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回归历史的教育史著作

邹 贺

摘要:介绍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玄奘大学讲座教授高明士先生著《中国教育史》一书主要内容,分析此书与大陆同类著作的异同。认为:高明士先生的教育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向历史学的靠拢。同时,《中国教育史》一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中国传统教育“庙学化”的新观点。这些都是高明士先生对教育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另外也对《中国教育史》一书的印刷错误、史料观点提出了若干商榷的意见。

关键词:高明士;《中国教育史》;评介

中图分类号:G51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9—0127—02

一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玄奘大学讲座教授高明士先生著《中国教育史》,2006年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定价新台币300元。是书属于《国立台湾大学通识课程教学参考资料丛书》之六,或可以理解为台湾高校之教育史教材。高明士先生作为历史学者,他的教育史研究自然与历史发展的脉络相合,《中国教育史》一书的写作思路亦是将教育史融入历史轨道之中。这也是近年来大陆教育史学者倡导的方向之一。比较高明士先生的大作,与大陆教育史专著,在章节布局、研究方法、乃至行文措辞上的确有迥异不同之处,极有观瞻借鉴之必要。以笔者之浅陋,粗略翻检大陆教育史综述类的文章,似乎鲜有提及港台学者之成果者。又因高明士先生此书大陆难得一见,故特作评介如下。

是书主要内容依据高明士先生自著《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一书,间或采集毛礼锐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等书。全书分“引言”、“导论:传统中国教育的发展与特质”、“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从‘学到‘庙学的教育”、“帝王学”、“私学”、“‘庙学教育制度的普遍化”、“书院的‘庙学化”、“传统教育与治统的关系”、“庙学制的崩溃与近代学制的建立”、“台湾教育史的回顾与展望”十一个章节,以及相应标题下的附表共十二张。按照教学进度要求,每一标题讲授1到2周,全书共计用18周讲完。

二

高明士先生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分析的结论性认识是:“广义而言,一部中国教育史,可说是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中国教育史》一书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研究和论证。

第一讲“传统中国教育的发展与特质”从整体阐释晚清学制改革前,即所谓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演变趋势梗概,上限是秦汉。书中描述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中国教育史,正面看可以说是教育沦为政治附庸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教育逐渐摆脱宗教色彩与政治控制的过程。”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中国古代教育“庙学”化过程。两种叙述互为里表。更具体来说,就是:“汉以后诸朝的国家教育,是实施‘王化、‘教化的政治教育……汉以后国家接着双管齐下的方式控制教育,使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治的手段,其目标就是要控制思想。”

第二讲“教学理论与教学方法”。这一部分弥补了上一讲对先秦教育叙述的遗缺,分析了《礼记·学记》、《管子·弟子职》和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教育思想。另外例举了董仲舒、韩愈、朱熹、王守仁、颜元等人。不过这一部分并未超越毛礼锐等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既有成果。

以下第三讲“从‘学到‘庙学的教育”、第五讲“私学”、第六讲“‘庙学教育制度的普遍化”、第七讲“书院的‘庙学化”、第八讲“传统教育与治统的关系”、第九讲“庙学制的崩溃与近代学制的建立”共六讲实际都是围绕“庙学化”的命题的展开。高明士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从官、私学两方面都体现出庙学的含义。从外在的组织架构上看:“庙学的园地,由两个空间构成,一为祭祀空间,一为教学空间。”从礼制规格上看:“但中国的庙学,则直隶于国家,皇权至高无上,孔子虽是庙中主神,在礼制上不敌皇家的宗庙”对于庙学现象的实质,高明士先生指出:“在教育意义下,孔子以及配享等诸先贤,藉庙制将知识与教育的权威性提升至神格,已超越世俗的王权。”也就是说,儒家在言天失败后,转而用孔子的神格地位来压制世间皇权,即儒家强调的道统,且道统要高于治统的原则。同时庙学制的影响还波及了韩、日等国:“庙学制的确立。可以说是东亚诸国传统的共通基本要素之一……笔者(高明士自指)将这种文化的共通现象,称之为‘东亚教育圈”。

第四讲“帝王学”部分是书中比较特殊的一章,它跳脱了庙学命题的限制,回归实证。这一部分,将太子东宫教育与帝王经筵教育合为一种,兼论及帝师地位的下降。高明士先生认为帝王学的内容:“帝学的演变,由礼学而经学而史学”自来大陆教育史著作未有提及“经筵”者,即便是专门苗春德先生主编的专著《宋代教育》也未论及经筵,此实为大陆教育史研究一大盲点。高明士先生之作正可以补齐空白。

第十讲“台湾教育史的回顾与展望”,属于地方教育史,分别历数1600以前、荷兰时期、郑氏时期、清朝时期、日本时期和1949以后的台湾教育情况,其中在1949以后部分使用大量官方数据,是研究台湾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

三

总览全书,笔者以为,高明士先生的大作具有如下特色和学术贡献:

首先,与大陆教育史、乃至历史学者贯彻的阶级分析学说相异,高明士先生秉承的是台湾历史学者自五四以来的实证主义学风,史料运用自如、严谨,结论依据充分,分析史料透彻。就教育史来说,高明士先生有充分积累,其著作如《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中国传统的政治与教育》、《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等书,早为学界所认可、推崇,因此这本《中国教育史》是高明士先生水到渠成的作品,更兼具了由浅入深的效用。

其次理论的高度,教育史研究的一个瓶颈就是抽象理论和认识难以上高度、上层次,今高明士先生潜心研究后提出的“庙学化”命题,正是对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宏观的、结论性的认识,对认识中国教育,尤其是传统教育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后是高明士先生的行文和写作。实证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逻辑严密,推理有力。也自然要比单纯地根据标题、结论,返回头寻找史料以为呼应,更能说服人。比如高明士先生起手先从“学”的字义开始论述,正是陈垣先生“史源学”精神的体现。作为教材,《中国教育史》更多关注的初学者,研究性还不甚突出,想来高明士先生的几部大作,必然更加纵笔自如,文采飞扬。

但所谓金无足赤,《中国教育史》还是有微瑕若干,有些属于排版印刷,像“引言·参考书目”中,高明士先生自己的《中国教育制度史论》一书,竟然漏掉个“度”字;再有“第五讲私学·教材与教学·第四阶段:清中叶,特别是戊戌维新后”一段文字:“……历速天主教及其经文传说”,“速”当为“述”;以及“第四讲帝王学”:“宋世翰林学不领他局”,此处漏一“士”字。而有些则是病句了,像“第四讲 帝王学”中的“唐朝制度在国史上是最令史家称颂是东宫组织承袭南北朝”一句,句意不通。近年来大陆学风浮躁,出版学术专著亦质量滑坡,不想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亦不能免俗,盖这鱼鲁之讹,从古至今都不能消弭?

此外“第十讲台湾教育史的回顾与展望”中的标题有些问题,其二级标题曰“一、清代以前的台湾教育”,之下三个三级标题曰:“(一)1600年以前的台湾——原住民与海盗时期”、“(二)荷兰时期(1600至1661年)”、“(三)中国时期(1661至1895年)”,显然,1895年的下限与“清代以前”矛盾了。

最后高明士先生对一个问题的论述,笔者以为还有可以商榷之处。在谈到经筵官时,高明士先生写道:“讲读官的官位,在清雍正三年(1725)年由从五品提升为从四品(清·永瑢等《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三《翰林院》条)”查原文可知,这里的“讲读官”是指清代“翰林侍读学士”和“翰林侍讲学士”。按“讲读官”义同“经筵官”,都是指在经筵上为皇帝讲说经史的官员。高明士先生也是此意。

可是实际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从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开始就不再是专职经筵官了,《金史》载:“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掌制撰词命。凡应奉文字,衔内带‘知制诰。直学士以上同。”所谓“直学士以上”正包括着翰林侍讲、侍读学士,也就是说金代的翰林侍讲、侍读学士的职责是“制撰词命”,与经筵讲读并无瓜葛。此后元、明、清三朝,也都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同样不是特指的经筵官。清代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的职掌是:“侍读学士以下掌撰著记载。祭告郊庙神祇,撰拟祝文。恭上徽号、册立、册封,撰拟册文、宝文,及赐内外文武官祭文、碑文。”清代经筵官全系兼职,所谓:“经筵讲官,满汉各八人……满员由大学士以下,都察院副都御史以上各官兼充。汉员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国子监祭酒等官,由翰林出身者兼充。讲官满汉各二人。翰林请旨简派。”就是说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只是清代经筵官的候选之二。因此高明士先生此处的行文犯了以点代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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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