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28
洪伟祥, 宋云霄, 贾玖德, 张文通, 沈文晖,黄晋旺, 张 雷, 米尔萨力江·亚森, 张银网
(1.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骨科,福建 厦门 361015;2.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检验科,上海 200031;3.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骨科,上海 200031)
髋关节骨折是困扰老年人的一大健康问题,老年人群髋部骨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1]。由于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常合并多种全身性疾病,术后并发症较多;手术部位的解剖学特殊性,也使得老年人群髋关节骨折的治疗难度较大,预后较差[2]。近年来,有研究发现,炎症因子参与了老年髋关节骨折损伤及手术早期的急性创伤性炎症反应,并参与了骨折的术后骨重建[3-4]。李良琦等[3]的研究结果显示,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水平显著高于正常老年人(P<0.01)。还有研究结果显示,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关节置换术后血清 IL-6水平均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可反映术后早期炎症的发生[5]。目前,炎症因子水平与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的关系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拟探讨术前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2受体(interleukin 2 receptor,IL-2R)、IL-6、IL-8和IL-10]与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的相关性。
选取2018年12月—2020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和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纳入标准:(1)经影像学检查证实发生髋关节骨折;(2)于治疗前采集血液样本,并进行检测;(3)临床、实验室、影像学及随访资料均完整;(4)无急性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肿瘤等全身性疾病;(5)年龄≥60岁;(6)均接受手术治疗。初步纳入236例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根据纳入标准排除42例,在随访中主动退出10例、失访5例,最终有179例患者(男96例、女83例,年龄60~86岁)完成随访,其中30 d内存活161例、死亡18例。所有患者临床随访资料完整。本研究经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和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或其家属均知情同意。
对所有患者在院内进行随访,直至研究个体死亡或随访结束,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月31日。随访过程中记录患者的生存状态、疾病进展和死亡时间。随访人员均经过专业培训,随访过程中出现问题咨询上级医生。
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骨折部位、血压、糖尿病史、高血压史、吸烟史、饮酒史等。采用促凝管采集所有患者入院时的静脉血4 mL,1 318×g离心10 min,分离血清,8 h内完成检测。采用IMMULITE1000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德国西门子公司)及配套试剂检测IL-2R、IL-6、IL-8和IL-10水平。
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2个组之间比较采用t检验。呈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M)[四分位数(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或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及Log-rank检验分析患者术后30 d的生存率。采用Cox回归分析评估患者术后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79例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中有18例术后30 d内死亡,死亡率为10.06%。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年龄、性别、BMI、糖尿病史、高血压史、血压、吸烟史和饮酒史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死亡组IL-2R、IL-6和IL-8水平显著高于存活组(P<0.05)。IL-10水平2个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死亡组与存活组之间血清IL-2R、IL-6、IL-8和IL-10水平比较
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IL-2R升高、IL-6升高和IL-8升高是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比值比(odds ratio,OR)值分别为1.006、1.003、1.001,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分别为1.004~1.007、1.001~1.004、1.000~1.001,P<0.001]。见表3。
表3 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30 d死亡的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
将单因素C o x回归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IL-2R升高、IL-6升高和IL-8升高均为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020、1.008、1.004,95%CI分别为1.010~1.031、1.002~1.015、1.000~1.007,P<0.001)。见表4。
表4 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30 d死亡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入院时的血清IL-2R、IL-6和IL-8水平的中位数值分别分为高IL-2R(≥371 pg/mL)组和低IL-2R(<371 pg/mL)组、高IL-6(≥2.1 pg/mL)组和低IL-6(<
2.1 pg/mL)组、高IL-8(≥16 pg/mL)组和低IL-8(<16 pg/mL)组。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高IL-2R组、高IL-6组和高IL-8组术后30 d生存率分别低于低IL-2R组、低IL-6组和低IL-8组(Log-rankχ2值分别为7.54、6.03、8.22,P<0.05)。见图2。
图2 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30 d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近年来,学者们发现骨折患者体内炎症因子水平会发生显著变化,且与患者术后关节功能康复有关。李洋[6]的研究结果显示,骨折不愈合患者体内IL-6和IL-8水平均高于愈合组(P<0.05),IL-8和IL-6均为骨折术后不愈合的独立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077、1.242,95%CI分别为1.501~3.164、2.963~4.762,P<0.05)。王斌等[7]的研究结果显示,预后越差的创伤性骨折患者血清IL-6水平越高(P<0.05),英国国家早期预警评分越高的创伤性骨折患者血清IL-6水平越高,提示IL-6水平与创伤性骨折患者预后密切相关。何祖明[8]的研究结果显示,创伤性骨折患者血清IL-6水平越高,预后越差,IL-6与患者临床预后呈正相关(r=0.367,P<0.05)。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中,死亡组IL-2R、IL-6和IL-8水平显著高于存活组(P<0.05),与文献报道[6-8]一致。提示骨折患者体内炎症因子水平越高,预后越差。
本研究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IL-2R升高、IL-6升高和IL-8升高是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020、1.008、1.004,95%CI分别为1.010~1.031、1.002~1.015、1.000~1.007,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入院时IL-2R、IL-6、IL-8水平高的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30 d生存率均显著降低(P<0.05)。张耀武等[9]通过对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进行随访,发现术后1 d的IL-6水平可作为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6个月的死亡危险因素。刘铮初[10]的研究结果显示,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术后1 d血清IL-6、IL-10水平与术后12个月髋关节功能评分呈负相关性(r值分别为-0.425,-0.537,P<0.05)。术前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的老年骨折患者预后较差的可能原因为:老年骨折患者炎症反应增强,导致中性粒细胞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异常,更易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导致炎症因子进一步被释放,炎症反应加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引起炎症因子风暴,导致患者死亡[11-12]。
本研究中,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30 d的死亡率为10.06%(18/179),高于既往大样本研究的结果[4.28%(43/1004)][13]。引起差异的原因可能为:(1)纳入和排除标准不同,由于本研究为探讨术前炎症因子与预后的相关性,因此术前合并感染(非急性感染)、炎症相关疾病和长期卧床的患者并未排除在外,可能会导致死亡率升高;(2)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小,患者间的营养状况、身体机能等个体差异较大,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结果偏移。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1)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移;(2)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的营养状态、亚临床炎症等混杂因素可能会影响本研究结果;(3)血清IL-2R、IL-6和IL-8水平反映了患者整体的状态,影响因素较多,特异性较低,因此尚需大样本量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术前高IL-2R、IL-6和IL-8水平的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预后较差。IL-2R、IL-6和IL-8或可作为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评估的指标。后续将动态监测IL-2R、IL-6和IL-8水平的变化,探索其在老年髋关节骨折患者康复评估及髋关节功能恢复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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