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转化

杨 威，赵婵娟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抓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仍有差距，并且生态环境的大国博弈亦十分激烈。因此，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势在必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传统家训作为儒家伦理思想及教化的载体，不仅包含大量传统美德方面的内容，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教化实践。我们“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②《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总书记四川考察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人民日报》2022年6月11日。对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进行深入挖掘、阐释和研究，并根据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学界对家训问题的研究伴随着家庭史方面的系统研究而陆续展开。自***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发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③***：《在二〇一五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的号召以来，学界掀起了关于家庭、家教、家风的研究热潮。总体来说，对传统家训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对传统家训史料进行陈述和呈现并简要评析，到对传统家训进行分类归纳、陈述总结，再到对传统家训进行理论思考和探索地步步深入的过程。从传统家训研究的成果来看，大部分是从文献、伦理道德、家庭教育等视角开展研究，聚焦在修身、齐家、处世的德育内容和多样具体的德育方法。也有少部分学者从宏观上研究传统家训的历史依据、发展脉络以及功能作用等。学者们对传统家训思想的研究内容多集中在人伦关系的讨论上，对其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教化内容挖掘不足，对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的根源、价值及现代转化的探究有待深入。

“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①《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8日。“美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进程中，一系列生态和环境问题使得加强全民生态道德建设的紧迫性进一步凸显，生态伦理作为较之生态道德更具优先性和基础性的工程，尤其需要关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绿色发展要创建“绿色家庭”，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要坚持“全民共治”。在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除政府、企业和社会高效参与、通力协作外，我们如何采取主动措施将自然纳入家庭普遍的人文关怀中，让每个人都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发挥人类在生态系统中自觉自控的能动性特点，承担保护自然的先在责任，建立全民的生态信仰，筑牢人类社会发展的人文根基，同样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②《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的公民生态伦理建设亦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传承和转化传统家训中的生态智慧，以家庭为单位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挥生态伦理化育功能，培育生态家风，彰显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在我国绿色发展过程中的使命与担当，是推动当代家庭环保教育实践的客观需要，亦是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理念渗透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有效实践路径，③参见黄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道路的提出依据与重大意义》，《湖湘论坛》2020年第4期，第5页。对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合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述要

中国传统家训在关注人的生命价值的同时，同样关注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传统家训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等概念，但其却蕴含着“天人合一、仁爱万物、执中守本、俭用节欲、乐山乐水”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1.“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追求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民以食为天”，粮食等基本生活资料是家庭发展的基础条件，而这些基本的生活资料又是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的。为此，诸多传统家训将儒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纳入其中，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念，教育子孙“人”并非“天”外之物，并将天地万物的生态平衡与人的高尚道德紧密相连，意在强调人要顺乎天道，才能成就善德。

第一，倡导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因和“源码”。与西方传统哲学中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目的与手段的观点不同，中国文化肯定人在宇宙中的优越地位，亦强调天人相类，即天与人有共同的本性和法则，使得天与人在道义上相通。儒家认为“天”是义理之天，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体，是正义、道德等一切美好事物的最高根据和精神源头。万物作为天道的载体和具化，依天道而生且行，“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张载：《张子语录·语录上》），自然也是如此。“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诫子书），人的这种源于天的自然性，让人认识到物我同源一体，彼此平等。人作为天地间唯一有德、有心智的万物之灵，具有其他事物不可能具有的道义，人会主动自觉地去了悟天道，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秩序，采取适当的行为，使万物生生不息，以达天人一致，从而将天之道落实到自我人格世界中。因此，追求与天地合其德的“人向自然的生成”是圣人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正是这种循天之道、成人之德，实现了人之为人的存在。

第二，提出“顺天道、立善德”的家训要求。自然界的井然有序为道，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为德。“顺天道、立善德”是历代家训首要强调的内容，诸多家训订立者都认为“天”是人取法的对象，只有人本身具有高尚的“载物”之德，才会得到“天”助。周武王刻铭文警诫自己和子孙“道不可忘”“恶乎失道”“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①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他从周兴商败的现实出发，强调有德者才会顺乎民心和天命，进而得天下。曾子在家训中强调对子孙要“导之以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不忘告诫儿子曾元“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礼记·檀弓上》）。三国时期蜀国名臣向朗教育子孙“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圣人守和”，②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209页。主张万事万物遵循天道，以和为贵。上述家训一方面强调人要“敬天”，另一方面则强调人要主动“重德”以“敬天”“事天”，生产生活才会无所不利。对中国人来说，恰恰是由于将天和人以“德”相关联，“天”才不是被人所征服的对象，“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③潘吉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主张人在顺乎天道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己的善和德。譬如，“主敬”即是曾国藩教导子孙每天要修身正己的“日课”之一，他引用理学家程子之言教育子孙：“‘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④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页。他认为“敬”是一切美好事物存续与发展的前提。

2.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

先秦儒家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精神标识，仁者要爱人爱物。关爱和善待万物便是关爱和善待人类自身，仁爱万物是人成就自我美德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的伦理责任，这些观念对传统家训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第一，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人与自然“精神上的契合与颖悟，足以使人产生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⑤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论》，《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第35页。进而对世间万物的内在价值有物我一体的认同，人存于内心的“仁”与外显行为的“善”就不仅局限于人伦之中，而是扩展至天地万物。这种悯物爱物、乐善好生的观念对传统家训影响较大。譬如，清代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指出，“仁者以万物为一体”，恻隐之心随处可见，“故极其量，则民胞物与，无所不周”。他还指出，“仁者无不爱”“万物一体，痏瘝切身，斯为德之盛、仁之至”，⑥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555页。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均属一体的不同部分，对万物的痛苦和疾病都感同身受，才是君王最高的仁德。明代袁黄在《了凡四训·积德之法》中指出：“何谓爱惜物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惟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⑦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他主张在祭祀时不用怀孕的母牲，因为母牲是生命的象征。与此同时，诸多训主们对人类物欲无节制地膨胀，进而破坏和灭绝生物种群的行为深恶痛绝，在家训中都提到要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陋习。高攀龙在《高子遗书》中告诫子孙，动物和人“一般皮肉、一般痛苦”，都惧怕死亡，若为自己口腹之欲或应酬之需就伤害物命，“略不为彼思量，岂复有仁心乎”？⑧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第282页。要求子孙少杀生命，养心惜福。清代纪昀在《训子书·训三儿》中谈到自己“居官数十年，家厨非逢节忌不杀生”。他批评三儿“喜入山林旷野，张弓布网，猎取斑鸠野兔，以供大嚼”，并用“因果报应”反复叮嘱他“尔须知无端残杀生物，终必偿命”。⑨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第131页。虽具有一定迷信色彩，但其教子惜物命的敬物观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二，爱惜物命的生态伦理规范。传统家训通过成人成物的伦理教化，让子孙意识到损害自然物的利益便是损害人类自身的利益，人对自然有伦理上应尽的责任。更将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生态规范细化、落实，使生态伦理教育从单纯的教化转向“过程与实在”。譬如，曹操训诫诸子与将士不准践踏麦田，违犯者死，但他自己的马不慎“腾入麦中”，因“孤为军帅，不可自杀”，⑩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156页。于是便用剑割发弃地以代刑。清代名臣许汝霖在《德星堂家订》中对家族祝贺新婚宴席做了非常切于日用的规定：随地而产鸡鸭鱼肉、水果蔬菜方列于筵，燕窝鱼翅一概禁绝，“闽广川黔之味，悉在屏除”。①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678页。《郑氏规范》则要求子弟“不得蓄养飞鹰猎犬，专事佚游”。②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第242页。由此可见，诸多家训将人对自然行为的善恶标准通过自身实践和代际传承，引导子孙自觉按照这些伦理规范调整言行。张英也在《聪斋训语》中指出：“禽鸟博奕之属，皆多费而耗物力，惹气而多后患，不可以训子孙。惟山水花木，差可自娱，而非人之所争。”③《聪斋训语》（卷二），见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家训——聪训斋语澄怀园语》，江小角、陈玉莲点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要求家人要爱惜家里圈养的家禽和其他动物，在天气寒冷时要保证圈棚能够为它们遮风挡寒。他认为，“此皆仁人之用心，见物我为一理也”。④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第214页。袁黄在《训子言》中向儿子介绍了通过“功过格”记录功与过以修德的方法，其中便有涉及生态伦理规范的内容，如“救一有力报人之畜命”，“准十功”；“杀一有力报人之畜命”，“准十过”。“祈福禳灾等，但许善愿不杀生”“救一无力报人之畜命”，“准五功”；“杀一无力报人之畜命”“非法烹炮生物，使受极苦”，“准五过”。“劝养蚕、渔人、猎人、屠人等改业”“葬一自死畜类”，“准三功”。“接济人、畜一时疲顿”“肉食人持斋一日”“见杀不食”“闻杀不食”“为己杀不食”“葬一自死禽类”“放一生”“救一细微湿化之属命”，“准一功”；“暴弃五谷天物”“食一报人之畜等肉”“杀一细微湿化属命以及覆巢破卵等事”“贩卖屠刀、渔网等物”，“准一过”。⑤《了凡四训》，张景、张松辉译注，中华出局2022年版，第467—468、494—495页。

3.执中守本的生态伦理智慧

应时执中的生态保护观念和勤业守本的生产劳动观念是儒家“中道”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态度，这些生态伦理智慧在传统家训中亦体现明显。

第一，应时执中的生态保护观。诸多传统家训强调自然规律的神圣，人不可违背自然时节和规律随意、过度利用自然。古人甚至给予不顺天应时的行为以伦理评判，“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教育皇家子弟道：“世之财物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有限，人若节用自可有余，奢用则顷刻尽耳，何处得增益耶？”他认为天地所生财物有限，因而要惜用。《庭训格言》亦强调天文历法与农桑关系密切，耕种要因地制宜。周文王姬昌教诫太子为政以善，必须要人土相称，使“土不失宜”“工不失其务”“农不失其时”，⑥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56—57页。是谓和德。他教导后人，圣人之治和富国安邦之道在于对关乎人之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在于对“时”“中”的正确认识与遵循。由此可见，传统家训在对子孙教育中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本性、尊重生态规律，这样才能更好地治国治生。袁采在《世范·治家》篇中针对当时“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的懒惰思想，训诫子孙们“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灌田者，须于每年冬月水涸之际，浚之使深，筑之使固，遇天时亢旱，虽不至大稔，亦不至于全损”。⑦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第133页。强调农业种植时，“桑果竹木之属，春时种植甚非难事，十年二十年之间，即享其利”。⑧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第133页。

第二，勤业守本的生产劳动观。尽管大部分家训训主都是仕宦文人，家境殷实，但在农业社会背景下，其家训内容都体现“重农务本”的思想。明代霍韬在家训中教育子侄不可不力农作，敦实务本。“凡富家，久则衰倾，由无功而食人之食。”⑨成晓军：《名臣家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与此同时，他还阐述了劳动的诸多益处，幼事农业，可不生侈心、邪心，能兴起善心。即使如曾国藩等忠臣名将，在自己官运通达时亦不忘告诫家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曾国藩家书·致欧阳夫人之二》）。⑩徐少锦：《中国历代家训大全》，第627页。许多家训都将勤奋劳作与家国兴衰紧密关联，体现了整体主义价值取向。“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11]曾国藩：《曾国藩家训家书日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页。脍炙人口的朱柏庐《治家格言》第一句便强调“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姚舜牧的《药言》同样强调勤业的重要性，“一生之计在于勤”，经营家庭的人，“未有不始于勤而后渐渐流于荒惰”。更为可贵的是，传统家训突出强调经济生活的伦理价值，认为经济活动的崇高目标不是生产力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生活及其人伦道德关系的高度和谐”，①赵春福：《儒家经济伦理的特征及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功能》，《道德与文明》1996年第2期，第32页。是“天下和平、家给人足”（《新语·慎微》）。还对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及其劳动成果的伦理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贾谊：《论积贮疏》）。将劳动作为提升人的本质力量的依据，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既能保证物质需要的满足，更是养成优良人格的手段。在生产劳作时要忠于职守，以德为本，不违规求利。“务农者，当用力南田，惟知及时耕种，切莫悬耜妄为”；②石成金：《传家宝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艺业者，务以技能取利；商贾者，毋以奇巧欺人。强调敬业守本可使劳动者获得创造的乐趣，使家族得受用之物，生利养民，更能使社会秩序井然，从而肯定了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所具有的社会伦理价值及伦理正当性。

4.节欲俭用的生态消费观念

节俭思想是中国历代家训共同提倡的伦理主张和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正所谓“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周易·否》），节欲俭用的消费观念不仅能够增强传统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能够促进社会成员无论在何种生活情境中都能保持乐观自在的情绪，进而对传统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

第一，提倡崇俭抑奢、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生活俭素是古人齐家的重要方面，帝王家训将其视为治国安邦成败的关键，仕宦家训将其视为家道兴衰的要害，庶族家训将其视为立德修身的基石。《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记载，马皇后鉴于西汉以来外戚败亡的历史教训，加之目睹自己外亲中骄奢之风滋长，便严加训诫，带头俭约，“身服大练，食不求甘”，③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162页。以身率下。唐太宗李世民严格教育皇族、太子，“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织之辛苦”，④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318—319页。告诫子孙要善克己、惜民力、戒骄奢。明代名臣庞尚鹏要求每年家庭钱粮收支除供日常所用及差役外，必须拿出十分之二“固封积贮，以备凶荒”。主张亲戚交往以俭为贵，接待经常往来的亲友“一鱼一菜亦可相留”（《庞氏家训》）。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讲道：“家门和顺，虽饔飨不继，亦有余欢。”贾昌朝在《戒子孙》中批评为官好奢侈者，“服玩必华，饮食必珍”，这种人如若没有“高赀厚禄”供其挥霍，“则必巧为计划，规取货利”，“一旦以贪污获罪，取终身之耻”。⑤陈延斌、葛大伟：《中国好家训》，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页。诚然，传统家训强调的节俭是奢与吝的中道，即要丰俭适中，“随资产之多寡，制用度之丰俭”（陆九韶：《居家正本制用篇》），当用则用，当节方节，“凡义所应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蔡世远：《壬子九月寄示长儿》）。

第二，秉持知足常乐、节欲养心的价值取向。传统家训赋予消费品以道德属性，认为能够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并能引导人们徇礼向善的消费品才具有道德价值，而只能激发奢侈淫佚的消费品没有道德价值。并且认为节制欲望才能正心养性，追求物质享受会使人心志迷失，人格损毁。《颜氏家训》“止足”篇：“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⑥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287页。白居易在《狂言示诸侄》中用平易的语言训示侄儿，一裘一饭足矣，“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指出对财物勿要贪恋，知足方可身心安泰。陆游多首《示儿》诗中亦告诫子孙不慕名利，淡泊达观，“人生粗足耳，衣食不须宽”（《示子聿》），更不可为外物动摇自己的信念。张英在《聪斋训语》中传授子孙致寿之道时便强调“俭”的作用，“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认为凡事节俭一分即受益一分。高攀龙在《高子遗书·家训》中强调与其讲排场、奢侈浪费，不如把钱财节省下来用于周济穷人，“酒筵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贫人算计，存些赢余以济人急难”。⑦陈延斌、葛大伟：《中国好家训》，第199页。积小惠成大德，这是行善的一大功课。

5.乐山乐水的生态审美感悟

传统家训包含古人对生态美的许多认知和感悟，他们认为自然真朴无为是美，万物各适其天、按其自然本性生存是美，观万物之生意是仁者之乐，因而教育子孙在寄情山水中感悟天地。

第一，寄情于自然山水的直观审美。在《周易·中孚》九二爻中，就有对生态和谐之美的描绘，“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论语·壅也》论述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美学境界和内心追求。《论语·先进》则记载孔子对于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志向的认同，描绘出了一幅人纵情于自然山水之间的怡然之态。明末清初文学家申涵光在家训中教育子孙“花木禽鱼，皆足以陶情适趣，宣滞劳”（《荆园小语》），即在日常生活中以欣赏自然生物之美来陶冶情趣。《聪斋训语》中记载张英归养故里后看山不厌，“山色朝暮之变，无如春深秋晚。四月则有新绿，其浅深浓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则有红叶，其赪黄茜紫，或暎朝阳，或回夕照，或当风而吟，或带霜而殷，皆可谓佳胜之极”。①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家训——聪训斋语澄怀园语》，第14页。他将春深和晚秋时光山色早晚变幻的景致进行了生动刻画，认为“烟岚雨岫，云峰霞岭”的故土山色能够怡情养心。他还认为山居宜小楼，可观山赏竹，甚至谈到自己打算在芙蓉岛南向构“千崖万壑之楼”“大溪环抱，群岫耸峙，可谓快矣！”

第二，感悟天地万物自然品性的精神审美。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照不仅局限于直观审美，还基于人与万物的同一性，将天地万物视为人观察体悟宇宙间至理的桥梁，作为人获得精神之乐的重要途径，进而在观赏自然万物的过程中将心、情、性完美融合，强调对天人相参的美好境界的追求。三国时期曹魏将领王昶教导子侄：“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②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第219页。他从对草木松柏等自然物的观赏中总结出“速成则疾亡”，体悟人之成长勿要急于求成的道理。家颐在《教子语》中说“养子弟如养芝兰：既积学以培养之，又积善以滋养之”，把教育对象比作要精心栽培、呵护的花草。《聪斋训语》亦记载了张英携子出游赏古松情貌的感悟，“枝干如凝雪，清响如飞涛”“如对高人逸士，不敢亵玩”，体现了他仰慕松树质朴无华、迎风傲雪的气节，追寻如松般的君子品格。此外，周紫芝在《撷野蔬示小儿》这首诗中亦描绘了带子侄游乐在山野间采摘野菜、赏林中之鸟的过程，感悟到“山蔬杂百种，此物含妙理”，表达了对淳朴安宁生活方式的享受之情。

二、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的生成依据

任何时代的伦理思想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具有历史的形式和内容，这是由该时代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源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认知以及传统社会的生态保护实践。

首先，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源于传统农业经济的运作方式。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其物质生产方式主要是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的运作方式、聚居不迁的生活方式，使得历史悠久的中国农耕文化深植于这块特定的“土壤”中。人们长期定居于某一区域，依据气候、季节的变化规律从事农业生产劳作，没有像游牧民族那样大规模的迁徙流动，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及信息、交通的阻隔，与西部文明相距遥远，邻近民族又多处在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状态，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持续性和稳定性。四季循环的农耕运作使人们对自然产生依赖，农作物生产需要适宜的光热、雨量以及土壤环境，人们必须关注自然物候、节气变换以及日、月、星辰的位置移动，让农业生产、农业生活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同时尽可能少地干扰农业生态系统，使其近似于或顺应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演替，农业生态系统才会有良好的自我保持和修复功能。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关联如此密切，人们的生存依赖于自然，人们也总是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追求天、地、人、物协调统一，这种整体的生态化观念养成了人们勤奋耕作、安于天命的生活取向。对自然及土地的依赖，使人们的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和固定，交往多限于宗亲之间，强调重仁、重和的人际关系，心理上趋向于自足、乐天、均和，而在社会生产实践层面上依存自然，注重务实，重视传统和经验。这也使得传统家训文本中记载了大量长者教化子孙后辈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等生态伦理教化思想。

其次，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源于传统生态哲学的认识导向。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在认识论上始终强调整体性，围绕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人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将心灵寄托于自然之境，崇尚情感的超越和精神的追求，表达的是对自然万物的终极关怀。以天、地、人整体统一为基点，主张天道与人道的一致性，“知常曰明”“事各顺于名”，认为遵从和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和谐。人与自然协调统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宇宙万物之间生克变化展现出万物存在的连续性和系统整体性，关注自然造化的整体价值。无论是道家思想的“以人和天”，还是儒家思想的“亲亲、仁民、爱物”“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承担，都将自然的整体价值放置在个体价值之上。关注从个体的德性修养实践阐释生态思想，注重激发个体生态保护的内在自觉性，强调尊重自然万物价值、仁爱自然万物生命是人类内在的自觉道德需求。儒家认为水火、草木、禽兽与人同源创生，因此，人要有仁爱万物的情感和道义。道家力求摆脱人自身的局限性，追求“万物齐一”“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状态。佛家的“慈悲为怀”同样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感超越。

最后，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源于传统生态法规的躬行实践。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基本国策，使得“重农敬天、人与天和”等伦理思想在传统社会成为共识。这一共识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情感理念，同样也转化为政治社会活动中的政令或法规，成为历代君王安民富国的重要国策。尊重并敬畏自然的思想伦理基础为中国传统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形成了起源于礼、完备于律典、细化于敕令的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①柴荣：《中国传统生态环境法文化及当代价值研究》，《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287页。中国最早的生态保护法律规范是以“礼”的形式存在的，无论是古代氏族的重大活动典礼，还是先秦历代朝廷典礼，抑或黎民百姓生活的重要仪式上都有祭拜自然的规范环节。《尚书》《礼记》中已经有保护生态自然资源的规范内容，《周礼》中便设立专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政府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如园圃、虞衡、薮牧等。将保护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等自然资源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为配合这些机构履行职责还设置惩罚法令，如《周礼·地官》中规定庶民不植树者，死后不许用椁。此后，随着秦汉时期律典形式的完备，在礼的基础上，律典中逐渐有了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规范。秦国的《田律》、汉代的《汉·二年律令》、唐代的《唐律疏议》、宋代的《宋刑统》和明代的《大明律》，都有对破坏自然生态和生活环境的罪罚。从秦汉开始，各朝律典中都设定了保护环境的管理机构并明晰其职责规范，如秦汉时期的“少府”，隋唐时期的虞部、水部，元朝的大司农司，明清时期的虞部、都水屯田司等。自秦开始，皇帝布告臣民的诏书中也有珍惜自然资源、顺应自然规律的告诫。汉文帝在遗诏中倡导薄葬，认为厚葬重服会导致破业伤生的后果。唐高祖盛赞汉文帝的薄葬作法，下诏要求后事一切从简，“切勿伤生”。唐玄宗曾下诏书，除祭祀外，禁止天下诸州屠宰及渔猎采捕生物。②宋敏求：《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0页。宋太宗曾颁布《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宋真宗时期，朝廷亦多次颁布禁止捕捉野生动物的诏令，并要求官员宣讲诏令内容。这些礼仪规范、律典、诏书对臣民具有强制约束力，其诸多内容也为家训所吸收与引用，转化为家训规约。

三、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家庭不仅是人们学习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场域。当前，一系列环境和生态问题呼唤家庭生态担当，为此，新时代家风建设应主动将生态要素融入其中，并以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为指向，对传统家训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传承和转化。同时，还须以新时代家风为载体，对全体家庭成员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和生态行为规约，让绿色家庭、生态家风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石。具体而言，这一转化过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追求生态幸福

生态伦理首先需要确证的便是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需要。传统家训“天人合一”“顺天道、立善德”的生态伦理思想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之间的关联，从而促进人向自然的生成，并将实现以人的利益和幸福为指向的“生态生活”作为家庭所崇尚的生活之道。

第一，对割裂人与自然统一性的反思。当前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和科技、经济发展的悖论充分表明，生态危机的本源恰恰在于现代人割裂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危机，更是现代伦理文化自我认同困境的深层危机。人不仅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也生活在自然共同体中，人本身便是自然界的历史产物。“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但这种自然的先在性的现实意义也只有当其与人的社会生活结合时才会存在。人类社会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类要给予共同体和其中的每个成员以尊重，并深刻领悟自然本性，生成具有自然规定性的人，进而促进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内在和谐。人作为价值主体，不仅要考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体价值，也要承认和肯定自然价值，关注人作为“存在的守护者”的主体责任。

第二，倡导追求幸福的“生态生活”。绿色发展、珍爱自然和生态道德是美好生活的文化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期盼。化解人类生存发展危机背后所深藏的伦理文化危机，重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才是缓解乃至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今天，我们应当用整体性思维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关注自然和人自身的完整性。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对自然有天然的亲近和情感依赖，融入和保护自然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因此，只有激活人类的“生态潜意识”，使人获得精神生态的内在平衡，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幸福生活，彰显生态伦理的人文价值和幸福指向。“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人，而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中的‘内部自然’。”②张彭松：《生态伦理思想的幸福之维》，《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0页。人与自然在良性互动中和谐共生是人类的发展和幸福得以保障的前提，只有在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中，才能安置人类可持续的、真实的幸福生活，才能实现从“物化生活”走向“生态生活”的内在超越，从而形成生活的自由自觉。

2.培育生态美德

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准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以自然为本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成为全体公民的价值诉求，除了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之外，还要立足家庭，形成社会监督和人类主体自我反省的合力，以实现公民生态伦理自觉意识的苏醒和回归。

第一，培育具有生态美德的理性生态人。今天，人类关怀的对象应扩展到生态共同体，只有在生态整体性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才能有人类生活的和谐安宁。“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物种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生态位”，人类一旦越位，例如对自然过度开发和利用，牺牲环境以满足人类利益需求，强占、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甚至滥捕贩卖野生动物，将奇珍野味作为满足口腹之欲和炫富的工具等，必然导致自然界生物链条失衡以及其他物种对人类的强烈回应和报复。将生态伦理建设转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风俗习惯和自觉的行为实践日益紧迫，而这一转化一方面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能否在伦理标准规范中被准确反映，另一方面还要依赖于伦理教化为社会成员所接受、认同和遵循的程度。进而，才能培养出具有生态美德的理性生态人，自觉承担保护生态系统的责任。

第二，将生态要素融入新时代家风建设。“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④***：《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2日。生态伦理教化必须有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懈坚持，除政府利用新媒体、社区、学校等合力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之外，其更应该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中。“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⑤***：《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新时代的家风建设应包含生态要素，使每个家庭成员形成敬畏自然、尊崇生命、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开展的关于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理念的涵育与对话”，⑥杨威：《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的若干核心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5期，第16页。有利于家庭成员自觉将生态伦理观落实于具体行动中，例如垃圾分类，低碳出行，植树造林，珍爱一草一木，不捕杀、不圈养、不食用各种野生动物等，自觉爱护环境，强化生态伦理意识。这种生态伦理意识越强，遵守生态伦理规范的自我要求便会越高，才会形成日用而不觉的生态行为习惯和良好的生态伦理品格，进而有助于守住全社会的生态伦理底线，达到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家庭对生态伦理关注的重点仅仅为最低限度地遵守行为准则和规范是不够的，还应将其提升到人的自然本性的实现，将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性内化为自我以人格为载体的生态美德。它应当包含在家风塑造中引导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只有我们真正认同“人类生活和非人类的生活都是善”①董玲：《美德伦理的方法在环境伦理研究中的运用：西方EVE及其启示》，《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9期，第92页。这一价值理念时，对于生态伦理的选择和行为才会是基于内在的美德而不是外在的“应当”。

3.顺用生态规律

传统家训应时执中的生态保护观和勤业守本的生产劳动观，在新时代应转向更为积极的实践方法论，并吸纳其顺应自然规律、取用有度的举措，以及重视生产劳动伦理价值等合理之处，从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自然生态规律和人的内在需求的协调统一。

第一，树立顺用生态规律的发展观。自然生态规律的客观性决定了人在自然界的自由度取决于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顺用程度，“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20页。进入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因素在于能否正确地解决人的生产实践与生态规律之关系的问题。“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人在满足自我需要的过程中要深切关注生态规律限定的边界范围，在遵循自然界固有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应是安全、经济、生态等要素的多元统一，要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④***：《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⑤《***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3日。的价值共识。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要从生态实际出发，“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人民日报》2020年1月4日。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以创新为驱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自主、自觉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主动、自律地使生产实践活动顺应生态系统演进的规律，维持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既要在生产过程中对现实生态环境予以严格保护，又要依循生态规律对已破坏的环境予以修复，建立健全生态系统休养生息长效机制，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第二，关注生产劳动伦理的正当性。今天的劳动教育应有体现新时代要求的生态正义价值指向，将对生态的保护态度与维持人化自然的和谐作为劳动的基本伦理要求。这种伦理要求要体现在对生产的动机、过程、环境以及结果的关注上。通过劳动提升劳动者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顺应能力，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心智水平，丰富和完善其人格。我们在强化对“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⑦《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的劳动价值认同的同时，还要提供让家庭成员深度参与劳动、体验劳动之乐和劳动之美的教育机会。倡导尊重自然的独立性，并将自然作为劳动教育的内在要素。倡导劳动的目的应指向人类共同体的美好生活，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质优、绿色、向上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同时，更要将勤奋、诚实、创新、奉献作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导向，培育劳动者的公共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在国家重大疫情和灾难面前彰显责任与担当，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家国情怀。

4.倡导绿色消费

现实一再证明，生态危机与人类无限膨胀的物质占有欲具有密切关系，传统家训中节欲俭用的消费观，对于将自我存在失陷于物质占有的现代消费方式是一种有力的警示和抵制。

第一，关注消费活动的意义维度。现代消费方式以凯恩斯消费主义为核心理论基础，将过度物质占有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目标。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关注转向对商品符号化内涵和媒介化特质的关注，将个人的存在目标限定在满足主观物质利益，甚至是脱离现实需要的感性欲望之上。这不仅违背生态伦理的客观要求，也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的引入狭隘、享乐的歧途。人是具有自然性和超自然性的社会存在体，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消费活动是再生产社会人的重要方式，这必然关涉意义维度，必然需要进行社会性的价值评判和人文关怀。正确的消费理念、科学的消费模式是恰当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参考。恰如德国学者R.基普克所言：“我们评判某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按照他独自经历的东西，他如何实现其愿望和计划，他具有哪些特性，等等，而且也按照他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嵌入一种更有价值的关系中。”①R.基普克：《生活的意义与好生活》，张国良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47页。消费活动本身应成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重要途径，它既要满足自身的合理需求，又不能损害后代人消费的物质基础。

第二，注重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消费产品的占有是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人类生命活动是自觉意识支配下的活动，其包涵“美”与“善”两种尺度。健康适度的消费观是将消费客体的外在规律和消费主体自身的需要相结合，将消费作为一种以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生命实践活动。这种消费活动虽然同样受到物质规律的制约，但却是“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页。新时代的消费观应倡导以适度、合理为原则，以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最小化为导向，不断提升文化和精神产品消费在家庭支出中的比重。培养家庭成员的消费品位和消费素养，使家庭用于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消费支出占比合理。并且，个体消费在合理满足物质所需的同时，也要满足社会对其所期望的精神追求。

5.彰显生态价值

传统家训能够全面地看待生态价值，深刻阐释人与生态的密切关联，也让我们认识到，人与生态的关系由单纯的实用关系上升到审美层面，是消解人与生态的对立和矛盾的重要途径。

第一，凸显和提升人文生态资源的育人价值。“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深刻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她以应有的尊重。”③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新时代，发挥好生态文化以文化人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涵养生态文明制度，推动生态文明价值观落地生根。我们要不断挖掘生态资源的文化育人价值，提炼和再造生态文化的吸引力，讲好生态资源的文化故事，凸显人文生态资源优势。要将传统家训中乐山乐水的内在体悟，作为激发现代人体悟生态之美、珍爱自然的重要思想源泉。“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积极创造有利于城镇居民亲近自然、投身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让更多人有机会因接触自然而了解自然，因深入了解自然而热爱自然，因热爱自然而认知把握其规律，从而顺应和融入自然。

第二，挖掘生态环境的生态美学和心理价值。生态心理学研究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有经济价值，还兼具美学和心理价值——置身优美的自然环境中能减缓压力，释放负面情绪，增强自我反思和自我信赖，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只有当人深刻体验到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一起组成生命共同体，对自我的认同中包含有对自然的认同时，其才会拥有健康的心态，才会由衷地热爱和赞美自然。当人进入审美之境，便会摆脱一切关系的枷锁，将自然视为美的对象和精神上的挚友，进入“物我合一”的纯净精神世界。因此，对生态环境之美的体悟应成为新时代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有助于家庭成员放松身心，促进彼此情感交流，助力青少年的人格养成，也会让家庭成员在共同体验生态的悦耳悦目、悦情悦志的“无为而为”的自由审美活动中，感受生态淳朴之美，尊重自然万物之本性，使审美和伦理相统一。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是人民共同的期盼，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目标追求。传统家训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引导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将人与自然彼此的生命带入自我发展的进程”，①叶冬娜：《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自觉》，《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6期，第44页。进而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自觉将生态生活作为幸福人生的目标追求，从而实现生态伦理和人伦道德的完美统一。建设“美丽中国”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大计，这一“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②《国家主席***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2年1月1日。生态家风的建设彰显着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责任与使命，只有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使绿色低碳、简约适度、尊崇生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普遍共识，才能“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形成“美丽中国”建设的合力，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让共同富裕的绿色底色更加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