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君臣关系思想的不同之处研究

张景发

摘 要：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看待君臣关系各有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一脉相承的同一派系中也是有所不同的，孔孟在看待君臣之间的关系上就有所不同。比如孔子只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却说“君之视臣如手足、犬马、土芥，则臣视君如腹心、国人、寇仇”。这是由于他们各自关注的重点及其时代背景的不同导致的。

关键词：论语；孟子；君臣关系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033-02

君臣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五伦之首，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关系。“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可见一斑。然而，对于君主这个位置上的人来说，并非再是绝对的了。从《论语》与《孟子》这两部儒家经典巨作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先贤在看待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就有不同之处。《论语》虽然不是孔子亲自主编的，但它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所以它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孟子》一书有孟子本人亲自编撰的部分，无须多言就能肯定它代表孟子的思想。

一、孔孟对待君臣关系的不同之处

孔子和孟子都承认君主地位的绝对性，在看待那个位置上的人时，孔子认为是绝对的。君主就是君主，臣子就是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至死不渝。孟子则认为不一定是绝对的，当君主残暴不仁、有过错，臣子反复劝谏他都不思悔改的话，就可以废弃他，改立别人。

在孔子看来，君臣之间的地位是上天意志决定的。当鲁定公问他“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时，孔子的回答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当齐景公向他询问政治时，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思是各自在位不可越礼。孔子几乎不言君主的不是，反而对君主的不是加以掩饰。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孔子回答知礼。孔子走后，陈司败对巫马期说：“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把此事告之孔子，孔子却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周朝礼法规定“同姓不婚”，鲁为周公之后，姬姓；吴为太伯之后，也是姬姓。鲁君娶了吴女，显然是违背了周礼。熟知周礼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昭公此举不合乎周礼，只是他不愿说。因为“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最后他只能把过错归于自己。孔子尊君，非止于言，还身体力行。“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君主赏赐东西，毕恭毕敬地接受。周礼规定臣子对君主的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参拜，然后升堂再拜。在孔子之时，下拜之礼似乎已经废弃了，众人不再行此礼。孔子认为只行上拜礼是傲慢无礼的，所以他依旧对君主行下拜礼。孔子病了，国君前来探望，他也要依照礼节东首、加朝服、拖绅接受国君的探望。

孔子对于那些违反君臣之礼的僭越之人是深恶痛绝的。季氏是大夫，舞蹈只能用三十二人的四佾，但他却用了八佾，孔子对此表示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僭越了天子和诸侯才有的祭祀名山大川的资格，孔子也提出批评。即使是那些有赫赫之功的古人，若违反了礼节，在他看来也不是尽善尽美。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禁抑篡弑、裁制兼并，可谓功勋彪炳。其中管仲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万世称颂，因而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然而当管仲僭越了国君之礼时，也遭到了孔子的诟病。即使是古代圣王——周武王，孔子在谈论他时却认为“未尽善”。这是因为商纣王虽然残暴不仁，但当时他仍然是天子，周武王是臣子。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讨伐商纣而来的，尽管是正义之战，相对于尧舜之间的禅让而言，武王还是以臣犯君，所以“未尽善”。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在看待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时，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天定的，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不能易位。

孟子在看待君臣关系时要激进得多，远没有孔子那种对君王的绝对忠诚。在孟子看来，君臣之间不是绝对的，君王如何看待臣子，那么臣子就怎样看待他。“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不像孔子那样“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孟子将朝王，王突然不想见他，就派人来告诉孟子说本来想亲自来见孟子，但是突感风寒，不能吹风，就不来见孟子了，如果孟子肯去见他，他便临朝办公接见他。孟子却回答说他也病了不能到朝廷去。第二天孟子却到别人家去吊丧，王使人来看望，他却故意躲着不见。

孟子对君王的批评是直言不讳的，孟子说梁襄王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他的一些言语经常使得君王下不来台，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问贵戚之亲，孟子的回答是“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搞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在孟子看来，若君王屡谏不改，则可以废掉他，改立王室同宗族的其他人。君王的位置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必须符合道义。汤放桀，武王伐纣，在一些人看来是以下犯上，是臣弑君，是不尽善的，孔子也是如此认为。而孟子却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在此区分了“弑”与“诛”，以下犯上，以臣弑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如果君王残暴不仁，是残贼之人的话，杀掉他就不叫“弑”，而是有道诛无道，是正义的。汤武革命就是这样的正义之战。

二、原因分析

从上我们可知，孔孟虽然都是儒家代表人物，在很大层面上其理论具有一脉相承之处。然而孔孟看待君臣关系时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究其原因大体上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

孔孟作为早期儒家两大先贤，其理论有一脉相承之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然而亦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孔子一生的理想就是要恢复周礼的权威，制止各种“邪说暴行”的流行，使“礼崩乐坏”的社会达到平治。要做到这些首先就是要“正名”，孔子关注的重点就是要纠正那些不符合周礼情况的“实”。而孟子周游列国，到处游说，目的就是向诸侯国建议推行“仁政”，用王道统一天下。

孔子“正名”思想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君臣关系来说，即君就是君、臣就是臣，不能乱了关系，因此他憎恨一切僭越之人。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想要人们各安本分，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想要制止那礼崩乐坏、臣弑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混乱局面，还天下一个井然秩序。他尊敬君王，憎恨僭越之人，同时亦对君王提出了要求。孔子在回答统治者询问如何执政，甚至在处置民众犯罪时，他总是首先从统治者身上找原因，认为统治者应该按照礼的规定做事。他总是告诫统治者要经常反省自己，要以身作则。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关注的重点在于“正名”，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恢复到西周初年那种礼治之下的太平盛世。

孟子周游列国，主要是建议诸侯国君施行“仁政”，以“王道”统一天下。他鄙视“霸道”，因为“霸道”是靠武力统一天下，貌恭而心不服。而实施“王道”则是一种上行下效、以德服人的统一。既然是上行下效，那么就会要求在最高位有一个德配文武的圣明君主。“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在他看来，“仁政”能否施行关键在于君王。汤七十里而王，文王百里，他们能以德服人，虽身在百里之内，却名扬千里之外，天下之民皆慕而归。

（二）时代背景不同

孔孟看待君臣关系及其关注重点之所以会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春秋霸业的末期，即人们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期。孟子处于诸侯相互征伐的战国时期，周礼彻底被摧毁，王室形同虚设。

平王以弑父嫌疑东迁洛阳，不为正义所归附，尤其是作为东方姬姓诸侯之宗国的鲁国就不拥戴平王的王位。及平王崩，鲁却不奔丧，自此之后，周室作为天下共主的威信亦扫地而尽，王室命令因此不行于东方诸国。王命不行继而引起列国内乱、诸侯兼并，进而导致戎狄横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此形势下，产生了齐桓、晋文之霸业。霸业起到了尊王攘夷、禁抑篡弑、裁制兼并的作用。葵丘盟辞：“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当时有规定，凡在同盟之列，互不侵犯，有争端请于盟主公断。若遇外寇，同盟诸国出兵相救。霸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王室的威信，周礼还有运行的可能性。孔子处于春秋时期，王室威信虽不复当年，但还是有的。他毕生又以恢复周礼为己任，霸业又正好起到了尊王攘夷的作用，这使孔子看到了希望。他认为周礼的权威还可以恢复，宗法等级秩序还有希望重新被肯定，一切都有可能回到西周初年、回到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道时期。因此他会那样看待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

孟子生活的年代比孔子更糟，尊王攘夷的春秋霸业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诸侯国相互征伐、各自称王，周王室形同虚设。“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诸侯奉诏讨不臣、相约而战的时代已被不宣而战所取代。礼法不再被遵循，一切凭实力说话，列国内乱、土地兼并比以前更胜，许多小国被淘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天下已大乱。

值此之时，游士盛行，朝秦暮楚，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国之间，为君王献计献策，以求飞黄腾达、实现自己的抱负。孟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再有固定的君王，今天也许还在齐廷，明天就有可能到了秦室。各国贵族公子开始盛行豢养食客，有货真价实之人，也有鸡鸣狗盗之辈。这些食客对于君王并没有多大的感情，他们只依附于贵族公子，为其卖命。

孟子也是游士之中的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不受国界的限制，在此国不受重用就辗转去彼国。君王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就怎样看待君王，君臣之间不再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宗族之臣来说，若君王有大过则要进谏，屡谏不改的话就可以废掉君王改立他人。对于异姓之臣来说，君王有过错也要进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孔孟所关注的重点也就不同，因此导致了他们在看待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时的相异，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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