发，他有刻本《兰馨堂诗存》、钞本《银藤花馆吟草》和稿本《桂岩吟馆存稿》⑥传世。其中以《银藤花馆吟草》收诗最多，达670首。自十八岁直到七十五岁临终，他都没有停止吟诗，这一点与乃父相似。也许不在其位，不忧其事，杨希钰诗歌中对民生问题的关心不如杨景仁强烈，但也绝非没有。嘉庆十九年，常州大饥，杨希钰积极参加赈灾活动，直忙到除夕四更，他不以为苦，欢然吟道:“除夕何缘更盍簪，欢然振廪慰苍黔。”(《除夕赈饥，四鼓事竣，陈芗圃少尹招至署中小饮，即席赋呈诸同人》)道光七年，溧阳大旱，杨希钰行舟过此，忧心忡忡:“一路桔槔声不断，悯农心转日千回。”(《溧阳道中》其一)他的诗风也较率直，看不出苦吟的迹象。如《租船即事》三首:

闲居亦已久，起步田野间。颇洗荣禄念，而知稼穑艰。寒风鸣松林，清霜被茅管。野路多偏仄，高陇劳跻攀。竹树绕墟落，衡宇面邱山。门开迎旭日，篱曲随溪湾。炊烟起黔突，人境隔尘寰。行行既至止，好语款柴关。主人素相识，欢笑生容颜。稔客来收租，诉述非一般。今年号丰岁，登获实偏悭。时雨既迟降，狂风又见患。种荳落萁多，稻色青白斑。连年负租税，今年敢不还。农夫有老幼，俯仰多痌癏。客亦前致词，丰俭实循环。士食农夫力，手足习安闲。果然力有余，敢不恤惸鳏。其如困乏形，生计同虚孱。往年遭大水，一例天恩颁。缓征今并纳，厥力亦疲顽。新租幸全输，陈租或可删。顾仆且持去，回首泪潸潸。

泊舟清溪旁，书声达我耳。绿溪陟林隈，土室明窗纸。中有一老师，旁坐八九子。谓是农家儿，识字求大旨。稍长能力田，便将废书起。终当易其师，术业听所止。我闻此语佳，中心乃独喜。人生贵有用，咿唔胡为尔。皓首守丹铅，何日取青紫。及其不适用，已误谋生理。不如及盛年，学稼或习技。通易既有功，俯仰复有恃。四民皆足贵，何独在为士。

城市习纷华，绚烂伊胡底。试从田间来，陋俗乃一洗。貌朴意自真，节疏动合礼。或奉一盏茶，或斟一杯醴。爱敬生中怀，感谢沦骨髓。物薄意已将，情伸岂在侈。一二染颓风，比户共相诋。求其所以然，端由勤四体。艰难良所知，节用累寸咫。

描述的是自己从常熟城中坐着租船去乡间收租时的见闻和感受，全诗明白如话，充满着对农民的同情，无丝毫做作之态。杨希钰科场失意，应南北闱乡试十五次，皆铩羽而归。但他东奔西走，多历山川之美，一些写景小诗颇能捉住景物神髓:

轻舟到处是春光，绿暗红明又一乡。鸦背夕阳牛背雨，阴晴天气课耕忙。(《舟中春望》)

雨压青蓑水过犁，鹧鸪啼滑燕飞低。午炊烟起前村屋，呼饭人来绿树西。(《舟中春望》)

几行官柳漏朝阳，一抹青山映带长。日暇新畲耕乱石，时平古堠葺颓墙。城低绕雉堆岚翠，树老停骖饮涧香。破晓驱车残梦断，绿云深处翟家庄。(《十六日嶅阳早发》)

落日浸沧波，绛霞迷我目。奇姿发草岸，异彩动林谷。正如青铜镜，锦帔披一幅。黝然五色呈，新红生古绿。(《出门》其二)

杨希钰的长子杨沂孙有《观濠居士诗集》传世，该集收诗522首，绝大部分作于中晚年。他自言“年将六十始吟诗”(《士虎妹倩借我〈剑南诗钞〉读之，并属朱墨以为先导，然诗境各有所宜，前人云少年宜苏，晚年宜陆，似不诬也。得诗五首，书于简端》其一)，虽系夸词，不过早年诗作的确不多⑦。潘遵祁评他的诗“原本渊明，出入东坡、山谷之间，而自有一种天然流露之真。叟之为人，惟一真字足以概之，诗亦犹是矣”⑧。大约是特指其七言歌行中某些诗篇，如下面这首《粤寇陷虞，予家与赵次侯避地崇川，同治元年十月，次侯检示家乡所作诗稿，读之不胜今昔之感，爰系以诗》:

古人多悔少年作，每欲焚弃费搜索。我谓书画文章与年进，加以见闻阅历增开拓。是以中年以往所作始苍劲，不同少年初学犹薄弱。独是诗歌则不然，早岁亦复有寄托。因境生情写以诗，境遇诗留情有着。情留既难忘，诗留何必削。况乃性灵流露任天真，春水方生异冬涸。藻思初发致鲜妍，春花新艳异秋萼。赵君英声早岁着海虞，北墅东皋古邱壑。既罗金石图书资考镜，复致名宿时英为攻错。角酒宁为酒力困，吟诗不受诗魔缚。时平自觉小天地，世变忽尔惊风鹤。家珍充栋孰取携，长物随身仗囊橐。嗟我所营南北三窟无一存，泛海归来甘寂寞。还喜从君借一瓻，浑忘旋燕巢危幕。朅来示我昔年诗，岂意清词未零落。因此昔年情境留不忘，朋辈平生寄欢若。卷中情境我亦与，惜无诗篇记隐约。我读君诗倍惘然，愿君莫把彩毫阁。渡江以来诗几何，不计妍媸记忧乐。此情此境如何过，由后视今如视昨。知君欲作诗史示后人，我先睹之引深酌。议论风生，气势纵横，类于东坡;结构曲折，句法多变，类于山谷。然杨沂孙诗与黄庭坚诗的奇警拗折全不相类，而多取于陶渊明、苏轼和陆游诗的真率自然。他有多首诗表示过自己的这种兴趣:“奇诗惊人不敢歌，遇所得意墨自磨。但写剑南与东坡，一挥十纸夜如何。”(《庚辰正月杪被酒戏吟》)“心折坡公望洋叹，晚亲老学倚门窥。”(《士虎妹倩借我〈剑南诗钞〉读之，并属朱墨以为先导，然诗境各有所宜，前人云少年宜苏，晚年宜陆，似不诬也。得诗五首，书于简端》其一)“莫说今无耐久朋，多情醇酒与孤灯。晤歌更有陶苏陆，终古神交不厌憎。”(《正月晦夜坐》)“苏陆陶诗随意看，香粳新舂日两餐。”(《同人杂饷刀鱼、河豚、雪里红、教门白麫馒，饱啖作歌》)

杨沂孙的学陶主要见于五古。《观濠居士诗集》中除《渊明饮酒二十首，东坡和之，余年六十居皖，虽离乡土，而最室家，忧患渐忘，升平是乐，不敢浪饮，独酌寻欢，景仰前贤，抒怀追和》、《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和陶形影神三首 形影周旋，神为之纽，将形之爱影欤，抑影之恋形欤，殆神为君而役之也。至澌灭也，谓相离也可，谓相随也可，谓有长存而不离不随也可，余六十诞辰，和此为寿》、《渊明命子四言诗十章，辞高旨厚，不能学也。夫爱而未劳，深引为疚，追思先子教孙之勤，育子之悯，难已于言，录以示后》、《渊明责子，东坡誉儿，皆见乎诗，感而有作》、《癸酉正月三日寄潘髯丈，用渊明答庞参军韵》、《癸酉重九和渊明九日闲居韵，寄怀髯叟》、《壬申夏日在皖城志局，读陶诗书志》等大量标明学陶之作外，其他五古也多带陶诗之味。如《伤逝》:

结缡有名分，野合多情私。倾慕虽云久，会合殊难期。而乃得相从，爱悦良恨迟。扰扰兵戈中，一心共艰危。习闻忠义事，能闵勤劳时。友朋审疏密，仆从潜护持。泛海归团练，全家已仳离。善承堂上意，且为大妇宜。皖濠历数年，困顿无怨疑。因贫权子母，多病究药医。添衣在未寒，进食刚充饥。莫非为我谋，并为儿妇思。匆匆先我去，吾母先为悲。闺中有知己，此后孰我知。

该诗作于同治八年，其侧室周氏亡故。沂孙回忆周氏与自己结合后的艰难与共及周氏的贤惠勤劳，不胜悲恻。全诗皆日常语，絮絮而谈，语淡情深，颇得陶诗三昧。

他对苏轼、陆游的学习，则是全方位的:

放翁无日不吟诗，诗料多于酒取资。诗可消闲闲有味，酒能养老老方知。试看把盏忘机候，正是弹丸脱手时。六百余年溯诗派，毘陵杨(原注:芝田)赵(原注:瓯北)是吾师(原注:杨有陆诗选本)。(《灯下读放翁诗效其体》)

皇皇世所求，得失有定数。茍非己所有，一豪不能取。东坡有是言，真可醒愚鲁。清风明月来，尽吾与居处。否则古诗书，吾乐则歌舞。或于古字画，任吾所訾许。又或领时趣，随吾以笔语。此皆吾所有，乐此谁能阻。即此无外求，余年是容与。(《皇皇》)

有诗不能忍，易脱若弦箭。有酒不能止，每屈于拇战。君子无所争，惟此不服软。恐人嗤退避，甘自蹈瞑眩。醒醉无已时，万变归不变。仙仙适情诗，可令东坡见。

秋风蓄旬余，发若弦上箭。昨暖今忽寒，迎风万菊战。使如春日姿，岂不因风软。得此凛栗气，更苏头目眩。五色灿中庭，严霜不能变。沈醉不负花，花意诗中见。(《壬申十月八日中丞招赏菊，醉归，叠用东坡金山寺大醉诗韵二首》)

黄鸡白猿啼月黑，彗芒直入牛斗域。白须天吏立我侧，执册签名注必历。万苦千辛方过劫，十又七年津梦忆。入死出生仍独立，睢阳功在唐社稷。时到飞升杳难即，纵输李郭中兴业。万古天庭佐调燮，黄海茫茫沧海窄。弃我去者神鬼泣，偕我住者豺虎剧。久戢龙尾藏宙合，雷雨风云饱荡涤。木鼠飞来醒霹雳，铁猫入舟惊汗捻。青牛踏浪至溟北，寿星双明乐无极。牧马童子赐我食，丹凤鸣冈避枳棘。焦土遗民天所恻，五更刁斗声将息。重睹耕桑歌帝德，春到淮南长木叶。天浆斟淮淮效职，与天同醉铭刻勒。(《昔梦谣(原注:乙丑在濠梁作，皆纪实也)》

忠雅堂诗迥绝尘，投余所好性情真。愿君更买从头读，直与陆苏为比邻。(《寄怀鹤峰》)

不作云司吏，耽闲颇类余。书尊邓完白，诗爱蒋心余。贻我铅山集，酬之高密书。名花在窗牗，吟兴未应疏。(《九日怀弟书成、鹤峰，复咏二律》其二)

这些诗或效其体，或用其意，或次其韵，或袭其雄迈之境，或道仰慕之情，从中都不难发现苏、陆的影子，或体味出与苏、陆的关系来。同时，“六百余年溯诗派，毘陵杨赵是吾师”，“忠雅堂诗迥绝尘，投余所好性情真”，“诗爱蒋心余。贻我铅山集”等诗句还透露出杨沂孙与杨大鹤(字芝田，武进人，选有《剑南诗钞》)、赵翼(号瓯北，阳湖人)、蒋士铨(字心余，江西铅山人)等的诗学关系。

赵烈文为《观濠居士诗集》作序时说:“常熟杨先生既殁，嗣君思赞集所为诗歌，更乱多佚，录其中晚年作如干首，号曰《观濠居士集》。烈得而读之，盖其始，未尝不效人之为迨老，而意以真、辞以沛，凡世简练之习，举而空之，其所知所闻，与夫心之所通，莫可告语者，皆托之于诗，天籁之鸣于空，刁刁寥寥，而无不达焉。……先生居恒无他，畸行纯白坦露，与人言不瑑饰，此其立身之本固异人哉。宜其文之不世若也。”“意以真、辞以沛”，可谓对杨沂孙诗歌最精练的概括。

杨沂孙的侄孙杨圻(杨崇伊之子)，有《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三卷、《续钞》四卷。《续钞》不慎佚失，今以马卫中、潘虹校点《江山万里楼诗词钞》所收杨圻诗数量最多，达一千九百余首。

杨圻诗才，不仅在杨氏家族中首屈一指，即使在近代诗人中也得享大名。他在近代诗坛宗宋的“同光体”与革新的“诗界革命”两大阵营之外，力振唐音，独树一帜。张百熙谓之“诗脱胎唐人，气息清厚，骨力雄秀”。(《江山万里楼诗钞跋言》)杨士骧谓之“清雄典雅，直逼唐人”。(《江山万里楼诗钞跋言》)吴佩孚谓之“气体魄力，直追盛唐”。(《江山万里楼诗序》)钱仲联谓之“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者，必推杨圻”。(李猷《杨圻传》)

杨圻诗，早年裘马清狂，出入温、李;中年遭遇清室倾颓，幽居家中，沉潜王、孟、韦、柳四家，五律得其神髓;后不得已奔走戎幕，目睹时艰，又以杜甫为师，所作老苍洗炼，卓然诗史。尝作《书工部集》云:“此老盖忠孝，神交宁在诗。哀歌答君国，异代不同时。宇宙何多难，风流我所师。晚年下三峡，怀古动余悲。”又作《谒杜子美墓》云:“公诗学者众，几辈似公诗。天性皆文字，平生但乱离。于今多寇盗，嗟我亦岖崎。独立情何极，青山满偃师。”其名篇秀句，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曾选录部分:

江东杨云史圻，当代名诗人也。有《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二卷，分少年、壮年、中年、强年四集，印刷甚精，洋装本两大册，惟印用淡墨，字迹太淡，老眼昏花，阅之甚费目力。勉读百十叶，知力振唐音，不落宋人哑涩之体。争录名句，与知音者共赏之，然甚呼负负矣。如《竹溪野寺》云:“孤村风叶脱，一郡好山青。”《泊均州江听猿》云:“乡心兼酒浅，秋色觉灯新。”《泊汉阴峡中望月江雨忽来》云:“醉里均州尽，诗中蜀道来。峡阴常带雨，江热夜闻雷。”《垓下》云:“楚汉无明日，乾坤要弭兵。”《江雪》云:“夜来江雪大，夹杂放梅花。”《早春》云:“香稻白于玉，红梅瘦似妻。”《春昼》云:“昼永鸟多暇，日高草欲然。”《战马》云:“似闻成大业，未必是天闲。”《章江别燕生》云:“花开亡国后，泪坠美人前。”《出庐山诗》云:“寻诗三十里，细雨出庐山。”《过万氏山庄》云:“溪云吹满袖，山翠化为诗。”《得家书》云:“自忘为客久，只解劝人归。”《汉阴秋望》云:“落日坠地上，丹黄千万重。秋色随雁来，浩荡自关中。”七言如《回国赴鄂州》云:“秋来红蓼白苹里，人在灵均宋玉间。”以上七八唐人语，一二宋人语。绝句如《春日杂感》云:“故山青暖胜天涯，湖上春来遍是花。半世清明都在客，在家犹自梦还家。”《楼外楼小酌看雨》云:“水色山光云模糊，我来适与风雨俱。橹声暝踏西泠去，出得荷花便入湖。”《舟过天门风月浩然》云:“丹枫叶落江千尺，绝壁张帆山月清。如此江山好风月，何人不忆谢宣城。”《军中》五言律二首，最有魄力。序云:“壬戌春，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占据城邑，挟制朝政。三月二十九日癸亥，吴公自洛阳移师河北，奉军分三路进，公亦分三路讨之，而自当张景惠、邹芬于京畿西。余随军中，以诗纪之。”其一云:“带甲辞东郡，移师救上京。乱山无月色，万马杂风声。贼胆当先破，军心在不平。枕戈看夜象，天际将星明。”云史七古，率长庆体，如《天山曲》，纪香妃事;《长平公主曲》，直欲突过梅村。其他《榆关纪痛》五律十首，有长序。《鸡公山感怀》七古一百韵，皆以过长不能录。

因为墨淡眼花，陈衍才读“百十叶”，自认“负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采杨圻《洋县谢家山处士舍留别》二首、《京口遇范肯堂先生，合肥太岳督直时，先生为幕府上客，今别十年矣》二首、《得幼儿丰祚贞祚家书》、《江楼约才子饮》、《泰山玉皇阁》、《癸丑四月哀徐怀礼》、《题五洲地图》九首录之。又谓“其集中七古长歌，哀感顽艳，确可以嗣响梅村。康南海题其集曰‘绝代江山’，不为过也。《檀青引》一首，为其弱冠时所作，以此享盛名。前有《檀青传》……作者夙有澄清之旨，而目击时艰，抚今悼昔，叹息痛恨，乃藉檀青一事以见其意。婉而多讽，与香山有同志焉。缘情绮靡，其馀事矣。”又《论近代诗四十家》:“杨云史为唐音于宋诗泛滥之日，可谓豪杰之士。学唐而才华艳发，不同于明七子之貌袭。《天山曲》洋洋千言，为‘长庆体’第一首长篇，即论藻采，亦已突过《秦妇吟》矣。弱冠时所作《檀青引》，借檀青遭遇，写文宗荒政，音节哀怨。易顺鼎评为‘煌煌巨制，包罗一代掌故，可作咸丰外传读。《长恨歌》、《永和宫词》，并此鼎足而三。称之诗史，洵无愧色。’‘缘情绮靡，其馀事矣。’独怪其早登膴仕，入民国后为吴佩孚秘书，并非遗老，乃诗中充满西山薇厥之言。”杨圻弟子李猷《近代诗选介·先师杨云史先生之江山万里楼诗》更录《过万山王粲宅》、《夜次白河县热甚舟中望月》、《竹溪县寺》、《戊申之秋外舅李公伯行奉使英国奏调司书记星架坡留别王啸龙章一山诸同年》七首中“幽州早雁拂边楼”、“扶馀真定事如何”、“市隐郊居意自宽”、“挂席沧州乘好风”等四首、《散衙归山众客必至妇自治酒食日以为常》、《庚戌秋回国赴鄂州》、《夏夕山月如水呼妇夜起煎茶廊下朗吟眉山冰肌玉骨清凉无汗之句幽兴横生》、《题程康闻笛图》、《中秋夕饮昆明湖上》、《暑日即事》三首中“棐几鸣蝉落”、“水木自明瑟”等二首、《早春乡思》、《洛阳秋晚送南海先生西游关中》、《秦皇岛军中即事》、《榆关纪痛诗》十首中“六合军需动”、“吹角平原里”、“海角孤军寄”、“绕树飞三匝”等四首、《送某顾问出山》、《江头见雁见燕时武昌围城急将陷夏口隔江时望见之》、《送人之潼关》、《郑州赠黄参议》等三十馀首，尚以为“固未足概先师所作之全貌，且七古篇幅较长，未能移录。其《悼亡诗》及《汉上赠陈美美校书》诸诗，虽传诵一时，究非先师致力之作”。则其佳什，正不胜枚举。至于钱仲联所怪“其早登膴仕，入民国后为吴佩孚秘书，并非遗老，乃诗中充满西山薇厥之言”，杨圻《纪恩诗》也许可以释疑。

《纪恩诗》序云:“壬戌五月十二日，奉皇室谕旨开复先臣原官。七月十二日，御书‘含谟吐忠”宸翰，追赐先臣祠额。内务府颁到，纪痛。”诗云:

天步艰难日，纲常惨淡时。死前臣泪尽，身后帝心知。一字褒忠定，他生报国迟。十年垂涕道，不为感恩私。

臣父原无罪，千秋恨覆盆。宁知亡国后，犹拜故君恩。何以为人子，无非出至尊。孤忠今大白，举世莫轻论。

宸翰昭云汉，威严见汉官。事前忧国少，人下辨奸难。故主恩犹重，终身泪不干。天颜真咫尺，留与子孙看。

戊己多封事，编年泪眼沱。人心轻九鼎，臣笑比黄河。名士伦常薄，诸王玉帛多。封章今尚在，宗庙竟如何。

臣幸未从贼，飘零十一春。伤哉天下事，不见读书人。举国尊邪说，先朝有直臣。眼中家国在，只是失君亲。

跋云:“先公在台谏四载，迁当丁戊之际，评击权贵，直声振天下。一时有‘笑比河清’之目。是以仇家多贵人，戊申有人贿瑞澂，诬先公干预地方细故被议，执政谓细故不得入罪。上闻，拟留中，而瑞一日三电庆王，以去就争，乃徇其请。张文襄、端忠愍知事诬，许请开复，而两宫升遐，先公亦卒。事遂寝。圻服阕，方呈请昭雪，而逊国矣。伤哉。”

杨氏家族自杨景仁供职清廷，至杨圻已是五代为官。杨圻又中南元，登贵仕，对清廷的感情是深厚的，这从他“臣门三百年，读书受国恩”(《南溟哀》其十一)的感叹中也可体味一二。杨圻之父杨崇伊告发维新党人，奏请慈禧太后再度垂帘，虽为维新党人及革命党人所不耻，却是清廷的大忠臣。后来杨崇伊被江苏布政使瑞澂以“持枪夺妓“之恶名奏请革职，郁郁而终。这在杨圻看来是不可不辨的奇耻大辱。这种冤耻直至民国十一年(1922)才被清逊帝溥仪下诏昭雪，这怎不让杨圻感恩涕零?他虽入吴佩孚军幕，但绝不在推翻清廷的民国政府中任职，故诗中才说“臣幸未从贼，飘零十一春”，其自视清廷遗老遗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二、诗艺中的家族因素

家族(庭)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现代教育学就认为:儿童发展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族)教育。杨氏家族不仅在道德、学问和书法上俱有承传⑨，即使在诗歌创作上也颇重视家族教育。杨岱曾带杨景仁游杭州诸山，借以指点诗法。杨景仁《诒砚斋诗存》四卷本中有《次冠峰叔湖上有感旧作韵乙丑》即云:“谢公屐齿到辄随，佳处一步一回换。儿谱长歌畅所云，学诗有训闻严君。”杨景仁也常与诸子唱和，杨希钰《银藤花馆吟草》有《题宋漫亭先生守岁诗册，用原韵》，其注云:“先大人次坡公守岁诸诗韵，命钰兄弟同作。”又有《岁尾三首用坡公韵，忆嘉庆己巳侍家大人于京邸，命赋此题，今阅四十一年矣，旧稿无存，感而重作》。杨希钰亦不吝教子为诗。道光五年，杨希钰带杨沂孙往常州省亲。途中杨沂孙请教作诗法门，杨希钰不但详为之告，且从儿子视角代言一首以例示之。《银藤花馆吟草》中即收有这首《往常州道中遇雨夜泊，儿子沂请学为诗，为代作此以示之》。

从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三人的诗歌看，其中确然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因素，那就是本色自然。这和他们的为人相契合，也与他们家族长期教育密切相关。杨氏家族力倡节俭，崇尚孝义，并推己及人，仁心普施，被人目为孝义杨家。杨岱“孝义著闻，溢于乡邑”，尝言:“‘天地生财，以人供用，用得其当，则吾心与吾分俱尽，至身家之计，苟能节俭，不虑其不给也。’是以终公之世，稍有赢余，辄思办一利人之事，而不使有蕴利之孽焉。”(《杨氏家乘·守默公传略》)杨景仁时时不忘先人“俭约持家兄弟好”(《诒砚斋诗存·七月朔先慈陶太恭人讳日感赋》)之训，教子孙“依于忠恕诚敬”(李兆洛《杨静闲先生墓志铭》)，赞他人“示俭爰惩汰，怀贞不受污”(《诒砚斋诗存·送汪稼门夫子赴臬宪司新任》)。杨希钰“禀承庭训，以成己及物为务”(方骏谟《诰封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杨府君墓表》)，被翁心存许为“实心办事人”(《知止斋日记》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日记)。他还手订遗嘱:“殁后不得焚烧衣服;不准作佛事延僧道入门;挽联不得用绫帛，即赠人亦禁用，以洋布代置;置田不得过千亩。”⑩杨沂孙不仅敬遵先人遗嘱，且“更益以勿受吊分，勿复种树，再期释服，吾木主与而母之主，共焚而瘗之坟前，扫墓焚纸钱而勿设祭”。(《观濠居士文集·朱章桥茔记》)他本人“性阔达而务朴讷，不喜浮名，师友交际，实敦古”。(杨泗孙《濠叟墓志》)润笔所得，购置义田以继先志。杨泗孙本人“少习父兄之教，立身植品，效法前型”(杨同升、杨同元《先考滨石府君年状》)，他的俭朴更是闻名。翁同爵致子曾筹信云:“滨石俭啬，出于天性，然切不可讥刺之、非笑之，盖吾知之最深。伊于此事，最忌恶人饶舌也。”⑪泗孙节约所得，亦购义田以赡族。

孝义，常能以先人之法为重;俭朴，常能返朴归真，不尚繁缛雕饰。这样看来，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诗歌的本色自然也可说是家风的某种折射。

杨圻受到什么样的家族诗歌教育，资料不详，但他对伯祖杨沂孙印象深刻，曾作《敬跋伯祖濠叟公墨迹后》诗云:

元明以降篆者少，五百年间谁压倒。国朝惟有濠叟公，邓公完白称二老。公书通神天下知，子孙安敢赞一辞。岂无馀子称笔力，汗流籍湜神已疲。此书当日寄我祖，我父受之赐我守。煌煌真气扑眉宇，何况手泽为人后。忆公作书必先酒，光绪之初我尚幼。松醪满盎墨满斗，大笔如林插左右。须眉如雪飞巨肘，一见惊喜不敢走。三十年来云烟过，兼金一帧家家摩。大江南北争搜罗，安得真迹如许多。今对此书更悲泣，王祖装池王考笔。王祖王考非人间，空窗开卷墨光湿，嗟嗟人兮人兮不如物。

杨圻曾自论其诗:“但平生不喜伪字，诗既不美，尤恶珠钻。尚能不作事类韵编，我行我素，不计工拙，存一真我耳。”(《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附录《与钱仲联教授论诗书》)这首诗说的虽然只是书法，但由人及艺，“煌煌真气扑眉宇”，杨圻诗歌中的“真”也很难说没有杨沂孙的影响吧?

但杨圻诗歌面貌与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等也确乎有着巨大而鲜明的不同。杨圻诗兴象玲珑，纯然唐音。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之诗，虽讲求本色自然，但只是不同于宋代江西诗派和清代宋诗派的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在讲究日常感、事件感和时间感上仍是宋人一路。我们举四人同是与兄弟宴饮的律诗为例:

庭梅未放早含春，对雪看梅酒几巡。廿载巢痕还恋旧(原注:自幼读书于六有楼)，一年花事乍翻新(原注:庭中补栽花卉几种)。出门预怕离兄弟(原注:时将入都补官)，割宅何妨迭主宾(原注:余与玉圃弟同居新宅相距甚近)。欲诵风人温克句，有怀明发倍相亲。(杨景仁《质堂容之两弟春盘招饮旧宅感赋(丙寅)》)

腊雪宵连旦，纷霏已入春。况兼人日值，喜纪岁华频。有酒堪娱舅，称诗更乐宾。谁能持健笔，似此八旬人。(杨希钰《人日立春宴仲兄宅，次静涵舅氏韵》)

贤妇留诸父，维罍蓄酒醰。愿为迟半日，藉以洽深谈。醇厚如耆宿，清芬溢稚男。但观儿女乐，愧未弄饴含。(杨沂孙《己卯三月初下乡，祭扫事毕，与两弟会馂敦本堂旧宅，侄妇赵留美酒以待余兄弟三人及恂如、倬云，量有浅深，情均融洽，感赋四律》其一)

林亭张小宴，清雨落山池。莺乱忧春尽，花嫣畏日迟。诗名亡国后，酒力少年时。园果逢新荐，樱桃带叶枝。(杨圻《雨晴邀诸弟小饮雪北香南榭》)

可以明显看出，前三首诗均点出时间、人物、地点，并着意提及宴饮或设宴对象，特指性和作者的在场感较强烈;最后一首诗的时间和对象都较为模糊，很难看出是兄弟间的生活聚会，仿佛只是从现实中升华的审美意象在活动。两者对时间、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敏感性，其差异是一目了然的。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四种。

一是所处家族环境不同。自杨岱设义庄，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作为他的嫡系子孙，或守成，或增置，敬宗收族之心都非常强烈;而且他们均同胞兄弟多人，诗集中与亲人相关的诗作占有相当比重，当时的家族氛围较为浓厚;另外义庄守成不易，增置更难，皆须撙节俭省，不尚浮华。杨圻则是独子，他曾自叹“中夜起搔首，我乃无弟兄”(《南溟哀》其十一)，集中罕见与家族亲人的往来。且少年意气，姻于权贵，有“江南四公子”之一称呼的他，自然不会自奉太俭苦，也自然会于诗歌中讲求超离生活本身、注重音调色泽的审美意象。李猷也说他“少年时，从西昆入手，细腻熨帖，和色泽音调方面早已不成问题”。(《近代诗选介·先师杨云史先生之江山万里楼诗》)

二是各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不同。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递承庭训，于经学皆有根柢，于诗歌也多取陶渊明或苏轼、陆游。杨景仁集中有《集渊明诗句寿外舅陶约斋先生七十》(十首)、《除夕读东坡先生馈岁别岁守岁三诗追和》、《观太学兰亭石刻歌咏东坡墨妙亭韵》;杨希钰诗也与陶、苏、陆相近;杨沂孙对陶、苏、陆的嗜爱更不待多言。《观濠居士文集》卷上《读苏诗》中还记载了杨氏家族对苏诗的集体学习:

纪文达公所批苏诗原本在陈雪香先生处，先大父静闲公官刑曹时借度之，是本传世父伯田公，沂孙素未之见。吾友李升兰设帐世父家，则屡见之，陶静涵舅祖又有照度本，后归其门人张子真。道光壬寅，先君命沂照陶本度于查注本上，咸丰庚申，寇乱失之，避地通州时，见季君梅有手度纪批，乃借阅而录其标选者。然见瑜不见瑕，非全璧也。同治甲戌，皖游归，婴疾养静，更索君梅本全度于叔弟书成施注本上，其墨圈则旧有也，朱书予所度也。

先是杨景仁借纪晓岚手批苏诗原本过录之，然后将过录本传给长子杨希锡(伯田);杨景仁的妻弟陶贵鉴又按杨景仁过录本重新过录;道光二十二年，杨希钰命杨沂孙按陶贵鉴本过录于查注苏诗上，战乱佚失;后来杨沂孙又借季念诒(字君梅)手度纪批本，录于三弟杨汝孙(字叔成)所藏施注苏诗本上。在这种紧密的互动中，家族情感和家族认同也随着共同的学习内容逐渐加深。另外《观濠居士诗集》中有《书放翁诗钞后四绝江南乱定，先子就养在都，不肖仕皖，钞放翁七律一册寄呈，以资娱咏。先子喜观之，加以评识。此甲子六月事也。迄癸酉夏，先子弃养八年矣，不肖应聘仍居皖，载展手泽，泫然增伤》，也可以看出杨希钰、杨沂孙父子对陆诗的共同喜爱。

杨圻于经学似未究心，自谓“读书不欲为考据，喜观史部，求其理乱得失而已。握管为文，则科第文赋，并治古文辞而已”。(《江山万里楼续集自叙》)于诗歌则专事盛唐，尤重王、孟、韦、柳一派，而不喜宋调。李猷《近代诗选介·先师杨云史先生之江山万里楼诗》回忆说:“先师之诗，专事盛唐，曾写信示余云:‘宋人诗除东坡七古外，其余概不入目。’可谓壁垒森严……先师幽深清秀之诗，亦为人所不及。盖得力于王、孟、韦、柳者甚深。民国廿一、二年先师家居之时，我常往请益，记得江南梅雨季节，先师登楼避潮湿，盖久居北方高爽，气体不习也。每往，辄见其手把王、孟、韦、柳四家诗一部，随意翻阅，因此知其得力所在。”这和他的父祖辈有明显的差异。

三是各人天分性情不同。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天分虽高，但性情都倾于笃实。杨景仁“负异质，读书过目成诵”，性情“矜重不苟”、“勤慎周详”(李兆洛《杨静闲先生墓志铭》);杨希钰“年少负才略，誉望冠辈流”，其“言动必以礼”(方骏谟《诰封中宪大夫晋封资政大夫杨府君墓表》);杨沂孙“敏悟，盖亦由天授”(杨泗孙《濠叟墓志》)，然少年老成。道光三年，杨景仁归家奉亲，赋诗赞美年方十一岁的沂孙:“喜看孙枝尔许长，入门拜见度安详(原注:谓沂孙)。年当就传留淳朴，资可传经勖就将。四代燕诒殷式榖，六句鸿案喜相庄。芝兰玉树方繁植，色养融怡迪吉康。”(《诒砚斋诗存·腊月二十七日抵家》)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三人都不以诗人自命，诗歌为人生之余事，不自收拾。杨希钰的某些诗歌甚至有乖韵学也懒得改正，如《桐荫书屋雅集，同何湘春、瞿蓉文、紫茵昆仲、丁薇洲、仲乔、敬生饯庄青授之京师》中真韵、庚韵通押即是一例。而杨圻天分超绝，性情真率，“少有不羁之誉，长负公卿之许……当少年时，亦尝长揖王侯，驰骛声誉……性疏野，乐文字，喜山水”。(《江山万里楼诗钞自叙》)其性分固近诗人。杨圻亦尝自云:“知余志者，莫不曰先生昔名公子，富贵中人，何自苦为?先生盖诗人也。嗟乎，我少年时，闻有诗人我者，则色然怒，今闻之则欣然喜。嗟乎，我何幸而为诗人也。”(《江山万里楼诗钞自叙》)

四是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所致。家族中人生长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家风家法大体一致，其精神活动应有不少相同的质素;但就其形式又各有别，学术著述明显要比诗文创作的承传容易。这是因为学术著述看重学力，而诗文创作看重天分;学力可以后天培养，天分则难以后天改变。如莫友芝学术和文学兼善，其子莫绳孙天分一般，素不能文，偶为之诗，亦陈腐不堪。但他从小跟随父亲搜访古籍，最终在版本目录学上拥有一技之长。郑珍经学、诗歌皆称大家，其子郑知同亦治经学和诗文，并有一定成就;但比起乃父，差距不小，特别是诗歌，实有小巫见大巫之感。诗与文相比，诗的承传又难于文。这是因为文章多少近于学术，诗歌则是感情最为集中和凝练的表达，是人类审美活动的高级表现形式。它以少总多，以象尽意，传达人类心灵复杂的律动。没有谁的心灵律动和审美活动能够完全和他人相同，也就没有谁的诗风能够和他人完全一致。所谓的诗风相似，只能就大致方面而言，细究则各有个性。即使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三人之诗亦是如此。杨景仁宦海沉浮，诗中谨慎立身和抽身早退的思想较为浓厚，连儿子杨希铨冬日为煤气所薫以致晕跌的事也被他借题发挥一番:

栗烈寒威逼，欣依暖室中。围炉刚近火，出户漫当风。视履心宜细，观颐体欲充。常存颠坠想，珍卫廑深衷。

意外遭倾跌，闻之护惜深。履冰何弗戒，踬垤莫忘箴。信步无平地，安身有小心。百凡当慎动，为尔一沉吟。

寻常舐犊情，况尔早登瀛。立脚先求稳，凝神自定倾。惧还堪致福，险亦化为平。履错敬无咎，徐臻远大程。(《铨儿于煤炉旁久坐，骤出，临风晕跌，诗以戒之》)

杨希钰久经考场，屡战屡北，最终以课子养亲为务，诗集中多寄情山水和亲友酬唱之作，自适感和游戏感较强。杨沂孙精于经、子之学。于《管子》、《庄子》用功深厚，集中论学之作稍多，相较祖、父，其诗中多见老庄思想，也较多议论。如《壬申岁暮咏怀六首，时寓居皖城，官长求雪既降，庭除积白，挑灯拥炉，独酌寡欢，咏诗自遣》其六:“牧马师童子，承蜩学丈人。何须为天下，只要养吾神。缮性终沦俗，游虚方采真。岁终行复始，与物共为春。”通篇发挥庄老之学，这在杨景仁、杨希钰两人诗作中是少见的。

杨圻诗歌的“真”，似与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诗歌的“本色自然”有相通之处，深思则大不然。因为虽然同样是追求本色的真我，但“我”是唯一的，各人之“我”也就各具唯一性，你之“真”未必便是我之“真”。杨圻尝作《春日遣兴》诗:“西山翠微下，一客卧云林。幽鸟柴门静，春流花径深。有诗皆实事，得句亦无心。莫道天机好，忘机已至今。”但在他看来信手拈来，自然如此的“真”诗，在别人看来却是锻炼精工之至，难以摹拟。李猷《近代诗选介·先师杨云史先生之江山万里楼诗》即谓:“先师之诗，神清骨秀，吐属之佳，一时无两，后人学之者，类得其貌，而未得其神。”

诗歌创作涉及到家族环境、天分情性、审美观念、知识结构等复杂因素，而且严格说来，与家族因素的影响相比，诗歌受作者天分性情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这是我们探讨诗歌与家族关系时不能不留意的。

三、“家法”的文艺批评功能

中国家族文化的一大特征，即是人们在谈论家族后代的优劣时，常用“肖子”与“不肖子”作为标尺。所谓“肖”，即是相像。能成材、能继承家业是“肖子”;不能成材、不能继承家业则是“不肖之子”。人们在讨论或衡量家族成员的文艺成就和风格时，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家族先人“乃祖”或“乃父”等联系起来，使用“家法”一词予以评价，与“家法”相似的词还有“家学”、“家风”等。如评苏籀“以苏辙之孙、苏迟之子，尚有此一集传世，为能不堕其家风”。(《四库全书总目·双溪集》)评清徐志莘“诗多取法苏、陆，不事雕饰，盖其家学然也”。(《四库全书总目·根味斋诗集》)评清郑知同“其诗得家学渊源，情真语挚”。(杨恩元《屈庐诗集》跋)看来，文学批评中的“家法”、“家学”、“家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家族文化的副产品。

这种对有“家法”的创作予以正面评价的文学价值观⑫，有利于文学保持一定的家族继承性。家族后人或在创作中有意接受与模仿先人文风，或引用或化用先人的具体创作，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家族文学传统的建构和认同。但是正如我们上节谈论杨景仁、杨希钰、杨沂孙与杨圻创作的异同时所论述的那样，文学创作涉及到家族文化、天分情性、审美观念、兴趣爱好、知识结构、文体特征等复杂因素，有父子兄弟不可相传、不能相强的一面;即便尽力的模仿或因袭，也无法保持“家法”的一成不变，因此“家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不宜过分强调。这正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所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特别是诗歌艺术，作者的天分性情和审美观念的影响有时比“家法”更为重要。俗语虽云:“龙生龙，凤生凤”;但又云“龙生九子，各有所好”。即使是同胞兄弟，在挥洒性灵的诗歌方面也常大相径庭。如宋曾肇“其制诰亦尔雅典则，得训词之体。虽深厚不及其兄巩，而渊懿温纯犹能不失家法”。(《四库全书总目·曲阜集》)此处的“家法”，主要偏重于应用文章，曾氏家族的诗词创作，似乎并无规定的“家法”。曾肇不仅在文章创作上接近其兄曾巩，且在性格气质上也颇有乃兄风范，但在诗歌风格上却与曾巩截然相反⑬。血缘关系与遗传基因、乃至近似的经历、性格和家庭教育，对此现象似乎都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由家族文化催生的文学批评中的“家法”等观念，毕竟为后人认识具体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路径。在与家族其他成员的比较和家族坐标体系的定位中，人们获得了对作家创作特色的某种具体认知。只要对“家法”的局限性有足够的警惕，这种评价文学的独特标准，完全可以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与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

注 释:

① 也有在非家族意义上使用“家法”者，如以“家法”指学术、文艺流派的风格、传统;指汉代经师所授为弟子所严守;指治家之礼法等。本文所论限于家族诗歌创作中的“家法”。

② 上海图书馆藏钞本封面题:“封面题:此本照静涵舅氏选存钞录，复令沂孙校勘，尚有应增入、应节删、应酌易处。”后又有跋:“丙午十二月，长孙沂孙谨校一过，其有可疑可去可增者，就所见签出。”此处丙午为道光二十六年，可知一卷本当刊于此后不久，而四卷本当刊于此前。

③ 《诒砚斋诗存》四卷本《甲辰岁试补诸生谨赋》诗句注。

④ 《诒砚斋诗存》四卷本附有《静岩太老夫子复迭前韵三章谨和呈政》，其三有句“多才倾倒杨无敌”，后有注云:“四所诸公，惟静岩太老夫子赋咏甚夥。”

⑤ 《诒砚斋诗存》四卷本附有华榕轩《奉酬静岩先生留别元韵》，其一前四句云“海鹤丰姿养性和，才名久已掇魏科。风承清白勋留简，功懋祥刑叙入歌。”后注:“先生任秋曹有明允之誉。”

⑥ 以上诸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皆有收藏，几种版本之间的关系，详见张剑《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家族文化层累性的个案分析》，《文献》2010年第2期。

⑦ 现存最早的杨沂孙诗是作于道光二十六年闰五月二十六日的《吊庸望失偶二首》，见于《濠叟日记》，《观濠居士诗集》中失收。

⑧ 杨沂孙《观壕居士诗集·序》。

⑨ 参张剑《诒砚与承砚——从常熟杨氏的“砚”看中国家族文化精神的承传》，《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

⑩ 上海图书馆藏杨沂孙手批《颜氏家训》中载同治十一年六月杨沂孙跋云:“凤麓府君治命，诫子孙遵守，手书片纸，今存泗孙处:殁后不得焚烧衣服……”。

⑪ 国家图书馆藏稿本《常熟翁氏家书》。

⑫ 当然，有时也以“家法”、“家学”、“家风”等指并非正面的家族文艺继承。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曹勋诗歌时说:“洪迈《夷坚志》谓勋父元宠昔以《红窗迥曲》著名，今观集中诸诗，如‘独不见杨花曲’之类，语多缛丽，时有小词香艳之遗，似乎尚沿其家学。然如《乾道圣德颂》之类，亦未尝不肃穆典重，具有古音。盖亦如《淮海》一集，诸体并具，不可全谓之诗如词也。”(《松隐文集》提要)但在诗学批评中毕竟只是极个别的现象。

⑬ 曾氏兄弟创作异同，详参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第九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