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植物地名与山地经济发展研究

时间：2024-07-29

摘要：植物地名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重要标识，揭示其间的命名规律，对于探讨今天地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指导价值。贵州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民族群体众多，在农业经济时代，民间都会以给其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植物进行区域命名，留下了诸多与之有关的历史植物地名，这样的地名反映了植物与环境、植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关系，故系统梳理这样的地名，结合方志文献、田野调查诸类资料，展开其内涵分析，可以直接服务于今天贵州省民族山区高效经济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申报。

关键词：历史植物地名；山地经济；农业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F3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097-10

Abstract：Naming places by plants is an important identification of historical man-land relationship. To reveal the rule of plant-naming places， is significant guidance for explor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divers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ots of ethnic groups， people would name places by the name of plants which made the great economic contribution， so there are many places with names relating to plant names. This naming system reflected the how plants related to environment， and are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y listing such names of places， together with studying materials like local document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we can analyse the inner meaning of names， thus to contribute to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untainous ethnic areas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ecla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al relics.

Key words：historical plant-naming places； hilly area economy； agriculture cultural relics

地名學是研究地名知识的科学，植物地名是指不同历史时期，某类植物因与人类关系甚为密切，而民间就此命名的一种地理标识。此类地名书写类型，就我国民族地区而言，一般可分为本土种汉字书写植物地名，外来种汉字书写植物地名，以及少数民族语植物地名，这样的地名属年鉴学派所言的长时段事项，反映了历史时期人地互动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兼容诸情形，综合考察其间的内涵，因地制宜的推进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8.2%，喀斯特地貌发育典型，干热河谷区较多，这样的生态类型一旦开发不当，就会引发石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干热河谷生态灾变等，这样的生态灾变一旦形成，区域经济的发展就会更加艰难，故历史时期植物与环境适应的关系引起了学界关注。目前涉及这一研究题域的成果有《贵州历史生态地名与环境变迁研究—兼及生态灾变救治的文化对策》[1]《苗语地名与苗族历史文化》[2]《混成耕牧制在彝语地名中的反映》[3]等等。为深化此研究，本文拟从贵州历史植物地名概略、山地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诸方面加以分析之，以与学界同仁共享。

一、贵州历史植物地名概略

贵州生态环境复杂，植物品种繁多，目前存留有诸多与之有关的历史植物地名，反映了人地互动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的适应关系，总结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推进今天贵州省民族山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意义。查阅典籍和实测地图，这些历史植物地名就书写类型言，大致可分为本土种汉字书写植物地名，外来种汉字书写植物地名，以及少数民族语植物地名等，下即此为序，展开讨论：

1.本土种汉字书写植物地名

贵州位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历史上为常绿落叶阔叶林分布带，本土植物品种繁多，随着中央王朝经营的深入，省内外经济互动进程中，有些植物成了当地重要经济树种，如楠木、杉木、茶树、油桐、漆树、青棡树等等，这些树种因与各族居民经济关系密切，故以此命名的地名甚多。如以楠木命名的地名，有“楠木溪”“楠木沟”“楠木坪”“楠木冲”“楠木湾”“楠木坳”等，这样的地名大约有近百处，具体见表1：

从表1可见，此类楠木地名值得关注之处有三，其一是贵州为我国南方重要的楠木产地，楠木分布广阔，就贵州言，楠木具体有效分布区在黔北、黔东，以及黔东南等地，如今正安县、凤冈县、赤水县、仁怀市有楠木树，绥阳县有楠木湾，务川县有楠木、楠木园，湄潭县有楠木岗，余庆县、桐梓县有楠木坝、楠木坪，黄平县有楠木沟等等。其二由于楠木质地优良、耐腐蚀，树干上下通直，为皇家建筑、民间高档生活用品的重要材料，经济利益高，[4]故有的地区居民已经对楠木进行人工管护和种植了，如在今岑巩县地住溪镇之楠木坳，历史上就是重要的楠木产地。（万历）《黔记》卷九《思州府》载，位处舞阳河流域的思州府辖都坪峨夷长官司境“有上下住溪山，有二洞产杉楠，可供国用。例有封禁，不许伐”

（万历）《黔记》卷九《思州府诸水》。。并且还有楠木生产基地“楠木园”等等。其三是这些以楠木命名的地区目前已经没有楠木存在了，通过这些地名可以揭示楠木产地生态环境的变迁，如楠木坳林场，赤水市高竹乡人民政府驻地楠木树，印江县打杵场乡人民政府驻地楠木坪，开阳县黄木乡楠木渡村[5]等等，昔日皆为盛产楠木之地。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以“楠木”二字直接命名的地名外，因楠木巨大，文献又称其为“大木”（大者重数十吨）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六《贵州土司》，书载：“万历十三年，播州宣慰杨应龙以献大木得赐飞鱼服，国亨亦请以大木进，乞还给冠带诰封如播例”。，故还有大木堰、大木坝等地名。

值得一提的是，楠木生长速度慢，管护时间长，随着珍稀楠木的规模采伐，有明以降，贵州各族居民开始经营“人工营林”了。“人工营林”是指以杉树为优势树种，并兼有常绿乔木、落叶乔木等复合种植的仿生森林生态系统之泛称[6]，此类乔木包括油桐、盐肤木（又称抱木、炮木、泡木等）、油茶、女桢等等。查阅典籍和实测地图，贵州东部为我国重要杉木人工营林基地，故与杉木有关的地名甚多，如凯里市有杉木冲，镇远县有杉木屯、杉木山，天柱县有杉木冲，黄平县有杉木园，铜仁县有杉木林、杉木冲，万山特区有杉树湾、杉木溪、杉木坪，思南县有杉树坡、杉木湾、杉木垭，印江县有杉树坳，德江县有杉树、杉树林、杉树堡、杉树坨，施秉县有杉木河、杉树屯、杉木山，丹寨县、麻江县有杉木冲，石阡县有杉树坳，江口县有杉木溪等等。贵州东部地区由于杉木的规模种植，又能永续利用，进而还获得了“杉木之乡”的美称。此外在黔北地区也有以杉树命名的地名，如绥阳县有杉树堡，务川县有杉树湾，赤水县有杉树坪等等。另，在今黔西北石化山区也留存有诸多以杉木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区目前大都为石漠化灾变区。查找历史经验，因地制宜，找准方法，这些所谓的“土地癌症”区今天依然能变成“金山银山”。如金沙县平坝乡八一村曾是石漠化灾变区之一，然20世纪80年代，劳动模范杨明生辞去公职，带领苗族、彝族等乡民自筹经费组织了“高原营林合作社”，坚持当地民族本土植树经验，展开生态恢复，经过15年努力，目前森林恢复面积达到14.5万亩，已经给这里各族居民带来了巨额的林业经济收入。[7]如前文言，贵州的“人工营林”是以杉木为优势树种，并兼营油桐、白杨、漆树、油茶、女桢树等，检阅贵州实测地图也留下了与之有关的诸多地名，涉及油桐的，如正安县有桐子树湾，务川县有桐子园、桐子湾，凤冈县有桐子湾、桐子堡、桐子窝，湄潭县有桐子坪，余庆县有桐油寨，仁怀市有桐子坡，赤水县有桐油坝，习水县有桐子湾，石阡县有桐子坪等等，以上都为黔省重要的油桐产地。以白杨、黄杨等命名的地名，如务川有白杨坡、黄杨坝，湄潭县有白杨坝，余庆县有白杨坡，仁怀市有白杨沟、大白杨、白杨山，赤水县、习水县有白杨湾，桐梓县有白杨岗等等。与漆树有关的地名，如绥阳县、凤冈县有漆树坡、漆树坪、漆树垭口等。此外，涉及贵州腊树等其他经济树种的地名，万山特区有腊树坳，玉屏县有腊树林，正安有马桑坎，湄潭县有香樟坝，玉屏县有茶子山，石阡县有炮木林、抱木冲、腊树坪等等。值得一提的，上文提及的“腊树”，指的就是女桢树，因此类树的嫩芽是制作苦丁茶的重要原料，故又称作茶腊树。“炮木”“抱木”等乃盐肤木地方俗称，因该树种能寄生药材五倍子，又称五倍子树。

历史上贵州省青树分布广阔，该树的树叶是养殖柞蚕的重要饲料，唐宋时期今贵州省的西部

（唐）樊绰：《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和东部[8]各民族就已经数量掌握了柞蚕养殖技术，但养殖规模有限，青树主要是用作烧取木炭的原料。乾隆三年后，遵义知府陈玉壂，正安知州徐阶平等人从山东、江浙等地，将柞蚕引了进黔北民族山区，由于管理得当，培训有方，加之又能够与当地环境兼容，柞蚕业成了当时贵州山地经济发展的典范，各府县纷纷效仿[9]，留下了一大批以青命名的地名，如青杠林、青林、青坡、青岗林等，详情见表2：

从表2可见，需要关注的问题有四：其一是就地名命名规律言，有的以青直接命名，有的是以青+地形，有的是以家族+青+地形等等，这样的命名方式体现了青生长的位置，以及与青林管护的家户关系，如“龙家青林”等。其二是青树地名分布地域广，反映了有清以降，贵州柞蚕业甚为发达，青树已经成了贵州重要的喂养吐丝昆虫柞蚕的经济树种。其三是柞蚕经济为当时贵州山地经济发展的样板，为各府县效仿，大力培植青林，故黔省留下了与之有关的诸多地名。其四是为了发展柞蚕经济，黔省各族居民还特意种植青，这样林子被称为青林、青杠园、青坡等。值得一提的是，青树内地的汉族居民又称其为“槲”“柘”等，别称还有栎树和橡树，故在植物地名中还有“柘树坡”“柘树湾”“柘寨”等等。贵州除了柞蚕业甚为兴盛外，桑蚕业也发展较快，故也留下了“桑树湾、桑树坝、桑木场”等与桑树有关的地名，如绥阳县、桐梓县、铜仁县、石阡县、镇远县、岑巩县有桑树坪，湄潭县有桑树湾等等。

贵州位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历史上是我国西南茶叶的重要产区，茶叶经济甚为发达，留下了一大批与茶叶有关的地名，如道真县有大茶沟、洛龙茶场，正安有茶园岩、茶树坪、大茶角，绥阳县有茶林湾、茶林坎、茶坪、茶場、茶树、野茶、苦茶溪，务川县有茶园、米茶坑、小茶园、茶园坝、茶园头、杜茶坡、茶背溪、茶坪，凤冈县有茶腊湾、茶腊树、茶园沟，余庆县有茶林堡。仁怀市有茶房坳，赤水县有大茶埂，习水县有茶坝、茶园。桐梓县有茶园坝、茶林沟、茶林湾、小茶园，铜仁县有茶店、茶叶沟，岑巩县有茶叶坡，息烽县有高茶树，修文县有茶树等等。以上诸地到现在还一直是贵州重要的茶叶产地。值得关注的是，以上除了交代茶叶的种植地外，而且还交代了不同的茶叶品种，如“大茶”“高树茶”“茶腊树”等等。“茶腊树”即我们所言的苦丁茶重要原料来源，它是由女桢树嫩叶加工而成，因为这种树还可以放养腊虫生产生物腊，故按其功能混称为“茶腊树”。

以上是目前查阅贵州实测地图本土植物种地名最为普遍者，此外还有诸多以竹子、水果命名的地名，如以竹子命名的地名，道真县有苦竹林、苦竹坝、竹林槽、笋子槽，正安县有大竹园、山竹坝，苦竹坎、金竹园、斑竹、斑竹林、紫竹顶，绥阳县有金竹园，务川县有小竹园、蒲竹溪，湄潭县有金竹园，余庆县有金竹坪，仁怀市有芦竹山，赤水县有慈竹林、金竹林、金竹湾，铜仁县有金竹园等等。以水果命名地名的有杨梅坡

（乾隆）《黔南识略》卷三《定番州》。、梅子沟、梅子溪、芭蕉窝、芭蕉溪、芭蕉塘、芭蕉坪、芭蕉沟、梨树岗、梨子垭、刺桃园、柑子坪、酸枣湾、桃子湾、酸枣溪、柿子坪、枇杷园、酸枣坪、枇杷田、李子林、柿子坝、板栗坪、板栗园、毛栗坡、板栗湾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构树皮、葛藤皮等在贵州历史上是当地各族居民重要的衣料纤维来源，用构树韧皮纤维纺织的布为賨布，用葛藤韧皮纺织的布为葛布。（明）《五溪蛮图志》第二集《五溪风土》载，“楮木皮，一名构皮”，“木皮布以楮皮绩丝织成，谓之‘賨布，又曰土布”。“葛布即葛茎之纤维织成。四月刈藤，剥皮煮之，可绩以为布，绤是也”。正因为如此，黔省民间对盛产构树、葛藤的地方称之为构皮梁、构皮湾、构皮坡、葛藤湾、葛藤坝、苦葛湾、葛麻塘等等。同时构树皮还可以用来造纸和入药。（明）《五溪蛮图志》第二集《五溪风土》又载，楮木皮“为一种治水肿气满之圣药”。“往昔，苗人采用为纸，为布。后以久乏培植，遂尔寥寥矣！”。从此见，通过历史植物地名探讨，一定程度的复兴我省生态产业很有必要，敬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从以上以中文命名的本土种诸类历史植物地名情形可以看出，内容涉及贵州的林业、林副业诸多方面，其中以青命名的地名分布最廣，其次是楠杉、林副业的命名，再其次是各类果树、纤维作物等，这样的命名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着直接关联性。如明代以来，珍稀楠木成了贵州重要的经济来源，诱导民间对此进行了人工规模培植，如万历年间，正安县俭坪楠木村先民种植的一棵楠木树，今天还被当地村民们视为神树来加以供奉和祭祀。清代务川县先民种植的 250 株楠木，绝大部分还保留至今[10]等等。正因为如此，民间以楠木地命名的地名较多，其后随着“人工营林”的飞速发展，这样的“人工营林”因以杉木为优势树种，并兼营常绿、落叶乔木，故涉及杉木诸类等历史植物地名也很多。需要注意的是，乾隆以降，黔北引进柞蚕成功后，柞蚕经济成了贵州经济的典范。当时，黔北的柞蚕业与黔东人工营林成了贵州山地经济的两大支柱，时人对此评价甚高，（乾隆）《黔南识略》卷一《总叙》言，“黎平之民富于木，遵义之民富于蚕”，故从这些历史植物地名可以窥见贵州山地经济与植物之间的依存关系。

2.外来种汉语书写植物地名

今天的贵州省，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封闭的，与外界有着频繁的交往，这样的族际互动，当然亦促进了植物品种的大交流，故黔省除了上文诸类本土种外，就是非本土外来物种了。从外来种汉语书写植物地名看，主要是经济作物品种，如棉花、石榴、桃子、粟、玉米、小麦、核桃、辣椒、葡萄等等，以上诸类作物，在贵州山地经济发展史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亦出现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历史作物地名。棉花原产印度和阿拉伯亚热带干旱地区，于两晋时期传入我国，在西北地区等地规模种植，明代以来，棉花传入了贵州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土产》。。乾隆后，由于大规模的外来移民涌入贵州，出现了“谋衣艰于谋食”之困境，为解决这一难题，政府鼓励在黔省规模种植棉花，故留下了一批与棉花有关的地名，如花山、棉花坪、棉花渡、花厂等。（乾隆）《黔南识略》卷三《定番州》载，“棉花则罗斛附近处皆有之，俗称为花山”。卷十七《石阡府》载，在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有“棉花坪”。（乾隆）《贵州通志》卷六《地理志》载，贵阳府有“棉花渡，在城东南五十里”。（道光）《黔南职方纪略》卷四《仁怀县》载，“花厂地低近河，居民多种棉花故名”等等。检阅文献和贵州实测地图，与棉花有关的地名情形如下，具体见表3：

从表3可见，贵州植棉区域主要以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区域最多，棉花地名命名原则是“棉花+地形”。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三，其一是查阅实测地图，这些种棉区一般位处清水江、舞阳河、都柳江、樟江、南北盘江、乌江诸流域河谷气候温暖土壤疏松地区。（日）《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载 “贵州省的地势一般较高，温度较低，且在棉花栽培期中，阴雨天较多，故一般来说不适宜棉花的栽培，仅沿河低地可能栽培棉花。据民国二十年贵州调查的结果，有下列区域栽种棉花：乌江流域有思南、黄平、石阡、凤冈等四县。潕水流域有施秉、黄平、余庆、三穗、镇远、玉屏、清溪等七县。都江有榕江、荔波、三合、独山、都江、下江等六县。红水河流域有罗甸、平舟、大塘等三县。盘江流域有贞丰、册亨、紫云、安龙、镇宁、关岭、安南等七县。赤水流域有仁怀、赤水等二县。鸭池河流域有黔西县” [11]等。其二是贵州植棉区域不仅仅为表3所例37县，实际种棉区较这一区域还广，如历史文献称贵州麻山以南地区为小麻山，以前域盛产麝香，当地苗族称其为“岜麝”，然这一地区位处南盘江干热河谷地带，气候炎热干燥，土壤疏松，后因棉花规模种植，被命名为“花山”，有些县已经有了种棉区，但发现竟无棉花地名者，故《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又言，“除思南、黄平等三十七县适宜棉花种植外，上游少数县亦有适宜棉花栽培之区域”。其三是从表3所列棉花地名可见，有清以降，在政府的鼓励下，贵州的棉花得以规模种植，解决了移民的衣料缺乏之困境。其后抗战军兴，棉花成了重要的军用物质，黔省棉业发展为抗战胜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棉花命名地名最多外，涉及外来作物核桃、石榴、葡萄、桃子、樱桃等地名也不少，如道真县有核桃坪，凤冈县有核桃坪、核桃湾、核桃窝，湄潭县有核桃园、核桃树、核桃坝，仁怀市有核桃寨、核桃坪、核桃湾，赤水县有核桃坝，习水县有核桃树，桐梓县有核桃坪、核桃树、核桃坝，息烽有核桃箐。万山特区有石榴山。威宁县有葡萄箐。道真县有桃子窝等等。涉及外来粮食作物、蔬菜者，如务川有麦子坝，赤水县有高粱湾，兴仁县有苞谷地，务川有黄瓜沟、葫豆坝，万山特区有黄瓜沟，余庆县有金豆湾，岑巩有芹菜垄，台江县、天柱县有辣子坪等等。这些外来历史植物地名在贵州地名中也不少，笔者在此不一一赘述。

3.少数民族语植物地名

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众多，按语言谱系可以分为百越、苗瑶、氐羌、阿尔泰诸族系民族，百越族系民族有布依、侗、水、毛南等，苗瑶族系有苗族、瑶族等，氐羌族系有彝族、土家族、白族等，此外还有蒙古族、满族等，故在以上各民族的有效生活区都留下与之相关的诸多历史植物地名，如中部苗语有关棉花地名，在台江县有ZangxMaisHsenb（棉花坪））、凯里市湾溪有Diongl Mais Hsenb（棉花冲）等。再查近年整理出版的“清水江文书”，称种植过棉花的土地，苗语直接称之为“污榜棉花地”“污榜棉花坪”等等，“污”，意为溪、河。“榜”即苗语“花朵”之意，故“污榜棉花地”“污榜棉花坪”，即溪或河边的棉花地。如《民国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姜纯敏断卖绵花坪字》载，姜纯敏“自愿将到地名污榜绵花坪一块出卖” [12]。《民国十五年六月初六日姜恩夑断卖绵花地字》云，姜恩夑“自愿将到绵花地坪一块，地名污榜” [13]。《民国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姜志珍断卖绵花坪字》载，姜志珍“自愿将到地名污榜绵花坪一块（出卖）”[14]等等。如前文言，棉花具有忌湿等特性，故从以上文书可以印证棉花多种植在溪河洪泛冲击带，这里土壤疏松，气候较温暖，适合棉花种植。此外有涉苗语植物地名还有OBkGheid（松树坡）、VangxHseik（漆树岭）、DlongsZendJangl（木姜坳）等。从这些地名结构便可以推知历史时期，这些植物在贵州的具体分布情况，此外这样的地名还有“岱林”（竹子林），摆底（茶树坡）、养岗（青棡岭）等等。

除了苗语地名外，侗语植物地名有gangh yuc（油茶山）、gangh guenl （竹山），jemh biags （芭蕉沖）、jemh baoc （柚子冲）、unx yint（青包）、unx liemc xuh （榕树包）、biing2mui2（梅林）[15]等。彝语植物地名有bɑ21ty21h I 33 （松林小坝子）[16]、塔甸（松树坝）、塔冲（松树地）[17]等。布依语植物地名有摆楠（漆树寨）、纳核（竹林中的田坝）、翁桃（桃子冲）等等。诸如以上少数民族语植物地名在贵州民族地区比比皆是，对此笔者恕不一一。

概之，贵州历史植物地名甚多，通过对其梳理和归纳，一定程度上可以洞察黔省历史上的植物分布、经济发展、民族互动关系情况诸多方面，为深入这一题域研究，我们就得探讨以上诸类历史植物地名与山地经济发展的关系了。

二、历史植物与山地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如前文言，在贵州农业经济时代，今黔省大地上留下了诸多与植物有关的历史地名，这些历史植物地名都与黔省独特的山地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便于研究，以下主要选取楠杉、核桃、青棡、棉花诸地名为例，加以说明之。贵州素有“山国”之称，只要经济发展模式与山地环境相互适应，就能促进其经济发展，而且还能使这样的山地变成“金山银山”。如贵州的林业经济，其实早在（宋）《溪蛮丛笑》“野鸡斑”项就已提及了，其后明清时期规模的“皇木”采办，不但没有导致林业经济的衰退，反而在各族居民的努力下，“挖坎种杉”，规模经营人工营林，导致人工营林迅速发展，再造了一次“绿水青山”，进而使这样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就贵州东部地区言，历史上曾为茂密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带[18]，有明以降，人工营林经济发展迅速，给当地各族居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此可从历史文献以及近年整理出版的林业文书窥见一斑。（嘉庆）《百苗图》载，生息在清水江沿岸的清江苗、黑仲家等“以种树为业，其寨多富”[19]。（光绪）《黎平府志》卷三《食货志》载，“黎郡产杉木，遍行湖广及三江等省”。“杉木岁售百万斤，在数十年前，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今虽盗伐者多，亦可卖百余万”。（咸丰）《黔语》卷下《黎平木》载，“黔诸郡之富最黎平，实唯杉之利”。据研究清代晚期，政府每年“从清水江上征收的木材贸易税折合人民币为1.6亿元，其木材贸易总量如折合人民币为20—30亿元”[20]。锦屏一县木业，有清一代每年营业总值最盛时“曾达二百万元，最低亦约七八十万元，平均每年均在百二十万元之谱”。民国时期，（日）《新修支那省别全志（贵州省）》载，“贵州出产的木材，出自省内第一产地清水江的上游地区以麻江县属的下司，下游地区以锦屏及天柱为集散地”。“锦屏位于贵州省东端，紧邻湖南省境，坐落于清水江两岸，是贵州省第一木材集散地。在此聚集的木材呼为‘广木。由清水江水运，经常德，供给汉口及扬子江沿岸一带。历来集散额约达三十万株，三百万元至六百万元。支那事变勃发后，由于消费地域的闭锁，其供给量顿减，年约四万至五万株，成交额仅约百数十万元。但锦屏作为贵州第一木材市场的地位依然未变”。进而又言，运送至锦屏的木材，以杉木为主，“锦屏县治附近出产年约四至五万株。小江出产大木二千至三千株、小木五万至六万株。亮江大木约一万株、小木约达三万至四万株。瑶光河所产木材材质系清水江流域最佳者，大小木约五万至六万株。高哨河大木约一万株。巴拉河大木约一万株。马尾河大木约一万株” [21]。民国学人陈心传补编《五溪蛮图志》亦言，“盖木材之行销于武汉下游者，自有东湖、西湖两种”，“西湖木则产自沅水上源，经黔东剑河、锦屏、天柱、三穗等县，集于洪江，沿沅水经洞庭湖西，以运汉者是也。以出自苗疆，又曰‘苗木。其质料通长坚实，不易朽烂，在木材中最为上色，故销售也最大”。“据湖北鹦鹉洲竹木厘局货税比较，平均年收厘税四百余万元，税率为值百抽十，则物之估价四千余万元。其中东湖木与竹两项，约各占十分之二。西湖木之货价，估值应占十分之六，约为二千四百余万元。以五成山价计之，亦应为一千二百余万元”[22]等等，足见黔东南山地经济—人工营林的发展规模之大。

另黔东人工营林经济的发展，亦可从近年出版的清代至民国清水江林业契约文书窥见一斑，如（日）武内房司等人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凡3卷）收录有文斗林业契约文书800余件，张应强等主编的《清水江文书》（第一辑）收录林契594件，谢晖主编的《民间法》（第3卷）收录林契130余件，张新民主编的《天柱文书》计有林业文书达2000余件，《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亮寨篇）搜集有林业文书60余件，《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九南篇）搜集有林业文书50余件。王宗勋整理出版的《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凡四卷），有900余件是记录和反映林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的。此外，还有《黎平文书》《剑河文书》《三穗文书》《岑巩文书》等等，从这些文书分布地看，涉及贵州东部、东南部的岑巩县、天柱县、三穗县、锦屏县、剑河县、黎平县等近百个村寨，足见有清以降，贵州东部山地林业经济的发展。这样规模的人工营林发展必然会留下诸多与之有关的地名，如今施秉县的杉木河、贵定县的杉木寨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林业经济，并没有因为规模采伐而童山濯濯，反而还得以永续利用，就是到了今天黔东南的森林覆盖率依然达62%以上。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赞誉这里是一块“金不换的地方”，原贵州省林业厅厅长彭百登评价说，“黔东南林业是贵州林业的皇冠” [23]等等。足见治产之道，贵因地制宜，保护有法，利其所获，则林木不可胜用矣！

需要注意的是，外来经济树种的传入，对于促进贵州山地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核桃，核桃又称“胡桃”“羌桃”，从中亚传入我国后，迅速得以规模种植，并且各族居民还培养出了优质的纸皮核桃。（光绪）《黎平府志》卷三《食货志》载，“种树必移栽数次，俟树高大，以斧斫皮出浆，结实壳薄多肉而易碎，否则壳厚肉难取。又一种曰山核桃，俗名野核桃，沤去皮肉形微尖，壳甚厚，须椎之方破，味香，而□取以榨油，亦香美”。（民国）《黄平县志》卷二十《物产志》亦载，“核桃，落叶乔木，一名胡桃，又名羌桃”，“种树必移栽数次，俟树高大，以斧斫皮出浆，结实壳薄多肉而易碎，否则壳厚肉难取”等等。从以上两则材料可见，核桃已经成了贵州重要的山地经济作物。其中“种树必移栽数次”“以斧斫皮出浆”句，反映了贵州各族居民已经熟练掌握了使核桃高产稳产的本土技术，这样的技术属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应该引起政府和学界关注。

除了以楠杉诸重要经济林木命名的地名外，再就是以青杠命名的地名了。如前文言，柞蠶经济属清代贵州山地经济的重要典范。据记载，自乾隆六年伊始，遵义知府陈玉壂等人，在黔北民族山区引种成功后，柞蚕经济快速发展，最后还成了贵州山地经济发展的典范，各府州县纷纷效仿，详情见表4。从表可见，清代柞蚕业对黔北民族山区，乃至贵州经济发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民国时期。民国诸学人还对此念念不忘。（民国）《贵州省农业概况调查》第四章《农产》载，“柞蚕原非贵州之土产。清乾隆初年，遵义太守历城陈玉殿，见遵义多栎树，仿如故乡登莱间树，可蚕也。遂遣人至历城购卖蚕种，教民饲养，凡三往返，始成其事。是时收益甚大，每放蛾一千，可收十万左右之丝。乾隆八年，丝数达八百万。由是乡民均饲育之，产区分布于遵义、湄潭、仁怀、大定（即今黔西北诸地）、平越（今福泉市）、黔西、开阳、绥阳、定番（今惠水县）、正安、桐梓、思南、施秉、息烽、余庆、瓮安、黄平、赤水等县。在八九十年前（1849-1859）全盛时期，每年可产府丝六百余万疋，计银约八百余万两，各省如云南、四川、湖南、湖北、广西及山西，均有客商来此购卖，而尤以山西太谷之客商为最多”。何辑五在《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一书中言，贵州“一省柞蚕自经遵义饲养成功，渐推广及于正安、桐梓、绥阳、仁怀、赤水、湄潭、黔西、定番（今惠水）、以至四川边界，颇为繁盛。如遵义县城每逢四九场期，乡民之来此贸易者恒在二三千人。正安县城每逢场期，山丝亦有数千斤。至各乡场，如遵义之苟江水，正安之安阳，湄潭之永兴，桐梓之扶欢坝，每逢场期，乡民负茧或丝出售者，络绎不绝。亦有豫晋商贩，时载草率种来易丝绸而去”。（民国）《黔省柞蚕问题》之一载，“桐梓县道光年间，用柞蚕丝所织之‘桐绸，贩卖之汉口苏州每年不下十万疋，由河南四川运茧来货绸而去，通有十万金”。（民国）《续遵义府志》卷四十四《物产》载，“遵义黄丝之盛，甲于各县，距州城三十里之安顺场与四川界毗连，新丝上市时，川商络绎而来，每年交易款至十数万元”等等。

从上可见，贵州柞蚕经济之兴盛。再查《贵州省地图集》发现，遵义与青杠有关的地名凡56处，毕节44处，黔东南16处，铜仁11处，贵阳、安顺各10处，黔西南10处，六盘水1处。对此，（民国）《黔省柞蚕问题》之二言，“黔省柞蚕业以黔北为最盛，遵义、湄潭、正安、绥阳、仁怀、桐梓、思南、惠水、凤冈、瓮安、施秉、黄平、安平、务川等十余县，尤以遵义之三岔河，苟江水之最发达，自三岔河至团溪一带□□并连绵范围极为广大”。足见，历史时期，贵州山地经济的重要典范—柞蚕经济的发展与青杠树地名数量是相互印证的。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喀斯特山地众多，这样的生态系统甚为脆弱，如果开发不当，就会又诱发为生态型贫困和结构性贫困。黔省温暖湿润，与棉花性喜热、好光、耐旱、忌渍的习性格格不入。《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七载，“黔省惟思南府属皆种棉花，其余地方或种而不生，或花而不实。皆因黔地昼热夜凉，与棉性不宜之故。”（民国）《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肆《农业·棉花》载，黔省各地，“夏季多凉爽，秋季多雨水，土层较薄，大体不适种棉”。又言“本省棉作生长，受地区限制，不能大量种植”。（民国）《贵州经济地理》第三章《资源概观》亦载，“本省阴雨连绵，时冷时热，对于棉花生产，有先天之不足”。（民国）《贵州农业概况》甲《农林产品概况》载，“贵州地处高原，虽气候温和，然降霜之日过多，颇影响棉产，故农民之从事植棉者，为数绝少”名，但这些区域今天已经为黔省生态灾变区了，大部分已经不再种植棉花了。黔中南苗疆为喀斯特峰丛洼地处，雍正朝开辟这一地区后，为了发展经济鼓励在此规模种麻，使得这一地区获得“麻山”这一美名。需要注意的是种植麻的地区，仅限于麻山峰丛洼地的底部，这样的地带一旦被凿通，对生态的破坏是致命的。目前该地区60%的地表呈现为不同程度的石漠化，“麻山”也成了贵州石漠化灾变区的代名词[24]。今天我们回顾与此有关的历史植物地名，其间沉痛的经验和教训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发展山地经济就需因地制宜，充分注意经济开发与环境的兼容关系。

对此，贵州典籍中多有记载，如（清）郑珍的《黎平木诗》云，“遵义竞垦山，黎平竞树木。树木十年成，垦山岁两熟。两熟利诚速，获饱必逢年。十年亦千图，绿树长金钱。林成一旦富，仅忍十年苦。耕山见石骨，逢年亦酌取”

（光绪）《黎平府志》卷三《食货志》。。《高宗实录》卷一九五载，“乾隆四十二年，经前抚臣裴宗锡奏准开垦牛皮箐内雷公地等处”，“今试垦三年，所种苦荞，多秀而不实。该地阴翳森寒，四时难逢晴日，四月方断雪凌，八月即将霜霰，其后迥异，难以开荒成熟”。《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百九《大定府》“土产”项载，“苦荞出乌撒，地气早寒，不宜稻，土人悉种以为食”。（道光）《大定府志》载，威宁州“地势极高，风劲气寒，凛冽与北方无异，土寒地瘠，植物不茂，维多松树，所种宜荍，稻谷不登”。（民国）吴鼎昌言，“贵州高寒山区牧草丛生，很适于用作天然的牧场”。“至于蚕桑，本省虽不如江浙之著名，而遵义一带的柞蚕，不但是本省的名产，并且是工业上的一种名贵原料，也要积极加以提倡” [25]等等。

三、余论

从上可见，今天贵州大地上现存的诸多历史植物地名，反映了黔省历史上山地经济发展的实情，表明经济发展模式一旦与当地环境相互兼容，就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使贵州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而且这样的“金山银山”又能推动贵州的山更青，水更绿，进而为长江、珠江中下游水资源稳定提供保障。如果机械的套用他处开发模式，又不注意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以及贵州的历史，好的举措就有可能办坏事，进而诱发新一轮的结构性贫困和生态性贫困。故通过贵州历史植物地名以及文献资料综合比对，总结山地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以直接服务于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山地高效农业的发展。然要做到这一点，以下几个问题还得引起注意。

1.加强贵州山地经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历史上，生息在今贵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其经济开发模式与环境的适应，在正史、档案以及各类乡土文献中皆有记载，如《史记》（宋）《溪蛮丛笑》（明）《五溪蛮图志》（道光）《遵义府志》（光绪）《黎平府志》《黔省柞蚕问题》，以及近年整理出版贵州东部诸类乡土文献等等，都有涉山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故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并进行系统堪比、研究，总结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再结合现代科学的指导，就能大大促进贵州山地经济的发展。

2.因地制宜，复兴贵州生态经济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持的省份，其经济发展模式当然得与山地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前文言，清代黔北民族山区柞蚕业达到了高效山地农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维护环境良好和可持续的标准，做到了政府和学界讨论的从“青山绿山”到“金山银山”的兼容开发模式，具有重要历史启示价值。因此，保护、开发和利用贵州省今天柞树林资源，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通过柞蚕饲养做到经济开发与环境的兼容，就可以走出一条民族山区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来。另，贵州东部人工营林发展经验，一边伐木，一边种树，历经500余年，不仅没有导致林业的衰退，反而还得到永续利用等，其间的林业培育、管护智慧值得学界深究。从上可见，贵州要建成生态文明示范省，复兴山地经济，不失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选项。贵州省的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而黔省贫困地区又恰为历史上这些山地经济发达区，只要相关部门意识到这一生态背景与民族文化的实情，借鉴历史经验，落实相应的产业复兴计划，就有可能将今天贵州省的“青山绿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3.加强学科的互动交流，促推贵州经济发展大计

山地经济发展是一项甚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环境、民族文化、历史诸多方面，故需要跨学科学者的互动交流，贵州省提出了“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绿色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不少成绩，然生态环境恶化，生物物种减少的态势仍然严峻，建设秀美山川任重道远。因此多学科学者参与研究贵州历史植物地名、贵州植物、贵州生态等，总结黔省历史上山地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們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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