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比较及作用机理分析

韩磊

摘 要：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工程，是由各种动力源引致发生的并形成了特定的动力结构。本文认为支撑动力、调节动力和辅助动力三者共同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三者的构成内容在不同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存在差异，通过相互协同、彼此促进、交叉耦合，形成了功能强大的动态动力网络。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支撑动力；调节动力；辅助动力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1-0114-03

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促进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动力是促动经济体制改革发生的依据，不仅是各种因素对于经济体制施加作用并使之发生、演变、进化的力量，更是社会主体意志力量联系、互动、协调而形成具有共同指向性作用力的机理、模式、方法等综合后果，本质上来讲经济体制改革是多种主体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下互相博弈形成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决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的各种负面约束，核心依然是继续挖掘经济体制改革动力因素特别是解决动力结构性问题。因为改革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工程，系统内外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促进了改革进程，资本、劳动、资源、技术、消费、市场等不同要素的组合、调节、配置都会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要素，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结构是相当复杂的系统。因此，合理的动力结构才能形成具有指向性和目的性的改革路径，才能实现改革进程的内在协调与统一。

一、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的内容

结构是指物质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方式，它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又是物质系统的基本属性。结构既包括构成要素的种类及其相互间的数量比例，也包括不同构成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联。它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等要素特征。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可以界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要素，在一定的经济活动中通过相互作用并具有一定功能和机制的虚拟、非线性、复杂的系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构成要素复杂、繁多，每个要素又自成系统，为了更好地阐明不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可以将复杂的动力系统分解为相互关联的各个子系统或构成单元，各个子系统作为自治主体，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作用原则，对经济体制改革发生实际作用时，其作用方式、作用方向、作用强度存在差异，通过这种处理可以有效减少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耦合，兼顾了子系统对内调整和对外协调，适应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按照这种思路，将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分为支撑动力、调节动力和辅助动力，建立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模型。支撑动力是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继续进行的核心力量，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性。调解动力是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在给定范围之内的力量，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辅助动力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外在力量，提供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性。

二、不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比較

在界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方面，很多研究按照内生性和自适应的制度变迁划分改革的阶段性进程，利用时间顺序划分各个阶段，这种划分方式无法完全揭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貌，忽略了社会成员的自发制度创新行为，而且类似的阶段分析也无法摆脱新古典范式的弊端。本文将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分为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两个阶段，立足于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模型来分析不同改革阶段动力结构的差异性，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动力模型，对比分析我国不同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

（一）传统计划经济阶段

在传统经济体制阶段，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由国家采取了特定的发展战略，林毅夫称之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达成战略目标，实行了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统一管理的微观经营机制。按照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模型，可以发现推进传统经济体制构建中：

支撑动力是国家的利益诉求。由于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一个环节和一个子系统的改革就会引起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此时国家刚刚建立，自发秩序并不必然是有效的，即使自发秩序是有效的，也会存在某种不足和缺陷，国家通过单位制、户籍制以及票证制，将所有的人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体制下，形成建设国家的合力。

调节动力是重工业战略选择行为。围绕着国家利益诉求，我国在1955年编制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获得中心战略地位，实现了行政性计划配置资源手段代替市场配置。

辅助动力是资源禀赋的约束。当时国家的主要生产要素资本、技术都是稀缺的，加之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客观上抑制了资本的积累。在上述经济体制构建的动力结构作用下，国家就建立了排斥市场机制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计划的资源配置制度和国有化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二）市场经济逐步确立阶段

由于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与实践，从改革过程的实际经验看，改革的动力结构较之以往传统经济体制建立出现了较大变化。

支撑动力是生产力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矛盾。这一矛盾推动我国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旧体制不可能一下子就退出历史舞台，新体制不可能一下子就十分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新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矛盾。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对生产力的束缚是社会主义需要不断改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人格化代表——劳动者通过改革能够获得收益是改革的不竭动力。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比，完善生产关系的潜在收益的存在是改革的持续动力。生产力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导致劳动者的创造活力仍旧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创造源泉仍旧没有实现充分涌流，劳动者通过改革仍能增加经济利益。劳动者在潜在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要求不断地改革。

调节动力是社会内部和政府推动的结合。正如周其仁（1994）在从经济制度变迁史阐述中国农村改革时指出，改革前农村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导致农民的不满以及政府自身的财政压力，迫使政府做局部退却，从而使农民有了一定的“局部退出权”（即政府对家庭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默认）。到整个80年代，国家在确认了包产到户体制之后，农村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就是在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推动下承认农民自有资源的私产制度。因此，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实质上是农民与国家的一个长期交易过程，国家的财政压力和政治压力促使其消极退出，而不是主动地进行制度创新，即农民的退出权是农民自己争取来的，这意味着表面上的政府主导型改革实际上不过是政府对自发的民间改革的确认而已。农村经济改革与其说是政府尝试不同的制度安排的过程，不如说是从政府控制产权的体制转变为农民通过契约选择制度安排。

辅助动力是收益不均的利益主体。正如制度变迁理论阐明的那样，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的变化，经各级主体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获得了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实际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带有明显的制度变迁的过程特征。在外部利潤的出现和预期利益驱使下，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制度变迁主体动力产生的直接原因，外部利润的出现，又通过影响人们对新制度的预期效用变化而导致社会各级主体利益冲突的加剧。可以看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协调收益不均的利益主体过程中逐步实现的，从触犯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出发，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而且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的农业生产体系着手，在国家生产体系层面，国有企业进而进行股份合作制，甚至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演变，这些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权所形成的利益上的激励和制约机制，保证了有效率的改革持续进行。

三、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结构的作用过程

动力因素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可以分解为激励、配置和约束，是能够在约束、协调个人行动的同时，通过体制的创新实现激励功能，并在制度上做出确立新的资源配置体系，实现社会整体收益的最大化。改革体系内各种影响因素和动力通过相互作用和影响，彼此集成和竞争，共同实施于体制使之发生变迁的作用方式，而支撑动力、调节动力和辅助动力这些结构因素呈现出由表及里的层次性分布特征，在改革进程中，通过相互协同、彼此促进、交叉耦合，形成功能强大的动态动力网络。基本作用过程如下：

第一个过程：支撑动力在原有经济体制内部，动力因素通过体制结构变更并在社会系统内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降低自身的不协调程度，从简单向复杂、从失调向协调发展，不断提高经济系统的有序度。

第二个过程：调节动力促进经济部门结构、经济运行模式、资源配置方式、利益激励分配布局不断自我完善，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环境、利益诉求、民众期待的适应能力与匹配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经历了原有结构稳定性丧失和新的有序结构建立的过程，在这个涨落过程中不断释放促发效应，促使新的经济体制模式诞生、成长，并不断自我复制、交叉，通过竞争与协同形成了合理的经济体制。

第三个过程：辅助动力通过动力结构的增值效应和优化效应，使改革成果逐渐植入社会民生领域并产生扩张效应，并通过体制创新，通过一系列规则来界定和约束人们的选择空间，发挥制度能改变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改变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功能，通过改变规则来为改革创造条件。

上述三个过程并不是按次序发生的，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空间、同一条件下同步发生，通过这个同步过程，由最初改革效果“极化”效应向改革效果“扩散”效应转化，构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极化”效应是指在改革初期，由于选择改革方式、领域的局限，改革的效果只能在某个领域和某个时间段集聚，呈现出阶层固化、利益锁定等“极化”效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扩散”效应是指随着改革进入到新阶段，为了解决“极化”局面，经济体制改革就会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向纵深推进，同时配合生态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体制创新，释放约束力、政策力、合作力，实现改革收益的“扩散”效应。

客观地说，从宏观到微观大跨度的进程呈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动力释放的基本特征，但是一些触及深层次社会矛盾、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改革并没有取得成果，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效率也有待提高，经济体制改革效果的“扩散”效应尚未达到预期目标。改革也就不能仅仅着眼于体制内部各个环节的制度探索，需要更为严谨地向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综合协调配套推进，这就需要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正式与非正式层面，针对经济体制改革非效率现状进行有效的制度探索。要分析支撑动力、调节动力、辅助动力的释放条件，改变经济体制改革中涉及的各因素割裂、隔离局面，探索建立政府、个体、社会等要素主体联合、联络、联系的联动机制，让改革方式获得各个主体的认同，释放改革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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