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陈士元易学思想探绎

时间：2024-07-28

刘体胜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晚明陈士元易学思想探绎

刘体胜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陈士元是晚明著名的经学大家，其易学肯扬象、占，注重发明《易》中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和中道思想，力主“由象而钩几”的治易理路，体现出“汇解易象”、“比类明义，象理互通”和“以经注经，以史证经”等特点。此外，他还对《易经》的异文进行了蒐集和考订，捃摭了散佚的多家易说。这些在易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士元;易经;象与占;易道

陈士元，字心叔，明湖广应城(今湖北应城)人，生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①卒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②是晚明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家。陈氏一生著述颇多，凡数百卷，堪称“一代著述之富，自杨升菴、朱郁仪外，定推士元”③。据今流传下来的相关著述观之，士元涉猎甚广，既苦心研索经、子之学，又详考梦占、术数之秘，出入儒释道三教，学问非常渊博。而在陈氏庞杂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其易学研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并得到了如四库馆臣、潘雨廷先生等易学名家的推重。但因为种种原因，学界相关的研讨还甚少。兹不揣浅陋，以陈氏所著《易象勾解》与《易象汇解》二书为基据，对其学进行探绎，错谬之处敬请方家教正之。

一、治易理路:重象与占，主张由象而钩几

如果按照四库馆臣“两派六宗”的划分标准来分梳晚明的易学，象数易无疑是主流。而象数易在晚明的勃兴，又是与其时的易学和哲学思潮紧密关联的。在明代，朱子易学影响深远，始终占据着易学的正统地位，是官方易学之典范。朱子易学注重象数和义理的统合，④所以在晚明师心尚虚的滚滚哲学思潮中，象数易一直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理据，仍然主导着其时易学界的研究风向。而另一方面，与明代中晚期心学大行其道的潮流相应，其时的易学界亦刮起一股否弃象数、径以狂禅释易的治易之风。这种研易路向，无疑会引起那些尊奉朱子易学为圭臬的主流研易者的反对。⑤此外，王学在晚明虽一时勃兴，占据着思想界的主流，但反对的声音亦从未真正消失过，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和流布。因此，在晚明反对王学、王学的自身流变及纠偏王学末流等诸种思潮的合力作用下，⑥其时的象数易应运兴起，一时蔚为大观。

陈氏易学正是晚明这一易学思潮的典型反映。士元治易理路一直都很明确，即主张由显明的易象而通几微之道。职是之故，他非常注重易象的发明。他对易象的研究和董理，主要集中体现在《易象汇解》和《易象钩解》这两大著作之中。《易象汇解》的写作在前，与《易象勾解》一起构成了陈氏易学的姊妹篇，二书可相互印证、参发。而必须指出的是，此二书在注解风格和研易路向上又有明显的差异。士元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往余为《汇解》两卷，括其大凡，而旧所谬承，尚阙质问者，兹则述之简篇。”⑦简言之，《易象汇解》主要是对易经中的繁复易象进行分梳和归类，侧重于对易象进行概括性的解释，“括其大凡”，故曰《汇解》。而《易象勾解》则不同，它属于随经注疏之类，侧重于对经文的易象进行条分缕析，力图以易象引发经意，故名《钩解》。

在易学史上，自王弼提出“得意而忘象”⑧之说、一扫汉象之后，径谈义理而忽略甚至否弃象数的流风一直占据着易学主流。至明中晚期，受心学思潮的影响，不言象数而直接谈论义理的研易者更是多如茧丝牛毛。在《易象钩解》一书中，士元首先就对这种舍弃象数、占筮而奢谈虚玄义理的诠释理路进行了有力地辩驳，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易学主张:

呜呼!使四圣不因卜筮而作易，惟欲立言垂训，则画卦揲筮也何为哉?⑨

昔者伏羲则河图为六十四卦，是为先天易。文王系彖辞，周公系爻辞，是为后天易。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今观泰、否、剥、复、损、益、夬、姤之相次也，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微矣。先儒传注，论义理不论祸福，虑人以卜筮浅易也;发明彖爻，非不显著，而取象之由则略而不论。夫文、周系辞观象以阐吉凶，占者玩辞稽象以定趋避。朱晦庵、张南轩善谈《易》者，皆谓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俱不可废，岂不豁然于蓍变而歉然于传注哉?盖文、周彖爻，虽非后世纬数琐碎，拘拘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也，而道则无不冒焉。传注者惟以虚玄之旨例之，有遗论矣。……钩，曲也，转取也，本无所见，引物而旁通者也。若夫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其何能解哉?⑩据上引文可见，士元继承了朱熹对《易》书性质的判定，认为易经与他书不同，本为伏羲等四圣因卜筮而作，圣人的“立言垂训”是通过“画卦揲筮”的形式加以显现的。所以，陈氏认为，对易学史上这种只重义理而舍弃“取象之由”、“不论祸福”的流风积习是理应加以大力辩驳的。具体而言之，他的观点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其一，士元据《易》更四圣的传统说法，认为从《易》之起源和成书过程上看，先有先天易而后才有后天易。而先天之易又本于象数——“则河图为六十四卦”，如此则研易者若仅仅依据后天之易而奢谈义理，当然就是一种舍本逐末的不当做法。这是从先天易和后天易的关系角度来加以批评的。

其二，从结构来看，《易》与他经颇为不同:包含卦画、文辞及揲筮等。此即《系辞》所谓的《易》之为书，辞、变、象、占四者之说。士元认为，实际上辞、变、占皆与象密不可分:“文、周系辞观象以阐吉凶，占者玩辞稽象以定趋避。”辞因象而系，变因象而出，而吉凶趋避之占亦据观象、稽象而得以阐论和断定。此外，从易学史来看，易经诠释的权威如朱熹和张南轩，他们皆谓汉易之取象体例俱不可废。故易象是易经诠释的根本，是不应舍弃的。

其三，陈氏以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观点为据，进而主张画卦揲筮、阐吉凶、定趋避诸事皆为《易》之内容和功能。甚至可以说，卜筮更为根本，是圣人作易的一大目的:不管是先天易还是后天易，其实质都是四圣“因卜筮而作”;即使文、周系辞观象亦是为了“吉凶趋避”的目的。故占筮和易象一样，亦为《易》所本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士元指出，若不通过象数而空谈虚玄之道，或只谈义理而不论占筮、吉凶祸福，“惟以虚玄之旨例之”，那就是偏废了《易》之本有的内容，把《易》之功能和意义大大缩小了。

陈氏易学所言之易道，可具体分梳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阴阳消长”之天道，二是“治乱存亡”之人道。而无论天道和人道，又皆蕴藏于《易》之易象及文辞之中。士元认为，文、周所系之辞，其根源虽然并不是后世那般繁琐的象数体例，但亦并非无“取象之由”，与象数无关:“虽非后世纬数琐碎，拘拘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也，而道则无不冒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易道之特征是“微”、“本无所见”。故欲得几微之易道，必须探索易之文辞;而文辞之根据又在象数。如此，陈氏治易的理路明白地显露出来:由象数而通辞，由辞而通道。所以，探研易象为治易之基础。若否弃象数，则“本无所见”的“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其何能解哉”?士元欲用“象”来转取、旁通《易》所蕴之几道。这即是陈氏悉心阐扬的“钩解”之义。

二、易象研究与注《易》之特点、旨趣

既然认为易象是研易得几之根本，士元必悉心加以研讨之。陈氏易学的主要价值和贡献亦在于此。首先，士元从整体上对易象进行了分梳和归类。具体而言之，他依据《周易》，把易象归纳为天象、地象、人象、身象、兽象、木象、宫室象、衣象、食象、器象、政学象、《说卦传》象、《大象》、数象等诸类。在此易象分类的基础上，士元又联系《易》之文辞，从整体上对每一类的具体易象进行了解释。兹举一例以见之。

曰沙，需九二:需于沙。曰泥，需九三:需于泥，井初六:井泥，震九四:震遂泥。曰穴，需六四:出自穴……曰幽谷，困初六:入于幽谷。曰渫，井九三:井渫。曰泉，井六五:寒泉。曰干，渐初六:鸿渐于干。曰濡，贲九三:贲如濡如，既济:濡其尾，未济:濡其首，坎在其中矣。需、井、既济，俱上坎;困、未济，俱下坎;贲、渐二三四俱互坎;震三四五互坎。⑪

象数派释《易》有一个基本预设，即断定文辞与象数之间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但《易》的文辞所涉甚广，故为解释文辞而致使象数体例愈演愈繁，象数体例的使用也越来越游离不定，甚至解释同样的文辞而所用的体例竟截然相反、相互矛盾。一种理论若想取得成功，它必须精简且无任何相互矛盾之处。故象数易发展至魏晋，实已积弊难返，待王弼振臂一呼，顿时分崩离析。士元虽主象数，但在思路上与前贤又有所差异:他从整体上对易象进行分类、考量，这就保证了取象体例的确定性和精简性。如上引文之例，其释需、井、既济、未济、賁、渐诸卦之相关文辞，皆以坎象释之，就颇为合理和简易，使人叹服。窃以为，陈氏这种理路实为我们今天诠释易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新典范。

士元注《易》，其一大特点是“比类明义，象理互通”⑫。如注《需》之九三曰:“《需》与《渐》皆有待义。需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际，水际非人所安也。渐于干、于磐、于陆，由水际而平原，平原非鸿所安也。皆以三为危地，需三近坎，故曰寇至;渐三互坎，故曰御寇。坎为盗，不其然乎?”⑬士元把需、渐二卦贯通起来，归为一类，并且因据坎象对此两卦文辞进行释解，精简而令人信服之。不但如此，陈氏还从现实世界中的人和鸿安处之理出发，对两卦的卦义进行了诠释，合情合理。这是其由象而钩几、象理互通之主张在治易实践中的显现。

陈氏注《易》的第二大特点是，多用汉易体例。前文已言之，自王弼一扫汉象以降，后世研易者对汉易象数多有忽视，如《正义》和《程传》亦是如此。受此流风影响，宋明时期的不少治易者对京氏易多有排斥，认为不过是卜筮之学耳。而士元力排众议，认为这实乃一种偏见。他认为，《易》本就是卜筮之书，圣人立言垂训，皆基于画卦揲筮。故京房易虽讲占筮，但占筮本就是易学本有的内容，我们不应摈弃之。此外，易学权威如朱子也认为易之取象有所自来，反对易象为假设之说。所以，“夫京房之学，授受有自，而《易传》存其概耳……安知非太卜之所藏者耶”?⑭

正是对京氏易的辩诬和推崇，士元注《易》时多取用京氏的取象体例。如京氏的八宫说、纳甲、五行、飞伏、卦气之类，在《易象钩解》一书中屡见之。士元的《履卦·彖辞注》即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按《京氏易传》，履自艮卦而入，世在九五，积算起庚子，星位起荧惑，卦气候六丙，宿位降壬申，卦之吉凶考于三，爻之升降止于四。……履自艮入，艮为虎。庚子，震之始也，震动为履，是为履虎。……兑又伏艮，虎同类也，故曰不咥。⑮

除了取《京氏易传》之说外，士元对汉易的卦变、变爻和互体等常见体例亦多应用。

陈氏注《易》的第三大特点，除多取用诸种象数体例外，还注重“以经注经，以史证经”，体现了他作为经学家的一贯特点。如在《易象钩解》中，陈氏多称引《左传》、《礼》、《书》、《诗》诸经。兹举数例以见之:

古者诸侯建国，大夫受邑。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禄，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大国之卿视小国之君，诸侯之卿视天子之大夫，食两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户，举全数也。⑯

《考工记》:周人上舆有六等之数，皆以卫名。是舆亦可称卫也。⑰

《周官·大行人》:三饗三问三劳，皆王接诸侯之礼也。⑱

《子夏易传》作“硕鼠”。《国风》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⑲

《记》曰:夫妇和，家之肥。是巳巽体安顺，四居巽下，阴柔得正，家之所由以肥者也。故有富家之象。⑳

《周礼》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是也。㉑

又《左传》宣公八年，始用葛茀。㉒

《洪范》曰:炎上作苦。此卦上坎伏离火，上六居卦之上，故有苦节之象。㉓

离为文明，有光象。君子谓九三，在坎中。坎月之光，受离日之辉以为光，《咸有一德》之义也。㉔

在易学史上，有四库馆臣所谓的“以史证经宗”。此派发轫于焦、郑而创立于干宝，其后李光、杨万里发扬光大之。士元在《易象钩解》中时或称引杨诚斋，故其治易理路也明显地受到了诚斋易学的影响，体现出参证史实的特点。如其注《屯》之六三曰:“三杰从汉，因虞得鹿也。项羽霸楚，即鹿无虞也。知此几者，其惟君子哉?”㉕又如其《离》九四之注云:“此爻义峻辞严，圣人立天下之大法也。谓九四刚臣不能安分，突然而来，以侵偪乎柔中之五，则受莫大之罪。……古有焚刑，刑人之丧，不居兆域，不序昭穆，焚而弃之，莽卓是已。”㉖

士元生当明季衰乱之世颇有观感焉，并积极地思考医治之方。这在其易学中多有体现。如在《易象钩解·自序》中，士元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忧思:“孔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今观泰、否、剥、复、损、益、夬、姤之相次也，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微矣。”据此，陈氏不仅仅关注易中阴阳消长的天道，对社会的治乱存亡之道更是用心在意。他固然对易象情有独钟，加以殚精竭虑地发明，主张由象而通道，但其研易的旨趣一直都很明确:钩解易中之道，得易中“阴阳消长、治乱存亡之几”。精研易象，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求道获几。陈氏认为，社会的“治乱存亡之几”，其要在有忧患意识并防范小人。故其注《坤》之初六曰:“履霜而知坚冰至者，见微也。圣人爱君子而忧小人。乾初勿用，虑其始也;坤初坚冰，防其终也。”㉗又如其《解》上六之注曰:“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狐者，小人之妖媚者也;拇者，小人之微贱者也;隼者，小人之鸷悍者也;负乘者，小人之僭窃者也。当解之世，而圣人犹加防焉，其思患也深矣。”㉘因此，士元的注易实践实际上是包含着他的深深忧思和理想情怀的。

《易》本就蕴含着尚中的思想，士元由此而认为，中道实为圣学相传之要:“中也者，圣学相传之要也。执中之说，开于尧舜，备于皋谟箕范，而莫详于易:内卦之中，六十有四;外卦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则吉，失其中则凶。此学易者所当玩也。”㉙士元言“得其中则吉，失其中则凶”，虽与易卦之事实有所不合，但从义理的角度言之则无疑是合乎易之精神的。他进而主张，研易者应当明晓易中的“时中”思想:“事不过中之谓节，事协于中之谓极。初上二爻，孔子皆以不知责之。然则学易者，岂可不知时中也乎?”㉚中道的思想，在陈氏注解易之爻辞常常有所体现。如其注《大壮》九二曰:“九二因中得正，曰贞吉者，许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贞吉者，戒之也。”㉛综上所述可见，陈氏易学之精神，无疑仍是正统儒家式的。

三、评价

陈氏易学大力肯扬易之卜筮功用，注重发明易象，主张由象数而通理，这在宋明易学史上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如四库馆臣就对此作了较高的评价:

然其谓易以卜筮为用，卜筮以象为宗，则深有合于作易之本旨。故所论虽或穿凿，而犂然有当者为多，要胜于虚谈名理、荒蔑古义者矣。㉜

潘雨廷先生亦非常肯定《易象钩解》一书的价值，认为陈氏所取之象十九本自《说卦》，皆合于义;全书解经之法甚正，可作为研究汉象的阶梯。㉝此外，儒家的主流研易者特别注重阐扬易中之义理，而对于易中所涉之吉凶、祸福，常常进行道德主义的解释，认为吉凶祸福的由来和判定皆在于是否遵循了儒家的道义，而对易之占筮多有忽略或鄙弃。此盖受到儒家一贯主张的“善易者不占”之精神的影响。士元继朱子易学而起，肯定易本具有的卜筮内容和功能并大力阐扬之，这无疑是对高扬理学和心学的宋明易学的一种重要纠偏和补正，还《易》之本来面貌。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说陈氏易学已跳出了儒家道德主义的范囿，但它至少在宋明易学中加入了一些占筮的因素，对其后的易学发展有推进作用。

此外，陈氏易学在易学史上还有另一大贡献，即对《易经》异文进行了蒐集、考订，并捃摭、辑佚了散失的多家易说。这些研究，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在易学史上，易经异文的问题一直是易学研究中最根本性的、也是最需要厘清的难题，是其他相关研讨的基础。特别在当代易类文献大量出土、涌现的背景下，对易经异文进行大力探讨显得尤为重要。陈士元早在明代即已辑佚《易经》异文，可谓开后世经典异文辑佚工作的先河，其成果及其开创之功我们亦要予以客观肯定。

注释:

①［明］陈士元:《孟子杂记·自序》，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

②关于陈氏的卒年，传世文献的记载互有出入，笔者推定应为万历丙申。详见拙文:《陈士元的经学》，载于郭齐勇等:《宋明时期湖北的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光绪应城县志》之卷十“儒林”。

④萧汉明:《〈周易正义〉导读》，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1－35页。

⑤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270页。

⑥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卷第二分册。

⑦⑩［明］陈士元:《易象钩解·自序》，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⑧［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⑨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明］陈士元:《易象钩解》，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15，8，15，15，9，43，59，60，63，71，109，104，111，5，50，3，68 － 69，55，112，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