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在我国八次经济危机中的作用转变

刘卉蕊

摘 要：我国从1958年开始到2008年共经历了八次主要的经济危机，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一书以大量的史实资料系统全面地向我们呈现了八次危机的爆发原因、表现特征以及应对措施等内容。从书中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在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起着持续不断且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作用的转变也体现了我国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壮大。

关键词：八次危机；“软着陆”；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117-02

《八次危机》一书是温铁军教授在他“以脚做学问”的精神引领下，深入中国社会实践中搜集整理而成的关于我国自1950年以来经历的主要危机及应对措施问题的系统论述。在此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系统学习到我国社会发展中发生的八次经济危机，同时通过温铁军教授在书中提供的材料和史实可以让我们真切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所历经的种种尝试与不易。本文主要以农村在我国八次经济危机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及其作用的转变为视角认识、学习八次危机，以期使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八次危机概述

温铁军教授在广泛收集、分析材料和数据基础上把我国所经历的危机分为八次，分别是1958年—1960年的危机、1968年—1970年的危机、1974年—1976年的危机、1979年—1980年的危机、1989年—1990年的危机、1993年—1994年的危机、1997年的危机以及2008年发生的危机。这八次危机之间既有一定的相似性、关联性，同时每次危机在爆发原因、特征表现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我国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58年—1960年期间，此次危机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启动国内工业化进程中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遭受到苏联援华投资中断所导致的。1968年—1970年发生的第二次危机正值我国“三线建设”战略的实行阶段，此次危机不仅表现出“赤字加失业”的危机形态，而且具有“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特点。而到1974年至1976年，我国由于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等引发了财政赤字连续高升的国家工业化的第三次经济危机。从共性上看，这三次经济危机都是我国在工业化初期为发展自身实力，尤其是实现重工业的发展而加大投成的财政赤字、后续发展能力不足的危机。在应对这三次危机的措施上国家也往往采取将危机向农村转嫁的方式，鼓励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转移失业人口。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分别是1979年—1980年的危机、1989年—1990年的危机和1993年—1994年的危机。这些危机的发生基本上是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了发展工业，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而不断加大投资力度造成的。然而，这些不断增加的投资由于没有部分脱离当时我国的实际而造成了负债和赤字的压力。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更加开放地融入全球化竞争中，在利用全球资金、技术等资源的同时也受到了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我国经济受到外部危机影响下爆发的。这两次危机可以称之为“输入型”危机，是随着我国开放程度提高从而受到世界经济影响所导致的危机。与此不同，我国的前六次危机都属于“内生性”危机，主要是由于国内的财政、金融等领域的赤字造成的。

二、农村在我国经济危机中作用的转变

（一）危机“软着陆”的基地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在应对经济危机时不能向外扩张和掠夺。于是当危机在城市爆发，造成大量城市失业人口、财政赤字时，我国往往就把这些失业人口以“上山下乡”方式转移到农村，将城市危机以“软着陆”的方式转嫁到农村。从1958年的第一次危机开始到1974年的最后一次“上山下乡”都是以这种生硬的方式牺牲农村的利益而拯救危机中的城市。农村在此期间不仅承担着大批来自城市的失业人口，同时也成为国家债务压力、财政赤字的承受地。只要农村可以使危机得以顺畅转嫁，城市危机就可以实现“软着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可以继续发展。

（二）农村的“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对于危机的解决就不像前三次那样生硬的转嫁到农村，单纯以牺牲农村利益来促进城市危机的解决。但在此后的危机解决中，农村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劳动力流动方面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蓄水池”。改革开放后，我国不再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缓解城市失业人口造成的压力，但农村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却一直起着作用。随着我国逐步放开农民进城打工的限制后，年轻力壮的农民开始选择进城务工。早在1992年，隨着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的基本解除就出现了“农民工”的打工潮。这些青壮年的劳动力不仅年富力强而且价格低廉，对工作环境和生存条件要求很低，因此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质优价廉”的劳动力。同时，当危机发生导致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增加时首先退出工作岗位的也是这些“农民工”。在城市危机之时，农村又成了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蓄水池。如此一来，当城市需要大批建设者时农民中的“草尖”群体就离乡进城务工；当城市劳动力过剩时他们则返乡种地，缓解城市工人的就业压力。这就是农村为我国经济发展、应对危机所发挥的“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三）农村县域经济的“第二资本池”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在面对危机时不仅不再以单纯牺牲农村利益来拯救城市，同时加强了对农村发展的重视程度。1979年—1980年第四次经济危机的发生正值我国农村改革之时。在此期间，三农得到了重视与发展，尤其是以“乡村工业化加城镇化”为主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县域经济的“异军突起”拉动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内需群体，同时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资本池”。县域经济和城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村自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同时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后方支援以及强大的潜在内需群体。尤其是在我国经济面临内需不振、出口困难等压力时，农村的发展为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四）农村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重要领域

在我国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农村逐渐改变了以牺牲自己的方式应对危机的状况，代之以自身的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早在1980年时，政府通过在农村推行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以及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等方式重视农村的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国家政策下，农村逐步摆脱落后局面走上自身发展的道路，并以自身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在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危机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较少地受到危机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我国政府在之前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对于吸纳劳动力、应对危机破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后随着我国对农村的重视和扶持力度的加强，农村经济的发展得到不断提升逐渐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助推器。

此外，农村在工农业产品价格方面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以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在土地资源方面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着支撑。总之，农村在我国应对危机、促进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随着农村自身和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也有所变化，向着更加真实有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三、我国经济危机之所以向农村转嫁的原因

我国的八次危机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得以转嫁，不但有其必要性也在于我国农村具有承担危机后果的可行性。

首先，像二战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立了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目标。而在国家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落后的情况下，借助外资发展自己是必然的选择。而当国外中断援助或者由于过量引进资金技术时就会给我国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通过向外扩张、殖民掠夺来应对危机。同时，当危机发生时相比较城市而言，农村经济更加稳定，为了避免城市失业人口增多造成的社会动荡等情况发生，我国只能向农村转嫁危机，以维护社会的稳定、政权的稳固。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以及当时的国情决定的，这其中不乏有些无奈之举的意味。

其次，每次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在农村顺利转嫁有我国制度上的特殊性原因，这就保证了将危机转嫁农村的可行性。一是由于我国是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在宏观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应对危机发生等方面有其优越性。正是在这样的制度保证下才使危机能够有效、迅速地转移到农村。二是在于我国具有的真正的“比较优势”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标以及工业较之农业具有更大的收益导致大量的产业资本集中在城市工业中。在国家的这种“亲资本”政策的影响下，当危机发生时，代表产业资本利益的群体用其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将农村作为危机转嫁的基地，从而为城市利益群体代言、维护其利益。因此，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不仅拉大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同时使得农村成为承担城市经济危机的载体。

四、总结

在我国八次危机中，无论是直接向农村转嫁还是通过城乡共同承担危机，抑或是由于农村自身发展缓解了危机对经济社会的伤害都体现了农村、农业、农民在我国应对危机中起到巨大作用。同时从各个时期国家政策的转变以及农村转移危机方式的转变又可以看出我国对农村发展的重视程度是在不断增强的，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尤其是我国在实行了农村改革之后，逐步摆脱了以牺牲农村转嫁城市危机的不可持续的危机应对方式。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步步深入，国家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采取促农惠农、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促进农村发展的方针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势必会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增强了农村经济对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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