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与概念供给

林红

收稿日期：2023-10-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当代趋势及其挑战研究”（19BZZ041）。

作者简介：

林  红，女，广西桂平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为了回应使命性、实践性和本土性的时代命题，中国政治学需要发展其主体性和原创性，建构具有高度学术自觉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概念体系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工程，其目标在于提炼并体系化源自中国实践、承自中国传统并且可以解释中国问题的标识性概念。历史政治学对既存性概念的整理、更新与改造，可以提供一批接续和活化传统政治本土意蕴和独特基因的政治学标识性概念，对民本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历史政治学在活化本土概念方面的努力。传统民本具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双重意义，但因其内在的以君本位为前提的传统性局限，必须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方能焕发当代活力。人民主权观、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经验有助于更新和活化传统民本，使其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关键词：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概念供给；历史政治学；民本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3）06-0038-09

哲学社会科学出自具有历史性和情境性的人类实践经验，是特定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的知识建构和思想成果，相比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内含鲜明的国家性与时代性。2022年4月，***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40年以来，学科发展的自主性、自觉性受到高度重视，但是，由于传统经验与外部经验的不同塑造、理论供给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可能落差，中国政治学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远未完备，而在三大体系基础上建构体现中国特色的、具有自主性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仍然需要整个学术共同体的不懈努力。当下，为了回应使命性、实践性和本土性的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需要建构一个体现自觉意识和本土思考的专业性知识体系，在这个浩大的知识工程中，基础的工作是如何为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准备一个自主性的概念体系。

一、知识体系的基础工作：自主性建构与概念供给

关于特定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首先要明确自主性所指为何、如何获得。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自主性意味着体现中国特色及其所代表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自主性是对中国特色的自觉意识，它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本土化、去西方化，而是指在将历史经验、外来经验应用于现代实践的过程中追求主体性、体现原创性。社会科学之所以成为必要，在于人类在对社会发展、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之前，首先要去研究它，了解支配社会各个方面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2]。20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起步之时，有两个现成的发展路径摆在知识界面前：一是向外看，一是回头看。对于前者，是西方学者基于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的研究和了解，所提出的一套体现西方特色和适合西方需要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或许对中国有启示和借鉴的价值，但是，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中如何确立自身的主体意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后者也是如此，中国政治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然而，历史既成的经验某种意义上说是时间轴上另一个时代、或者说另一个中国的经验，是体现那个时代特色和适合当时需要的知识成果，需要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方能适用于当代，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形成的”[3]。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有责任生产体现当代人主体性和原创性的知识成果。

在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的问题上，中国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需要处理好三對基本关系。其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认为，西方那种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所建构起来的中国学，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因为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是西方向世界解释中国的依附地位的需要，并且要求中国以世界为榜样和标准来衡量自身，然而，“这样的‘世界’归根到底就是欧洲”[4]。作为修正，以中国为方法有其重要的学科意义[5]，它意味着“将中国带回来”，带回到中国的社会科学中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进而解释中国、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构成的世界。其二，源与流的统一。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演进而非突变的结果，任何一种知识体系也都是以既有思想成果为出发点的智慧积累。中国社会科学肩负着发展和延续中国这个文化系统的历史使命，这就涉及源与流的问题。中国文化系统的源是指观念与思想的启动、奠基，然后外化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智慧；而流可以理解为一种不断展开的现实过程，它涵盖了社会的变迁、历史的深化和时代的更新。政治学的发展既不能疏忽对思想流变的历史省思，更需要回应社会实践的当下需要。其三，理论与现实的统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6]，政治学从人类如何获得美好生活的规范性议题出发形成自己的理论成果，同时又必然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性，这使得政治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反省和解释的理论工作上，还应该解答国家和时代提出的实际问题，换言之，还应该是一种以学术的方式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的自觉行动。[7]

那么，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应该从哪里出发？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毫无疑问，在社会科学中，概念具有基础性作用，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由概念和概念间关系构成的，科学理论建立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之上，概念是检验、解释人类实践经验的出发点。一个自主性的知识体系应该有其自主性的概念体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概念供给和体系化问题受到政治学界的高度关注。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学界有过很多讨论，大致表现为政治概念或宣传话语因学术性不足而出现“概念漂浮”或“话语空转”[8]；学术性概念远离、对立或滞后于政治话语而弱化学术话语影响力[9]；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语境时因概念的内涵精确性丧失、意义所指发生混乱而出现“概念拉伸”[10]；此外，体现本土性的传统政治概念缺乏足够的活化和转化工作，出现因脱节于时代而“概念老化”等问题。

中国政治学概念生产、供给和体系化的问题不局限于上述几点，解决这些问题意味着一个实践性任务，即如何建构自主的概念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进而与传统政治学知识体系对接、与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对话。近代中国是在应对西方冲击的过程中开始追随、模仿西方，这使得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都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不少学科在议题设定、思维方式、研究方式和价值导向等方面体现出浓厚的“西化”倾向[11]。有学者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几乎全部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比如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280个关键词全部来源于日本[12]，其中大部分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从西方输入的。借鉴西方学术概念、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是中国政治学必需的学术积累，但是如果脱离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则可能误入话语陷阱和遭遇价值迷思，进而弱化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在此背景下，回到中国，以中国为方法，生产、提炼和提供出自中国实践、承自中国传统并且可以解释中国问题的本土概念，就成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任务，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如何提炼标识性概念，使其成为中国政治学核心范畴。在这方面，有现实和历史两种概念供给路径。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可以为自主性的概念体系提供意识形态方位和实践基础，现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如协商民主、议行合一、民主集中、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等等。对于后者，5000年中华文明史留下了十分丰富的优秀文化遗产，其中包括至今仍有生命力的治国理政经验，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政治思想。

从传统政治的知识体系中提取概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在学术层面上接续和活化中华文明及其当代形态所孕育的本土意蕴和独特基因”[13]。***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14]，中华文明奠定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15]。因此，中国政治学要成为一种自我主张的学术、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必须从这种文明史中获得可以延展于当代的核心成果，通过知识再生产，形成标识性概念。一个学科的标识性概念是该学科的核心知识范畴，是建构整个知识体系的关键节点，它能够帮助人们有效地把握该学科的学术脉络、思想体系。因此，要建构自主性的概念体系，确立并发展标识性概念至关重要。

二、历史政治学的努力：探寻民本概念的标识性意义

在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中，历史政治学可以做出独特的贡献，尤其在概念供给和形成标识性概念方面。事实上，历史政治学这一兼具学科意义、学术意义和话语意义的创新范畴的提出，其本身就是中国政治学界寻找自主性、确立中国性的努力。它的提出基于这样一种历史思维，即“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6]历史政治学本质上是一种坚持历史思维的政治学，强调对政治现象的形成与流变进行动态的、历史的研究，也强调历史经验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连接贯通，“人类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主要是由每个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所预先注定的，这一点已经历史地、毫无疑义地被接受了”。[17]杨光斌指出，历史政治学的知识功能有其政治实践价值，那就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与现实论述，并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历时性方案。[18]这套历时性方案应该致力于寻找重大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和时间性因果关系，为理解当下中国政治和历史上的政治关联性提供清晰解释。[19]历史政治学体现了政治学学科内在的本土性、中国性，而整个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努力，必然包括如何返回中国历史的政治现场，如何发现和提炼历史概念和历史经验，进而建构自主性的认知框架和概念体系。

历史政治学在学科基本概念的供给方面有着广阔空间，因为政治、社会的演进历程最终会凝固、沉淀于一系列基本概念上，这些概念会逐渐渗透进人们的历史意识之中。方维规认为，没有历史地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本概念，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因为“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20]。我们今天正是通过“大一统”“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概念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情境来理解中国历史和傳统政治。在历史政治学看来，这些历史概念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理解历史实践，更在于论述现实政治，即对于形塑行为实践的政治社会结构做出辩证性和启发性的理论阐释[21]。与田野政治学取自“田野”的“概念源”并时常产出新概念（如关系叠加、家户制、韧性小农、祖赋人权等）不同，历史政治学的“概念源”出自历史中的概念，早已定型且深入人心，因此，它更多是通过整理、更新和重构既存性概念而非建构新概念来体现概念自主性。比如林尚立较早地对大一统概念及其所承载的政治思想进行时代性阐发，认为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决定了中国现代政治的具体制度选择和国家组织形态。[22]此后，大一统的概念及其思想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而它作为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的地位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是，每一个学科不可能仅仅建立在一个或少数几个核心范畴之上，事实上，学科概念体系的结构是由一套基本概念营建和固定的，这些基本概念大都具有标识学科性和派生其他概念的功能。在大一统的历史政治主轴之中，为其提供道德价值和工具价值的民本思想也具有标识性功能，应该经过反思性探讨确立其标识性概念的地位。

中国传统政治的知识体系以儒学为核心，在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不断整合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儒家的仁政与礼制、法家的法治与秩序、道家的自然与无为以及其他传统智慧构成了这一知识体系的主体。在这一体系中，由儒家主倡并得到道家和墨家滋养的民本思想占据着关键性地位，甚至强调国家本位的法家也从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角度主张富民。民本一语的出处，据传最早来自《尚书·五子之歌》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的另一处（《泰誓》）提到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内容也提供了民本思想的最早资源。《尚书》之后，关于民本的各种论述散布在各个历史时期众多思想家的著述中，关于民本的各种实践也时常见诸于不同贤明君主的政绩中。民本从概念上看并无复杂的内涵，常常被通俗地解读为以民为本、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但是，民本的政治学意义却非同一般，它揭示了所有政治实践都必须遵循的逻辑与规则，即“政府对于人民的生活负有责任，而无法保护人民福祉的政权将失去天命”[23]，这是一种关于政权合法性的应然规则、普遍规则。政治作为一种以国家（或者君权）为中心的实践，其本份、本原的使命是处理好政权和人民的关系，照顾好人民，政治便可运行，国家便可安泰，这是基本的政治规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在歷史政治学的视野中，如果通过民本的思想和实践，能够概括出基本的政治规律，标注并识别出普遍性政治经验，哪怕只是所谓常识性的，也是它获得标识性概念地位的依据。事实上，历史实践中的民本具有道德和政治的双重标识性。一方面，民本，尤其是儒家民本，极具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论内涵。政治首先要解决价值问题，当民本被儒家作为一种仁政、德治的政道大加弘扬之时，即被赋予极高的道德意义，最理想的、最好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完全践行民本思想的统治者。人们从民本关于重民、安民、富民、爱民、惠民、恤民的种种主张中，感受到了政治要表达的善意与温情。在一个社会关系的良性维护依靠个体道德的时代，民本的提出有助于树立儒家知识分子、明君圣主的道德形象，也有助于建立一种关于中国古代公共生活的美好想象。儒家民本强调以“礼”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秩序，而“礼”在传统中国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也是道德规则。民本建立在“礼”的道德规则之上，它分别“以‘仁’与‘和’为标志理念构建国家-民众之间理想的道德秩序与互动关系”[24]，君主重民与民众忠君固然意味着一种封建性的恩庇关系，但是民本对君主权力的相对约束、对人民的政治地位与历史作用的积极肯定，本身具有值得肯定的道德价值。更重要的是，民本为先秦以来的主流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统一的、自洽的伦理基础，帮助中国传统政治在数千年的演进中保持了总体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成为传统政治描绘其开明形象的决定性论据。

另一方面，民本终归是一种指导统治行为的政治思想，因此，它在根本上是一种执政观或统治观，提供了一套关于如何实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的治理规则。对传统中国而言，所谓的政治始终要围绕“治国平天下”展开，在此思想脉络中的中国政治学本质上也是一门“治国平天下”的科学。[25]王绍光认为不同于西方关注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的“政体思维”，中国形成了关于治国理政的理想和方式的“政道思维”[26]。历史政治学所努力的方向，正是探寻中国历史中关于安邦定国、长治久安的“政道”经验，而民本和其他诸如家国、天下、义利、礼法、华夷等思想一同构成了“政道”的知识体系。诚然，民本以德治、仁政来彰显其价值论内涵，但德也好、仁也罢，终归指向一个政治的归宿，都有一个“政”、一个“治”立在那里，即德与仁都是基于政治的目的，服务于“政”与“治”。因此，儒家实质上是站在治国理政的现实主义立场上来理解德与仁的政治内涵，这便为民本增添了一种治理技术的功能，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7]，处理的也正是政与民的关系。在民本思想中，随处可见关于轻徭薄赋、安民富民的规劝与忠告，如管子认为，“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28]；晏婴则指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29]。孔子劝鲁哀公不要与民争利，应该“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30]，因为“百姓足，郡孰与不足”。孟子主张安民利民、制民之产，提出让百姓治“恒产”，因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31]民有恒产，进有恒心，安居乐业才能有利于治理。到了宋代的程颐，其所主张的“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32]，也终归是出于指导君主如何执政的目的。不管怎样，传统民本关于“利民之用，厚民之生”的治理实践客观上有助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秩序，毕竟民生建设自古至今始终是治国理政的优先目标。

三、民本的概念更新：传统性反思与当代性建构

民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理解传统政治的基本概念，但是民本毕竟是历史形成的既存性概念，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当代政治学需要对其进行去芜存菁、伐毛洗髓的反思、解构和重建，才能使其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现代政治学概念。对本土的历史概念进行更新再造，是自主性概念建构的重要内容，而对民本的概念更新，需要在历史政治学的视野下反思其传统性并建构其当代性。

传统民本萌发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土壤，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和君权政治的专制统治共同塑造了民本的传统性，从今天中国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发展来看，这一传统性具有极大的时代局限。在所有对民本传统性的反思与批判中，民为本与君为主的“工具－目的”关系受到最严厉的批判，现代人难以容忍工具性的民本服从于目的性的君权。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焦虑的中华民族危机问题，关键性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人们认为传统文化无法解决中国的现代转型和出路问题[33]，即传统民本无法与现代民主相衔接。民本的传统性由两个相互支撑的原则构成。一是君本位的绝对性原则。冯天瑜指出，“民本思想在本质上不是民本位理论，而是一种明智的、远大的君本位理论”。[34]传统民本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治理技术，它服务于君主专制政治，所主张的仁政和德治，无非是出于帮助统治者及其精英维护、巩固和支撑君权统治的目的。从这点出发，也就不难理解朱元璋为什么一方面倡议重民安民，另一方面删除四书五经中的“民贵君轻”等民本内容了。在君本位、君权至上的原则之下，目的与工具的关系一清二楚，民本的温情和善意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恩赐性质和工具意义。二是以民为本的相对性原则。在中国古代，没有了君权，民本是不存在的，张分田认为民本构成了中华帝制庞大思想体系的基础框架，但是，“君为政本与民为国本是同一思想体系的两种存在形式”[35]。相对于君，民是政治权力行使的客体，“民本中的民不是一个与生俱来就具有完整自主性的本源概念，而是一个由天所派生出来的从属性概念”[36]，即所谓的“天生民而树之君”[37]。民本不是指民本位，而所谓民为邦之本，君主为邦之主，说到底也就是儒家憧憬的理想政治模式而已。在专制政治的历史长河中，民本的实践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选择性，并且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德主刑辅和明刑弼教等所谓民本政策更多是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举措，民在政治过程中没有参政问政的制度化权利，没有政治地位的主体性和平等性，这正是民本备受诟病的传统性局限。

在一个君权至上的时代要求民本具有超越性的现代民主追求，显然是苛责于先人了，传统民本在它萌芽和生长的历史时代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是，当一个现代的民主时代到来之时，民本作为古老文明的优质资源如何赓续下来，如何在精神和实践层面被活化并转化为优质的现代政治资源，是历史政治学有贡献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在近代以来激荡壮阔的历史转型中，民本逐渐褪去皇权专制主义色彩，具有普遍性政治意义的重民、爱民、富民和民惟邦本等内容被留了下来，重新受到了关注。赵汀阳认为，近代以来知识体系的吸收和内化外来思想资源，是一种自我调整，目的不是突破中华文明的生存阈限，促使其走向解构和消亡，而是为了保证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始终具有当代性的活力。[38]民本无疑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之一，它如何获得“当代性的活力”，取决于它如何从过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适应当代中国实践的需要。

習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39]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本智慧的吸收和纳用起自革命年代，汇聚在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等诸多政治话语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传统智慧，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建立在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之上，这是民本当代性生长的基本前提，因此，对民本的概念改造本质上要在适应新时代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民本概念要获得当代性活力，需要着眼于以下三个层面。首先，以人民主权的合法性论述确立民本的人民主体性。梁启超认为传统民本“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40]传统民本和人民主权是两个时代的思想观念，民主时代强调政由民出、主权在民，民主政治的核心任务是建构以人民主权为价值基础的统治体系，因此思考民本思想的当代意义时，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去除民本的工具性成分，确定人民在国家政治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不仅是认识活动的主体，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但是，儒家知识分子并没有将民众视为社会发展的主体，按照传统民本的历史逻辑，导不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结论。[41]因此，需要将人民主权观输入到民本的价值内涵中，使其成为民主时代的崭新概念，使民本之民真正具有主体性地位，民本之本是真正意义的以人民为本位。值得注意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将人民真正纳入了政治运行的全过程，这种民主是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42]。经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塑，民本将大大扩展它的概念范畴，成为一种体现人民主权观的当代民本。

其次，引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升民本的治理价值。传统民本作为一种治理技术，致力于建立一种理想主义的良政善治，这使得民本治理具有某种跨越时代的实践意义。现代学者讨论民本与民主的区别时，常常在“for the people”的意义上强调民本的价值[43]，肯定了民本理念在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如关于劝课农桑、勿压民时、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宽政爱民等社会政策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缓和了政治社会关系。当然，传统民本提供的毕竟是以君主的需要为出发点的治理，不是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的治理，它的检验标准是王朝稳定、政通人和，因此，对于民本概念的改造更新应该去除传统民本治理中的“驭民”“牧民”“君为政本”等消极因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以人民满意度为检验标准，重视国家与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价值依归”[44]。现代政治需要的是一种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当代民本，这种民本应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治理目标。

再者，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实践弥补传统民本的制度缺失。民本思想在传统中国盛行数千年，首先出自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自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实践，但是始终未能发展出一套持续稳定的民本制度。传统民本对君主专制权力的约束不仅软弱无力并且不确定，更不可能提供民众参政、议政和决政的政治机会，因此，也就不能真正建立由民意来判断政治得失和治理成败的监督机制。事实上，由于传统政治中的民意在政治过程中没有得到体制内的合法制度空间，能否在治理过程发挥作用完全取决于君主是否贤明[45]，因此“践行民本的仁政，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开明帝王的恩赐，而非制度建构[46]”，这样一种民本实践显然无法适应现代政治的制度化需要。有学者指出，民本只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远不是一种现实[47]，原因在于传统民本缺乏制度性支撑，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权宜之策而已。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建立在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之上，它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中，尤其是政治协商和基层协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形式与制度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48]。因此，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标确立民本的制度化内涵，是民本当代性生长的重要路径。

四、余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在大时代面前，中国政治学界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学术探索，致力于提出一套原创的、自主的政治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过程、引领中国的政治发展。当前，无论是从基层实践出发的田野政治学，还是从历史经验出发的历史政治学，或者从利益行为出发的利益政治学，都在努力提出自己的理论解答，都是中国政治学自主发展的可贵努力。

历史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的创新范畴之一，其学术探索涵盖了以“历史-政治”为研究主轴的广泛议题，而其基础性研究包括了如何重新认识历史概念并焕发其当代性，如何从既存性概念中整理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等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在政治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高度重视，执政党在“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人民立场等一系列论述中阐发了自己的初心使命，无不令人联想到传统时代作为一种理想信念和良善政治的民本。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优质资源的民本思想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体现中国政治学对人民性的坚守，也应该成为扎根本土经验和历史实践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

当前，对于传统民本的反思性研究正在努力解答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打破其源自君权时代的传统性局限，使其生长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当代性。在此，有两项工作还需特别重视，一方面，应为民本打造概念上的专业性或规范性。民本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实践，但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概念，不如说是一种实践概念或政治概念。民本要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标识性概念和自我主张的学术表达，必须成为学术性、专业性概念。因此，民本概念的专业化改造也至关重要，需要通过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等诸层次的建构，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整体规范的政治学专业概念。另一方面，应为民本打造概念上的容受性或融通性。建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意味着孤立、封闭和排他，拒绝学习外部先进经验、无视普适性价值是不智的，无助于自主性的实现，因此，中国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应该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因为只有通过文化结合的锻炼，自我主张才能成为容受性的”[49]，对外学习才能成为自主性努力的一部分。民本概念的再创造代表了中国政治学扎根本土、取法历史的努力，但是民本作为一种标识性概念，对外代表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成果，还应该进行必要的话语转译和内涵诠释，使其能够与各国政治学界共同接受的通行概念、通行理论形成对接与对话，最终为世界政治学的多样化发展和总体提升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1-342.

[2]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4]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30-131.

[5]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J].中国社会科学，2019（10）：77-9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7]吴晓明.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1（2）：5-11.

[8]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24.

[9]秦宣.正确处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3）：11.

[10]张大伟，周彤.概念供给：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当务之急[J].编辑学刊，2023（1）：8.

[11]林毅.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创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当代内涵[J].政治学研究，2018（2）：98.

[12]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2.

[13]王炳权，杨睿智.论建构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J].新视野，2023（1）：37.

[14]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N].光明日报，2023-06-04（001）.

[15]***总书记考察“一馆一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N].人民日报，2023-06-05（001）.

[16]***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001）.

[17]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8-19.

[18]杨光斌.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J].政治学研究，2020（1）：10.

[19]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J].中国政治学，2019（2）：3-21.

[20]方维规.历史的概念向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3-15.

[21]任锋.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J].学术月刊，2020（1）：73.

[22]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J].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1）：4.

[23]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77.

[24]王正绪，赵健池.民本贤能政体与大众政治心理：以政治信任为例[J].开放时代，2021（4）：143.

[25]王惠岩.王惠岩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7：3.

[26]王绍光.中国.政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0-67.

[27]管仲.管子·牧民[M].李山，轩新丽，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

[28]管仲.管子·治国[M].李山，轩新丽，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

[29]晏婴.晏子春秋·问下[M].汤化，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

[30]孔子，王肃.孔家子语·贤君[M].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

[31]孟子.孟子·滕文公上[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32]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M]//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33]孙乐强.“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3（7）：14.

[34]馮天瑜.人文论衡[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279.

[35]张分田.“民本思想”研究的鉴戒和启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21（4）：120.

[36]张师伟.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社会基础、理论逻辑与发展极限[J].学术界，2021（5）：173.

[37]左丘明.左传：襄公十四年[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

[38]赵汀阳.中国知识体系问题的一个分析提纲[M]//王立胜主编.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36-37.

[39]***.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001）.

[4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

[41]程恩富，贾龙.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与当代阐释[J].山东社会科学，2023（5）：42.

[42]***.***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60-261.

[43]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M].台北：三民书店，2000：12.

[44]张树华，王阳亮.中国之治的价值内涵与世界贡献——兼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J].世界社会科学，2023（2）：66.

[45]張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4-190.

[46]程恩富，贾龙.民本文化的历史嬗变与当代阐释[J].山东社会科学，2023（5）：42.

[47]俞可平.官本主义引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政治学反思[J].学术前沿，2013（5）：52-61.

[48]王炳权.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前瞻[J].社会科学研究，2023（1）：48.

[49]吴晓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J].哲学分析，2023（2）：166.

（责任编辑：王勤美  郭  芸）杨  洋  杨  波，张  娅，王勤美，蒲应秋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and Conceptual Supply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Concept

LIN 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China，100872）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the propositions of the times which are missionary，practical and local，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eeds to develop its subjectivity and originality and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 a strong academic self-awareness.An independent conceptual system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which aims at refining and systematizing the identifying concepts that originate from Chinese practices，inherit from Chinese traditions，and resolve Chinese issues.By organizing，upda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existing concepts，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can provide a number of political science concepts that inherit and vitalize the local connotation and unique gen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s.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s reflects the efforts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in vitalizing the local concepts.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concepts have both mor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but they have inherent traditional limitation as they are based on the adherence to federal emperors.As a result，they have to undergo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 revitalized in contemporary times.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socialist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uch as the concept of people’s sovereignty，centering on people and the people’s running of the country，help to renew and revitalize 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concepts，making it a vital and identifying concept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Key word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conceptual supply; historical political science; people-oriented conce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