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于孔子仕途观的继承与发展

高一品　姚馨

摘 要：儒家学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是积极出仕的代表。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学派思想家大多宣扬出仕思想，鼓励士人积极出仕。孟子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孟子十分肯定孔子对于出仕的态度，并对其仕途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士；出仕；发展

中图分类号：D2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035-02

孟子对孔子的仕途观表示高度的认可，在《孟子》一书中有多次的直接体现。孟子曾总结概括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的出仕为官之道。孟子认为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万章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是“圣之清者”。（《孟子·万章下》）对于伊尹的仕途观，孟子总结为：“退亦进，乱亦进。”（《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伊尹是“圣之任者”。对于柳下惠的仕途观，孟子总结为：“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柳下惠是“圣之和者”。至于孔子，孟子认为其是“圣之时者”“集大成者也”。孔子一贯所遵循的出仕原则是“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孟子准确地把握了孔子仕途思想的核心，“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由此可见，孟子是十分认同孔子的仕途思想的，进而产生了孟子对其的继承与发展。

一、士人出仕的必要性——“不仕无义”的道德观念

孟子继承了孔子对士人出仕的重视的态度。《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由此可见，孔子对于出仕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一位隐者曾认为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子路回答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君子出仕是一种社会责任，即使“知其不可”也要为之，不能因为“欲洁其身”而放弃对社会伦理纲常、等级秩序的维护。孟子承袭了孔子的这种仕途观。孟子认为，君子之所以要承担这种社会责任，是因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万章上》）君子生来就有优于他人的本性，所以要作为道德模范教化他人。所以孟子认为士人出仕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士人自身而言，“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对于国家而言，士人在位有利于国家的统治，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实力。有利于对百姓的教化。“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二、士人出仕的目的——“忧道不忧贫”的道德理想

对于士人出仕的目的，孔子曾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子路》）其中儒家学派中所讲的“道”与道家学派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道”是不同的。儒家学派中所讲的“道”侧重于维护等级秩序的“礼”，遵循“道”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的理想社会秩序。孔子的这一说法意在表明士人出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道”，而不是为了个人富贵谋求俸禄。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和“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仕途观，认为其弟子门人出仕求取富贵利禄无可厚非，但必须符合道义，必须符合礼的规定。在此基础之上，孟子对其进行发展。孟子认为，“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下》）但是，应遵循“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的原则。（《孟子·万章下》）为了摆脱贫困而将做官单纯地作为谋生手段时，只应该选择一些无关紧要的、类似于“抱关击柝”的职位。认真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收到应得的俸禄得以维持生活即可。否则，“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如果士在其位但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切实施行是一种耻辱。所以，在国君不开明的国家中士人即使为果腹而选择低等的职位也不应该在劝谏得不到重视的情况下仍居谋士之位。

三、士人出仕的前提——“君使臣以礼”的道德前提

士人出仕都是遵循一定的准则，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的。“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孟子·万章下》）此句说明了孔子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做官，其一是可以行道，其二是受到君主对他的礼遇，其三是因为国君养贤。孔子强调对于“礼”的遵守，“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臣之间虽然存在明确的等级差别，但是君主需要给予臣以充分的尊重，要以礼相待，否则士人不会为失礼的、不明智的君主服务。孟子对孔子的这一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孟子认为，“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孟子·告子下》）该观点说明了孟子认为出仕的首要条件就是君主能够遵照礼节对待士人，其次就是要善于纳谏，如果既不遵从礼节又不善于纳谏就会离开，不再接受官职。对于君主请人为官所应采取礼节的具体形式，孟子也做出了相应的说明。“庶人以旃，士以，大夫以旌”（《孟子·万章下》）如果不按照这样的礼节，士人是不会受招前往的。“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此句直接说明了遵循“礼”和“义”对于士人出仕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君主想要招纳贤人也必须要遵守。此外，孟子强调的礼节是真正的恭敬而不是徒有虚伪的表象。“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注重的礼节并不是那种徒有恭敬的形式而没有实质的，君子是不会因为这种虚假的礼节而就职的。除了礼节之外，君主的开明、善纳广言也是决定性因素。“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孟子·公孙丑下》）士人具有知识、懂得治国之道、希望自身的政治理想得以践行，实现自身远大的抱负。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能按照劝谏的方法施行，那么士人为官就失去了意义，为官就不再是践行“道”的有效途径，所以士人只能离开。如果君主残暴，那么士人更要义无反顾地离开，“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否则就是助纣为虐。所以孟子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孟子·万章上》）这句话直接表明了孟子对于士人为官所为的是“道”与“义”，并不是不顾礼义而一味追求高官厚禄。所以，无论是要求礼节还是对于君主品行的要求都是为了符合、遵循“道”与“义”。

四、为仕所应遵循的准则——“臣事君以忠”的道德准则

孟子在对是否为官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应该如何为官的观点，为士人出仕为官做出了充分的理论指导。

（一）对于劝谏内容的要求

孟子对士人在位提出了要求，孟子希望士人能够切实践行道的原则，能够宣扬仁义、辅佐君主、教化百姓。孟子曾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由此可见，孟子认为对君主最大的尊敬就是向其陈述“王道”、劝谏其施行仁政。这就是孟子在孔子思想基础上进行的继承与发展。孔子曾说：“所谓大人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士人在位必须以最符合道义的内容和方式来劝谏。孟子补充说明遵循这种原则的重要性。“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士人在位为官向君主劝谏的内容一定要是有关仁义的，要替君主排除异端，帮助君主分辨善恶，相信君主能够施行仁政。儒家的主流思想就是主张施行仁政，提倡“王道”反对“霸道”，主张以道德教化人民为主而不是用法律、暴力惩罚人民为主。“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富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由此可见，孔子反对士人在君主不行仁义之时依旧追随君主，甚至帮助君主敛财、助纣为虐。对于这种丧失了自身价值判断能力的人孟子也是极力批判、完全否定的，“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孟子·离娄上》）孟子在此基础上补充说明，更有甚者帮助君主进行非正义性的战争，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可取的。

（二）对于士人品格的要求

首先，孟子认为，士人在位要遵循仁义的要求。“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这都是孟子对于仁义的论述，着重强调仁义的重要性。

孟子认为，遵循“仁义”是士人为官的首要原则，是道德的最高标准。“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义”是是非的严格界限，言行遵循“义”的标准，在“义”面前。是否守信可依据具体情况决定。孟子认为，士人在位要有自身的操守，保持自身良好的品格，严格遵守道德的规定性。“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君子在位要端正自身的行为，并且作为道德榜样教化民众，能够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产生有益的影响。并且，孟子认为，“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既然只有在位的士人才能纠正君主的思想，那么更加体现了士人“正己”的重要性。因此，保持士人品行的良好和对“道”和“仁义”的坚守更显得尤为重要。士人只有做到了“正己”才具备“正君”的资格和能力。因为孟子认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君子无论在怎样的境遇下都应坚持道义，保有士人应有的品格。这也是对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左传》中记载：“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由此可见，孔子对于那种只贪图官位而不保守自身操守的、为名利而违背道德原则的人采取鄙夷的态度。孔子是十分看重士人的操守和品格的。除此之外，孟子认为，士人要时刻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保持内心的清明澄澈，才能做出理性的、正义的判断，行为才能符合道德规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士人要善于发掘自己内心之中的善，在“反求诸己”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本性，用善的本性指导自身的道德行为。孟子认为，君子一切行为都是要从发掘自身的本性、修养自身开始，“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只有自身修养符合了道德要求，士人在出仕之后才会给予君主善的影响和指导，才能真正践行王道仁政的思想，才能推进理想政治实现的进程。

孔子和孟子本人对出仕都是十分渴望的。孔子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论语·乡党》）由这一细微的行为显现出孔子对出仕的积极。同样，孟子也说“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希望自身的才学可以得到施展的机会，其政治设想可以付诸实践。但是，当孟子没有遇到开明的君主，不能以礼相待，或是不听从他的劝谏，不施行他的政治主张时，孟子只能感慨“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公孙丑下》）至此，孟子仍怀有希望，“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孟子·公孙丑下》）由此可见，孟子积极主张出仕，渴望自身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孟子在政治上的抱负和热情，并且有着十分充足的自信。这一思想也与孔子“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的思想一脉相承。但事实上，孟子在建立了自己关于仁政的政治思想体系之后，并没有得到践行的机会。“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同孔子一样，也游说到了许多国家，但是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各国竞相变法改革。“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同上）各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加强国家统治力量，一旦国家力量弱小，就会面临被兼并的危机。在此情况之下，“霸道”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政治方略。然而，孟子所推崇的“仁政”的政治主张是无法满足当时统治者的政治需求的，所以会被认为是“迂远而阔於事情”的。这是孟子的政治主张未被采纳的主要原因。

孔子在仕途不顺利时，将这种政治抱负转化为孝悌之情，“‘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只要自身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将这种风气传播到社会上，其实便与参与政治无异，是否真正在位就相对不重要了。在孟子仕途不顺利，政治抱负不能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仍能以平和的心态保持自己的本心。面对如此境遇，孟子“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这是士人所应拥有的高尚品格。相反，如果有人“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孟子将这一类人定义为“小丈夫”，是孟子不愿成为的一类人。孟子认为，真正的士人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无论“得志”与“不得志”，做官与不做官，真正的士人都能坚守正道，保有自身的气节，践行大道的原则。如果士人在位，就努力推行自己的政治方略，使得百姓皆得益处，使得“大道”的思想在天下广泛传播，使世人得到教化。如果士人失位，就独自保守自身的品格，以“道”的基本要求约束自身，真正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孔孟的仕途观纵向比较，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孟子在一定程度上对孔子的仕途观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孟子在领会孔子所阐发的义理的核心的基础之上，融入自身的理解，对士人所应遵循的“礼”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最终使得儒家主流的仕途思想变得更加清晰，内涵更加丰富。横向比较孔孟的仕途观，尤其是面对不得志的境遇时，虽然孔子与孟子都能淡然面对，但是孟子明显地区分出了“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但是在孔子看来，在不得志时，士人可以通过“独善其身”而达到“兼济天下”的效果，无论出仕与否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杨伯峻.孔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