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际昌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

詹福瑞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81)

魏际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文史专家,治学范围广及经、史、子、集。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紫庵文集》,全面反映了他的治学成绩。魏际昌先生有丰富的文学史撰述,多为大学授课讲稿,生前未曾发表,《紫庵文集》出版,得以公布。有《中国古典文学讲稿》《明清文学》《中华诗词发展小史》《汉魏六朝赋》数种,应引起文学史界重视。本文即围绕魏际昌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讲稿》和《中华诗词发展小史》等文学史撰述,讨论他治中国古代文学史方面的特点。

一

魏际昌先生的古代文学史研究始于《桐城古文学派小史》。1935年秋,他考取北京大学研究院胡适研究生,此篇是他的硕士论文。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魏际昌先生先后于1943年、1944年在广东省立文理学校中文系、西北医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1951年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新文学史”,1952年著《中国新文学史讲稿》。1954年,魏际昌先生任教天津师范学院,开设“现代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等课程,撰写《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读本》讲稿。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恢复教学,始为河北大学青年教师讲授《庄子》,1981年完成《先秦散文研究》讲稿。1955年,天津师范学院教务处文印科印制了魏际昌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讲稿》。

魏际昌先生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相关的古代文学研究则始于1935年,这一年他撰写了《袁中郎评传》《唐六如评传》,此时他还是北京大学的本科学生。1936年在《北强月刊》第2卷第5期发表《明清小品诗文研究》,是为魏际昌先生发表的第一篇古代文学研究论文。1954年撰写了《李白评传》《汉魏六朝赋研究》等著作。这些讲稿和书稿只有《桐城古文学派小史》分别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1984年第1期、1985年第1期刊出,1988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余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讲稿和著作,收入《紫庵文集》,202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先秦学术散论》《史传散论》《西汉散文钜子合论》《中国古典文学讲稿》《中华诗词发展小史》《汉魏六朝赋》《唐代边塞诗析论》《李白评传》《明清文学》等多种。所著《中国新文学史讲稿》未见披露,其稿或已经流失。

魏际昌先生的文学史撰写与讲授时间都很早,但20世纪40年代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讲稿没有流传下来。1955年撰写的《中国古典文学讲稿》作为教材被印制,幸运地得以保留。《中国古典文学讲稿》应是魏际昌先生为本科生讲授古代文学课所撰写的讲稿,从其结构和写作思路看,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只是完成了先秦至魏晋南北朝一段,《明清文学》似为补足部分。不知是遗失,还是未写,唐宋则阙如了。

魏际昌先生业师胡适先生所著《白话文学史》是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是二十年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魏际昌先生的文学史不可能不受其师影响。魏际昌先生的文学史著述,是其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他的文学史著述,总结其特点与成就,是考察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窗口之一。

二

《中国古典文学讲稿》的《绪论》,全面论述了对待古代文学的态度、研究古代文学的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古典文学发生成长的历史条件,系统反映了魏际昌先生的文学史观。在魏际昌先生的著述中至为重要。

无论是撰写文学史,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这个概念的界定都十分重要。新文学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学概念几乎被完全接受。但在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比较接近的概念是“文章”,它所包括的范围远远大于西方所说的“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概念的同与异,20世纪40年代前的文学史尚有辨析,如罗根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就少有分辨了。

魏际昌先生此书的《绪论》以极为精简的篇幅,讨论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章”概念实际内涵的演变[1]375。先秦时期“文学”这个名词,是指儒者《诗》《书》之学,两汉时的“文学”不过是一切文物的总称。但魏际昌先生注意到刘歆的《七略》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已经特设诗赋为一略,这实际上反映了诗赋这样的韵文在汉人心目中的独特地位。到了魏晋之际,“文学”的涵义终与“文章”相同。曹丕《典论·论文》和陆机《文赋》所讲的“文章”,就是当时的文学。南北朝时期文、笔分家,诗辞为“文”,散文为“笔”。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七录》以“文翰”“文集”称谓诗赋。尤其是经过萧统的《文选》,文学脱离了经史子书独立出来。唐代以后诗文更加分立。经过魏际昌先生的梳理,大体清晰可见中国“文学”演进的轨迹。

魏际昌先生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工具——中国文字来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特殊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的表现工具——中国文字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单音词占优势,二是方言不同,每字又有四声及清浊之分,所以才形成了词句简洁、音韵协和、对仗工整的诗与文。因为有了这样的考察,与同类著作相比,魏际昌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的论述,其实是更为深入了。

有了以上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实事求是的认识,魏际昌先生介绍古代文学,文体的分类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四分法,其所涵盖的范围包括了诗歌、骚赋、词曲、铭赞等韵文,诸子、史传、包括公事文字在内的论议文等散文,以及神话寓言、小说等其他文体,更加符合中国古代独特的文体特征。

三

论及古代文学研究,魏际昌先生提出“去伪存真还它本色,然后再下价值的判断”的方法。这一方法具体实践为“通过辨认出土的古物、文字的训诂、版本的校勘和人物的考证等办法,来去伪存真地先还给作品作家一个本来面目”[1]373。这与今人所说的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颇为一致。还原的方法则融合了乾嘉学派的考据和现代的考古学,应该说既传统,又新潮。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266魏际昌先生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代文学,正是入流的学问。魏际昌先生的导师胡适提倡把西方科学的方法与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对接,以求证问题的是非真伪,魏际昌先生提出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亦与其师一脉相承。

魏际昌先生的文学史很好地贯彻了他提出的 “去伪存真还它本色”的研究方法。依据出土文物,他认为《尚书》和《史记》关于夏代事迹的记载不能作为信史;而殷商则不然,甲骨文字和青铜铭文证明了它的存在,因此商代之前,实无文学作品可言,谈古典文学,只能从周代开始。文字是文学作品的载体,有了文字才会有文学作品,依此定古代文学的源头在商代,而文学经典的出现则在周朝,无论神话传说,魏际昌先生的判断是有依据的。

对于《诗经》,魏际昌先生认为“二千年来它被历代的经学家、道学家们弄得乌烟瘴气,几乎迷失了本色了”,主张“首先应该把毛《传》、郑《笺》、朱《注》这一套陈言扫除干净;然后才能谈到挖掘它的人民性、明确它的社会性,和体会它的艺术性”[1]399。这段话似曾相识,显然来自他的老师胡适,胡适在《谈谈诗经》就说过同样的话。但在实际研究中,魏际昌先生并未把“诗经学”的文献完全抛弃,另起炉灶。而是对这些文献采取了“去伪存真”的筛选方法。如关于《诗经》的编辑,有《礼记·王制》《汉书·食货制》与何休《公羊注》的“采诗说”、《史记·孔子世家》的孔子“删诗说”。围绕这两个问题,千百年来争论不休。魏际昌先生的《中国古典文学讲稿》采纳了清人崔述《读风偶识》意见,否定了“采诗说”和“删诗说”。采诗之说不可信,有两个理由:其一,周之诸侯国有一千八百个,何以《诗经》的风诗只有九国? 其二,《春秋》《左传》皆未见记载,故推测是汉代以后说《诗》者揣度之语。如果说采诗是周代制度,却不见记载于《春秋》,这个理由应该是过硬的。孔子“删诗说”是出自司马迁的误解,证据更为充分。孔子本身未曾说自己删过《诗》,只是说“诗三百”“诵诗三百”。当时的墨子和稍后庄子也有“诵诗三百”和“歌诗三百”的说法。可见孔子之时,《诗经》就已经是三百篇了。魏际昌先生进一步考察司马迁误解的原因,引用了清人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法:“正乐”是纠正《雅》《颂》的“残缺失次”,使其“各得其所”,恢复其本来次序。魏先生解释说:“诗在最初虽然可以入乐歌唱,但是传来传去,诗词和乐谱便容易分了家。所以需要‘知音’的人加以厘定,这应该是孔丘‘正乐’的缘由。至对于《诗》的本身编排和润饰,自然又是一回事。”[1]401魏际昌先生以正乐来解释孔子对《诗经》的整理,非有对周代礼制的认识,是不能得出如此合理解释的。

还有对《风》《雅》《颂》的解说,魏际昌先生在众多解释中有所选择,其择取也是颇费考量的。关于《颂》,采纳了《毛诗序》和宋人赵德《诗辨说》的解说,《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其神明者也。”《诗辨说》云:“三颂之中,《周颂》《商颂》皆用以告神明,而《鲁颂》乃以为善颂善祷。” 魏际昌先生依此解说《颂》为“用于宗庙明堂以合乐的一种制作”。《雅》则摒弃了《毛诗序》的解说,采纳了南宋郑樵《通志》和章俊卿《诗说》,郑樵说:“雅出于朝廷士大夫。” 章俊卿说:“雅则其言典则,盖士君子为之也。”据此,魏际昌先生解说为朝廷士大夫所作用于燕飨时的诗作。《风》诗解说为“各地人民的口头创作”,采用的是朱熹《诗集传》“民俗歌谣之诗”的观点,而认为《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最为可笑。总体看来,魏际昌先生选择的是接近《风》《雅》《颂》三种诗体原始用途的正确解说。

此外,《中国古典文学讲稿》论述楚辞,详考哪些是屈原所作,哪些是其他作者;《明清文学》论述《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考证三书的成书与版本,都可见魏际昌先生追求文学真相的努力。而这也正是那一代学人的治学风格。

四

评介古代文学作品,自然离不开价值评判,包括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的评价。对此,魏际昌先生有一基本的态度:“‘迷恋骸骨’固然不该,‘数典忘祖’却也太过。”[1]379批判继承,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对待传统文化主流的态度。总结对《诗经》的评价时,魏际昌先生议论道:“研究的方法,除了应该充分利用汉儒清儒业已做过的考订功夫以外,还要切实结合著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和方法。这样才能够一方面找到了它的本色,一方面也晓得了它的价值。”[1]437辩证法,或曰二分法,是那一代学人新近学来的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这也是魏际昌先生评判古代文学的基本方法,在此稿中得到充分体现。

魏际昌先生评价作家作品,有个最为突出特点,是重视来自民间的文学。评价《诗经》,认为来自庙堂《颂》诗的情调技巧都不够好。成于士大夫之手的《大雅》《小雅》既有叙事,又有讽刺,得到了正面评价:“有许多记叙生动、情感真挚的作品。”对《国风》的评价最高:“是三百篇里最好的歌词。”如前所说,因为这一部分多是地方歌谣,作品情感真挚生动,表现生活充实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所以魏际昌先生给予由衷的赞叹:“我们认为在‘三百篇’里,无论是描写恋爱的,暴露幽会的或是报导遗弃的任何有关男女两性生活的诗歌,都是极真实生动的最为优美的诗歌,远在二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了这样不朽的作品,这证明我们先民的生活是极其丰富的。”[1]431魏际昌先生把《国风》视为一部古代民歌集,论述楚辞时,仍立足于南方的歌谣来考察,认为它是“民间歌谣体”得到了更明确更丰富变化的诗体。屈原用这样新的形式表现他的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诗歌,所以创作出“内容与形式一致的典型诗作”,成为伟大诗人。

魏际昌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总体评价不高,主要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以士人的作品为主,故定性为“古典文学的僵化时期”。建安时期的作家,只肯定了曹植“爱自由、求解放的思想”,至于曹操、曹丕和建安七子,“不过在于驱使文人用古乐的旧曲改作歌颂自己功德的新词。因此,从人民的要求上看,它的价值就几乎等于零了”[1]547。两晋的作家,太康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以及江左作家刘琨、郭璞等,“都是些步趋古人、特重绮丽的诗文匠。而且作品之中往往充满著忧伤颓废的情调,毫不足取”[1]551。魏际昌先生正面评价的只有两位作家:阮籍和陶潜。对于阮籍,肯定了他“反抗礼法,不跟统治阶级合作”的行为和作品。对于陶渊明,魏际昌先生的评价最高:“在举世扰攘,不耻干禄,诗文摹拟,绮丽自珍的浊流里,渊明独此清清自拔,复返自然,无论从人格上看,诗品上看,我们总觉得他应该算是出人头地的人物。”[1]555

魏际昌先生重民间、轻士人文学价值观的形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中国古典文学讲稿》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此时正是“人民性”文学观盛行之时。作为旧中国过来的学者,主动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常态。站在人民的立场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来自民间的必然是人民的作品,自然受到肯定赞扬,这是其一。另外还要提到胡适。1926年新月书店出版的胡适《白话文学史》,核心观点即认为:以士人文学作为文学发展的主流是错误的,白话文学才是文学史发展的主流。魏际昌先生接受了乃师的文学价值观。事实上,1949年以后撰写的文学史,其文学发展观与胡适的没有很大差异。因为胡适所代表的是“五四”新文化观,而新中国的文化观即来自“五四”的血脉。

魏际昌先生这种文学史观后来有了改变。同样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在魏际昌先生的《中华诗词发展小史》和《汉魏六朝赋》中,有了差异,总体看更趋于客观的评述。如评建安文学,更注重其承上启下的意义:“中华诗词发展到了东汉末年建安之际,实际上已经上总两汉之菁华,下导六朝先路了。”[3]31三曹父子的评价,也不再是曹植一花独秀。评价曹操,以其四言诗“心手不凡,绝不粘滞”。举出《观沧海》一诗,给予很高的评价:“一片苍劲悲凉、雄伟高爽的气魄,有了生活,临此境界,才能唱出物我为一的歌诗。”[3]33引沈德潜《古诗源》对曹操的评价“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沉雄俊爽,时露霸气”,以为知音。论述曹丕,揭示出其诗“婉变秀约,富有文士气息”的特点。对曹丕的《典论·论文》亦肯定了它在诗文评价发展史上的开辟之功。评介西晋文学,引用了《诗品》和《文心雕龙》中的《明诗》《才略》及《时序》诸篇的评价,着眼于文人的才性与诗文特点,自然是魏际昌先生认可的评价。

赋是士人的典型文体,在胡适的文学史中评价不高。《汉魏六朝赋》虽然开篇即说以班固、司马相如、枚乘和扬雄为代表的汉赋“以能文为本”“玩弄词汇,堆砌排比”;六朝小赋“也是‘帮闲’之作居多,所谓‘靡靡之音’虽‘绮丽’亦‘不足珍’了”[4]202,语多否定之意。但是在具体分析每一类、每篇作品时,却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内容及艺术的评价,多公允而准确。如评班固、张衡和左思京都赋的优劣,就很中肯:“如就三位赋家优劣而言,则班氏之功在于首创,以史家而兼擅辞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张氏继之,摹拟孟坚而卖弄渊雅,铺陈特甚,有意讽谏是独到之处。”“左氏后出,广赋《三都》,下笔十年,志欲凌驾前人,有求实精神,也敢于批评。”[42]213尤其对左思“言之有物”“言之有本”的创作思想十分肯定,评价其《三都赋》:“自非学植博雅,文笔生花而又切磋琢磨肯下死功夫的人,不足以语此的。”[4]207语间颇带赞赏之意。三家赋对文学史的贡献、特色,都论述得恰到好处。对于汉魏六朝的小赋,魏际昌先生的评价就更高了,说它们“全是主题明确,思想集中,语言精练、情调真挚的作品”[4]241。评班彪的《北征赋》:“不能不承认作者的感情是真挚的,包括‘哀生民之多艰’在内,仿佛是屈灵均的派头了”[4]243。王粲的《登楼赋》:“小赋发展到了王粲(仲宣)等人《登楼》一类的游览之作,真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从宫廷御用的文学一变而为个人服务的东西了,它可以报导极目游观的事物,充分发抒自己的思想情感啦,没有束缚,不背包袱,使读者接触以后,也有轻快之感,这能说是小事情吗?”[4]245魏际昌先生以文学史家的敏锐目光观察到,发生在魏晋六朝小赋上面的由体物到抒发个人情感的新变,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魏际昌先生的年谱及传记未记载《中华诗词发展小史》写于何时,但从其内容看,似乎作于《中国古典文学讲稿》之后。而据《汉魏六朝赋》的《小言》则知此书稿写于1982年。对比三部书稿,可知魏际昌先生的文学史观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华诗词发展小史》和《汉魏六朝赋》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来越专注于个人对作品的真实感受与评判。魏际昌先生旧学根底深厚,无论经、史、子、集皆有广泛阅读与深入研究,同时又接受了胡适为代表的“五四”一代学者新文学史观及方法的训练,所以他总的文学史观虽带有明显的时代文化痕迹,但在评价具体作家作品时,能够多贴近作品实际,有精到而深入的论析。研究中国文学史,魏际昌先生的文学史撰述应该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