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型与话语转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 巍

(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北京100091)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所以提出“范式转型”和“话语转换”的问题，是因为既有的研究框架既无法全面而又深刻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未能有效介入当代现实问题之中而发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自己的声音。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是基于学院体制内学理研究的困境，同时也是基于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变迁性。

对于范式转型和话语转换的思考，并不能仅仅停留于现状分析，而是要把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纳入到30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脉络之中来加以把握。如果没有这种历史眼光，那么当前对于范式转型和话语转换的思考就会又一次沦为学术话语的泡沫，成为又一次无力的呐喊，或者成为看似热闹其实浅薄的“口号盛宴”，顶多是又一次学术“热点”的诞生和又一个“部门学科”的独立而已。

经过30多年来的探索和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种既定的、成熟的、具有总体性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我们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大传统还有一定的距离。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30多年前已经起步了，但是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建构具有独立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和话语既是现实，更是理想。

对于学术范式转型与话语转换的思考必须深入到学术史的内在逻辑之中。只有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才能明白为什么要范式转型以及如何范式转型、为什么要话语转换以及如何话语转换，才能把范式转型与话语转换视为“未完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在延伸，而非对过去研究成果和思路的全盘否定。

第一，对于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这牵涉到整个30多年来对于原来属于哲学原理领域的反思和争论。

第二，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激活与诠释。教科书体系被普遍质疑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激活了人们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发现了一个不同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形象，同时中国学人开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模式，在区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后深入到了马克思的文本世界。

第三，理论与现实的互动。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国学界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旦把马克思主义确认为具有实践品格的思想后，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与现实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方法和指导思想，来深入到现实问题之中，把现实问题研究纳入到哲学研究之中。

可以认为，这三大主题基本上把握住了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大体面貌和内在线索。这三个主题并非并列，而是有着历史的先后和逻辑的顺序，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第一主题对于教科书体系的反思是起点，第二主题激活与诠释马克思思想是途径，第三主题理论与现实的互动是归宿。贯穿这三大主题的正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范式和话语的不同确认：一开始的时候用本体论思维范式和话语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确认实践的重要地位后，用存在论思维范式和话语来诠释马克思；在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理论思考，而是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统一起来的具有新的范式和新的话语的新形态哲学。

一、批判与重建：苏联教科书话语的瓦解

1.反思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时代背景

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也是时代的产物。“文革”结束后，人们对于“文革”所造成的巨大历史灾难展开了普遍的反思，这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主题。当时理论界、学术界、公共思想界并没有分化，而是共同反思“文革”，达成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基本共识。

一方面，中国需要走出“文革”的困境，要求解放思想，这体现在“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上，动摇了原来的教科书体系的真理观，争取到了巨大的言论自由空间，以实践的名义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必要的社会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普遍怀疑，猛烈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人们对“文革”所造成的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展开了追问，伴随着“伤痕文学”等思潮，引发了“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促发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正是因为“人”的出场，用人性逻辑对抗阶级逻辑，才引出了后来对于主体的思考。

这两场大讨论基本上奠定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大主题：实践与主体。与这两场大讨论相伴随的就是根据解放思想的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重新理解和诠释。因此，反思“文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反思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历史性契机。

2.反思苏联教科书体系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的起点

由于改革开放这一主题的需要，人们必然要突破陈旧僵化的思想体系，必然要诉诸于解放思想这一要求。如果说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解放思想、破除陈见的思考体现在对于计划经济的反思，那么这一思考体现在哲学界就是反思苏联教科书体系。

虽然意识形态宣传界、哲学学术研究界和民间公共思想界都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围绕时代主题展开思考，但是思考的路径和反思的方式不尽相同。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批判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的独特表现，以此与其他两界相区别，以“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为核心关切，全面检讨旧的诠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话语方式。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坚持；另一方面，认为造成困境的根源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因而，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和反思是学院研究的起点。

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话语方式及其范式的弊端可以归结为如下：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有规律，没有自由；只讲阶级，不讲人性。总的特征就是僵化，归结起来就是“客体决定论”：只有客体，没有主体。在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苏联教科书体系占据了话语垄断地位，定于一尊，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苏联教科书体系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一解释，而且替代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形成了一个等式：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表明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范式和话语仅仅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范式和话语中的一种，而且是存在巨大缺陷的一种解释。

3.实践与主体

实践与主体是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两大主题，而且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是实践的主体。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主客体统一，这既是对客体决定论的纠偏，又高扬了主体性。人们在这一新的哲学平台上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并且重写教科书。

在总体上，新的范式和话语用实践唯物主义来取代教科书规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确认和再命名。这牵涉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用实践的逻辑重写教科书，体现在原来教科书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便是：世界观上，实践本体论代替了物质本体论；认识论上，从反映到构建，从自然到社会；历史观上，历史的内在机制是各种实践活动，而非单一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是政治实践之一种，还有物质生产等实践活动。实践的逻辑不仅改写了以往的哲学范式和话语体系，也诞生了新的哲学范式和话语体系，例如价值论研究的崛起。

4.从体系到问题

实践范式和话语的兴起固然给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但是这种范式和话语似乎又成了一种新的“绝对精神”。以往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革命话语在实践本体论中变成了“主体实践，一抓就灵”的主体话语。应该说，对于实践观点要合理定位，不能无视，也不能过分夸大。“实践”必然是一个过渡性观点，实践本体论的范式及其话语体系自身就蕴含着内在的矛盾，在学术研究的深化中被进一步扬弃。

首先，从实践本体论中，学者们普遍感到“本体论”思维范式和话语在作祟。在对本体论思维范式的批判中，学者们进一步深化了对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在思维方式上就是实体主义，一定要给世界以及人类活动和历史现实寻找一个不变的本原，然后上升为普遍的世界观。恰恰要以实践为中介，从本体论过渡到存在论。其次，对于实践的讨论必然过渡到对于现实问题的讨论，人们开始反思“体系”这种形式。问题意识凸显，思想体系淡出。开始以实践为中介，从体系哲学过渡到问题哲学。

5.被遗忘的教科书

自从告别体系后，学者们也告别了教科书，埋头专注于一个又一个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再关心教科书话语的创作，形成了“教科书冷淡主义”。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存在着种种局限，但是具有理论创新的勇气，敢于开拓，挑战了苏联教科书的经典地位，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化和创新，改写了马克思的形象，构建了新的话语，引发了理论思考的热潮，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

但是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严重老化，不能为当代大学生所掌握和追捧；另一方面，学者们在科研中忽略了教育，没有及时有效地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科书话语，始终没有改变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陈旧话语的印象，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话语在公众思想界受到极大影响。因而，要避免一种倾向，即把自己的学术专著当作教科书，仅仅强调专业性话语，却忽视了公共性话语的建构和传播。

二、激活与诠释：文本中的马克思话语的回归

1.激活马克思

在3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门新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初黄楠森等人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用哲学史的思路完成了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谱系学叙事和话语建构。然而，任何哲学史都必然呈现了一种特定的哲学观。指导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主要理论基础还是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话语就成了教科书体系的注脚。随着苏联教科书的解体，研究者也就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从教科书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就要求每一个研究者必须直接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真实地勾勒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在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人们把目光首先集中在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的思想本身。

同时，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青年马克思”的面向得到了呈现，如何处理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的思想成熟究竟以什么为标志。这种种问题迫使研究者们“回到马克思”。

在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长期处于国人视野之外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便悄然登场，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时并不是纯粹独立的学科形态，而是一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话语体系。在苏联教科书的话语体系解体后，人们摆脱了过去僵化的认知，那么应该如何重新恢复对马克思的理解和想象呢？在这一问题意识的主导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既成为人们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有力武器，又成为重新激活马克思思想的起搏器。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马克思才开始逐渐呈现出不同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另一种话语。

2.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的困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登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理论旅行，而是一次充满反复的艰难跋涉。自从登场开始，便有着大量的争论相随而至。虽然当时引介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物和著作，但是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出现了一些误读。真正细致的研究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逐渐完善。但是，当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有着解放思想的作用。

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进而人们追问：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几幅面相、几种话语？这是整个30多年来萦绕在每一个研究者脑海中的核心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研究之外的一项课题，而是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破息息相关。卢卡奇之所以被引入，恰恰在于他对于“物化”的思考；柯尔施的登场使得马克思主义中被遗弃的“哲学”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又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国内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内部在引介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在“文化热”中、在学院外的公众思想界开始亮相。他们并不纠缠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而是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批判所深深折服。例如，当时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弗罗姆、本雅明等等，无一不是在文化的议题下展开思考。可见，当时公众思想界在拥抱现代化的同时，也对现代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开始忧虑。

至于现代化与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真正进入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的视野，则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199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的激活作用相对有限。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弹性的、相对宽松的理解，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态，对其展开了扎实规范的研究。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用“哲学”的眼光打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人们发现光从哲学的视角并无法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给国内学界最大的刺激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跨学科的总体性思潮。纯粹的哲学思考并没有占据主导的位置，更有现实生命力的思考恰恰是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展开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国内学者将哲学反思与社会批判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新范式、新话语。

3.另一种激活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谱系内激活马克思的话，那么，话语间的对话和比较研究则是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之外来激活马克思的。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指导思想的特殊地位形成了话语霸权，其他西方思想家在马克思面前都黯然失色。随着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思潮具有了平等的位置，这是话语间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但是，由于当时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遭到了普遍质疑。在“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的口号下，对话比较研究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中典型的一种研究路径即用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嫁接，以此来寻求所谓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对马克思哲学作“生存论”或“存在论”的解读，构建了“以海解马”的范式和话语。

4.从激活到诠释：回到马克思

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面临的最大主题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人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既不能躺在既有的教科书体系之上，也不能仅仅依靠其他的外来思潮，对马克思的激活并不能代替对马克思的诠释，必须要直面文本。

文本研究是近若干年来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基本形成了“没有文本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共识。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文本研读仅仅是基础性工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部，因此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还是停留在“文本解读”的层面。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专门从事版本考证等文献学研究的人员，他们围绕对文本的厘定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就理想状态的研究顺序而言，文献研究在逻辑上是文本研究的基础。事实上，国内是先出现文本研究，然后才有了文献学研究，这表明文本研究本身不断深入。

就文本研究而言，也引发了一些讨论。这些讨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讨论作为路径的文本研究本身。围绕文本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文本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占据何种位置，展开的种种争论。在方法论层面，有学者提出了“解释学”方法；在文本语境层面，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经济学语境”；在阅读方法层面，有过症候式阅读、朴素式阅读、互文式阅读等等；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关系上也有所讨论。

第二层次是进入文本后，围绕文本所绽放出来的意义展开的讨论。同样的文本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具有不同的意义。近些年来围绕文本自身内容所展开的争论也越来越多。通过这些讨论发现，对于文本的不同把握，恰恰呈现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在这些争论中，人们在文本研判的基础上关注的焦点是：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在不同的文本，甚至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究竟是如何展开的？需要提醒的是，任何一个研究者的解释也仅仅是话语解释而已，并不能够替代文本本身。

5.文本研究之后：马克思话语的归来

文本研究并不是思想的避难所，也不是研究的终点站，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已。目前，应当思考文本研究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首先，应当以文本为本位，构建出马克思本人思想形成的一贯逻辑。在文本研究中，马克思的许多文本还有待考察，应当全面细致地考察所有文本，在此基础上勾勒出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发生逻辑。需要警惕的是，要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以虚构出来的理论逻辑为目的论预设，将文本沦为注脚；相反，应当以文本为前提。

其次，打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割裂。自从区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成了被人遗忘的世界，甚至是被当作背离马克思的一连串错误史。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不仅要写出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形成史，也要用文本研究的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其他人物，写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

再次，打通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两极。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把文本研究同现实问题研究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两者毫不冲突，而且更应该联合起来。必须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始语境，再来讨论其现代价值和当代意义。文本为本位，问题为导向。决不能从问题出发，用目的论预设的态度来对待文本，恰恰相反，要以文本为前提，真实地呈现当代价值，实现在“回到马克思”中转向“马克思归来”。

文本研究并不是一次性的研究，正如经典的阅读并非一次性的。不是要在文本研究之后过河拆桥、放弃文本研究；恰恰相反，是要强调文本研究中的再循环过程，要使文本与现实、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之间实现充分的“解释学循环”。并不能否认文本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但是，光有文本研究也是不够的。就文本研究现状而言，文本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施展。在这个意义上，文本研究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远远处在“未完成”的状态。在回到马克思之后，“马克思归来”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三、回应与互动：基于中国问题的话语建构

1.实践境遇的展开：从理论到现实

回到马克思的文本研究仅仅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路径，而对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应和思考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命题和理论旨归，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理论抱负与历史使命。马克思的思想中固然有许多问题需要通过“回到马克思”得到澄清，但是作为当代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更有许多问题需要向马克思请教，时代在呼吁：马克思归来！

“马克思归来”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正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发现了“实践”的重要地位。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哲学的探索发现了“实践”，那么1990年代以来就是实践的要求突破了“哲学”。如果仍然仅仅停留于对“实践”的种种哲学想象，那么“实践”就会成为一种类似“绝对精神”的空洞表象，沦为抽象的实践本体论。正是因为实践的要求，才要进入真正的实践本身，即直面现实社会。在实践中，理论转化成为现实，现实本身也在改变哲学。不仅改变了哲学的话语和内容，也改变了哲学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构成的话语体系，而是跨越众多学科、充分关怀现实的新哲学。可以这样说，新时期的哲学弥散于整个社会之中。

“马克思归来”还反映了时代本身的要求。要让马克思归来，就首先要提问：马克思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吗？这一问题看上去是在评判马克思，其实这更是在评判我们这个时代。只有深刻地认识这个时代，才能更好地领会马克思的思想。相反，如果轻易地拒绝马克思主义，那么也就反映了我们对于当下处境的无知。对于马克思的当代性，国内学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并不是讨论出来的，而是呈现出来的，并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2.转型时代的沉思：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在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运用阶级话语来分析现实问题，必要的批判蜕变成了残酷的斗争。“文革”结束后，为了配合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现实，开创了现代化研究，将现代化作为思考的主题，这标志着革命话语转化为建设话语，批判话语转化为建构话语。

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中国进入了转型时代，这种社会转型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的全方位转型。中国的实践以及理论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在1990年代后，各个部门哲学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人学等等开始崛起。

1990年代后，在社会转型中首先开始的便是对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以生产力话语为主导，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和必要性。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也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证。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利益为基础的价值观开始浮现，人们开始感到中国社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必须要正视道德伦理问题和文化价值问题：如何构建与市场体制相适应、同时又能抵制市场经济中道德滑坡的新型价值体系。在这个时候，价值论和文化哲学研究开始兴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哲学也开始崛起，人们开始关注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民主政治，以及如何公平正义。同时，人们在现代化中发现“现代化”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出现了种种现代性的特征。在中国，如何对待现代性就成了一个话题。在现代性这一主题下，人们统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部门，从宏观层面的民族命运到微观的个人生活，加以总体性把握。在种种现代性话语中，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出发，审慎对待现代性的双重属性，试图走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道路。

3.全球视野的开启：从国家到世界

如果说面对转型时代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问题研究内容的话，那么全球化研究无疑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问题研究的国际视野。

全球化固然是一种趋势，在全球化研究起步阶段，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要不要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是无法避免的。全球化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重新发现。全球化不仅是趋势，更是一种视野。在全球视野下，许多议题被解构，许多议题又产生。更为关键的是，传统的一些思考范畴，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都在全球化视野内得到了重新思考。

与全球视野相伴随的，必然是中国的主体意识的诞生。全球化并没有泯灭主体意识，反而激发了中国的主体意识。由于主体意识的凸显，人们开始警惕潜藏在全球化话语表面下的普遍主义话语。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中，人们追问“谁的全球化，何种全球化”，从而剔除了全球化的玫瑰色想象。主体意识和全球视野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从解释到介入

在现实问题研究中，“中国”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对象，而是应当在中国语境中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凸显“中国性”，重视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现代处境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代的运用，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和话语搬迁，也是一次理论和话语的创新、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在过去总是被看成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而中国本身下降为一种特殊性。其实，不应该把中国装进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框子里，而是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话语置放在中国语境中加以检视和发展。目前，现实研究往往显得解释力有余，创造力不够。在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中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实，并没有有效地介入现实。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讨论现实问题中往往还拘泥于哲学形态，由于缺少必要的中介，往往会造成理论和现实两张皮的现象，理论自身没有改变，观点没有突破，思想没有深化；同时，现实依然如故，只不过生拉硬扯地将理论和现实拼接在一起。实现两者结合的必要中介就是社会科学的讨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形态上要突破既定形态，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范式和话语，一方面使其他学科“泛哲学化”，另一方面也使哲学“社会科学化”。在社会科学与哲学理论的相互交融中，实现批判和建构的统一，借鉴公共思想界的讨论成果，大胆介入中国时局，扭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公共思想界的失语状态，重新掌握话语权。

四、结语

任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范式和话语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理解，它的合理性只能基于历史性加以判定。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范式和话语，乃是“新体系意识”和“学科意识”的混合型，还没有进入“问题意识型”。在今天，必须要有“面向中国问题本身”的问题意识，在破解“中国问题”中实现范式转型和话语转换。我们期待着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会在现在和将来的中国得到更好的诠释：“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P219～220)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