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华民族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构建了规模超大而颇具效率的现代国族，形成了国家与国族互为塑造的稳定结构，创造性地提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既充分保护历史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又不断巩固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共识、奋勇前进的基础性政治资源。进入新时代，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我们必须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协调族际整合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唯有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才能妥善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途。

关键词： 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民族格局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而朝气蓬勃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在前现代世界的辉煌。经百多年的苦难奋斗，中华民族浴火重生，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创造力的国家民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取得了国家形式，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建设也迎来了新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踏上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共识、奋勇前进的基础性政治资源。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探讨中华民族建设的成就与前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70年中华民族建设的主要成就

中华民族植根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而其自觉为一个现代国族，则是经百多年苦难奋斗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族建设道路。从世界历史发展看，我们构建和巩固了规模超大而颇具效率的现代国族，卓然自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从民族国家建设看，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互为塑造的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华民族复兴成为现代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基础性政治资源。从多民族国家整合看，我们创造性地提出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既充分继承和保护历史形成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又重塑并不断巩固现代中国的政治统一性，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谐的重要政治共识。

1.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兼顾规模与效率建构超大现代国族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呈现两大因素的竞争：一是效率，二是规模。从近代早期到十九世纪末，效率是西方国家全球扩张的决定性因素。这里所谓效率，指通过特定政治建构在一定领土范围对人力物力的长期高效调集。这种政治建构要求打破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传统社会的阻隔，一方面使资本在统一市场内自由配置，另一方面以民主和法治保障平等权利和公正分配，以无差别的公民身份，把一定领土范围内的人们有效组织起来。这种政治构建的产物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和国族。①从十六世纪起，葡、西、荷、法、英、德等欧洲强国的相继崛起，无不是效率极大提升的结果，而其逐次为后来者超越，也无不是因为效率为后来者赶超。比较而言，世界各大文明古国虽有规模优势，但都无以抵挡现代民族国家的凌厉攻势。效率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首要意义，直到二十世纪才受到强有力挑战。两次世界大战，根本意义上是对规模的争夺。战后，德国彻底丧失海外殖民地，其本身的规模也被削减。英国长期依靠海权支撑的规模，至此难以为继。在美苏争霸的二十世纪后半叶，规模重新超出效率，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质言之，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世界一流强国不仅要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效率，更须具备匹敌传统帝国的超大规模。②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从此取得了国家形式。中华民族作为现代国族的建设起点，恰好是二十世纪进入后半叶的转折点。新中国成立70年中华民族的建设成就，首先要在构建超大现代国族的意义上理解。

中华民族作为超大现代国族，在规模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规模不仅有量的要求，更有质的考量。英国领土曾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弱点在于完全依赖海权，且防御线过于漫长。苏俄的幅员超过历史上所有帝国，但它缺乏出海口，且有相当部分难以利用的冻土。美国雄踞北美，操控南美，遥制欧洲。然而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终究是人口、物资、文化等占绝对优势的亚欧大陆。美国远离中心舞台，虽可独善其身，但当它想进而称霸时，无疑要负担极高的成本。中华民族的规模优势，与此三国比较，便能看得清楚。③第二，规模的巩固，不仅要求人为的政治建构，更须有自然的历史文化传承。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通过人为的政治建构、特别是对外掠夺而扩充规模，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向来不乏其例。中华民族的规模，主要源于自然的历史文化传承，这使中华民族表现出超强的凝聚力和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事实上，中华民族的超大规模，若非出于历史积淀，断不能在竞争酷烈的近现代亚欧大陆完成。第三，规模的发挥效用，须将政治统一性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近代西方国家崛起，放弃了欧洲统一的理想，以欧洲分裂为常态，专注于一国政治统一性建构而忽视文化多样性保护。短期看来，西方列强因体量小而专注于政治统一性，爆发出极高的效率。但长期看，由于缺乏对文化多样性的涵养，其效率注定因规模不足和创造力衰减而为后来者赶超。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便将政治统一性建立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多样性带来的差异，加以体量庞大，使现代中国政治整合的难度远甚西方国家。然而，只有将政治统一性建立在文化多样性上，中华民族的规模才能支撑起效率的持续提升。

长期高效调集资源的效率，是现代国族建设的题中本义。中华民族长期高效调集资源的能力，经近代百年酝酿，到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爆发出来。第一，高度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准军事化的组织动员。新中国成立时，可谓一穷二白。“三大改造”“一五”建设等，在很短时间内重建了国民经济体系。“三反”“五反”等运动，一扫积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抗美援朝以及国防科技的迅速突破，极大地加强了国防建设。可以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资本、技术等极匮乏情况下，以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度组织动员完成的。第二，充分肯定个体利益诉求和创造力，并不断完善民主法治予以保障。民族是人的公民化与集体化，不仅要求集体主义的组织动员，也须有独立健全的公民个体人格。改革开放后，中華民族用不到二十年时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用约三十年时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我们正朝着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前进。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唯有充分肯定公民个体的利益诉求和创造力，不断释放市场活力并以民主法治加以保障，才能持续提升效率，为跨世纪宏伟政治蓝图的绘就提供不竭动力。

2.民族国家框架内的中华民族：国族与国家的互为塑造

人生而群居，但并非所有人群皆可称为民族。关于民族的最大误解，便是将古今中外一切人群皆泛称为民族。事实上，民族发端于近代西方，特指人的公民化以及公民的集体化。人的公民化，即将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传统社会阻隔因素全部归入私人领域，赋予人平等的法律地位和民主的政治参与机会，以此构成人群的公共领域。公民的集体化，则是将从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原子式公民个体，在现代市场、民主和法治框架内，重新整合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④显然，无论是人的公民化还是公民的集体化，都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有力支撑。国家在形塑民族的过程中，也成为民族自我管理的主要载体。现代国家本质上是民族民主国家，是民族通过民主对国家事务的自我管理。因此，现代民族与国家可谓一体两面。纵观近现代历史，未有民族虚弱而国家健全者，也未有国家残破而民族强健者。近代中国最大政治使命之一，就是打破传统天下体系，构建现代国家和国族。1912年，民国成立，中华民族观念广为传播，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建设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先有军阀割据，后有日寇入侵，国家和国族建设长期不能正常开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华现代国家和国族建设的历史新纪元，逐渐形成了国家与国族互为塑造的稳定结构，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的主要成就之一。

国家是国族的物质载体，是国族建设得以展开的主导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国族的塑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国家制度的逐渐完善，使中华民族在国家事务自我管理中锻炼出坚强的主体性。二十世纪上半叶，关于何谓中华民族、如何建设中华民族，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缺乏健全的国家制度，国族建设只能风雨飘摇，缺乏持之以恒的建设目标和制度支撑。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民主自治等政治制度，中华民族实现了对国家事务的自我管理。在长期稳定和不断完善的政治框架内，通过丰富的民主政治实践，公民个体素质和集体协作能力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个体和集体两个维度不断增强。其二，国家通过系统的政治社会化机制，全方位推进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现代世界，唯有国家能掌握并形塑高度复杂分工的社会。国家通过宣传、教育、文艺等政治社会化机制，在个人、家庭、社会等多层面系统推进中华民族建设，将中华民族团结复兴的政治意志，润物无声地融入当代中国全部经济政治社会实践中。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能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最大政治共识，正是政治社会化长期浸润的结果。

较之国家建设，国族建设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更为深层的精神方面，它为国家制度提供了精神引领、运行主体和权衡机理。首先是精神引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逐渐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现代国家制度，既有别于苏俄，也不同于美欧，根本而言，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外化。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二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不懈探索。由此凝聚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稳定发展起了根本的奠基作用。其次是运行主体。现代国家是现代民族自我管理的政治机器。中华民族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集体人格，是国家制度的运行主体。可以说，唯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才能使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有效地运行起来。南橘北枳。西方世界对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种种误解和攻击，归根结底是对中华民族的独特品质缺乏真正理解。复次是权衡机理。现代国家制度源自西方。在百年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曾从西方引入各种观念制度，反复试错。在近现代世界格局中，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但一切拿来，不辩善否，也必然招来灾难。如何权衡取舍纷至沓来的外来观念和制度，并非基于某种不变的原理，而是要求因时应变的主体精神。我们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性地进行发展转化，靠的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我们长期身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始终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靠的仍是中華民族独立自主的主体精神。

3.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华民族：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是不同层面对现代国家的表述。民族国家是一种长期高效调集资源的现代组织形式。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态，它与前现代世界的城邦、帝国、王朝国家等相对待。多民族国家，则指在现代国家框架内，存在因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差异而区分的人群。⑤民族国家内存在有差异性的不同人群，既是现代国家建构的起点，也是国家建设中长期存在、必须正视的实际情况。多民族的格局，一方面是政治继承的产物，如传统王朝国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将不同人群整合入一个政治框架;另一方面是政治发展的结果，如世界人口流动、难民等问题。从理论上讲，我们身处民族国家普遍化的时代，各国皆须建设国族以应对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从实际情况看，现代世界其实找不到一个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⑥任何国家，实际上都由语言、习俗、宗教、文化等有差异性的人群构成，其间只有程度差别。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其规模之庞大，族群关系之复杂，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中国尽管已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格局，但从东北到西南占国土总面积五分之三的广大地区，仍以约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为主要居住者。正确处理民族关系，要在巩固边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加以考量。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民族问题，就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调整民族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中国民族关系也因此进入历史最好的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的又一主要成就。

在近代亚欧大陆，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内陆各汗国等相继凋零，中国是少数的成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而大体保存历史幅员的文明古国。这既是因为古代中国长期致力于民族交流交融的历史积淀，也由于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民族关系的正确处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自秦以降至于清，规模持续扩大，到清代达到顶峰。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高度整合，东北满洲、正北蒙古、西北新疆和西南西藏，也完全纳入王朝国家政治体系中。在世界历史即将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关口，中国的规模优势得到很大巩固。然而，由于效率的落后，中国的领土不断遭到蚕食。晚清时期，为了巩固边疆和增加岁入，曾在北疆尝试放垦。民国建立后，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和西南民族地区颇有开发。然而，无论晚清或民国，都因为政治腐败，在推进边疆现代化过程中激起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⑦先进理念和有效措施的缺失，不仅大大地拖延了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更是近代以来国土沦丧的重要内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巨大成就，要在持续推进边疆地区现代化建设、并始终保持各民族团结和谐的意义上理解。实际上，建国以后，我们推进边疆现代化建设的力度远甚晚清和民国时期。改革开放前，西藏民主改革、新疆建设兵团设立、“三线建设”等，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社会结构，优化了全国国防和经济布局。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一贯的西部大开发，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样高强度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各民族始终保持团结和谐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探索出一套以平等和补偿为原则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党和国家进行长达三十余年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地区社会调查，设立了五大民族自治区和众多民族自治州县，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权益。值得注意的是，这与传统王朝的羁縻政策完全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打破与重建的辨证统一。在此过程中，从东北到西南的广阔民族地区，势必面临长期而剧烈的现代化阵痛。由于语言、文化、宗教、习俗等差异，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呈现出不同于内地的许多特征。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制度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既充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又将之整合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使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事实证明，我们在民族事务治理上，既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至国族解体，也没有学步美国模式而漠视少数民族权益。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权益，涵养着兼容并蓄的气象和创造力，又以坚强的统一意志，将中国各民族团结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大潮流中。这种独一无二的成就，足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民族事务治理的有益借鉴。

二、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的三个维度

总结经验，是人类不断提升实践能力的内在要求。梳理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的主要成就，不仅是理解历史的需要，更是我们面向未来，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的基本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华民族建设进入新时代。从世界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必须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重塑中华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从民族国家建设看，中华民族正有力展现出蕴含已久的规模和效率优势，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持之以恒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多民族国家整合看，中国各民族正经历着高速的现代化发展并呈现出后现代端倪，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族际整合现代化，将民族事务治理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1.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数千年来，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和平的追求，但战争始终像一个幽灵伴随着人类发展历程。近代以来，随着各文明交流的加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加凸显。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国际联盟、联合国等，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人们追求和平的努力。然而，由于世界秩序的主导权长期操控在西方国家手里，这些秩序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西方国家的烙印。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利益驱使，使西方国家将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的价值体系，以普世名义强加于非西方文明和国家。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遂成为许多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战争冲突的根源。⑧世界在文明征服野蛮、先进宰制落后的鼓噪中动荡，已数百年了。今天，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千计的民族和多种宗教。多样性既是现实，也是人类创造力的不竭源泉。试图以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经济模式、一种生活方式同化全世界，既不可能，也有害而无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民族因互鉴而进步。不同民族间存在差异，应相互尊重，对话交流，取长补短，如此方能避免和消解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争执。一个尊重多样性、平等交流而相互取鉴的世界，较之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自然是远为优越的。然而，这个理想却迟迟不能实现。究其原因，是现有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缺乏出自其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固有逻辑的包容并蓄。中华民族的复兴及其独特品质，为超越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构建平等、包容、互鉴的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

包容并蓄，出自中国历史文化的固有逻辑，是中华民族基本的精神品质。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在包容并蓄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壮大。没有春秋战国数百年的竞争互鉴，就没有秦汉大一统。没有魏晋南北朝各族人民的交流交融，就没有隋唐盛世。没有元明清三代的团结融合，就没有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终巩固。中华民族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传承，不可能是由某种固执不变的价值体系支撑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包容并蓄的精神品质，使中华民族始终因时应变，敏锐地汲取各种优秀文化因子，周期性地从老大重返青春，焕发出蓬勃生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入侵和内政腐败，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然而，尽管西方列强侵华来势凶猛，中华民族毅然放眼世界，对一切有益于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兼收并蓄。纵观近代世界历史，中国是少有的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而大体保存历史幅员的文明古国。没有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这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样的民族眼里，世界秩序应是什么样的呢？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谓一鸣惊人。此后，我们又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强调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第三世界团结起来，成为里程碑式的国际关系构想。这些对世界秩序的设想，正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精神品质的呈现。

今天，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应当承担起的责任。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倡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文明冲突和价值纷争，促进交流互鉴和合作互利，建设一个平等包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作为一种世界秩序构想的发起者，中华民族必须证明自己有充沛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足以为秩序的重塑提供持续动力。就此而言，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耦合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将使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的精神品质中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路和未来愿景。目前而言，首要的任务是做好两个共同体在理念上的融通。一方面，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治理理念和经验，可以贡献给全球治理，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参照。构建平等包容、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固然出自对国际局势深刻变迁的研判，但根本而言，源于中国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理解。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交流交融，没有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气象，是不可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与近代西方国家凭技术、资本等优势全球扩张不同，中华民族更注重远悦近来的开放包容。将观念制度等强加于其他文明和国家，从来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格格不入。正是这种精神气象，使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别于近代以来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国际秩序，既包含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也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基本理念的重要反思和补正。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和普遍特征，将涵养起中华民族恢宏大度的精神气象并促进其现代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渊源、现实利益和未来愿景上，强调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担负起荣辱与共的历史命运。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中，各民族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间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共赏多元文化之美，共谋交流互鉴之道，这些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需求和普遍特征。对此，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者，中华民族必须首先在自身建设中涵养起恢宏大度的精神气象，并以本民族不断取得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证明这一道路的正确性。此后，中华民族包容并蓄的精神品质，自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

2.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

现代國族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⑨与此相应，国族建设呈现为两条道路：一是政治本位的道路，二是文化本位的道路。政治本位的道路，强调国族的现代政制框架，认为以权利保障和公正分配为特征的制度构建，是现代公民自由联合为一个国族的根本要求。文化本位的道路，注重于将国族建设为一个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伦理实体，它反对抽象的理性构建，认为国族是植根和生长于特定历史过程的生命有机体。⑩文化本位的建设道路，又分两条支路：或强化组成国族的各族群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各族群觉醒的基础上将它们团结为一个国族;或加强国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建构，不在各族群相互关系上，而是在国族作为统一实体的意义上巩固其伦理基础。理论上讲，任何民族都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的双重属性，存在着普遍主义的法律共同体和特殊主义的历史命运共同体的紧张。假如公民的法律地位和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联结，民族国家就能更好地完成一体化使命。{11}然而，每个民族都在自己特定的历史际遇中形成各自特殊的建设道路。

中华民族的建设，始于二十世纪初，至今已逾百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外交困。外有列强入侵、压迫宰制，内则军阀割据、政治腐败，中华民族建设步履维艰。政治本位的建设道路，在二十年代曾一度流行。然而，三十年代后，随着救亡图存的压力持续增加，这种以理性启蒙和制度完善为特征，寄望于长期和平环境中公民自由联合为国族的设想，与现实渐行渐远。{12}政治本位的道路，因不能应对时务之急而成为潜流。比较而言，文化本位的道路更为符合时宜。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不断自发生长的爱国主义精神，较之理性计算和政治妥协，当然更能服务于便捷高效的组织动员。孙中山晚年就强调“大中华民族主义”，并认为既有的宗法宗族势力，不妨借来加强政治凝聚力。此后，蒋介石的“民族宗族”论，仍是延续孙中山晚年的国族建设思路，走文化本位的建设道路，以国族作为统一实体的历史文化建构为主，兼顾各族群自身的建设。然而，理论落后于实践，终致理论不攻自破。二十世纪上半叶长期不得统一的乱局，使文化本位的建设道路，逐渐从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强调国族作为统一实体，转向了倾向多元平等的、强化各族群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建设进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起以平等和补偿为原则的民族治理体系，历史地看，这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国族建设道路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条有中国特色的国族建设道路是正确而卓有成效的。然而，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世异则法变。随着冷战结束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既有的国族建设道路逐渐暴露出问题。讲民族权利多，讲民族义务少;讲民族作为集体多，讲民族中的公民个体少。把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关系的总合看待，对中华民族的实体性则含糊其辞。认为中国各民族出于历史文化的自然，中华民族则纯属政治虚构。凡此种种，皆指向一个总问题：随着形势发展，中华民族面临虚化的危险。{13}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这就是说，要明确中华民族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深层次的国家建设，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来统筹展开。在文化本位的道路之内，尊重各族群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保护，但着力推进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实体的历史文化建构。在文化本位的道路之外，则重建政治本位的道路作为国族建设的复线。未来中华民族的成熟形态，必将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又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两者统一于中华民族的国家属性。与此同时，我们要将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落到实处，又必须在具体举措上注意其作为伦理实体和政治框架的辩证关系。

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至少包括四种举措：民生建设、公民建设、法治建设和市场建设。民生建设是中华民族建设的物质基础。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加强中国各民族的民生建设，是现今正确处理各种民族问题的共同前提。然而，搞好民生建设，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自动解决。从世界历史看，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往往不发生在穷困潦倒之际，倒是出现在逐渐富裕之时。公民建设是持续提升中华民族主体性和整体素质的基础工程。除非养成每个人独立创新的人格，民主政治制度便不能发挥效用，市场经济也缺乏不竭的动力。然而，公民教育并非抽象的理性建构，它必须建立在一个民族固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缺乏特定历史文化支撑的公民教育注定水土不服。法治建设是重构中华民族生活秩序的关键。通过法治的社会控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法律的框架内处理日益丰富的社会经济诉求，有利于从个体层面解决矛盾。然而，否认和漠视民族的集体权利和诉求，不仅有脱离现实政治框架之嫌，更可能失去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建设是中华民族所以为现代国族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的逻辑要求打破一切古旧的壁垒，通过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市场经济说到底只能满足人们的生存欲望，对于生活意义的集体想象，对于生活秩序的保守维系，市场未免力不从心。如何在市场逻辑之外增加一个文化的逻辑，抑或如何使文化逻辑不全同化于市场逻辑，这是建设作为伦理实体的中华民族的重大课题。在民生、公民、法治和市场建设中，我们都看到相反相成的关系存在，这正是中华民族作为伦理实体和政治框架，在具体建设中不断寻求平衡发展的体现。

3.协调族际整合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民族，是以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相区分的人群。纵观世界历史，民族可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大类。文化民族普遍存在于前现代世界，主要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政治民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以独立建国为要义，通过人的公民化及公民的集体化，在一定领土范围内长期高效调集资源。族际整合，就是在承认保护文化民族固有权益基础上，将之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并建构为一个政治民族。就此而言，族际整合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以诸文化民族为动力、统一国族为方向的族际整合，是以现代性为本质属性的。然而，二十世纪中叶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显露出族际整合的后现代性。经历数世纪政治建構而成的西方各国族，因族裔、难民等问题重新出现分离主义的倾向。文化多元主义理论、一族一票的族际政治主张等，甚嚣尘上。{14}文化民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保守，蜕变为政治博弈和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对西方各国族起了很大的解构作用。

二十世纪，当西方发达国家完成现代性族际整合而转向后现代时，中国族际整合仍以现代化为目标，即将诸传统文化民族整合为一个现代国族。实际上，自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与中国各少数民族就存在平行的二重建构。在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各少数民族自身的凝聚力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在民族识别基础上，构建起以平等和补偿为原则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这绝非对所谓苏联模式的盲从，而是先进政治理念和高超政治智慧相结合，在继承历史遗产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15}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使我们在将诸传统文化民族整合为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持着政治稳定，与此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文化民族蜕变为地方民族主义的、分裂国家的“政治民族”。经过70年的努力，民族团结和谐的制度框架和文化心理结构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中国族际整合的现代化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族际整合的后现代性也初露端倪。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一些新的民族问题，这些问题是传统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能完全囊括的。例如，传统的民族问题，往往与边疆治理相关联，现今的民族问题，在民族人口大迁徙的浪潮中，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在城市生活中交流交融，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也产生着蝴蝶效应。城市民族工作创新，成为现今民族事务治理中的前沿问题之一。又如，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外籍移民不断增多，并在城市里聚居成“族”。这些人群，已经开始要求作为“民族”的权利。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再如，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诉求，已开始从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权益转向政治权益。这些问题，概而言之，就是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现代转型。现今中国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于，族际整合的现代化任务尚未完成，而其后现代性已然出现。

面对族际整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同时呈现，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协调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多”是动力，“一”是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保证中国各民族团结为一个坚强国族，是族际整合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在族际整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行的情况下，我们要牢牢抓住民族工作主線，集中精力推进族际整合的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汉化。历史上，所谓汉族，实际上是淡化了文化特性、在交流交融中涵养起开放包容气象而不断发展壮大的人群。今天，凡是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因素，都应为整个中华民族所用。现代化的发展，要使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更便利、更健全、更美好，而非某一或某些人群所独享。另一方面，将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纳入法治轨道。文化民族的关键是文化，是以语言、习俗、宗教、地域等为特征，对历史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的保守。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势必承受更多阵痛，有必要通过国家权力对其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特殊保护，并以特殊机制促进其向现代化发展。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族，尤其是民族精英阶层，有向政治博弈和利益最大化发展的动向。以捍卫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为名，反对现代化发展;或打着民族集体权利的旗号，争夺一己或特定集团的非法利益，这是当前民族工作中必须着力防范的重大风险。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必须切实纳入法治轨道。中国各民族，都须在法律范围内主张权利和承担义务，任何公民或人群都不能例外。实际上，民族事务治理的法治化，是族际整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平衡器，是我们坚定不移推进族际整合现代化任务的重要抓手。

三、结  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此，既要在世界历史发展和中国自身历史发展两个进程中理解，也要在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和近两百年苦难奋斗两个逻辑中把握。过去一段时期，中华民族主要作为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总合来看待，中华民族建设也主要从妥善处理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来推进。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拓展中华民族建设的新视野。中华民族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为此，必须重塑中华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中华民族正有力展现出蕴含已久的规模和效率优势，为此，必须加强中华民族建设的国家属性，持之以恒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各民族正经历高速的现代化发展并呈现出后现代的端倪，为此，必须审慎协调族际整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品质。唯有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建设形成新格局，我们才能以简驭繁，妥善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驶过历史的峡口，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途。

注释：

①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② [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69-70页。

③ 曹为：《古今之争与政治重建：中华民族理论的困境和出路》，《思想战线》2016年第5期。

④ [美]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⑤ 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⑥ 常士訚：《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⑦ 王希恩：《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⑧ [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4页。

⑨ [英]安东尼·史密斯，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⑩ 曹为，赵明：《政治本位抑或文化本位：中华民族的理论源流与建设进路》，《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11} [德]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2} 曹为：《中华民族何以是一个：顾颉刚中华民族理论新解》，《思想战线》2018年第5期。

{13} 周平：《再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

{14} 周平：《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5} 郝时远：《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o Wei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0 years ago，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have built a modern nation of super-large scale and great efficiency， forming a stable structure in which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ality are mutually shaped， creatively proposing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ethnic pattern. We fully protect the cultural diversity formed in history， but also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unity of modern China.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come the basic political resource for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to unite their consensus and forge ahead. Entering a new era，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require us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attribut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coordinate the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of inter-ethnic integration. Only by conforming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in the build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we properly cope with the emerging new challenges and achieve the bright futur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hinese Nation; Nation State;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Ethnic 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