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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的“东服”秩序与东亚的多边关系

时间:2024-07-28

李 磊

晋宋之际是历时性的枢纽时刻,由晋室南渡带来的正统性因改朝换代而削弱,刘裕及其继承者宋文帝相继举起北伐大旗,以收复中原为政治号召。在这一大势之下,重构天下秩序成为实现大一统的重要环节,东亚的多边关系也被刘宋视作“东服”秩序予以规范。5世纪恰为百济、倭国等东亚政权的重要成长期,它们的政权建构无不以刘宋的“东服”秩序为重要国际环境。正因如此,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①朴真奭:《关于四五世纪东亚东部“国家关系的结构分析”之再分析》,潘畅和译,《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川本芳昭:《4—5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与世界秩序——以倭国“天下”意识的形成为线索》,汪海译,《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期;정동준「5세기백제의중국식관제수용과그기능」、『韓國史硏究』제138호、제25호、2007년、제1-37면;韩昇:《四至六世纪海东诸国在南朝对外关系秩序中的地位变化》,载《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8页;葭森健介:《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中国皇权——以六朝时期为重点》,张宇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김수태「5세기후반백제의대왜관계와남조」、『백제학보』제6호、2011년、제169—193면;정동준「5세기동아시아에서의책봉호의정치적의미——백제및남조주변제국에수여된장군호를중심으로」、『역사와세계』제52집、2017년、제95—118면;이노우에나오키、임동민「백제의王號·侯號·太守號와將軍號-5세기후반백제의지배질서와동아시아-백제학회」、『백제학보』제25호、2018년、제291—354면。对刘宋“东服”秩序的构想、维系及其变化进行探究,探索“东服”秩序对于东亚多边关系的作用机制,以期深化对5世纪东亚结构性变迁的理解。

一、刘宋的“东服”秩序构想与百济、倭国关系的改变

刘裕独掌大权是在义熙八年(412)击败刘毅之后。义熙十二年(416),刘裕进爵为宋公,晋宋禅代提上日程。①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自义熙八年至元熙二年(412—420)间,朝贡者有高句丽、倭国、林邑诸国。②《晋书》,卷十《安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4、266页。《晋书》虽缺乏义熙八年至元熙二年间百济朝贡的记载,但刘裕控制下的东晋朝廷却在义熙十二年册封百济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③《宋书》,卷九十七《百济国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93页。可知双方仍存在往来。永初元年(420)夏六月丁卯,刘裕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策文有言:“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暨,咸服声教”,“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情”。④《宋书》,卷三《武帝纪下》,第51—52页。“殊俗慕义”“重译来庭”“万国之情”成为刘裕受天命、改朝换代的道德依据。策文中的“殊俗慕义”主要指东北亚诸国及南方的林邑,它们的朝贡对晋宋禅代有特殊的意义。

刘裕即位次月颁布甲辰诏书,高句丽王高琏进号征东大将军,百济王余映进号镇东大将军。⑤《宋书》,卷九十七《高句骊国传》,第2392页。然而在甲辰诏书颁布之前,百济王余映(腆支王)已经薨殂,⑥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腆支王》,杨军校勘,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页。可见甲辰诏书并非百济所请,而是刘宋自行颁布。⑦坂元義種:《百済史の研究》,(日本)塙书房1978年版,第136—145页。永初二年(421)倭王赞“万里修贡”,宋武帝刘裕下诏“可赐除授”,⑧《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4页。但《宋书》不记所除授的官爵。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除倭王珍的官职为“安东将军”,⑨《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5页。品位低于“镇东大将军”。⑩《通典》,卷二十九《职官十一·武官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02—803页。以此为参照,倭王赞的官职当低于百济王余映。在“东夷”诸国中,高句丽、百济地位最高,倭国则相对次要。

经过4世纪复杂的斗争之后,晋宋之际东亚的格局是:百济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对抗,百济以倭人为援;加罗诸国与新罗在半岛东南部对抗,加罗以倭人为援。[11]杨军:《4—6世纪朝鲜半岛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页。朝鲜半岛已呈高句丽独霸之势,宋武帝册封高琏为“乐浪公”,[12]《宋书》,卷九十七《高句骊国传》,第2392页。这固然是延续了义熙九年(413)东晋的册封,[13]《宋书》,卷九十七《高句骊国传》,第2392页。也是新王朝对高句丽统治乐浪的承认。在此之前,百济王余句曾于咸安二年(372)被东晋委命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14]《晋书》,卷九《简文帝纪》,第 223页。从百济王领乐浪太守到高句丽王封乐浪公,反映了朝鲜半岛的霸权转移已经为刘宋王朝所接受,并成为其构建天下秩序的前提。

百济与倭国关系,自阿莘王开始日益密切。阿莘王六年(397)五月,“王与倭国结好,以太子腆支为质”。[15]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第298页。《好太王碑》碑文记载,高句丽广开土王九年(399)己亥“百残违誓,与倭和通”。[16]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4页。阿莘王薨后,倭王派遣兵士百人卫送太子腆支回国即位。[17]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腆支王》,第298—299页。腆支王在位十六年(405—420),薨于永初元年,该年亦为晋宋易代之年。《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载:“百济直支王薨,即子久尔辛立为王,王年幼,大倭木满致执国政,与王母相淫,多行无礼,天皇闻而召之。”其注引《百济记》云:“木满致者,是木罗斤资讨新罗时娶其国妇而所生也。以其父功专于任那,来入我国,往还贵国,承制天朝,执我国政,权重当世。”[18]《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年版,第187页。按《百济记》所述,木满致来自半岛东南部的任那,[19]对于“任那”,韩国学者一般否认其真实存在。이재석「『日本書紀(일본서기)』의“日本府(일본부)”구상과그모티브에관한試論(시론)」충남대학교백제연구소、『백제연구』제58집、2013년、제1—25면。曹中屏亦认为任那不存在,参见曹中屏:《任那“官家”与朝、日关系》,《南开学报》1984年第3期。杨军认为,任那之地包括庆尚南道绝大部分地区,东至金海,西至顺天,最北端到高灵,参见杨军:《任那考论》,《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其父木罗斤资为进攻新罗的主要将领。木满致虽被《日本书纪》卷十《应神天皇》称为“大倭”,但卷九《神功皇后》自注却言“木罗斤资者,百济将也”。①《日本书纪》,卷九《神功皇后》,第174页。《隋书·百济传》亦载木氏为百济“国中八姓”之一,②《隋书》,卷八十一《百济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18页。盖卤王二十一年(475)百济都城被高句丽攻破后,随王子文周南行者中有名为“木劦满致”者。③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盖卤王》,第304—305页。按《日本书纪》所述,久尔辛王时期的百济国政为亲倭势力木氏所执掌。④홍성화「5세기대木氏를중심으로한百濟와倭의고찰」、『동아시아고대학』제39호、2015년、제299—331면。

永初元年的册封使百济在刘宋的天下秩序中获得了高于倭国的位置,这或许刺激了次年倭王赞的“万里修贡”之举。如前所述,倭王赞并未获得刘宋的封授。元嘉二年(425)倭王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⑤《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4页。同年,宋文帝遣兼谒者闾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等赴百济宣旨慰劳,诏书言:“皇帝问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累叶忠顺,越海效诚,远王纂戎,聿修先业,慕义既彰,厥怀赤款,浮桴骊水,献賝执贽,故嗣位方任,以藩东服,勉勗所莅,无坠前踪。”⑥《宋书》,卷九十七《百济国传》,第2394页。其中对百济王“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的权力再次确认,并明确由其“嗣位方任”,“以藩东服”。如果联系倭王珍自称的名号中包括“使持节”和“都督百济诸军事”,⑦《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4—2395页。便可知宋文帝此举有明确的针对性,即阻止倭国对百济的控制,树立百济王在“东服”中的“方任”地位。倭人“遣使朝贡”与宋文帝遣使“宣旨慰劳”百济都在同一年,不排除两件事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另一值得推敲之处是,永初元年甲辰诏书册封的是余映(腆支王),元嘉二年诏书“慰劳”百济王,却不书其姓名。这或许是因为“王年幼,大倭木满致执国政”,又“多行无礼”,刘宋为了规避百济内部斗争的风险而故意为之。久尔辛王在位八年(420—427),⑧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十《年表中》,第384—385页。《三国史记》中的相关记录仅即位与薨殂两条,事迹不显,⑨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久尔辛王》,第300页。颇疑年幼的久尔辛王为非正常死亡,与“天皇闻而召”大倭木满致同属一事,即百济国内发生了政权更迭。继任者毗有王的身份存疑,一说其为久尔辛王长子,一说其为腆支王庶子。从年岁上看,二者为父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三国史记》载:“(毗有王)美姿貌,有口辩,人所推重。久尔辛王薨,即位。”⑩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毗有王》,第300页。毗有王即位得自“人所推重”,“推重”之人当为上佐平余信等王戚。

腆支王四年(408)百济曾改革官制,设上佐平“委以军国政事”,金富轼言“若今之冢宰”。[11]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腆支王》,第299页。首任上佐平为腆支王庶弟余信,他的任职时间是腆支王四年至毗有王三年(408—429),此后由解须接替。《三国史记》特意强调余信、解须的身份“皆王戚也”,[12]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腆支王》,第299页。可见在“大倭木满致执国政”的时代,百济王戚仍占据着冢宰之职,且按制度规定,理应由上佐平掌管军国政事。木满致“多行无礼”的评语,当是源自与其有权势斗争的百济王戚。在百济内部斗争激烈的情形下,刘宋“宣旨慰劳”,确认百济“嗣位方任”和“以藩东服”的地位,客观上起到削弱亲倭势力的作用。《宋书·百济国传》云“其后每岁遣使奉表,献方物”,[13]《宋书》,卷九十七《百济国传》,第 2394页。这种遣使积极性正是缘于刘宋声威在百济内政中的重要作用。刘宋声威的引入让木满致再难有效执政,这才是“天皇闻而召之”的根由所在。可以说,久尔辛王与毗有王之间的王位更替,在某种程度上是刘宋声威影响的结果。

二、元嘉之治中的“东服”秩序

毗有王即位不到两个月,即元嘉五年(428)二月,“倭国使至,从者五十人”。[14]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毗有王》,第300页。如前文所述,腆支王回百济即位时,倭王派遣兵士百人,而此次倭使从者五十人,实为大规模使团。由此可知百济的王位变动对倭国影响甚大,倭国亟须重新界定与百济的关系,故而派出大规模使团。次年七月,毗有王遣使刘宋献方物。①《宋书》,卷五《文帝纪》,第78页。元嘉七年(430)正月,倭国王遣使刘宋献方物。②《宋书》,卷五《文帝纪》,第78页。刘宋、百济、倭国在两三年内频繁展开多边外交,这其实是“东服”秩序运行的表现,而百济在其中起到了交通枢纽的作用。

昇明二年(478)倭国上表云:“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迳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③《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表文言及倭国朝贡须“道迳百济,装治船舫”,由于高句丽的掠抄,常常不能在“良风”具备的情况下渡海,不得不滞留百济。正因百济的地理重要性,即便倭国并不乐见毗有王的即位,但为了与百济修好,仍派出了五十人规模的使团。对于刘宋来说,毗有王引导倭国入贡,乃是“位方任”和“藩东服”的履职表现。

元嘉七年是宋文帝北伐之年。三月诏书云:“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埸。”④《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第2331页。“民和年丰,方隅无事”是北伐的前提条件。“方隅无事”包括“东服”秩序的稳定。百济、倭国在北伐之前的朝贡,正是“方隅无事”的表现,故宋文帝表彰“百济王余毗复修贡职”,“以(余)映爵号授之”。⑤《宋书》,卷九十七《百济国传》,第2394页。永初元年刘宋以腆支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如前所述,授此爵号时,腆支王已死,但刘宋并未将爵号转授久尔辛王。元嘉七年,宋文帝将腆支王爵号除授毗有王余毗,并予以郑重记载,这表明毗有王“嗣位方任”和“以藩东服”的履职获得了刘宋朝廷的认可。

在百济、新罗、倭国的多边关系上,自阿莘王十二年(403)“遣兵侵新罗边境”以来,⑥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阿莘王》,第298页。百济在新罗问题上一直配合倭国。毗有王不再遵循这一外交传统,转而制定了独立的新罗政策。⑦对于百济与新罗间是否为同盟关系,学界认识尚不统一。参见金锦子:《试论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新罗与百济的同盟关系》,载《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10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4页。元嘉十年(433)、十一年(434),毗有王连续向新罗遣使请和。⑧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讷祗麻立干》,第37页;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毗有王》,第300页。与此同时,倭人仍在持续进攻新罗,《三国史记》留存有元嘉八年(431)、元嘉十七年(440)的战争记录。⑨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讷祗麻立干》,第37页。

在刘宋、百济、倭国的多边关系方面,元嘉十五年倭王珍遣使刘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⑩《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4—2395页。倭王珍自号中包括都督百济诸军事,如前所述,“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为元嘉七年宋文帝授予毗有王余毗的军事权限,倭王珍不可能不知。联系遣使前后倭、罗战争与济、罗通和的东亚局势,倭王珍求督百济,反映出倭国与百济的矛盾已经难以通过双边关系解决,倭王珍有意借助刘宋的政治权威来控制百济。倭王珍的意图为刘宋所悉,故而并未除授任何都督号,维护了百济的“方位”之任。

另一方面,倭国问题又被宋文帝置于北燕、高句丽、倭国的多边关系中予以解决。按《宋书·文帝纪》,宋文帝诏除倭王珍的时间是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巳。在同月稍早的甲辰日,宋文帝接受了北燕王冯弘的朝贡。[11]《宋书》,卷五《文帝纪》,第 85页。此时的北燕国土已沦丧于北魏,冯弘退入高句丽境内,遣使刘宋“表求迎接”。宋文帝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但高句丽不愿冯弘南走,派遣将领孙漱、高仇袭杀冯弘。宋使王白驹等“率所领七千余人掩讨漱等,生禽漱,杀高仇等二人”。[12]《宋书》,卷九十七《高句骊国传》,第 2393页宋使在冯弘已死的情况下掩讨高句丽将领,这一军事行动是对其冒犯刘宋权威的惩罚,维护天子权威为其使命所在。联系北燕、高句丽、刘宋的多边关系,宋文帝在冯弘“表求迎接”的二十六天后除授倭王珍,针对高句丽的意图甚明。按《好太王碑》所载,倭国与高句丽在庚子年(400)、甲辰年(404)数次大战,始终为敌。①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216、220页。倭国自义熙九年以来朝贡数次,“安东将军”为其所获得的最高位阶。宋文帝以笼络倭国的方式牵制高句丽来解决北燕问题。应该说,宋文帝对元嘉十五年东亚局势的应对是积极且有针对性的。

由于“东服”秩序起着调节东亚多边关系的作用,东亚诸国的归心也便成为评价刘宋政治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元嘉十七年十月刘宋政局出现重大变动,宋文帝诛杀刘湛、外放刘义康,“大赦天下,文武赐爵一级”。②《宋书》,卷五《文帝纪》,第87页。同年十二月戊辰,百济与武都、河南并遣使朝贡。③《南史》,卷二《宋本纪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页。由于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武都王为“征西将军”、河南王为“镇西大将军”,④《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第2406页;卷九十六《鲜卑吐谷浑传》,第2372页。他们在“大赦天下”之年的朝贡,代表着四夷对宋文帝的拥护,成为刘宋内政运作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环节。

“东服”秩序下的多边框架除了解决政治问题外,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元嘉二十年(443)百济、高句丽、河西、倭国均遣使朝贡,⑤《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1页。倭王济还被除为安东将军、倭国王。⑥《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按《宋书·律历下》,元嘉二十年改行元嘉历,改革漏刻,制月行阴阳法等。⑦《宋书》,卷十三《律历下》,第271—288页。诸国朝贡恐与新历法的颁行有关。《周书·百济传》载百济“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⑧《周书》,卷四十九《百济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87页。《周书》的编撰已在唐初,可见百济长期使用元嘉历。元嘉二十年遣使受颁元嘉历,对于百济的国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周书·百济传》载百济“又解阴阳五行”,“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⑨《周书》,卷四十九《百济传》,第887页。当是源于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所给的《易林》《式占》。该年正月辛卯,“(余)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⑩《宋书》,卷五《文帝纪》,第98页;卷九十七《百济国传》,第2394页。《易林》《式占》在《隋书·经籍三》中均为子部五行类。[11]《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 1033、1032页。百济表求的“腰弩”为军器。按梁代侍卫之制,四十九队分直诸门上下,其中有“腰弩”之队。[12]《隋书》,卷十二《礼仪七》,第 279—280页。按南朝制度,《易林》《式占》等秘阁图书“例不外出”,“腰弩”等军器及相关军仪一般也不轻与。[13]牟发松:《王融〈上疏请给虏书〉考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如永明六年(488)诏书云:“知须军仪等九种,并非所爱。但军器种甚多,致之未易。内伎不堪涉远。秘阁图书,例不外出。”[14]《南齐书》,卷五十九《宕昌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33页。百济表求《易林》《式占》和腰弩,其实超出了制度规定,宋文帝的应允是对百济的特殊照顾,使之享有与内地无异的文化、器物。[15]李磊:《百济的天下意识与东晋南朝的天下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毗有王“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西河郡,《三国史记·地理志》失载。按《高丽史·地理三》,高丽丰州为高句丽仇乙县,别号“西河”。该地原为带方郡列口县,位于朝鲜半岛西侧的海岸线上,有椒岛、席岛。[16]郑麟趾:《高丽史》,卷五十八《地理三》,서울大学校奎章阁图书,万历四十一年(1613)太白山史库本,第三十六册,第10页a。列口为半岛通往大陆的重要出海口,汉武帝征朝鲜,楼船将军杨仆即在此登陆。[17]《汉书》,卷九十五《朝鲜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67页。齐人浮海东渡亦以此为承接点。[18]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郑威《汉帝国空间边缘的伸缩:以乐浪郡的变迁为例》,《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台使”指刘宋使者,如《宋书·臧质传》载,“世祖遣报质,质于是执台使,狼狈举兵”。[19]《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第 1915页。毗有王以台使冯野夫为西河太守,实是希望在半岛出海口设置为刘宋朝廷所认可的郡级行政区划,借以巩固其在“东服”秩序中的“方位”之任。

三、元嘉体制崩溃后“东服”秩序的重构

元嘉二十七年的宋魏战争是刘宋由盛而衰的转折点。①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版,第238页。《宋书·良吏传》云:“暨元嘉二十七年……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②《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第2261—2262页。国势走弱使宋文帝由“东服”秩序的积极建构者转为守成者。

元嘉末年“东服”秩序最大的变化是倭国地位上升。元嘉二十八年(451)七月,宋文帝将倭王济进号为“安东大将军”,“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③《宋书》,卷五《文帝纪》,第100页;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虽然宋文帝仍未同意倭王都督百济诸军事,但是对于倭国的其他要求基本上全都满足,这是史无前例的。

倭国地位之所以上升,与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有关。元嘉二十七年秋七月,新罗杀高句丽边将于悉直之原,高句丽兴师侵扰新罗西部边疆。④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讷祗麻立干》,第38页。按《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八年春二月条所述,“二国之怨自此而生”,⑤《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第246页。新罗转而以倭为援。元嘉二十八年倭使提出23人名单,请求刘宋授予将军、郡守的名号。联系倭王济所获得的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限,这23人中很可能包括了六国的亲倭势力。

百济与高句丽的关系也在急转直下。孝建二年(455)冬十月,“高句丽侵百济,(新罗)王遣兵救之”。⑥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讷祗麻立干》,第38页。这场战争是腆支王(405—420在位)以来的半个世纪里,百济与高句丽间的首次战争,开启了百济、新罗联合对抗高句丽的时代。⑦杨军:《4—6世纪朝鲜半岛研究》,第131页。与新罗一样,百济不得不结好倭国。《日本书纪》卷十一《仁德天皇》四十一年春三月条记载了遣纪角宿祢出使百济之事:“始分国郡疆埸,具录乡土所出,是时百济王之孙酒君无礼,由是纪角宿祢诃责百济王,百济王惧之,以铁索缚酒君,附袭津彦而进上。”⑧《日本书纪》,卷十一《仁德天皇》,第205—206页。倭使纪角宿祢至百济,与百济王族酒君发生冲突,百济王被迫缚送酒君。这一事件发生在丽、济战争前夕的仁德四十一年(453),半岛局势的恶化迫使百济不得已而屈从倭人。

丽、济战争爆发的孝建二年也是百济王位更替之年。盖卤王(455—475在位)即位伊始便被倭王索取女郎。《百济新撰》云:“盖卤王立,天皇遣阿礼奴跪来索女郎,百济庄饰慕尼夫人女,曰适稽女郎,贡进于天皇。”⑨《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二年秋七月条注引,第237页。此后,百济所献女郎为倭王所燔杀,盖卤王获悉后,筹议曰:“昔贡女人为采女,而既无礼,失我国名,自今以后不合贡女。”⑩《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第241页。盖卤王认为须考虑国家名誉(“国名”),故而决定停止“贡女”。但他转而派遣王弟军君入倭为质,[11]“君”为百济王弟、王子的封号,军君与倭地百济势力间的关系参见김영심「百濟의‘君’號에대한試論的考察」、『백제연구』제48호、2008년、제1—32면。实际上是将两国间的人情关系提升为政治契约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双边关系的性质。

孝武帝终结了元嘉末年以来刘宋的混乱局面,并在大明年间构建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推行了一系列礼制改革,设王畿、造五辂、立明堂、祭霍山、南巡等。[12]户川贵行:《東晉南朝における傳統の創造》,(日本)汲古书院 2015年版,第 137—156页;李磊:《“肇构神京”与“缔我宋宇”:刘宋的王畿设置与疆域界定》,《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刘宋的重大变化被盖卤王敏锐地捕捉到了,他于大明元年(457)遣使请求除授,获得了镇东大将军之号。大明二年,盖卤王遣使上表:“臣国累叶,偏受殊恩,文武良辅,世蒙朝爵。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一人,忠勤宜在显进,伏愿垂愍,并听赐除。”[13]《宋书》,卷九十七《百济国传》,第 2394页。“偏受殊恩”指百济在“东服”秩序中的“方位”之任。这次除授是百济贵族的集体受职,余纪等11人被授予了官号。①井上直树:《5世紀後半の百済の王権構造——王号・侯号・太守号と将軍号》,载上野祥史编:《東アジアと倭の眼でみた古墳時代》,(日本)朝仓书店2020年版,第71—96页。考虑到百济困难的国际处境,大明元年、二年的遣使请授,意在援引刘宋声威以震慑强邻。

孝武帝重构“东服”秩序,除了再次确认百济的“方位”之任外,还降低倭王的位号、剥夺其都督权限。大明六年(462)倭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孝武帝下诏除授“安东将军、倭国王”。②《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按《宋官品》,诸大将军为第二品,诸征、镇至龙骧将军为第三品。③《通典》,卷三十七《职官十九·秩品二》,第1007页。世子兴的安东将军(第三品)低于盖卤王的镇东大将军(第二品),不仅未能继承倭王济的安东大将军号(第二品),而且也丧失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限。孝武帝的这一除授实际上否定了倭国干预朝鲜半岛局势的正当性。

孝武帝重新确认百济的“方位”之任是在延续宋文帝的政策,但降低倭王官品、剥夺其都督权限则是基于倭国对“东服”秩序的现实破坏性。尽管新罗、百济在元嘉、孝建之际意图结好倭国,但倭国却将之视作军事征服的良机。自大明三年(459)起,倭人对新罗发动了新一轮战事,以兵船百余艘袭新罗东部,进围月城。大明六年,倭人袭破活开城,虏一千人而去。④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慈悲麻立干》,第38页。大明七年(463)二月倭人侵新罗欿良城,不克而去,新罗以倭人屡侵疆埸,缘边筑二城。⑤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慈悲麻立干》,第38—39页。《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记载了雄略七年(463)倭王派遣弟君“往罚新罗”时“取道于百济”之事:“于是,弟君衔命,率众行到百济,而入其国。国神化为老女,忽然逢路。弟君就访国之远近。老女报言,复行一日,而复可到。弟君自思路远,不伐而还。集聚百济所贡今来才伎于大嶋中,托称候风,淹留数月。”⑥《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第244页。新罗位于半岛东南,百济位于西南,二者并不在同一条行军路线上。弟君在进攻新罗之前“率众行到百济”,军事讹诈意图明显。这一军事行动是受倭王之命,可见经略百济亦是倭国国策。⑦김수태「5세기후반백제의대왜관계와남조」、『백제학보』제6호、2011년、제169—193면。倭国在进犯新罗的同时,还要威逼百济。

孝武帝剥夺倭王“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限,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大明七年二月侵新罗欿良城之后,倭人再度入侵新罗已在13年后,即后废帝元徽四年(476)。⑧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慈悲麻立干》,第39页。《日本书纪》卷一四《雄略天皇》载:“(九年)三月,天皇欲亲伐新罗。神戒天皇曰:‘无往也。’天皇由是不果行。”⑨《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第247页。所谓“神戒天皇”,曲折地表明倭王受到更高权威的制约,故而雄略九年(465)倭王“亲伐新罗”之事难以实行。这一更高权威或许便指刘宋朝廷。

四、刘宋“东服”秩序的瓦解与汉城百济的灭亡

大明八年(464)五月孝武帝崩殂,前废帝继位。景和元年(465)十一月,宋明帝杀前废帝,与晋安王刘子勋争夺皇位,豫、兖、青、徐、冀诸州卷入内战,北魏趁势经略淮泗地区及山东半岛。⑩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122页。泰始五年(469)正月,北魏破青州治所东阳城,青州刺史沈文秀被俘。[11]《宋书》,卷八十八《沈文秀传》,第 2224页。川本芳昭认为刘宋失青、冀,使其通往百济、倭国的交通被阻隔,其海上承接点被迫由山东半岛转移至郁洲(连云港云台山),刘宋王朝对海东诸国的影响力由此减弱。[12]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第537—562页。关于航线的变迁,参见임동민「백제와동진의교섭항로」、『백제학보』제17호、2016년、제83—111면。刘宋失山东半岛及其与北魏力量对比的再一次失衡,致使孝武帝重构的“东服”秩序趋于瓦解。

泰始三年(467)十一月戊午,百济朝贡刘宋。此时宋明帝已攻灭刘子勋,皇位已稳,盖卤王朝贡的目的在于了解新皇帝的“东服”政策。泰始五年正月刘宋失青州后,百济于八月“遣将侵高勾丽南鄙”,十月“葺双岘城,设大栅于青木岭,分北汉山城士卒戍之”。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第三·盖卤王》,第301页。百济此举乃是缘于刘宋失青州后的威慑力下降,故而采取以攻为守的方式防范高句丽。泰始七年(471)十月,百济再次朝贡。结合次年盖卤王上书北魏之语“速遣一将,来救臣国”,②《魏书》,卷一百《百济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17页。可知泰始七年时百济的处境已极其危险,朝贡刘宋乃是求援。

泰始七年时刘宋已无力维系“东服”秩序,盖卤王转而向北魏求救。在次年给北魏的上表中,盖卤王解释了前王未曾奉藩的缘由,并表达了对北魏的拥戴:“臣建国东极,豺狼隔路,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瞻望云阙,驰情罔极。凉风微应,伏惟皇帝陛下协和天休,不胜系仰之情。”盖卤王还抨击高句丽王高琏“或南通刘氏,或北约蠕蠕,共相唇齿,谋陵王略”。③《魏书》,卷一百《百济传》,第2217—2218页。这些措辞固然是为了说服北魏“速遣一将,来救臣国”,但也公开贬斥了刘宋。此后,终盖卤王之世,百济再未朝贡刘宋,反而与北魏交往密切。北魏派遣使者邵安与百济使者一同返还,又于延兴五年(475)“使安等从东莱浮海,赐余庆玺书,褒其诚节”。④《魏书》,卷一百《百济传》,第2218—2219页。

泰始八年(472)盖卤王“奉藩”北魏,标志着刘宋“东服”秩序的瓦解。然而百济并未因脱离刘宋“东服”秩序而获得拯救,在“奉藩”北魏三年后,百济都城被高句丽攻破,盖卤王亦被杀害。⑤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박경철「고구려"한성강습"의재인식」、『민족문화연구』제38권、2003년、제1—29면。汉城百济的覆灭是东亚地缘政治的重大事件,倭国趁机接管百济遗民。《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载:“二十年冬,高丽王大发军兵,伐尽百济。爰有少许遗众,聚居仓下,兵粮既尽,忧泣兹深。于是高丽诸将言于王曰:‘百济心许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更蔓生,请遂除之。’王曰:‘不可矣。寡人闻,百济国者日本国之官家,所由来远久矣。又王入仕天皇,四邻之所共识也。’遂止之。”⑥《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第256页。倭人将百济遗众的留存,看作是受到倭王声威保护的结果。然而《三国史记》《日本书纪》中缺乏泰始五年至元徽三年(475)百济面临危局时倭国施以援手的记载。元徽三年百济灭国的危机关头,盖卤王的主要求援对象是新罗。⑦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慈悲麻立干》,第39页。倭国的策略是坐视百济亡国,然后再以此为道义借口重返朝鲜半岛。

百济亡国的次年,倭人重新开始侵略新罗。元徽五年(477)甚至是“五道来侵”。⑧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新罗本纪第三·慈悲麻立干》,第39—40页。昇明二年(478)倭王武遣使上表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一自号是在元嘉二十八年至大明六年间(451—462)倭王位号的基础上,增加了都督百济诸军事的权限。表文将高句丽视作“东服”秩序的破坏者,以此作为倭王获得位号、都督诸国的理由:“臣亡考济实忿寇雠,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⑨《宋书》,卷九十七《倭国传》,第2395页。

倭王武选择宋、齐易代前夕上表,与其说他试图改变倭国在刘宋“东服”秩序中的位置,不如说是借王朝更替的特殊时期影响南齐的天下构想,使之为倭国的战略服务。这其实同样反映了刘宋“东服”秩序的瓦解。

五、结论

刘宋建构的“东服”秩序,将百济、高句丽、倭国等东亚政权皆纳入其中,塑造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结构,维持了东亚半个多世纪的稳定。“东服”秩序的建构与维系取决于刘宋的国势。宋武帝、宋文帝向“东夷”诸王除授官爵,建立了“东服”秩序。按官品等级,高句丽王、百济王地位最高,倭王相对次要,这反映了刘宋的地缘政治构想。除授高句丽王高品官号,是对其在朝鲜半岛霸权地位的承认,但真正的“方位”则由百济担任。这既是由百济与江左王朝的历史关系决定的,也是由百济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百济控制着朝鲜半岛西南海岸,倭国等国朝贡须“道迳百济”。刘宋的“东服”构想提高了百济的地位,重塑了济、倭关系。百济王戚借刘宋权威清除亲倭势力,完成了从久尔辛王到毗有王的王位更替。毗有王配合宋文帝维系“东服”秩序,从此百济国势与刘宋盛衰相伴。

在刘宋的“东服”秩序中,高句丽、倭国是不稳定因素,且二者具有敌对的互动关系。宋文帝一度以笼络倭国的方式牵制高句丽以解决北燕问题。元嘉二十七年宋魏战争后,刘宋由盛转衰,“东服”秩序动摇,高句丽发动对新罗、百济的战争,两国被迫结好倭国,倭国地位上升。元嘉二十八年,倭王获得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权限,这是刘宋以调整“东服”秩序的方式承认东亚地缘格局的变动。但倭国并未成为“东服”秩序的维护者,它将新罗、百济的结好视作军事征服的良机,进犯新罗、威逼百济。待刘宋的混乱局面结束后,孝武帝恢复元嘉时期的“东服”秩序,降低倭王官品、剥夺其都督权限,起到了威慑倭国的作用。

刘宋“东服”秩序的瓦解始于泰始五年失青州。丧失山东半岛后,刘宋的海上承接点转移至郁洲(连云港云台山)。海上行动能力的削弱使刘宋对“东服”诸国的震慑力下降,“东服”秩序失序,承担“方位”之任的百济在向北抗衡高句丽的同时,还面临着倭人的跨海之逼。在向刘宋求援未果后,百济于泰豫元年(472)转为“奉藩”北魏,这成为刘宋“东服”秩序瓦解的重要一环。元徽三年百济亡国,倭国积极经略半岛,并于宋齐易代前夕遣使,力图影响南齐的天下构想,这是刘宋“东服”秩序瓦解的最后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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