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食管癌与心理 社会应激因素的1∶2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翟 敏 郭立燕 赵 霞 张 妍 贺 魁 刘铁柱

(1 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山东 济宁 272067；2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济宁 272011；3 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2008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济宁 272067)

食管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于世界恶性肿瘤的第8位和第6位，我国每年食管癌发病人数约25万人，发病率和死亡率居世界第一[1]。我国关于食管癌的发病原因的探讨，主要从物理、化学、环境、遗传、生活饮食习惯等方面[2-6]，心理、社会应激因素可影响人的情绪、行为、身心发育及神经内分泌调节系统，从而影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7]。多项研究发现鲁西南地区食管癌呈现高发状态[8-11]。本研究选择鲁西南地区食管癌高发的济宁市作为典型研究现场，按照1∶2配对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在对当地农村居民生活饮食习惯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心理、社会应激因素与食管癌发病的关系，为制订食管癌早期综合防治、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病例 选择2012年3月至2013年5月到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济宁地区新发食管癌病例，所有病例均经县级以上医院病理检查、影像学检查等方式确诊，且为在当地居住10年以上的常住农村居民，共152名。

1.1.2对照 选择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病人和汶上县非食管癌农村居民，按与病例性别相同、年龄相差5岁之内作为匹配条件，按照匹配条件每收集1个病例选择2个对照配对。对照要求与所匹配病例无血缘关系，且不患有上消化道疾病，院内和汶上县对照各152名。

1.2 方法

采用1∶2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后，在征得病例和对照同意后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调查表及心理社会应激情况评价量表(PSSG)，该量表含41条目，包含生活事件、情绪体验和应对方式相互联系的3个评估层次，“生活事件L”、“消极情绪体验NE”、“积极情绪体验PE”、“消极应对NC”、“积极应对PC”5个因子，按PSSG计分法计算应激总分(TS)，TS=15+2L+3NE-PE+5NC-PC，负性因素得分，即L因子、NE因子、NC因子(是=1，否=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软件进行数据录入、核对，采用SPSS 17.0进行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文按1∶2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共配对152组，其中男性105组，占总对数的69.1%，女性47组，占总对数的30.9%。平均年龄病例组为(61.76±8.71)岁，对照组为(60.09±8.93)岁，(年龄均数比较，配对t=1.135，P=0.258)。男性为(61.54±9.15)岁，女性为(62.25±7.64)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病例组91人，占59.9%，对照组167人，占54.9%，(均衡性检验，χ2=1.004，P=0.367)。

2.2 两组心理应激评分比较

对两组各因素得分进行配对样本的t检验，发现病例和对照组“生活事件L”、“消极应对NC”、“积极情绪体验PE”、“积极应对PC”及TS的得分均具有统计学差异，病例组的得分较低，两组得分情况及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1。

2.3 农村居民食管癌发病心理社会应激因素的条件logistic回归单因素分析

各研究因素的赋值情况见表2。按照0.10检验水准进行单因素筛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心理社会应激因素见表3。其中1、3、4、7、8、9、10项为近5年发生的负性生活事件，负性情绪体验的13、17、20项，消极应对方式的36～41项，为可疑危险因素，而积极情绪体验21～26项和积极应对方式27～33项可能为保护因素。

表1 病例与对照组心理社会应激因素得分比较

表2 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各因素赋值表(各因素均为“是=1，否=0”)

注：X1-X10为生活事件，X11-X25为情绪体验；X26-X41为应对方式

表3 农村居民食管癌发病心理社会应激因素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4 农村居民食管癌发病心理、社会应激多因素分析

将上述有显著性意义的变量逐步引入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以P=0.05为界限，进行多因素分析，进一步筛选出8个有意义的变量。家庭不和或婚姻问题、家人病重、个人健康变化、生活环境不良等生活不幸事件及消极应对方式是食管癌发病的危险因素，而积极应对方式中的“能够尽快将不愉快忘掉，主动求助于别人、诉说”为食管癌发病的保护因素，见表4。

表4 农村居民食管癌发病心理、社会应激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社会、心理因素是指可以为个体所感知并对个体有意义的各种刺激，如正性、负性生活事件，这些刺激可以使人体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绪，触发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中多个信号转导通路，激发自主神经系统中的自身防御反应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反馈效应。一些神经内分泌因子，如多巴胺、催乳素、神经生长因子、P 物质和催产素都会在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下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通常情况下这些通路的激活是人体应对外界刺激时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反应，但是人体在长期接受慢性应激的情况下，多数的器官因为长时间受到糖皮质激素和儿茶酚胺等应激激素的影响而受到损害，从而肿瘤的易患性增加、伤口愈合减慢和感染风险增加等对机体有害的影响[1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的各种应激激素可以干预肿瘤细胞的增殖、黏附和转移，对肿瘤的发生、发展、转归起着重要作用[13-15]。

本研究采用1∶2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分别以医院和人群为基础，使得研究对象有更好的代表性，并提高了统计效率。采用具有一定信度和效度的心理社会应激情况评价量表，对研究对象一定时期心理压力进行综合主观评价。分析结果显示，病例组和对照组“生活事件L”、“消极应对NC”、“积极情绪体验PE”、“积极应对PC”及TS的得分均具有统计学差异，进一步多因素分析表明，家庭不和或婚姻问题、家人病重、个人健康变化、生活环境不良等负性生活事件及消极应对方式是食管癌发病的危险因素，而积极应对方式中的“能够尽快将不愉快忘掉，主动求助于别人、诉说”为食管癌发病的保护因素。

食管癌是一种多致病性因素引起的慢性病。本文结果进一步提示在食管癌的人群防控工作中，不仅注重改善人群不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行为因素的健康教育干预，还应从心理、社会应激因素的调节入手，重视高危人群的心理疏导工作，在面对无法回避的负性事件时，通过主观的心理调节，克服孤独的心态和自我封闭的人际关系，主动拓宽交流感情和吐露心声的渠道，使积郁在心中的不良情绪得到适度的发泄和表达，这对于食管癌的病因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

志谢：感谢济宁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2008级预防医学专业黄小贝、李胜龙、邱静、高祥芝、杨东在问卷调查、资料整理、分析过程中付出的辛苦工作。

[1] 白卫哲，谭家驹.食管癌发生发展的相关因素最新研究进展[J].中外医学研究,2013，11(10):154-156.

[2] 刘桂亭．杨胜利.河南林州食管癌病因的探索历程[J].中国肿瘤，2008,17(6)：454-458.

[3] 程科萍，王少康，孔庆芳，等.某三甲医院2009-2011年506例食管癌危险因素调查分析[J].重庆医学，2012，41(23)：2396-2400.

[4] 张小峰，裴广军，徐志勇，等.食管癌发病危险因素的Meta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09，36(5)：819-822.

[5] 徐济成，刘桂红，周凤娟，等，江苏省徐州地区居民食管癌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10，37(10)：1812-1914.

[6] 翟敏，郭立燕，赵霞，等.济宁市农民食管癌影响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3，14(11)：837-839.

[7] 张妍，高红彩，刘霞，等.大肠癌患者心理社会应激状况及应对方式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0，14(8)：771-772.

[8] 李卫，郭晓雷，付振涛，等，山东省大汶河流域食管癌发病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8，24(5)：517-518.

[9] 徐爱强，王涛，郭晓雷，等.2002-2004年大汶河主干流域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的疾病负担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07，13(5)：385-388.

[10] 李卫，郭晓雷，付振涛，等.山东省大汶河流域食管癌发病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8，24(5)：517-518.

[11] 杨国才，何庆循，马仲锋，等.汶上县农村居民食管癌危险因素分析[J].济宁医学院学报，2013，36(4)：266-267.

[12] Antoni MH，Lutgendorf SK，Cole SW，et al．The influence of bio-behavioral factors on tumour biology: pathways and mechanisms[J]．Nat Rev Cancer，2006，6( 3) : 240-248．

[13] 周建华.食管癌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相关性研究[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3):109-114.

[14] 李林，夏全，唐建林，等.负性事件与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0，9(6): 464.

[15] 吴晓，吴金峰，董竞成.社会心理因素对肿瘤的影响[J].医学综述，2013，19(2)：258-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