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的蜕化与政治的危机

王进

摘 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激情”具有特殊而具体的含义，乃政治家的首要必备素质，对于政治家和政治至关重要。但是，理智化的现代社会使世界“除魅”，消解了价值与意义，最终也消解了“激情”。随着韦伯意义上“激情”的消失，真正的政治家已然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大量专业官吏和蜕化变质的“亢奋”。尽管如此，韦伯内心深处仍然强调真正政治家的重要性。由于人对价值与意义的本体性需求，“激情”必然以变相的方式再次出现，能够提供价值和意义的政治家和政治生活也必然再次出现，但是他们的品质已与韦伯有着巨大的区别，从而使现代政治出现深刻危机。如何保障“激情”的健康存在，当是现代政治所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激情”；韦伯；《以政治为业》；政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D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028-07

Abstract：Max Weber held the view that passion which contains particular and specific meaning， is the necessary quality for politicians， and is important for politicians and politics. However， the rationalizing society eliminates the enchantment o f the world， dismisses values and meanings， and finally kills passion.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Webers passion， true politicians are replaced by professional officials and changed stimulation， though， Weber still emphasize on the importance of true politician. Human beings need values and meanings out of human nature， so surely passion will appear in other forms once again， accompanied by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life that provide values and meanings， but hug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ber in nature， leading to further modern political crisis. How to ensure the health of passion is the key issue in modern politics.

Key words：passion； Max Weber； Politics as Profession； political crisis

馬克斯·韦伯在讲到政治家时非常强调“激情”的重要性，认为“充满激情”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1]76“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①其中首先标举“激情”。[1]254由此可知“激情”对于政治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一

一般我们所理解的“激情”，大多指心理学意义上的含义，“激情（intense emotion）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为时短促的情绪状态。这种情绪状态通常是由对个人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引起的。”[3]韦伯所说的“激情”则有着特殊的含义。对此，韦伯自己进行了清晰的说明：

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它所指的，不是我的已故友人席美尔习惯上称为“无生育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种内心感受，这是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全都如此！）所独具的特色。正是这种亢奋，在我们用“革命”这一高傲的名称来修饰的这场狂欢节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Romantik des intellektuell Interessanten），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以政治为业》）[1]100

韦伯从激情与实际的关系和激情的对象两个方面分别言说：其一，“激情”乃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根据这个界定，也就存在着一种“脱离实际”的激情，由此，与“实际”的关联就成为理解韦伯“激情”的关键。韦伯的“激情”必须附着于客观实际，是一种与实际密切关联的“强烈而激动的情感”。为何韦伯强调这一点，留待后文分析，在此我们仅需明白和记得这一特质即可。其二，韦伯接着对“激情”的对象进行了严格规定，韦伯所指的“激情”有着特殊、具体的对象，而不是一种普遍、泛滥的“强烈而激动的情感”。“激情”所指向的这样具体、特殊的对象反过来也限制、规定了“激情”的性质。两者合而论之，可知韦伯所言的“激情”是一种有着具体特殊的对象而附着于现实的强烈的情感。简而言之，韦伯的“激情”是一种特殊的“激情”。

“激情”的这样一种特性在韦伯随后的说明中得到进一步的呈现。“它所指的，不是我的已故友人席美尔习惯上称为‘无生育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种内心感受”。顾名思义，“无生育力的亢奋”指的是一种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纯粹”的主观的亢热的情绪。韦伯认为“这是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全都如此！）所独具的特色”。韦伯对之持坚决的反对排斥态度，认为她“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一文中，韦伯曾经对俄国知识分子做出如下叙述，值得参考。“诸如此类的‘浪漫主义取向的共同之处只不过是，在理论上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的实质本性的情况下，就力图与他作斗争。因此当这些浪漫主义在外面无的放矢的时候，资本主义却从背后溜进了它们的阵营。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信息，他们大多数都只是通过阅读马克思获得的，而且还理解得不到位，因为他们总是囫囵吞枣地阅读马克思以寻找‘道义。”（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潘建雷 何雯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00页。）在韦伯看来，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

从韦伯发表此篇演讲的时间1919年1月28日来看，当指这两次革命。参见《韦伯两篇演讲发表的日期》，载钱永祥译：《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都是西美尔意义上的“亢奋”，而不是他所说的“激情”推动的结果。

韦伯对俄国革命多有评论，中文译本可参看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潘建雷 何雯雯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在对“激情”的内涵进行解释说明之后，韦伯进而对其作用和效力进行了规定：

当然，无论这激情多么真诚，仅靠它是不够的。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以政治为业》）[1]100

“激情”诚然重要，但是她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就必须与“判断力”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激情”成为韦伯所说意义上的“激情”，所以，判断力对政治家极端重要，“这是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韦伯在评论俄国革命时，曾经对沙皇提出强烈的批评，进而指出：“政治是一个要有負责行为的艰难领域，某些特殊的品质是必需的——政治领域要求有严格的客观性，恰如其分的眼光，有节制的自我控制，以及谨慎行事的能力。”[6]276尽管在此他没有提到激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恰好说明了纯粹激情之不可靠，必须依赖与其他品质的配合方可发挥作用。单纯的激情容易使自身与对象缺乏距离，导致对对象（政治）的处理脱离实际，从而违背韦伯对“激情”之“不脱离实际”的规定。所以，“‘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 [1]101激情与判断力的结合如此重要，由此，“如何能够把激情和冷静且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就成为锻造政治家的重要工作。[1]101也因此之故，政治家不同于普通凡人，“使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家有别于常人，使他不同于徒有‘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的纯粹政治票友的，则是他对灵魂的坚定驯化，而惟有通过习惯于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他才有可能做到这点。” [1]101因此，政治家的人格是一种综合性的、结合了“激情、责任心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些素质”的“强大”的“政治人格”。 [1]101

韦伯的“激情”排除了任何文学的、诗意的、心理学等意义上的含义，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激情”。但是，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也属于“政治”的范围，而韦伯却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们所依据的“激情”远非他所说的“激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韦伯对“政治”的理解。

二

韦伯对“激情”的严格限定，基于他对“政治”的特殊定义，同时，这也决定了作为一种特殊、具体的“激情”，不仅有着特殊具体的含义，而且也有着特殊的来源和主体。

韦伯对于“政治”有着自己的定义：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说：“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这当然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却必须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以政治为业》）[1]55

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家或者流派那里，“政治”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在此，我们需要关注韦伯的定义。韦伯将“政治”的定义与“权力”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将自然使韦伯去关注权力掌握者——政治家。由此，政治家的素质、条件等问题也就自然成为演讲的重要内容。

相较之下，如果我们对政治做出了有关“阶级”的划分，则我们会主要去关注阶级群体的特性而不是政治家个人的特性。

韦伯是在什么情况下谈及“激情”的呢？在演讲倒数第二个部分——“以政治为业”时

韦伯演讲并无章节标题之分，此处所说的章节部分乃根据中文译本的划分。。韦伯认为，政治生活的特殊性决定了只有非同一般的人才可以从事政治，“凡是心理上不堪一击，没有能力自寻答案的人，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无论如何，这条道路除了有强大的诱惑之外，也不断地导致失望。”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生涯能带来什么样的内心享受，它为走上这条路的人安排了什么样的个人条件呢？” [1]100

权力使人对“权力本身”有着一种“感觉”，“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这样的感觉具有一种“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的能力，从而迫使他超越对权力本身的关注，转而追问自己：“我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有望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无论就具体的个人说这权力多么有限）” 而他人也会追问“他怎样才能有望正确履行这种权力加于他的责任呢？”“一个人，如果他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但如此一来，问题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把我们带入了伦理学问题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就属于这一领域。” [1]100——“问题领域”就由政治的领域进入了“伦理学问题的领域”。由此，也就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政治与道德之关系问题。或许正因此，韦伯在接下的篇章中详细讨论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文本上，“政治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恰好处于韦伯提出激情对于政治家的意义所在的“以政治为业的含义”章之后。如前所述，此一篇章的划分及章名的拟取，乃中文译者所为，而非韦伯之原文所有。但章名的拟取符合原文，故采用之。，提出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及其区分的著名命题：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責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以政治为业》） [1]107

韦伯认为“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如何理解呢？就整个文本来看，韦伯的意思是在“一般”意义上而言，而真正的政治家，则不会陷入如此的“对立”之中：

不错，政治是靠头脑产生的，但肯定不是仅仅依靠头脑。就此而言，信念伦理的信徒完全正确。……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以政治为业》） [1]115—116

政治需要冷静的理性思考，但是其中却有着诸多逸出了纯粹理性的方面，因此，“信念伦理”有着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政治生活强调对“行为后果的责任”，因此，两种伦理并无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相须为用，密不可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定是一个结合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人。但问题在于，无论是“责任伦理”，还是“信念伦理”？皆属于“伦理”，而“伦理”又必然关涉到价值与意义，这又都与宗教密切相关。

在字面上，这可以从韦伯文中在讨论“信念伦理”时大量引用宗教条文看出。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责任也有着宗教的基础和来源。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宗教在终结的意义上提供了两种伦理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模式。既然如此，那就必须考察在实际生活中，宗教的地位及其作用和影响。我们是否可以假说，假如实际生活消解了宗教，则根本上意味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面临着巨大的存在危险？从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两种伦理角度来说，则意味着将产生“跛脚”的偏颇的政治家，韦伯所呼吁的健全的政治家将不可能存在？显而易见，这一问题是存在的。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宣布了科学的进步终将导致“为世界除魅”的著名观点，认为“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导致实践中“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1]29”由此一来，世界也由此进入计算和技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宗教面临存在的危险，世界也再无魅力可言。在韦伯看来，学术与政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学术应该价值中立、应该不涉及终极关怀等。但是，在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价值和意义的彻底消解。随着学术思想对社会的渗透影响，价值和意义也将在实际的政治社会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强调“伦理”的政治存在的根基到底何在呢？

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卿卿我我之气有余而巍峨壮美不足，这绝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团体中，在个人之间，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圣灵（pneuma）相感通的东西在极微弱地搏动，而在过去，这样的东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体，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以学术为业》）[1]48

既然“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不再是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而是成为了私人性的个体价值，政治家的“激情”就或将成为政治家个人所悉心捧护的微弱烛火，甚而将为价值荒原上的肆虐疾风所吹灭。由此，如果“激情”依然普遍存在的话，那已经发生根本的质变，不再是韦伯原初意义上的“激情”。纵然仍有还能保有韦伯意义上的“激情”的政治家，但是他们也将成为“遗世独立”的人，现代政治已使其毫无立锥之地。

三

在韦伯的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家，这一区分既反映了韦伯的理想，也折射出他的无奈和现代政治的困局。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至少他有这样想法，在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为这。“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因此这里的区别所涉及的是事物十分基本的层面，即经济的层面。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以政治为业》） [1]64

“以政治为业”的两种不同方式也就决定了存在着两种政治人物，一是政治家，一种是专业官吏。就后者来说，“就其适当职责而言，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在评价我们的旧政权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他的适当工作应是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这也适用于所谓‘政治的行政官员，至少正式地说，就‘国家之理由——即维系着统治秩序存亡的利益——不容置疑而言，情况应是如此。”[1]76对于他们来说，“激情”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的工作职责决定了“他应当‘Sine ira et studio（‘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但是，对于前者（政治家） 来说，激情则是一个必备的素质，“采取立场，充满激情——‘iraetstudium（好恶分明）——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 [1]76可以看出，“激情”的主体并非所有的政治人物，而只是那些“‘為政治而生存”的政治家，至于专业官吏则不需要如此的素质。

“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即便最出色的公务人员也未必是一位好的政治家，反之亦然。”[6]276政治家与专业官吏的责任原则有着巨大的不同：

他（政治家）的行为所服膺的责任原则，同文官的原则截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文官的荣誉所在，是他对于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样，能够忠实地加以执行。即使这命令在他看来有误，而在他履行了文官的申辩权后上司依然坚持命令时，他仍应忠实执行。没有这种最高意义上的道德纪律和自我否定，整个机构就会分崩离析。而政治领袖，即处在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他的荣誉恰恰在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完全承担起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拒绝或转嫁这一责任。官员要具有高度的道德立场，他的这种素质，决定着他是一个贫乏的政治家，尤其从这种廉洁的政治含义上讲，他是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道德地位很低的政治家，正如我们不幸在领导位置上一再看到的情况那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官僚统治”（Beamtenherrschaft），即便我们从成败的角度揭露这一体制在政治上不当，也丝毫无损于我们官吏队伍的荣誉。（《以政治为业》）[1]76—77

韦伯强调理智化的不可阻挡的时代趋势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反映在政治人物的类型上，就是专业官吏的普遍化趋势，政治家会逐步让位于专业官吏，在此情况下，韦伯强调政治家的重要性也就显得意味深长。也许我们会发现，在韦伯内心深处，他更为关注政治家，更为强调政治家的重要性。这一矛盾，贯穿了韦伯整个演讲，成为弥漫整个演讲的底色基调。韦伯在谈论德国政治家的现状时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走民众路线的政党领袖，会使他的追随者“失去灵魂”（Entseelung），可以说，他们的智力也会贫困化。……不过，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一选择：或者是挟“机关”而治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他们没有使命感，没有造就领袖人物的内在超凡魅力的个性……”[1]98—99德国的状况是“一种典型的无领袖的民主制”、“根本就没有真正领袖的立足之地”，掌握政治的恰好是那些专业官吏。在此情况下，韦伯呼唤政治家，“唯有当帝国总统不是由议会、而是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选出，他才能够满足人们对领袖的渴求。” [1]98—991919年，在著名的《帝国的总统》一文中，韦伯强烈主张“未来的帝国总统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5]。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还在1917年，马克斯·韦伯就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说伟大的政治家能层出不穷，那么凯撒式的统治就最适合德国。直选总统制现在看来势在必然，这就意味着理应制定新的帝国宪法，以使在议会框架内一个伟大领袖的直选卡里斯玛支配成为可能……韦伯希望在宪法中融合公众要素，为那些——可以说兼有格拉斯德通和俾斯麦品质的——伟大的民主政治家铺平权力之路。”[4]韦伯以具体的政治实践体现了他对政治家的呼吁和赞同。此点，我们也可以在韦伯演讲开头对支配权三种类型的划分上窥见端倪：

这些正当性概念和它们的内在理据，对于支配的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当然很难找到这些正当性的纯粹类型。……这里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人们因服从纯属“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而产生的效忠，由此形成的支配。因为天职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这个支配类型之中。（《以政治为业》） [1]57

韦伯的演讲题名“以政治为业”，这个题目本身已经昭示其演讲的主题是对“政治家”而不是“专业官吏”的重视

“以学术（政治）为业”中的“业”具有普通意义上的“职业”和宗教意义上的“天职”两个含义，而主要含义则指后者。参看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0—51。，换言之，“专业官吏”不属于演讲的对象。韦伯对“超凡魅力型”（卡里斯玛型）的支配“最为感兴趣”，因为在他们身上，“植根”着宝贵的“天职”。但是吊诡的是，韦伯已经说明，理智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是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与“超凡魅力性”（卡里斯玛型）相关的政治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流趋势。在此情况下，韦伯为何又要浓墨重彩地讨论之呢？这难道仅仅只是韦伯出身贵族拥有贵族精神、气质所致吗？也许，这只是韦伯以一种变相的方式对理智化的现代政治趋势的抵抗，或者，是在警告“超凡魅力性”（卡里斯玛型）支配方式在现代的变相出现及其所带来的危机。

四、余论

在演讲的最后，韦伯再一次谈到“激情”，并且以之结束演讲：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以政治为业》）[1]76

即使在演讲的最后，韦伯也不忘提及“激情”，由此可让我们知道：“激情”在他心目中是何等重要！同时韦伯也再次强调“领袖”和“英雄”，认为唯有他们才能够听到政治的“召唤”。但是，在理智化的世界、官僚制和他所呼吁的“与价值无涉”的学术影响下，“激情”已经成为微弱星火。如果现代政治仍然需要“激情”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此时的“激情”已经不再是韦伯做出严格限定的、他所规定意义上的“激情”，而是成为了他所反对的“无生育力的亢奋”、“脱离实际”的激情。由此是否也就意味着随后的责任感和判断力也将变质或消失？由此一来，韦伯所呼吁和希望的“‘为政治而生存”的政治家将会成为历史的记忆而不再出现？随着政治家的消失，专业官吏的大量兴起，政治可能也就出现平庸化、世俗化的現象，而国家也就成为一个单纯的机械装置。理智化的政治社会，不但窒息了普通的人民大众，而且也扼杀了真正的政治家，更进一步来说，扼杀了对政治发展可能的想象。

对此可以参看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对现代政治走向的专著论述。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臣高华译。孟凡礼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但是，如果人的存在本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机器式的理性存在者，而是必然有着价值与意义的关怀，必然追求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的话，那么，理智化、理性化的现代政治生活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的安身立命的场所——从这个意义而言，现代政治社会也就是挑战人性的社会。不甘心接受这一挑战的人也就必然奋起抗争和寻求突破。在此情况下，本性上具有“革命”、颠覆性质的卡里斯玛型支配将可能再一次出现，“由于卡里斯玛支配是‘超凡的，因此它与理性的、特别是官僚型的支配呈尖锐的对立。……官僚支配受到理智可解之规则的限制，在这层意义上，官僚支配特别理性；而卡里斯玛支配则在这层意义上特别非理性，因他不受任何规则的限制……卡里斯玛支配在其所宣示的领域中，根本弃绝传统。因此在这层意义上，卡里斯玛支配是一特别革命性的力量。”[8]350“在传统型支配的鼎盛时期，卡里斯玛乃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理性是另一个革命力量。”[8]353但是官僚性支配所依托的“理性”乃“技术”意义上的“理性”，它与人的存在吁求（价值、意义）存在根本的对立，导致人的虚无感。尽管卡里斯玛型与韦伯所言的政治家存在诸多区别，但是在“激情”的拥有及与价值、意义的密切相关上则存在着诸多表面的一致，由此，卡里斯玛型支配或将以变相的形式再次登上历史的舞台，“人民将承认卡里斯玛的真实性及听从其召命而行动，当成是自己的职责。有心理层面而言，这项‘承认是个人对拥有这些特质者的完全效忠和献身。它来自狂热、绝望或希望。”[8]347尽管马克斯·韦伯将“价值无涉”仅仅限于学术的领域，但是却导致世界的虚无，最终致使人们陷入绝望的处境。由于民主制下直接诉诸大众选举制的存在，卡里斯玛型政治领袖将再一次以新的面目出现，人民大众也必然因其能够提供价值与意义关怀而欢呼拥戴。此时，虽然“激情”尽管已经不再是韦伯意义上的含义，而是成为了他原本反对的“亢奋”，但是，犹如“亢奋”当初的流行蔓延一样，它也或将再一次弥漫开来。政治家的素质也不再是具有“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者合一，而是剩下“激情”面目下的“亢奋”。由此，政治也就面临深刻的危机。

韦伯在发表《以政治为业》的次年（1920）去世，13年后（1933），在合法的民主程序下，韦伯的祖国产生了邪恶的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假若韦伯在天有灵，不知他作何感慨？

韦伯的妻子曾经在亲自撰写的《马克斯·韦伯传》中以如下文字结束全书：

（1920年）6月14日，星期一，外面的世界永远静止不动了；只有一只鸫鸟在不停地唱着怀念之歌。时间停滞了。夜幕降临之前，他完成了最后一次呼吸。他躺在那儿，一道雷鸣闪电从他头顶上划过。他成为旧日骑士的画像。他的面庞显得那么从容，典雅地与世长辞。他已经去往那遥不可及的地方。世界已经变了。[2]韦伯夫人这一记叙情真意切而意味隽永。犹如那只不停地唱着怀念之歌的鸫鸟一般，今天的韦伯仍然为我们所记念，所研究，尽管“世界已经变了”，但世界本身却依然存在，并且我们也不得不继续生活其间……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M].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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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韦伯.论俄国革命[M].潘建雷，何雯雯，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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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M].康乐，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9]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方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