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蕃交通路线变迁简论

王小杰

摘 要：辽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存在着变迁，其中回鹘路发挥作用的时间始于1048年，结束于1072年，此后西夏开始为辽和吐蕃提供便捷的交通路，直至1104年青唐唃厮啰政权覆亡。辽蕃之间的往来上承唐代吐蕃回鹘的交往下启蒙藏民族交往，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辽；吐蕃；交通路线；时间节点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142-02

关于辽蕃交通路线问题，前田正名的《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从经由回鹘路向河湟的唃厮啰再三遣使这件事来看，我们了解到当时契丹与青唐城的往来多是经由‘回鹘路往来的，即从阴山附近西行，通过阿拉善沙漠，绕过沙州的西南，经过青海湖岸，到达青唐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虽然还不清楚所谓的回鹘路究竟是经由鄂尔浑河畔还是自阴山西麓西行，经由额济纳河口的道路，但是，当我们考察了黑水镇燕监军司、黑山威福监军司的位置后，我认为从阴山北方，顺着鄂尔浑河畔向西行的路线更为妥当。这样，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从沙州西方折向东南到达青唐城的契丹使者们之往来，方才出现这样盛大规模的交通路。”[1]572

不知道是译者故意为之，还是前田正名的日文原著就是这样论述问题，这段话前半部分给人十分杂乱的感觉：到底这条连接辽蕃的回鹘路是自阴山西麓西行，还是经鄂尔浑河畔西行？还好这段话后半部分给出了明确结论，即经鄂尔浑河畔西行。出现在这段话“妥当”一词后的注释因为关涉结论且具有学术史价值，现抄录部分如下。

“回鹘路共有两条：一条，自阴山北方北上鄂尔浑河畔，到达Kara Balagassun（喀喇巴喇哈逊）后，再向哈密、高昌方面西行；另一条是自阿拉善沙漠西行，经过额济纳河下游。历来人们多以后者作为定论。但是，已故的前田直典氏却在前揭论文中重视前者，认为王延德赴高昌时所走的路线估计是经由鄂尔浑河畔。安部健夫也同意这一看法。”[1]587

这里所说的前田直典论文是指其《十世纪时代的九族鞑靼》。总之，前田正名认为辽蕃间的回鹘路须经鄂尔浑河畔，但他紧接着开始论述辽蕃之间经过西夏的道路，即鄂尔多斯沙漠南缘交通路。辽蕃交通路线的变迁在前田正名看来是因为“契丹、西夏之间的国情”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辽朝跨三个世纪存在了二百多年，那么这期间它与吐蕃的来往只是走回鹘路和鄂尔多斯沙漠南缘交通路吗？进一步说，辽蕃使用回鹘路的时间断限是怎样的？它们使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交通路又是在哪个时间段？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在辽蕃关系的研究成果中已见端倪。长泽和俊的《辽代吐蕃遣使考》与祝启源的《河湟吐蕃与辽朝的关系述略》可说是辽蕃关系研究成果的代表。长泽和俊认为，1018年前后，吐蕃的并立尊与辽朝是通过甘州来往的[2]360。由此，辽蕃的交通路线就不止两条。但长泽和俊对并立尊的身份认识不清，把他归为凉州吐蕃，而且片面解释了并立尊与辽朝往来的原因。祝启源是研究宋代河湟吐蕃的专家，根据他的研究，并立尊就是李立遵，是以宗哥城为中心扶植唃厮啰的重要人物[3]62。李立遵和李继迁相比，他们虽属不同部族，但都很有政治眼光。李继迁依违于宋、辽之间壮大自己，而李立遵在与宋朝关系恶化后要向辽朝朝贡也不奇怪。1016年，李立遵在三都谷之战被宋朝知秦州曹玮打败，第二年战事仍然不利，所以他与宋朝的关系很紧张。近年来，辽蕃关系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双方的和亲活动[4]。在此，之所以将辽蕃交通路线的变迁作为问题提出，是因为对其涉及的各条路线发挥作用的时间断限有探讨的必要，再则辽蕃交通路线反映了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地域关系变化，而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辽蕃之间的往来上承唐代吐蕃回鹘的交往下启蒙藏民族交往，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辽蕃以回鹘路来往的时间断限

关于回鹘路的研究，可以在唐代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经常见到，孟凡人和陈俊谋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中即有很好的论述。然而宋代还有回鹘路的说法，相关史料主要见之于《续资治通鉴长编》。除了上文日本学者提供的有关宋代回鹘路的研究，国内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可概括为“凉州说”和“沙州说”，即回鹘路是经过了凉州还是沙州。持“凉州说”的刘建丽认为“所谓回鹘路就是指从上京道南下，在狼山及贺兰山西边，由西南方向经今腾格里沙漠边缘进入凉州，再越祁连山到达青唐的南北纵断路。”[5]355李正宇则主张“沙州说”，其《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一文写道：“这里所指的回鹘路有两个可能，一是指取道西州回鹘，一是指取道瓜沙回鹘。就道路险易远近来说，经由瓜沙远比经由西州近便。”[6]306-307赵贞由此推测：“宋辽西夏对峙时期，从瓜沙有一条北穿大漠东达契丹的道路，究其实质，恐与大中二年（848）沙州使者向东北直趋天德军的道路同出一辙。”[7]35-36赵贞实际上是认为辽蕃间的回鹘路是自阴山西麓西行，但若考虑到这条路靠近或经过西夏北境，其实它并不安全。至于“凉州说”，考虑到其路线要经过西夏的腹心地区，则这条路更加危险。总括以上宋代回鹘路的诸种说法，其实大家都承认辽蕃经回鹘路往来是要避开西夏，这是由辽、唃厮啰、西夏三者的关系决定的。而要探讨辽与唃厮啰使用回鹘路的时间断限，就必须明了三者的关系变化。现先将有关回鹘路的重要史料抄录如下。

“（宋嘉三年九月）乙亥，秦凤经略司言西番唃厮啰与契丹通姻。先是，唃厮啰捺罗部阿作等叛归夏国，凉祚乘此引兵攻掠境上，唃厮啰与战败之，获酋豪六人，收橐驼、战马颇众，因降陇逋、立功、马颇三族。会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毡，乃罢兵归。契丹既与唃厮啰通姻，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唃厮啰约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欲徙董毡凉州，与之相近。唃厮啰辞以道远兵难合，乃止。契丹之妻董毡也，遣使送之，久留不还，间以蛊其妻，董毡知之，杀其使，置其妻不见。母乔氏喻董毡宜以契丹故亲其妻，董毡不从。”[8]4527

宋嘉三年即1058年，这年九月唃厮啰刚打败西夏的进攻就迎来了辽的公主，而后辽多次派人经回鹘路到河湟地区，约唃厮啰夺取河西走廊等地，若成功想让唃厮啰的继承人辽的女婿董毡定居凉州。唃厮啰以路途遥远婉拒辽的建议，再后来董毡与辽公主因为久留不归的辽使而夫妻关系恶化。这里回鹘路的使用及董毡夫妇关系的恶化都是1058年以后一段时期的事情。那么，辽公主前往河湟地区走的当然还是回鹘路。所以，回鹘路在1058年之前即已被辽使用。从陪嫁的辽使长期留下可以想到辽的那位出使吐蕃十二年的使臣耶律庶成。《辽史》说耶律庶成“使吐蕃凡十二年，清宁间始归”[9]1350，而1058年是辽道宗清宁四年，所以陪嫁的辽使是接替了耶律庶成的工作，耶律庶成回到本国的时间是1059年，他离开本国的时间则是1048年，1048年到1059年跨了十二年。1048年是遼重熙十七年。辽兴宗分别在重熙十三年、十八年，对西夏进行了大举进攻，但都归于失败。辽兴宗在第二次大举攻夏前夕派出耶律庶成出使吐蕃完全是出于战略需要。耶律庶成到达吐蕃后，其外交活动影响了唃厮啰，所以唃厮啰向辽朝贡，而《辽史》兴宗本纪记录了1051年、1054年吐蕃的两次朝贡。辽蕃关系持续升温，至1058年双方结亲。不可否认，耶律庶成的出使路线及吐蕃向辽朝贡的路线都是回鹘路，所以辽蕃间回鹘路的贯通始于1048年。1069年、1071年、1074年，吐蕃三次向辽朝贡，这主要是当时宋朝向西开拓造成的。因为宋朝向西的开拓，造成宋朝与唃厮啰政权关系的紧张，此时唃厮啰已死，其子董毡在位，他于1072年与西夏结亲，所以1071年吐蕃向辽朝贡走的还是回鹘路，而1074年的朝贡走的则是经由西夏的道路。总之，辽蕃间回鹘路的贯通始于1048年，终止于1072年。

二、辽蕃经西夏来往的时间断限

前田正名认为，1018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吐蕃与辽的往来是经过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进行的，这其实是想当然耳，长泽和俊在前揭论文中已对1018年李立遵与辽朝经由甘州的来往进行了很好的论述。长泽先生明智地认为1020年辽圣宗对西夏的进攻正是缘起于西夏阻隔了辽与吐蕃的往来，即使《西夏书事》的相关史料有杜撰的嫌疑。当然，《西夏书事》的作者可能掌握了相关的资料。1018年前后辽与吐蕃经由甘州来往并没有持续很久，这一年吐蕃向辽朝贡的记录孤零零地显示在《辽史》里，因为吐蕃在这之前向辽朝贡是在989年，在这之后的朝贡是在1051年。李立遵之所以在1018年向辽要求经西夏朝贡，是因为1002年李继迁攻陷了灵州。无论如何，在地理上，辽与吐蕃之间最便捷的交通路就是经过西夏的道路。在五代宋初，灵州具有非常重要的交通地位，是各民族来往的交通枢纽。吐蕃在953年、989年向辽朝贡就是经灵州前往的。这条经灵州的道路是辽蕃经西夏来往的道路的前身。

承前节所述，1074年吐蕃向辽朝贡是经过西夏的。这一年可谓是辽蕃经西夏来往的开始。以后西夏在宋朝的进攻下，邀请辽使前往董毡那里说情，希望董毡不要助宋攻夏，辽使走的正是经西夏到达唃厮啰政权控制区的道路。1103年、1104年，吐蕃最后两次向辽朝贡。当时的唃厮啰政权在宋军的进攻下灭亡。西夏当然不会介意吐蕃使臣经西夏前往辽朝。总之，辽蕃顺利通过西夏来往始于1074年，它们最后经西夏来往的时间在1104年。

综上所述，辽与吐蕃的交通路线存在着变迁，它们在1002年之前可以通过灵州进行往来，这表现在953年、989年吐蕃向辽朝的两次朝贡上；1018年前后，吐蕃的李立遵与辽朝经甘州回鹘来往，当时的甘州回鹘一方面慑于辽朝的威势，另一方面又与吐蕃有亲且须经吐蕃到达宋朝；1048年，耶律庶成开始走回鹘路到达吐蕃；直到1072年吐蕃与西夏结亲，辽蕃之间才顺利通过西夏来往，1104年，唃厮啰政权覆亡，辽蕃经西夏的来往就结束了。由此，辽蕃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路线有一个向西曲折的过程，又有一个恢复到最便捷路线的一个过程。前一个过程同西夏在河西地区势力的扩展有关，后一个过程的开始与宋朝向西开拓有关。辽蕃出于各自的政治考量进行来往，从而在根本上造成双方人员的往来和他们的交通路线的改变，但他们又不得不受到宋、西夏、回鹘等政权部族的干扰，而辽朝因为有着庞大的势力范围，一方面能够为其对外交通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时常因为内部危机而不能正常通过这些交通路线。

参考文献：

[1]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

[2]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3]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4]彭向前.辽蕃和亲初探[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5]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6]楊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7]赵贞.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1.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脱脱，等.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