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王伯群的乡梓情怀

唐春芳 刘文生

摘 要：生于贵州，终于贵州。王伯群对自己的家乡怀有浓浓的乡梓之情。他精心创办于上海的大夏大学在抗战时期为获得永续发展内迁至贵州，这一举动极大地促进了贵州高等教育的发展，对贵州的小学和初等教育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加速了贵州现代化进程。他怀着对家乡人的热爱，劝诫并督促故乡人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减轻了家乡人的负担。

关键词：王伯群;贵州;大夏大学;乡梓情怀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6-0115-02

我们怀念并追思王伯群，探寻王伯群在黔的生活和工作足迹，感知王伯群的乡梓情怀，期盼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一的乡梓情怀能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滋润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贵州、日本、广东、上海、贵州，从王伯群的生活和工作的地点轨迹看，他始于贵州，终于贵州。思及乡里，服务桑梓，对于贵州，王伯群有一种高度的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浓浓的乡梓情怀极大地推动了贵州的发展。

一、大夏内迁，促黔发展

王伯群身为贵州人，常思及家乡的发展，其服务地方、服务家乡的观念颇深。他创办大夏大学，对大夏大学投入如此大的热情，当然有对故乡人热爱之缘由。1924年夏，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兴义人何应炳找到王伯群，讲起厦门大学因为学潮事件教授辞职、学生失学一事。王伯群本身就热心教育，再加上来访者何应炳是他的同乡，同为贵州兴义人，再有何应炳是何应钦的弟弟，而王伯群的妹妹王文湘又是何应钦的妻子，这种姻亲关系，使得王伯群对失学者颇为同情，对学生失学一事特别关注，并表示愿意亲自解决这一问题。满怀家国情怀的王伯群冲破重重困难，创办起了大夏大学。爱国之情，爱乡之切，全付诸行动。

七七事变前，中国高校的布局很不合理，容易遭到敌人攻击。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国立、私立及外国教会办的各种高等学校共有108所，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尤其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贵州高等教育还没有多少起色，小学和初等教育也较全国滞后很多。在七七事变以前有识之士就已预料，战火必将迅速向中国腹地蔓延。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8月31日下令沿海各高校内迁，规定：平、津、沪、京等地的一些重要高校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在敌机狂轰滥炸、国土日益沦丧的危机下，沿海、沿江各战区的高校陆续内迁。

王伯群积极响应国家“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决定把自己一手创办并发展起来的大夏大学迁到自己的家乡贵州。在自己比较熟悉的圈子里办学，容易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再者，他还考虑到贵州交通比较闭塞，地方深入内地，不易受敌机威胁，学生可以安心读书。贵州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之前没有一所完整的大学，所以这个地方迫切需要一所像样的大学来带动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可喜的是，大夏大学内迁，许多著名的教授愿意随校历尽艰辛辗转奔波来到贵州，如政治学教授谌志远、经济学教授赵兰坪、社会学教授吴泽霖等三十多人。这么多知名教授随校内迁，和王伯群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有关。王伯群曾是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但他对老师很敬重。这些学者由于受到尊重、信任、礼遇，尽管薪金不多，但热情很高。教授们随校内迁，给贵州带来了很大的生机和活力。大夏大学在贵州贵阳的八年，发展极为困难。之前大夏大学在上海时，自己有很多校产，学校收入不敷开支时，可用它向银行抵押借款。迁入贵阳之后，失去了这些有利条件，校舍都是政府拨借的，不能用它向银行抵押，而每学期学费收入，最多只能维持一个学期的前三个月，后三个月就要“断炊”。当时很多西南地区贫困山区的青年报考大夏大学，但他们很多交不起学费或只能交极少数额的学费，而王伯群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和对乡里人的眷顾之情，不舍得让家乡的热血青年因为学费问题而失学，故对品学兼优但经济困难的学子免收学费或减收学费。更多的新生是从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流亡而来贵阳的，即使免收学费，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学生穷得如此，学费收入自然减少。这样，导致学校经费严重不足，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尽管他多方筹措，甚至多次动用私款，但仍杯水车薪，他深感经费支绌。为了激励大夏师生在非常时期继续维持并发展下去，他提出了“三苦精神”，即老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工苦干，在当时更具有现实意义，并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样，他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困难，群策群力，大夏师生在“师生合作”“自强不息”的口号下，度过了八年的艰苦岁月。黔地文史专家表示：大夏大学在黔八年，成为抗战时期最先入黔、驻黔最久、与本土联系最密的西迁高校，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部开发靠科教。王伯群别出心裁地将贫瘠、闭塞的贵州贵阳作为私立大夏大学内迁校址，以播撒科学文化的种子，使大学的内迁与西部经济开发相结合，使落后地区社会得到发展。特别是内迁的大夏大学师生在教学之余，根据当地的特点寻找课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因地制宜开展了一些科研活动。大夏大学结合自身文化优势，成立社会研究部，组织“西南边区考察团”，启动了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他们开展了大量田野调查，孜孜以求，邃密钻研，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出版了《贵州苗夷歌谣》《炉山黑苗的生活》《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获得了外界对贵州的重新认识，增强了西南各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对当地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开发是卓有成效的，为西部开发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大夏大学在贵州八年，共培养毕业生1 576人。王伯群对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抱有积极负责的态度。所谓旧社会就业难，難的是没有人事关系。每届学生毕业前，学校就根据他们所学专业，向需人单位咨询、联系、推荐。凭着王伯群的个人关系和校董、教授们及历届毕业校友们的共同努力，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这一千多名学生毕业后应聘到贵州的各行各业，担任重要职务。这加快了贵州地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培养了大批西部开发所需的人才。如教育方面，当时贵州教育行业人员奇缺，特别是中小学老师，而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一向较著名，教育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有的担任省教育厅职员、各县教育科科长、各级中小学教员等等，为贵州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再如学建筑、土木系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后，在贵州的路桥建筑等大量工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再如，抗战时期，银行、税务、财政、官商企业都需要理财人员，会计就成为热门专业。大夏商学院毕业的银行会计系学生，供不应求。这些毕业生分到滇黔两省的盐务局等部门工作，有的被私人所开设的公司等出高薪聘请。王伯群将抗战内迁的坏事变成有利于西部开发的好事，从而拉开了特殊时期进行西部开发的帷幕。

王伯群不辞辛苦，坚持办学，把大夏大学内迁贵阳，既保护了大夏大学，同时也把江南最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自己的家乡贵州，推动了贵州高教事业的发展，加速了贵州的现代化进程。大夏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的作用。

二、移风易俗，树新风尚

王伯群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对家乡的关心更是从未中断。他对改变家乡的不良风俗也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他的出生地贵州兴义，虽然偏僻贫瘠，但对丧事却主张“讲排场”“讲气派”。有些民众不顾经济实际，甚至不惜借钱操办，大张旗鼓地办理，认为这才是对过世人的尊重。王伯群认为这是铺张浪费，也是民生之所忧，必须改变，要“治奢”，由奢返俭，一律新办简办。1940年，他的堂兄弟王伯雅（名文渊）在老家兴义过世，王伯雅的儿子王成功、王成志、王成斌三人回到兴义准备大办一场，不料刚到家就收到伯父王伯群的信件。王伯群在信中主要表达了家乡办丧事应节俭的观点，主张以节俭为荣，以浪费为耻。在信中他晓之以理，指出葬礼举办的目的是为了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理应办得简朴、庄严、肃穆。他希望他的侄儿们能够带头移风易俗，树立文明、节俭的丧葬新风尚。因为王伯群在家乡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家乡人对他的建议也是欣然接受，治丧逐步由奢返俭，不再像先前那样铺张浪费了。

作为一位民国时期的高级官员，王伯群能够做到反对铺张、心系民众实为难得。在律己的同时，严训自家子弟，提倡节俭，用新观念教化亲人。宁愿冒破坏家乡风俗的风险，制止家人的铺张想法，主张节俭、反对浪费，使家乡人的铺张浪费现象在其人及家人的影响下有所收敛。从这些小事中，很能看出，王伯群无论走到了哪里，心里都在惦念家鄉。他想为家乡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出力。见多识广的王伯群，用自身的微薄之力悄悄地改变着家乡人的精神面貌，树立新风尚，使兴义地区成为滇黔桂三省人文风尚较好之地。

三、结语

纵观王伯群奋斗求索的一生，静观其辉煌的业绩，不难发现他既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同时在经济方面也多有建树。特别是王伯群的后半生，面对国家危难，勇于担当，果断地把大夏大学西迁贵阳，选择回到家乡倾心办学，对促进家乡教育、培养地方人才起到重要作用。他对家乡的一些不良风俗尽其所能进行改良，用行动诠释了他浓郁的乡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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