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中国式现代化

收稿日期：2023-09-13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谢丹凤，女，贵州毕节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和探索性事业，从西方现代化进程遭遇的困境及其反思来看，它需要从“家”的微观处着力以奠定持久稳定的发展根基。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来看，对“家”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对“家”的解构与建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对现代化的认知和探索，对“家”的现代重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应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条件和价值目标，构建“主体—家”的共同体范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复兴，为“家”的现代重构奠定伦理基础和文明根基。

关键词：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家”

中图分类号：B82-05；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3）06-0031-07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程，“现代化”是一个“必然发生”而又“未竟的事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对历史演进的赓续，又是对未来发展的筹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借鉴世界现代化的普遍经验、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立足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而展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范式。以此为主题，学界展开了热议。纵观已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比较学等视域阐发其本质内涵、发展阶段、生成逻辑、治理功能、目标使命等内容；研究范围从整体性现代化到文化、经济、教育等领域来阐释现代化问题；研究视野从自身现代化到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人类未来发展。总之，中国由自在自发的“现代化在中国”向自主自觉的“中国式现代化”转变，超越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但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从微观家庭层面的把握和思考较少。历史表明，近代中国开启的现代化与“家”息息相关。在“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架构中，“中国家庭之所以如此特殊，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国家起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都是同家庭制度镶嵌到一起的”[2]。也就是说，家庭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现代化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轴上展开，两者在新时代依然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即国家现代化与“家”的现代化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互相制约的两个层面。作为一种文明范式的现代化命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逻辑，也包含着对人类现代化的伦理反思。由此，“家”和家文化作为人类的源初伦理价值资源和伦理文化标识，对现代性反思提供了伦理性原则和伦理文化的滋养。从文化层面而言，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传统“家”和家文化所提供的伦理文化资源和精神动力。“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不同的文化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作为指导的。”[3]376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滋养，尤其是离不开中华优良道德传统和伦理观念的价值引导。历史事实证明，以“家”为文化核心和道德源泉的中华优良道德传统不仅没有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而且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3]377。换言之，家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的重要构成。就功能层面而言，“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远不止是一种社会组织现象，而是一种总体性观念，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一种精神观念”[4]。这体现为“家”具有本体论、生存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维范畴，具有物质保障、养育教化、文化传承和人格塑造等功能，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认知、精神信仰至今仍然起着根基作用，是纾解现代性危机的伦理之道。

一、现代化的发展及其诘难

现代化作为人类发展的文明标识，体现一个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方式，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经环节”[5]。但是，现代化发展具有二重性，它使生产力获得进步，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使人自身异化，引发现代性危机。

1.现代化的二重性

17—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演进，推崇理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西方原发性地开启了基于资本驱动的生产方式，标识着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必然发展趋势。现代化的发展使生产力获得巨大进步，物質生产和社会交往的扩大，资本的不断扩张，把其他落后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使各民族的历史逐渐演化为世界历史。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了“辩证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二重性——现代化的文明面向与野蛮面向。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36。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发展、科技进步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自由理性的市场经济转变，促成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结构从传统的‘领域合一’状态向现代的‘领域分离’状态”[7]的转变，既不断解构传统的社会结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信仰，使之发生深刻变革，也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过程中使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而快速的发展，尤其解放了个体，使个体脱离各种束缚实现了自主化的自由发展。而另一方面，以资本生产方式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和人的生存状态也造成巨大影响，“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6]33-34。个体被抛入不确定的物化世界中，成为“原子式”的“精神流浪者”，自由地被资本逻辑和理性主义所支配。在这种现代化中，人类生存陷入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自由自在与孤独恐慌、个体发展专业化与片面化等矛盾同时并存的现代性悖谬和困境之中。

2.现代性的诘难：“失家”之痛与“归家”之难

正如上述，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8]。它在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之时，也引发了现代性危机。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高度现代性引发了本体性安全和伦理信任危机，危害到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生存而使人产生普遍性焦虑[9]。这种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就是“失家”之痛与“归家”之难。现代化发展使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被工业化生产所代替，家庭封建的亲缘伦理关系被平等的物质利益交换關系代替。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弱化血缘性联结和伦理情感，进而驱使个体从“家”中脱嵌出来，成为“失家”的“自由主体”，它在彰显个体的个性同时，又使个体失去灵魂的归宿。当家庭的物质保障、养育教化、宗教信仰、价值意义构建功能被社会和国家取代之后，它客观上将造成家庭伦理道德对个体的影响式微。这既是“失家”之痛，更会造成“归家”之难。这是因为当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被工业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解构并重构，资本逻辑主导的道德成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之后，这将导致“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10]4。而当主体失去了思考人的真正价值和提升自身道德的能力之后，也就真正陷入了“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0]4的现代性迷思之中。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个体从传统家庭中脱嵌出来，被形塑为逐利人格，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成为原子式的个体和片面发展的单向度的人。而抽空了价值理性的“失家”之人也越来越成为依赖于“物”的自由的空虚“原子”；换言之，人变为“物”的附庸，并以“物”诠释着人的存在状态、价值意义和生存标准。由于这种“资本现代性所奉行的‘原子化自我’这一抽象主体无法在人性的丰富向度上建构现代社会，终究难逃因肤浅化、利己化、‘没有独立地位’的个体所造成的无内容、无活力的‘虚假现代性’”[11]，这必然使西方现代化发展陷入“资本主导现代化——人的危机——‘虚假现代性’”[11]的恶性循环之中。进而，它导致的结果便是，“资本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价值立场伴随着主体间冷漠和社会关系对峙不断加剧的危险，无法为更高文明意义上的‘共同体主义’规范主体自主化的生活条件，实质上在对象化世界的支配性存在中导向了一种失去对话性视角的‘反主体性’倾向和‘真正共同体’的缺位”[11]。可见，这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必然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工具理性的“物本”与价值理性的“人本”的失衡成为无解的难题，进而也使人要回到自身的精神伊甸园成为难题。现代性危机呼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1]23的现代化。

二、“家”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探寻

尽管霍布斯（Thomas Hobbes）基于人的欲望和自保的自然法理论为现代社会构建了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契约关系，但“家”的建构关涉“在世界之中存在”和“在世代之中存在”的“人之为人”的终极意义的探问。“家”的自由普遍的“亲亲”伦理关系，可为人的本体性安全和伦理信任提供基础，为纾解现代性危机提供“家”的智慧。面对西方现代化引发的“现代性隐忧”，即“家”的解构导致个体的伦理失依而引发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赋予“家”的位置。不过，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对“家”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对“家”的解构与建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对现代化的认知和探索。

1.“家”的解构的现代性反思

源于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近代中国被迫开启外生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也是不断利用自身优势探寻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历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与“家”密切相关，即与“家”相生相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个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下，近代中国以“家庭革命”开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在由‘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代’中，传统的家庭几乎成为一种‘现代性的原罪’。”[12]基于现代化发展与传统“家”的对立关系认知，“家庭革命”以“去家”“破家”“毁家”表达着近代中国构建“富强”民族国家的迫切诉求。在“家庭革命”以及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的“家”出现现代断裂，家庭地位、功能和存在意义丧失。同时，随着“家本位”的中国传统伦理理念的崩塌，它也导致了个体精神和伦理的失依，由此引发个体生存和信仰危机。“人没有信仰就不能认识真正的美好，也不能认识正义。”[13]“失家”使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完整性丧失，也使人“在世代之中存在”的伦理关系出现了“延续性的断裂”，进而使个体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降低，失去对美好生活的体验和正义标准的确证。近代中国现代化对“家”的解构，不仅造成了家与国的对立，也造成了个体的“失家”之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受西方现代家庭理念和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影响，很多传统之“家”向现代之“家”尤其是革命之“家”转变。革命之“家”不断把“家”扩充为共产党人之大“家”——集体之“家”。对传统之“家”的解构甚至被视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建构共产主义的必要环节，而逐渐淡化“家”的理念对个体切实的需求、情感的关怀和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模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种容纳所有个体的单位集体“大家庭”模式出现。一方面，传统之“家”的地位和诸多功能被单位集体所取代，个体在单位集体中享有生活、教育、医疗、就业等统一保障；另一方面，集体利益至上的“大家庭”模式也导致公共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家庭伦理关系，随着亲子间“孝悌”的“反哺模式”所体现的抚养的权利与义务意识逐渐淡化，道德理性对亲子间的伦理责任的塑造力和约束力也日益弱化。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发展是天然合理的”[14]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理念。一方面，市场经济和“分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使社会物质财富极速增加，家庭和个体发展有了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当追求物质财富增长成为家庭和个人的根本指标时，这也带来了隐忧和问题，容易造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分化与对立。这要求中国现代化发展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实然”之维时，还必须注重发展的“应然”之维，应从“物本”转变为“人本”的发展模式。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构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而“人本”的源初伦理根基和道德源泉在“家”。因而，要实现“人本”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其根基和着力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家”。

2.“家”的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如上所述，在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如何安顿“离家”的个体同样是不可回避的现代性之问。“家”的建构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事实上，“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众多的思想家所发现和认同。例如，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认为：“真正具体的、能保持其同一性和内在性的自我只能是作为有家的自我。”[15]换言之，人是依靠“家”保持其内在同一性的自我而存在于世界和世代统一之中的。列维纳斯进一步认为，家具有某种“本原性”[16]，是人从存在中解放的条件，即“家”是自我得以具体地建立起来、进而从现代性的危机中摆脱出来的根本途径。立足于家庭自身内在的能动逻辑，苏斯曼（Sussman）也为“家”辩护，他否定了家庭现代化理论强调的现代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和孤立冷漠化等家庭的消极性，认为工业社会的地理距离并没有破坏家庭纽带，这种纽带与亲属间互助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依然存在[17]。这些论述都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自身本质的实现离不开“家”或以“家”为范的共同体，“变迁中的家庭不仅是现代性力量改造的对象，还是回应现代性压力的能动主体，蕴含着家庭发展的能动性”[18]，它“强有力地塑造了现代人认知世界、理解社会、面对他者、把握自己并从中获得人生意义的基本框架或视域结构”[19]。因而，“家”能以伦理关系弥合现代性个体关系分离和价值抽离的状态，进而克服现代个体面临的物质欲望和精神空虚的主体性悖谬。

而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看，“家”在中国人的价值意义世界中的位置尤为特殊和重要。“家”的建构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家”的现代化关系到“规模巨大”的人的现代化问题，关切到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问题，也关联到“家”文化的现代复兴问题。它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体、目标和力量源泉的内在要求。***总书记指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20]这一论断深刻表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体现和落实在微观的家庭美满、家人幸福和精神文化满足上。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口数量越是巨大，就越要关注到每一个家庭，才能把“共同富裕”目标落实下去。另一方面，从“家”文化的现代复兴而言，以家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滋养和精神源泉。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文化危机，其关键的、根本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古今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家”与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关联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传统的“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如何对待传统家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起点上，推进以家文化为重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获得深厚而持久的文化滋养的内在要求。

三、中國式现代化中“家”的图景

尽管“家”的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但鉴于传统或前现代之“家”的局限，对“家”进行现代重构是发挥“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作用的一个前提。正如杜维明所言，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作为人际关系原初典范的家庭必须经过“创造的转化”，才可能成为“现代价值的助缘”；否则，“还有异化为扼杀个性的外在机制的危险”[21]。在现代化语境中，需要“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作用和‘范导’功能”[22]，对前现代解构的“家”进行现代重构。具体来说，“家”的重构须着力于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伦理联合体和“家”文化的复兴，才能使“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内生优势。

1.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中重构“家”的条件和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现代化。关于“人本”的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23]。它要求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尺度，财富增长的物质目的应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道目的。据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23。***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本质上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24]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其实质是要建构“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25]，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来看，它是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的统一，人的自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保障。要之，“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现代化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目标”[26]。

而“家”的重构内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7]这表明，要实现个体自在自为的本质回归，亦即个体要由“欠缺”向“自足”转变，不仅要依靠个体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共同体”的作用。“家”就是特殊的“共同体”，它作为个体在世的原生存在形态——伦理共同体：一方面无疑既是马克思所谓“共同体”的组成形式，因而是人的现代化发展绕不开的建构因素和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共同体”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因而“家”的现代重构需要扬弃传统之“家”对个体的个性束缚乃至抑制，服从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

2.“主体—家”共同体：“家”的现代重构之伦理范式

当今世界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家”的封闭静止状态被彻底打破，主体性和流动性是个体的特性和存在状态，临时、松散的共同体建构是个体社会存在的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主体享有空前的权利与自由，另一方面是共同体意识的萎缩。”[28]而共同体意识的萎缩将导致自我与“他者”、自然、社会和本身关系的紧张。也就是说，现代性造成了自我权利意识与共同体意识的对抗。如何将个体的自我权利意识与共同体意识协调起来，既保护个体的主体性又维护社会的共同体观念？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要予以应对的问题。就“家”在其中的作用而言或者就“家”的现代重构而言，它实质上是要求以理性与伦理构成现代家庭发展的两条相辅相成的轨道。换言之，“主体—家”的共同体范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建构方向，也是“家”的现代重构的伦理范式。

“主体—家”的共同体范式是以“独立个体为表、自主理性为里的个人主义原理，内蕴着现代性主体性原则”[29]，与以“家”为表、伦理精神为里的集体主义原理、内蕴着现代性伦理原则的二者有机结合的范式，即主体性原则与伦理性原则相互制衡和互补，并相互成就的共同体范式。一方面，主体性原则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发展的要求，突显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现代观念，能规制传统家庭伦理对人的束缚，而充分张扬个体性、主体性。另一方面，以“家”的伦理看待世界、处理社会关系。这样，“家”的亲近感易生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伦理性情感、责任义务关联，养成命运共同体的伦理信念，更能使个体基于人类共同价值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29]的伦理理念，“以对方为重”的伦理共同体意识，使主体通过道德规约理性而实现共同体的规范化、制度化。要之，“主体—家”的共同体范式是伦理原则下主体理性的张扬，也是主体原则下传统伦理的扬弃，是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范型。

3.“家”文化的复兴：“家”的现代重构的文化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华传统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既孕育了“家”的传统文明形态和伦理内涵，也是建设“家”的现代文明以适应和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源泉。正如金耀基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之落根处在家，中国文化复兴之着力处在家，中国文化复兴之着力处亦必在家。”[30]242从这个角度说，“家”的现代重构的文化根基在于“家”文化的复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家”文化具有自我延展性、创化衍生性、自我创新性等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具有活性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人心灵归宿、价值意义和精神信仰的价值之源，具有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言的实质性传统所具有的“克里斯玛”特质“克里斯玛”特质：最早出现在《新约·哥林多后书》中，指蒙受天恩而赋予的能力或具有超越世俗的人格魅力。希尔斯界定为具有神圣感召力的领袖人物的非凡精神特质，也用来指一切与日常生活相对的，具有让人们产生依恋的神圣魅力和内含变革潜质的实质性传统。。“从内在性来看，传统之所以具备‘克里斯玛’特质，前提在于其自身的经验有效性与合理自反性。”[31]中华传统家文化同样具有“克里斯玛”特质，它具有经验的有效性以保持自身特质的传承性，是其具有时代价值的根据；它具有合理自反性以修正自身的创新性，则是其具有文化复兴的动力源泉。中华传统家文化的“克里斯玛”特质是重构“家”文明的基底和能动因子。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产生于一定的历史发展中，它所具有的有效性和创新特质，使其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属于本質的、未来的那一部分文化遗产，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有效文化资源，是不能否定和忽视的力量，应该予以积极利用。要把握“两个结合”的规律，既立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辩证发展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际遇，也激发家文化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活力源泉和能动机制，对中华传统家文化属于本质的、现代的或未来的部分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32]。

四、结语

***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33]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家”及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无疑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基点。这也正是目前学界关于“家”的讨论日益增多的重要原因所在。本文的讨论旨在表明，中国传统之“家”的现代重构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并勾勒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家”的图景。当然，中国传统之“家”及其文化作为以儒家伦理为思想核心的家庭伦理体系，正如余英时指出：“怎样在儒家价值和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的联系，将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34]因此，对此的研究仍然需要更多深入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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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娅  郭  芸）杨  洋  杨  波，张  娅，王勤美，蒲应秋

“Home”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XIE Danfeng

（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China，550001）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nd an exploratory undertaking. Looking at the difficulties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m on the way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West，it turns out that modernization needs to focus on the microcosm of “home” in order to lay a lasting and stabl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and meaning of “home” has also gone through a few stage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ome” embodies China’s cognition and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and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home” has become an endogenous request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pictur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being should be the core condition and value goal. In this picture，it also aims to build a community paradigm of “subject-home” and reviv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home culture，so as to lay the ethical foundation and civilization root for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home”.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