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地区汉代煤炭的规模开采与普及利用

时间：2024-07-28

摘要：汉代是我国煤炭利用的第一个高峰期。煤炭在今洛阳及周边地区的冶铸、烧窑等手工业和日常生活领域得到普及利用。宜阳煤炭因蕴藏丰富和适合早期开采等因素，在汉代得到规模化开采。汉代煤炭的商品化，洛阳煤炭的大量需求，宜洛间便利的水运条件，使宜阳成为洛阳及周边地区所需煤炭的供给地。宜阳采煤供给洛阳燃用，符合传统社会“百里不贩樵”能源利用规律。洛阳地区煤炭产供销链条的形成，成为汉代先进生产水平的代表。

关键词：汉代；宜阳；洛阳；煤炭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4-0079-03

汉代是我国煤炭利用的第一个高峰。汉代煤炭的燃用状况，已为相关考古发现很好反映。汉代先民不仅掌握了原煤直接燃用和型煤加工等技术，而且洛阳及周边地区的冶铸、烧窑等手工业生产、日常生活已较普及且大规模燃用，煤炭需求量较大。汉代煤炭开采状况，至今未有考古发现，已知的两处史料记载，一是《史记》等关于于宜阳“百余人”采煤的记载，反映出当时的采煤规模；二是《魏都赋》关于今河南河北交界处安阳、磁县、峰峰一带井下采煤的“墨井”的记载[1]267-268，反映出当时煤炭的开采水平。据考证，曹操在今临漳县西南邺城建冰井台所藏“数十万斤”煤炭 [2]，即产自安阳、磁县、峰峰一带[3]257。《史记》所载宜阳“百余人”采煤做何用途，洛阳地区大量的煤炭需求从何而来，史料未见记载，考古也未有发现，成为至今未予解决的史学问题。以下就结合史料与考古发现对洛阳地区汉代煤炭的开发利用情况，以及洛阳煤炭的供给地、宜阳采煤的用途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一、洛阳地区汉代煤炭的普及利用与大量需求

洛阳及周边地区汉代冶铸、烧窑等手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领域煤炭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普及和规模燃用，这一状况已为考古发现较好地反映。

冶铸方面，20世纪50年代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巩义（原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发掘中，在各个炼炉附近发现有大量的原煤块、煤饼，“这些煤块多数经过火烧，有些未烧透。有的外边灼成白色，也有极少数未经火烧。煤块一般长度为6～13厘米之间。”从燃料的出土位置推测，“煤饼主要用于圆形和长方形的排炉和反射炉”，“原煤块主要用于海绵铁炉”，这一发现“无可雄辩地证明了我国在西汉时期以煤冶铁的事实”[4]18-19。1979年洛阳市博物馆在黄河北岸洛阳市吉利工区一座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发掘中，发现的炼铁坩埚附着熔炼后残剩的铁块、煤块和炼渣、煤渣，表明“当时是直接用煤作为冶铸铁的加热燃料”，“为西汉时期冶铸铁直接以煤为加热燃料提供了重要的实证”[5] 。

烧窑方面，洛阳及周边地区煤炭利用更为普及。1985年在洛阳市老城东北2公里处发掘的两座汉代砖瓦窑遗址，窑炉底部砖箅“缝隙处留有煤燃烧后的煤渣和炭屑”，堆集物中也发现有“煤渣炭灰”，表明当时烧窑所用的燃料是原煤[6]30。1988年在汉魏洛阳古城汉代砖瓦窑遗址发掘的3座窑址，火膛中皆发现有大量的煤渣堆积，厚达0.6米，而且在窑址附近的同时期灰坑堆积中也都发现有许多煤渣，从残存煤渣来看，这些燃煤事先并未加工成煤饼，似直接使用散煤，这种做法显然与大规模使用煤作燃料是相适应的，也表明此窑址群以原煤为燃料，而且用煤量很大[7] 。巩义铁生沟冶铁遗址的许多陶窑中也发现有“煤灰”和“原煤块”，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煤炭作燃料烧窑[6]27-28。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出土有大量内掺黏土，按规格批量制作呈圆柱形的模制煤饼，集中于窑5的火池内，近门处通风较好的已全部燃烧成渣，而靠里边下部仅燃烧了表层，反映出煤饼当时是用来烧烘范、烧制砖瓦和鼓风管等陶器的燃料[8] 。批量模制煤饼的制作和使用，反映出汉代型煤加工技术和煤炭燃用技术的进步。此外，河南偃师翟镇乡东汉时期窑址[9] ，汉河南县（治所在今洛阳市西郊） ■河东岸的汉代陶窑遗址等[6]27-28，都已用煤作为烧窑的燃料。如此密集的用煤烧窑的遗址的发现，足见洛阳及周边地区煤炭在当时的生产中的普及利用的程度和燃用规模。

日常生活方面，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对汉代生活遗址中，发现有煤和煤渣，表明煤炭当时已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燃料[10] 。此外，煤炭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得到利用。如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汉代生活遗址中，两个东汉（307号和310号）粮仓底部发现有煤和煤渣[10] ，可能是作为隔水防潮或者做干燥剂使用。1960至196l年发掘的河南新密的打虎亭汉墓，墓室地砖下铺有一米厚的煤加木炭（防潮用），在发掘的后士郭汉墓群中，也同样见及[11] 。反映出煤炭在汉代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生活的炊事、粮食储藏、墓葬等领域都得到较为普及的利用。

洛阳煤炭的普及利用，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因素。首先，先秦时期，洛阳长期处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得到了较早的开发，而且农业、手工业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我国的先进水平。两汉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尹）长期处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生产力得到了较快发展，为高品质燃料煤炭的燃用奠定了社会需求基础。其次，汉代煤炭性能认识的科学化促进了煤炭的普及利用。《淮南子·说山训》载：“（天下）莫相爱于冰炭；……冰炭相息也。”汉高诱注曰：“冰得炭则解归水，复其性；炭得冰则保其炭，故曰相爱。”[12]173曹操在冰井台的藏煤利用的正是这一原理，《邺中记》记载：“冰井台，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13]对煤炭性能认识的进步，利用冰窖较低的温度、稳定的环境储藏煤炭，不仅较好解决了煤炭长期贮藏中的氧化与自燃等问题，也促进了煤炭燃料之外的用途得到开发利用，利用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第三，汉代冶金、烧窑等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对高质量燃料的大量需求，成为煤炭普及利用的直接推动因素。河南是中国冶铁技术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发展的缩影[14] 。在战国中后期冶铁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西汉冶铁业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5] 。河南汉代的冶铁业在全国一直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汉代设铁官49处，有6处在河南，而且规模都比较大，目前发现的冶铁遗址中有约半数在河南[16]。此外，从目前发现的汉代已用煤炭的冶铁遗址有巩义铁生沟、古荥镇、洛阳、山东东平陵[17]等处，河南占半数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巩义铁生沟、古荥镇等遗址不仅是官冶，而且代表了汉代的冶铁水平。冶铁业的发展对高品质燃料的大量需求，烧窑业较为普遍地燃用煤炭，直接推动了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利用。第四，煤炭利用的进步是汉代化石燃料利用的总体水平进步的重要方面。不仅煤炭，汉代石油、天然气在一定程度也得到开发利用。《汉书·地理志·上郡》载：“高奴，有洧水，可燃”[18]1617。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曰：“高奴县有洧水（石油），肥可口。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19]82《汉书·地理志·西河郡》载：“平周，鸿门（今陕西神木县西南），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出也。”[18]1618这些记载反映出汉代在能源利用方面取得较大进步。

汉代煤炭的利用，洛阳之外，辽宁[20]21、山东[21]等地也有燃用煤炭取暖、做饭、冶铸、烧窑的考古发现，反映出汉代煤炭利用总体水平的进步。但是，从遗址的分布及煤炭利用规模等情况来看，汉代以洛阳为治所的河南郡（尹）及周边地区，遗址的密集程度和煤炭利用的普遍程度为全国唯一，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水平[22] 。另一方面，洛阳及周边地区燃煤冶铁、烧窑绝非短期行为，燃用规模自然不小。煤炭规模化燃用，必然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定规模的煤炭生产与供给。然而，洛阳及周边地区汉代燃用的煤炭产自何地，未见有史料记载，至今也未有相关考古发现。这一问题成为史学研究不能回避且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汉代宜阳煤炭的规模化开采与异地燃用

洛阳及周边地区汉代煤炭的开采，目前所知仅见《史记》《汉书》《论衡》等关于宜阳采煤的记载。《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23]1973源于《史记》，《汉书·外戚传》也载：“（窦后）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脱不死。”[18]3944《论衡》卷二《吉验》载：“窦太后弟名曰广国，年四五岁，家贫，为人所掠卖，其家不知其所在。传卖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余人，炭崩尽压死。”[24]对此也有记载。学界对“入山作炭”是“烧炭”还是“采煤”有不同解释，但从汉代社会发展和生产实际来看，“入山作炭”为入山采煤应当无误[22]。

窦广国等“百余人”入山采煤，按当时的生产能力，一天应有万余斤左右产量。如此大的产量，如果仅为“其主”日常所需，显然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而窦广国等人以奴仆身份“为其主入山作炭”，又非官方行为。私人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采煤活动，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需求。以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可能的情况只有两种，一是供自营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展煤炭贸易。

在汉代“盐铁官营”的情况下，私人拥有与每天万余斤的采煤规模相适应的手工业经营，显然不符合实际。从宜阳矿产资源蕴藏情况来看，如此煤炭需求规模的冶铸、烧窑等手工业生产存在的可能性也不大。金属冶铸业方面，宜阳矿藏资源以煤炭、石灰岩等为主，而汉代具备规模开采、冶炼能力的铁、铜等金属资源蕴藏量非常有限，就是以今天的技术水平而言，也不具备多高的开采价值。另一方面，宜阳“三山六陵一分川，南山北岭中为滩”的地貌，决定了其非农耕文明时期适合农耕生产的人口密集区。汉代人口高峰6 000万左右的人口规模，也决定了汉代一直为县级建制的宜阳，人口规模不会很大，自然砖瓦等陶制用品的需求也不会很大，当地有较大煤炭需求的烧窑业存在的可能性自然不大。社会生活方面，宜阳的山岭地貌决定了当地有非常丰富的林木资源可供樵采，百姓日常生活用煤的普及程度不会太高，购买煤炭燃用的可能性则更小。因此，宜阳“百余人”采煤队伍所采煤炭，应是通过煤炭贸易销往异地的。

三、洛阳燃用煤炭来源于宜阳

“百里不贩樵”[23]3271，是燃料成为商品后，先民在长期的贩运贸易中综合生产、运输成本和销售利润等因素总结出来的能源贩运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就已知中原地区汉代煤炭得到开采的宜阳、安阳两地的地理位置来看，宜阳距洛阳仅10多公里，而安阳距洛阳直线距离就有200多公里，显然安阳的煤炭供给洛阳不符合“百里不贩樵”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就传统社会交通运输条件而言，相对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的陆运，水运更为经济可行，煤炭、粮食等大宗物资的运输主要依托水运。宜阳与洛阳有洛水相连，而且宜阳位于洛水的上游，所采煤炭通过洛水顺流运达洛阳，是最为便捷和经济的方式。此外，就洛阳地区煤炭蕴藏状况，相较煤炭主要分布的今新安、伊川、偃师和汝阳等其他县（市），宜阳煤炭蕴藏更为丰富，而且部分煤炭埋藏较浅，更适合早期开采，这使得宜阳煤炭在汉代得到规模化采用成为可能的地质基础。

另一方面，汉代煤炭的商品化，也为宜阳煤炭供给洛阳奠定了流通基础。《计然万物录》载：“墨出三辅，上价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25] 。两汉魏晋时期煤炭制墨非常盛行。宋人晁贯之《墨经·松》曰：“古用松烟、石墨二种，石墨自晋魏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26]明杨慎《丹铅总录》卷2《地理类·石墨》载：“古者漆书之后，皆用石墨以书。……汉以后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废，并其名人亦罕知之。”因此，《计然万物录》的“石”是煤炭应无疑。尽管此处记载并非专指用作燃料的煤炭价格。然而，就用量而言，从上文的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记载不难看出，煤炭已成为汉代社会生产、生活所需的重要燃料，用作燃料的煤炭要远远多于制墨用的煤炭。因此，在商品经济较大发展的汉代，在多领域实现规模化利用的高品质燃料煤炭，相较制墨用的煤炭更具商品化的社会条件。煤炭成为商品，标志着煤炭产供销链的形成。这样，宜阳“百余人”“入山作炭”，所采煤炭就具备了市场流通的基础，洛阳煤炭的大量需求也就有了市场获取的途径。

综上，宜阳应是洛阳及周边地区汉代煤炭的主要供应地。煤炭成为商品，产供销链的形成，与洛阳煤炭的普及利用相互促进，不仅促进了洛阳及周边地区煤炭利用的巨大进步，也成为洛阳煤炭利用水平代表汉代先进水平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洛阳及周边地区，煤炭在社会生产、生活领域得到普及利用，其水平代表了汉代煤炭利用的先进水平。洛阳煤炭的大量燃用，为宜阳煤炭的规模化开采提供了需求基础。宜阳煤炭因丰富蕴藏和适合早期开采等因素，在汉代得到规模化开采。煤炭的商品化，为宜阳煤炭供给洛阳奠定了流通基础。宜阳位于洛水上游，且距洛阳10余公里的距离，使宜阳煤炭经洛水顺流而下供给洛阳具备优越的运输条件。宜阳煤炭经洛水供给洛阳，也符合“百里不贩樵”的传统能源的利用规律。宜阳煤炭开采供给洛阳燃用，是汉代社会发展与宜洛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煤炭成为商品，洛阳地区煤炭产供销链条的形成，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煤炭利用的进步互为促进，成为洛阳地区煤炭利用和社会发展取得较大进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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