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客”的跨国谋生网络与边境生活空间建构——基于边境口岸城市河口的田野考察

杨星星 叶 星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境民族研究在国内得到较多的关注,有相关学者提出“跨国界民族”[1]的概念,还有学者全面介绍了中国跨界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并重点回顾了跨界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2]在此过程中,有学者将跨境民族研究放置于具体的情境和空间展开研究。如施琳主张跨境民族研究应将“民族表象”与“边境区域”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既从边境区域发展的角度观察民族问题,亦从民族的角度分析边境区域的发展。[3]尤其是伴随边境本身发生的变化:从“以往侧重静态研究和关注边境的‘区隔(管控)’作用,逐渐转向愈来愈重视动态研究和强调观察边境地区丰富的‘流动性’现象与‘跨境’概念。”[3]由此,“跨境”可以成为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且是一种“‘动态’和‘双向度’的研究,它观察和深描多形态的‘跨境行为’。”[3]进而,“跨境”研究需要关注跨境民族、不同人群参与以及展开的深层次互动方式和关系。沿着这样的思路,以微观和更为聚焦的切口展开对跨境民族的深度观察,以深描的方式呈现其跨国谋生、跨境交往、跨境流动、跨国婚姻、边民生活、民族认同、文化边界和新型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等议题,成为跨境民族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取向。

例如有学者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从城市传播的视角切入,对中越边境口岸城市河口进行田野调查,将两国边民共同建构起的交叠着地理生态、经济市场等特征的,并且充满跨国文化交流和复杂关系网络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视为“可交往城市”。研究者认为正是这种跨国生计和实践促成的流动,使越南边民成为了河口城市文化的参与者。而这种“可流动性”也成为了一种塑造新的城市文化与空间的重要力量。[4]有学者以那孟屯边民跨境谋生个案为例,以文化策略为视角,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不同时代边民的谋生方式进行描述和分析。血缘、地缘、业缘组成的“三缘关系”交互编织,构建出一张两地边民和平往来的社交网络,为民间公平跨境贸易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持续性的动力资本。[5]田野考察让研究者能够深入到特定情境下观察跨境民族的日常生活。其中,郑宇通过对云南边境区域5个田野点的考察,发现短期跨境劳动力的流入已成为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一种经济现象常态,并且以其庞大的数量、极高的频度、广泛的分布、类型的多样,构成了边境区域境外劳动力流入的最重要类型。[6]

在此研究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在新的“多功能”型国际性边境空间蓬勃兴起的当下,大量的人员、货物、信息、资本在边境空间集聚、交换与快速通过。[3]跨境民族以流动和交往作为相互的连接方式,从而架构起了新的社会文化空间。这种可流动的空间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边境,产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和文化建构方式与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跨界地区”视作一种全新的边境生产生活空间,意味着研究者需要在该研究领域“叠加‘跨区域’‘流动性’与‘共生性’的分析维度。”[3]

本文研究建立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焦中越边境口岸城市河口越南边民的跨国谋生活动,考察“越南客”在实体空间和网络空间中建构起来的谋生网络,从而探讨民间跨境生计和新生活空间的形成,借此延伸跨文化交流的相关讨论。

调查的田野点位于中国云南省,与越南老街省相邻的边境口岸城市——河口。河口成为一个城镇仅有百年历史①,当地有7个世居少数民族,具备族群多样化与文化多元性的特征。河口的发展和边贸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当地有“先有口岸后有城”的说法。从建国前就吸引了大量“两广人”到此经商。现如今,当地人还称呼老一辈的两广人为“老广”。20世纪50年代为支援国家建设,大量支边人员从湖南、重庆、北京、昆明等地进入河口,之后不断有为寻找商机陆续而来的各地客商,也有中越两国通婚而组成的国际家庭。

研究者在此前开展的一项关于河口跨境劳工的调研中,发现河口不仅存在多元文化群体,并且中越边民的交往极为频繁。对于越南老街人来说,来河口工作已经是一件寻常事。甚至在两国接壤的村寨,每到农忙时节,越南边民就会到河口帮农赚钱。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中越两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日常生活交往日益频繁,大量越南人遍布在河口的餐馆、商铺、工厂、公司、农贸市场等场所,越南边民的生计活动逐渐融入河口的日常生活。从历史角度看,自20世纪80年代始,越南一直是个劳务输出国。本研究用“越南客”一词特指在河口谋生的越南人,从而与来旅游、求学、探亲访友的越南人作出区分。其另一重意义在于,“越南客”也代表部分“白天在河口工作,下班返回越南”的群体,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互联网日益普及以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兴起的“客文化”[7],已经被延伸为一种生活方式。“越南客”的劳动、交往和日常生活代表了全球化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他们活跃于由地理边界、社会边界、文化边界共同构造的多重生活空间中。

一、跨国谋生:“越南客”的生活图景

河口口岸在中国时间清晨8点②准时开放,翘首以待的“越南客”潮水般地涌入河口。当地有“第一个到河口的生意就会好”的说法。从年龄、性别、服饰、神情、冲关速度和交通工具,能大致判断出冲关队伍中不同的职业类型。跑在最前面的往往是空着手的青壮年苦力,他们多是货运工人,必须抢时间过关接货;紧接着是穿着传统瑶族、壮族服饰的越南菜贩子,背负着蔬菜水果去赶早市;最吃力的是推自行车的工人,一人多高、两米多宽的货物压在自行车上,这种改装过的自行车相当于一辆皮卡车,能够运一吨多重的货物③;还有些脚步从容挎着包走来的人,多是有稳定工作的服务员、售货员或者小老板……“冲关”是“越南客”展开一天异国生活的开始。

(一)“越南客”的谋生选择

本地人认为“河口县城里三分之一都是越南人”。截至2019年7月20日,共1766家用人单位在河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用工备案3767人④,约占河口县城区常住人口⑤的27%。在2019年备案的越南劳工中,有2850人来自越南老街省,约占75%。另外,还有未备案的越南籍散工,因其流动性与零散性较强,无法统计确切的数据。

“越南客”选择到河口谋生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合算”和“方便”。中越双边的通关制度塑造了“越南客”的“跨国上班”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暂住证制度⑥则协助催生了一个“越南客工”⑦的劳动力市场。此外,在河口工作的亲朋能够为“越南客”找工作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在河口实现自助通关以前,人工查验通常要每人花五六分钟,排队耗费的时间耽误做生意和务工,冲关除了抢彩头的意味之外,实际上是为了提早通关而选择的生存策略。如今河口进入了通关的“读秒时代”,自助通关系统节约了“越南客”的通勤成本。“以前,在越南办理边民通行证每次需要交纳约合20元人民币的手续费,人工查验的时候要在上面盖章,盖满了就要换新的,一个月大概需要更换6次,一年下来光在更换证件上的花费就超过1400元人民币。如今,有了自助通关卡,一年只需更换一次证件,仅这一项就为我节约了1000多元。”⑧短距离跨国流动从成本上考量成为比较“合算”的选择。

有条件每日往返于“河口——老街”的“越南客”在老街的城市里都有住所,来自老街周边的村落或者越南其他省份的“越南客”不便频繁回家,但也可以办理暂住证,临时居住在河口。工头阿峰来河口三年了,在河口县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里,他正带着河口明通汽车配件店新招的四名越南工人前来办理暂住证,他已经很熟悉跨国务工需要办理的程序,“先带他们去检查身体,然后去110,最后来这里办‘绿本本’”⑧。“绿本本”就是《云南省境外边民临时居留证》⑨,也被“越南客”通俗地称为“睡票”。“睡票”节省了跨国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同时也为来自越南老街周边农村的“越南客”提供了打长期工的条件。散工和短期工通常是每日跨国上班,老板无须提供住宿,一般很少签订劳动合同及购买相关保险;长期工则需要通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才能领取“睡票”,雇佣双方要签订聘用境外边民用工协议。

“越南客”获得工作途径主要是依靠自身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劳务市场招聘获得工作机会的人数较少。“越南客”往往习惯通过亲戚朋友的“传帮带”找到可靠的雇佣人,双方之间订立口头协议即可,雇佣关系看似比较松散,但实际上是社会契约和感情连接共同维系的雇佣关系。除了个人自谋职业的主要方式之外,越南工人被招募的渠道还包括:民营机构或中介公司,政府机构或政府授权的公司。目前河口涉外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共有四家⑩,但实际上只有大企业为了保证用工质量和数量才会选择中介公司,个体户一般只是通过张贴招聘启事或者经由熟人介绍雇佣越南工人,从用工成本上避免产生劳务派遣费用。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契机下,河口以双边合作为主的跨境劳务合作也在探索中逐渐发展起来。

(二)“越南客”的主要工作场所

以“北山南河”为地貌特征的河口县城,南北距离不过3个街区,东西距离较短。街道东南西北走向中规中矩,排列井然有序,从北往南依次是人民路、广龄街、河滨路三条平行大道,其他所有路横向穿插于这三条大街,形成井字形布局。对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口街道分布,老街道没有太大变化,新拓修建的同河滨路平行的北山路,一直引领河口向外拓展,北山区已经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河边街和广龄街与海关相接,有着运送进出口货物的便利,因此遍布各类边贸批发店。据粗略统计有200余家,主要销售水果、百货、童车、服装、灯具和瓷砖等小宗货物。边贸店不仅为“越南客”提供了大量销售、搬运的工作机会,还催生了“包税通关”“跨国物流”的生意。人民路(原德芬街)商行、商号林立,曾经是整个市区的商业中心。如今,随着北山新区和越南城的建成,政治和经济中心正逐渐转移。河滨路上的“越南街”是越南小商品的集散地,引领了边贸,越南坐商就聚集在越南街和新兴的越南城。2017年异域风情街开街,街区内有中越铁路大桥、1897年设立的海关旧址、民国时期设立的邮政旧址等多个文物保护项目,吸引着游客的越南风味餐馆也应运而生。“越南客”聚集在主要的生活街区和热闹的旅游景点附近,从事摊贩、服务员、售货员、运货员、行商、坐商和报关代理人等类型的职业。

(三)“越南客”的生活结构

将“越南客”的谋生活动放置在整体的生活方式中考察,通过饮食、消费、出行等细枝末节的日常,可以发现他们应对跨国生活处境的方式也较为灵活。仓泽进将生活结构看作“个人接触社会结构的方式以及个人社会参与的模式”[8],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南客”形成了新的“生活结构”。当然,在这种新的生活空间中,“越南客”并非完全融入河口本地生活,他们通过运营越南口味摊、地摊银行来配置生活资源,不断调适并生成出与自身适应的一种经商方式。同时,河口当地人也在积极适应着“越南客”的生活习惯。

1.吃食:配置饮食地景的流动越南口味摊

清晨七点,口岸附近的杭州包子铺、六盘水羊肉米线店、四川老麻抄手店等小吃店早早开始了热闹的营生。在海关门口的一处街边档口,由住在河口的越南女人所经营的流动口味摊还略显冷清,开关后才是她们做生意的黄金时段。配上罗勒叶和柠檬汁的细米面、肉饼米粉(bun cha)、三元一份的三色糯米饭以及油炸焦黄的春卷再搭配水蘸汁等都是越南人喜好的早餐。关口一开,跨国上班的越南人就从联检中心大楼奔涌而出,小吃摊的摊主立马忙活起来。食客与老板亲密地交谈,他们用越南盾交易,有人找补不开,就赊着账下次一起结算。尽管河口本地人经营的餐馆里也卖越南风味的食物,但鱼露、虾酱等调料不适应中国人口味,所以菜品大多经过了“本土化”改良,在“越南客”眼中就显得“不正宗”。此外,中国餐馆“贵”“要给中国钱(即人民币)”“吃不习惯”“语言不通畅”和“被别人看”所带来的不自在的感觉,让一些“越南客”产生了“不会经常去”的想法。正是由于“饮食地景配置了族裔的集体认同”[9],小吃摊点也成为“越南客”自由交流信息的节点场所。

阿水是一位卖自制黑豆冰的越南摊商,她的摊位在口岸自助查验通关口,紧靠着过货关卡,所以经常有越南拉货工人光顾。她如同雅各布笔下的“街道的眼睛”注视着周遭事物,散播越南拉货工人们感兴趣的大事小情。白天,经常能看到穿梭在街巷里的越南摊商,有的挑着两个箩筐卖Bánh Mì(越南长棍面包),有的推着小车卖两块钱一份的Bo Bia(面皮卷着椰子丝做的甜食),她们做生意的流动路线往往就是游客聚集的地方和“越南客”工作的场所。流动的越南口味摊构成了越南边民的信息流通渠道,通过越南口味店,信息、情感在满足口腹之余流动在置身异国的“越南客”中间。

2.结算:地摊银行与微信提现构成的非正式结算系统

繁盛的跨国经济活动也催生了“地摊银行”,这是由进行货币兑换的“货币黄牛”自发形成的一个松散组织,主要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兼营异地汇兑和部分借贷业务。[10]在河口口岸附近,三五成群的越南妇女头戴笠帽、腰挎装着成捆的越南盾和人民币的大包、手持计算器坐在街边和客人讨价还价。货币兑换业务的收益主要是兑换差价,手续简单,交易所需时间短,借贷金额、利息、贷款方式均可根据双方实际情况商定。表面上,每个地摊银行由独立的经营者运营,但实际上坐在同一档口的“营业员”属于同事关系,不同档口的地摊银行背后都有不同的组织经营。兑换汇率由地摊银行说了算,根据当日银行的汇率、换多换少来报价,另外还讲“熟人汇率”“看人报汇率”。

近几年,在这套非正式结算系统中,还兴起了“微信提现”业务。因为移动支付改变了中国人的支付习惯,微信收款码已经成为了越南客商必备的生意工具,越南人无法办理银行卡,支付宝和微信钱包都不便于使用。为了适应中国顾客的消费习惯,他们就借用中国人的微信收款码,100块钱提现的手续费是1至3元不等,除了在地摊银行提供此项服务之外,只能靠私人的朋友关系、亲戚关系,通过熟人网络来实现微信代收款和微信提现。

3.交通:“越南客”与当地司机的交往

在河边街与出入境口交会的街口是“摩的”司机的地盘,也是河口的城市公交站点。河口城市公交只有一个路线图,即“火车站——越南街——海关——森林公园——火车站”,单一的路线设置主要服务于游客游览。相较之下,“摩的”司机才是河口的活地图,具有随到随走的灵活性,并且价格比出租车便宜,常常成为“越南客”上班、办事的主要交通工具。收入较高的越南小老板,以及在北山区、跨合区上班的越南工人平时打出租车更多一些。

河口的出租行业由三家公司营运,约有近两百辆出租车。当地司机根据“越南客”的出行偏好形成了一套竞争逻辑。来自四川的出租车李师傅说:“本地人有摩托车、私家车的多,打车的主要还是游客和越南人。我每天能接百把个越南人,开关过来晚的或者没赶上公交要忙着上班的都会打车嘛。近的都是在老城区,收十块钱,远的地方会去到北山区、跨合区。比如说从口岸到跨合区的惠科公司,白天收40元,晚上收50元。这些越南人闻闻味道都不同,他们是榴莲、菠萝蜜的味道,香水味很重。”⑧为了和出租车竞争,除了热情揽客,学越南语,压价之外,“摩的”司机黄哥还主动留联系电话给越南乘客,“我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更愿意坐我的车,有事要办就打电话联系我,在哪我都去接。”⑧黄哥是“摩的”司机里的头儿,若是有因抢生意闹得不愉快的事出现,他都会出面协调,获得信任的原因之一就包括“他能和越南人讲话”。

除了出租车和“摩的”之外,在河口估计有20余辆专门载人的三轮篷车。周师傅夫妻两人都是靠开三轮篷车维持生计,“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来工作了,五点钟拉坐火车的,开关后拉越南人上班,早上去菜市场拉买菜的人,下午生意不太好,晚上拉越南人去口岸森林公园玩,然后再拉越南人去海关出关,闭关了我就收工了。”⑧周师傅靠开车每个月收入达三四千元,因为会说日常的越南语,周师傅与越南导游还建立了互惠关系,“我认识三四个越南导游,平时他们带旅游团来口岸森林公园玩,就会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口岸接。我也用我的身份证帮他们办了中国电话卡,都是讨生活的,有事情大家互相帮忙嘛。”⑧

“越南客”与河口本地人的互动编织着跨国谋生网络,其中布满来自不同职业、地域、族群的生活主体。这些生活主体经由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联结在一起,形成不同主体接触文化系统的独特方式。“越南客”和当地居民在彼此日常的交往中了解各自的生活方式,出于争取生意或经济机会的共同目的,也通过主体性的选择在个人关系中实现了相互交换,在互惠中形成共同的生活规范和方式,以此维系着跨国谋生网络的运行。

二、线上线下:跨国谋生网络的延展

跨国上班不仅仅是劳动力与薪资交换的市场交易,同时也意味着劳动者被嵌入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网络中,借由就业经验所连接的社会网络也往往会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跨国谋生网络并非由单纯的族裔或文化群体网络所构成,而是在日常生活特定的空间中与交往互动的人共同形成的关系网络。

(一)生计场所与跨国谋生网络形成

“越南客”的跨国谋生活动以口岸为中心辐散开,口岸及周边的工作场所汇聚起来的“越南客”形成了丰富的跨国谋生实践。“特殊的社会实践镶嵌在特定的跨国空间中”[11],场所是地方生活方式的社会背景,也是跨国谋生网络形成的关键。

1.边贸经济:口岸的货帮与“九丙”

1895年,河口被辟为商埠,船队、马帮络绎不绝,进出口商品源源不断,马帮把货物运送到陆路的终点蛮耗镇,然后由船夫运送通过水路出境。1910年滇越铁路建成后,汽车、火车、自行车、行人、货物共用中越铁路大桥,成为两地联通的主要通道,水路商运逐渐转为铁路。如今,河口成为一个集铁路、陆路、水路于一体的枢纽口岸,在县城不到五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三座不同功能的大桥与越南老街相连。河口口岸是全国首家建成自行车自助查验通道的口岸,推自行车运货的“九丙”也成为河口边贸活动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各种货物汇集到河口后由不同承运商进行“接力运输”,“两头在外、换单中转”的国际多式联运在这一环的任务只是由“九丙”把货物运过中越口岸大桥,到达越南再由其他承运商接手货物。在越南纸牌九万上画有搬箱子的苦力形象,并且越南语拉货(Cu vn)发音近似广东话“九丙”,于是在中越边境民间俗称苦力为“九丙”[12]。越南特制的加重自行车是九丙吃饭的家伙什,轮胎是实心的,车身经过手指粗的钢筋加固,只有单侧有前后各一个把手,所以只能推不能骑,两边还加装了可以伸缩的钢架用来装载更多货物。用自行车运输过境比较节约成本,适用于小宗货物中转集拼运输,并且还能够享受边民互市税收优惠政策。加重自行车最多能装1.5吨的货物,重的货物很压车,比如瓷砖、建材,而“抛货”则比较轻,运送一车货物按重量和体积收费50元到100元不等。自行车要先通过限高、限宽的关卡,然后才能到边检口接受边检出关。因此,装车也讲究技巧,五花大绑的货物挤在一起,过关卡时若是顶部被卡住了,就会有人爬上去跳呀、踩呀,配合着四五个人合力推车勉强过关。在“混乱”“拥挤”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是乱中有序,“九丙”分属于不同的转货人管理。转货人扮演着沟通国际贸易市场和国际运输市场的中间人角色,既要能熟悉买卖市场的老板,也要能够管理自己的“九丙”队伍,灵活处理接单接货、押货保货、谈判费率、协调矛盾等大事小情。

2.坐商与跨境经济

越南街实际上并非一条街,而是售卖越南商品的摊点逐渐集中之后的民间称谓。1989年,边民往返互市,形成了一条街的雏形,正规的名称是“边贸一条街”。1992年国务院批准河口为沿边开放县,边贸互市规模逐渐扩大,并且逐步走上规范化的道路。随着1993年在河堤上建盖的边民互市市场完工开放,更多的越南商贩涌入寻找商机。因商人多为越南人,并且售卖的商品多为越南货,“越南街”这一称呼逐渐融入民间语境。

最初的越南街是“草皮街”,只是临时搭建的茅草竹房充当商铺,后来有条件建成了木板棚。随着边贸生意的火热,逐渐发展为越南籍自然人集中经营的金明、利宏、兴盛、阳光4家商场。2016年“中国·越南城”正式开街,作为河口口岸越南籍自然人唯一指定经营地点,这里成为越南小商品最大、最齐全的批发和零售市场以及具有异域风情的旅游服务集散地。

随着城市规划建设,越南街的商户从2016年起逐步迁到越南城,目前越南街只剩下阳光商场里还有部分店铺在营业。商场是一座三层楼的楼房,每层有48间房。一楼是主营越南小商品的店铺,二、三楼是呈井字形围成一圈的廉租房,主要是“越南客”租住,也用作商品货物仓库。在“千铺一面”的越南街,一件挨着一件的食品和手工艺品分门别类地码成一面墙,各家商铺的陈设和商品种类大都相似。从老街来的坐商每日往返,晚上11点前关店回国,第二天8点又来开店营业。从越南的河内、永福、安沛等地来的坐商有的租住在出租房,有的干脆吃住都在店里。一间店铺被一分为二,前面是公开的区域,货架之后便转换为私人的生活空间。越南街逐渐被塑造成为一个“跨国移民社会空间”[13],并且形成了地方性的族群经济特色,建立在地缘和亲缘关系上的联结,成为了河口越南边民组织合作、交换咨询、节制竞争和调停纠纷的纽带。

(二)跨国谋生的策略与选择

“越南客”离开了原先家族邻里人际关系交织、由技能与本地知识所规范的经济活动场域,面对新的谋生环境,他们逐渐发展出了一套适应跨国谋生环境的生存策略。

1.合作者策略:菜市场的板车师傅与越南菜农

与边检口相接的是人民路,“四川三轮板车帮”聚集在此。清晨开关后,过了边检的越南菜农,在出口处会默契地把货物放到早已在门口等待的三轮车上。赵师傅来河口有二十年了,他的谋生工具就是这辆花9000元买的电瓶三轮车,早上拉菜农去菜市场摆摊,下午就在口岸附近帮人运货,“一天赚得多的时候是两三百,少的时候百八十,一个月赚三四千”。⑧赵师傅每天早上七点半左右就驱车到人民路占好位置,来得最早的几个越南菜农与他很熟悉,一出关口直接就找到了他的车,他的车总是第一辆被装满的,八点十分第一辆冲向菜市场的车便开了出去。

河口县城有三个主要的农贸市场,北山农贸市场距口岸较远,约有四五公里,三轮车师傅运送一个人的货物收费15元,大概四十分钟一个来回,距离较近的康源农贸市场(大街)是5元一个人,环城路西段的小农贸市场(小街)则是2元一个人。赵师傅说,“拉一车基本能赚20到30元,去北山农贸市场的比较少,一天十多个人,去大农贸市场的有六七十人,去小农贸市场的有一百多人,去同一个菜市场的越南商贩就赶同一个车”。⑧经过长期的交易合作,双方已经形成了默契,菜农知道哪个车夫跑哪条线、收多少钱,而车夫也很熟悉哪些菜农会放货在他车上,双方并不担心有丢货或者赖账的情况出现。

2.竞争者策略:越南商人们的生意经

22岁的阿花来河口两年了,最初是在河口摆摊卖水果,攒够了做生意的本钱后就盘下了越南街一间10平方米的店铺,店铺租金每月3500元,“卖不够就要亏本”。阿花很有一套推销话术,她拿着印着 Pigo、Tigo、Pipo的三袋饼干给我看,“这两个是假,这个是真,我不卖假,只卖真,给你好价格”。⑧其实,越南街的店铺里往往是“真假掺着卖”,在店铺里还上演了一出验货的戏码。阿花盯着我在上家商铺买的东西,问我买了多少钱,然后边摇头边说“买贵了”,又拿出我买的饼干与自家货对比,“这个不好,你看这个有皇冠(标志)的才是真”。后来,我发现大家都掌握了这套竞争策略,由于坐商之间都沾亲带故并且同处异国他乡,大家都会相互谅解,互相之间比货、比价并不会引发矛盾,对于老板来说卖出手的东西就是赚到,大多数人并不指望着“回头客生意”。面对店铺间悬殊的价格和价格虚高的商品,游客自然也学会了讨价还价,逛下一圈店铺来,比较谁淘到了更便宜的好货成为游客的乐子。

越南城的店面摆设和越南街别无二致,坐商七成是女性,她们已经习惯于接受顾客上下打量的眼光。游客们来此地不光是为了购物,对于越南人同样十分好奇。27岁的页阮从16岁就随母亲到河口做生意,2016年自己也盘了一间店开,她带着六岁的女儿,一边顾店一边照顾孩子。页阮普通话说得已经十分流利,但在售货时她还是惯用带着越南口音的河口本地方言吸引顾客,“老板,帮我买点”是她招揽生意最常用的话。增强越南人的形象特质,是一种有意识地复制甚至操弄某些种族化形象来进行自我呈现,从而增加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的策略。来自异域的商品连带着越南口音和形象营造的异域感官,不仅提供了异域事物的摹本,而且成为一种关于越南的想象和象征,实现着日常交往中的文化互动。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化边界的标识,持续协商与塑造着对“越南客”的认同,形成“同质社会再生产”[13]。

“异质元素”在其中也必须找到独特的生存位置,越南城里103号商铺的八零后老板李广是华侨,他做了十年的越南小商品批发和零售生意。目前,他经营着两家店面,一家在越南街,一家在越南城,每天都要“两头跑”。平时白天他就在越南城看店,由父亲帮忙招呼着越南街上的生意,到了晚上越南城游客少了,就回到越南街上看店。李广很少主动招揽生意,“游客都爱买越南女人的货,一听我就是中国人,自然觉得我的货不正宗。”⑧他的生意收入主要是直接批发货物给其他越南坐商,“他们白天要顾店,有的抽不开身补货,又没个帮手,缺货就直接来我这里拿,我有货源渠道,可以和厂家一样便宜批发给他们。”⑧李广雇了一个越南小工帮忙进货,每个月要进三四次货放到仓库,店里每周至少补一次货,一个月要进几万元的货物。李广会说流利的越南语,而且其华侨身份也更容易获得越南商户的信任,于是便面向“越南客”兼营“微信代收款”和“微信提现”业务。在这间店铺中,生产了一个结算、信息交流和货物往来的混合空间。

3.中间人策略:全球-地方联结下的新群体

48岁的阿秀在河口做了四年的转货人,她找了19个越南小工运货,“我一个月给他们三千块钱,晚上留三四个人在河口装货、看货,剩下的就回老街住仓库里。自行车也是我买给他们用,一张新的自行车要三千元,他们只要人来,我就找活给他们干。”⑧阿秀的皮包里装着三部手机,有两部装了中国卡,一部装了越南卡,“手机不敢没电,经常在讲电话,每天和买家、卖家联系。”⑧尽管阿秀只负责管理货物顺利通过全长74米的中越口岸大桥,但是这门生意中有许多复杂的因素要考虑,“到年底可以赚十万,过年的时候和年头都不好做。拉货的人太多,有的人故意压低价钱,不好好算账就会亏本。”⑧为了提高竞争力,阿秀不仅负责转货押运,还做起了双清包税的业务,两国老板只需要发货和收货,中间的环节都是阿秀包干。阿秀收取总包干运费,其中包含了从中国河口出关报关和到越南老街进关通关的费用,“在越南一宗生意要养五个部门,公安、海关、边防、市场、检验检疫,每单扣除人力、税费和给越南相关部门的红包之外才是我能赚到的钱。”⑧在同行亲戚的指点下,阿秀摸到了“包税通关”的门路。因正规进口需要缴纳关税、增值税等,但通过包税代理人将货物组织边民以边民互市的方式入境,则可以不用缴税。所以,这种代理通关逐渐成为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市场习惯。河口本地边民在边贸活动中悄然发展起了这门“包税通关”的生意,并且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包税渠道分为“大庄”和“小庄”。委托人(货主)将货物发至口岸,然后由转货人负责提货,并通过包税庄主组织边民开税票,再将税票给转货人组织“九丙”运送货物通关。权力的控制对象不一定被动地等待“收编”,而常常采用“外置”策略,从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商品和文化产品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14]。

中间人是全球-地方联结下出现的新的群体,他们如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促进群体间的互通和共处。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越南客”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扮演过中间人的角色,往往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形成的松散连结。而运用中间人身份谋生的“越南客”形成了地方性的行业规范,巧妙地斡旋于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之间。

(三)线上流动与跨国谋生网络的延伸

在网络时代,“全球购”已经实现,电商的兴起也冲击着越南商人的生意。“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是卖越南小商品的坐商们共同的担忧。而脑子活泛的商人却在其中找到了商机,“我们注册不了淘宝店那就在微信里卖东西”⑧,一群越南微商如春笋般出现,吴文玉就是其中一员。吴文玉的摊位在越南街的档口处,他只来了河口两年,但流利的中文和热情开朗的性格为他积累了800多个微信好友。他每天在朋友圈发布商品的照片和推荐语,有客人要货他就在微信上接单,最远的地方寄去了黑龙江。快递员和他也很熟,在他看店走不开的时候,快递员就上门取件。作为一名跨国商人,吴文玉不仅经营着跨地域的流动商品,面对每天来往的一次性顾客,更是积累了面对流动性情境的商务经验。他通过面对面地交流招揽顾客,又利用媒介总结出一套与顾客交往的逻辑,将这些“流水单”转变为“回头客”,利用交往,将人际关系转化为实在的利益和资源。他使用的银行卡和手机号都是中国朋友帮忙办理的,隔一两个月中国朋友还会帮他去银行提现,这为他使用微信收款和做微商提供了极大便利。

社交网络为跨国贸易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找卖家、找买家、报价与交易都可以借助网络来完成,线上流动也延伸了跨国谋生网络。在广龄街的一家尾单存货批发店里,严老板正在用计算器对账,“今天入账1300元,卖了63单”。⑧为了做外贸生意,严老板买了两部手机,一部装中国卡,一部装越南卡。“我有很多越南客户”,他翻着微信列表给我看,“比如‘范氏红娟’,她是河内人,嫁了中国老公,会说中文,也认识汉字。我们俩互相加了微信,平时我把货的照片发给她,谈妥价钱之后发货给她,她用微信支付给我结账。有的越南客户中文不好,就让我的小工帮我谈生意。”⑧严老板每天的工作主要就是通过微信朋友圈和Zalo软件(相当于越南的微信)发布商品信息,“现在都是通过手机做买卖,不用再出国跑来跑去,我的店在这里开了许多年了,客人也比较放心。”⑧严老板雇佣的工人陈氏金线经常通过自己的Zalo账号、Facebook账号来打广告。在中国做生意的越南人普遍都使用两部手机,微信和Zalo是两国网络交流最常用的手机软件,因此也成为中越国际生意场上最主要的联系、交流工具,边境商人掌握这两种社交工具十分重要。群体间互惠式的相互依赖关系,创新性地生成了群体间的交流行为和规则,不断的实现着多种层次的跨文化合作。

网络交易也影响着越南人的消费习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商渠道购买中国的服饰、饰品、箱包、国内的食品和生活用品等。据河口商业信息化局2018年的调研统计,“双十一”期间到达河口的快递包裹量达到了10000多件,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消费来自越南人,在河口的越南青年网上购物一年就超过了200万元。在越南人中间逐渐流行的网购行为也催生了跨国快递行业和淘宝买手。在服装店里当销售员的阿秀是一名热衷网购的越南年轻女孩,为了方便在淘宝上购物,她从老板那借来了一张银行卡。刚开始,她只是帮在越南的朋友下单,朋友会给她一点辛苦费,尝到了甜头之后她干脆在网络上打起了广告,成为了一名淘宝买手,兼职做起淘宝“代下单”的生意,借助跨国物流将网购物品送到买家手里。快递先是送到代收点,再由越南快递人员进行入库、分拣、打包,之后通过拉货工人运送出海关,到越南后再分别派送给买家。2022年国家设立第七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共有33个城市和地区,云南河口并不包括在内,许多在河口进行布点的物流企业实际上都有发展跨境物流,但由于国家跨境电商政策未到位,云南河口的跨境电商的具体工作暂时不能向前推进。因此这门跨国物流的生意主要掌握越南边民手中,并且尚未走上正规化的渠道,快递代收点只是租的仓库,没有经营执照也没有公司门面。

三、场域建构:跨境谋生与边境生活空间

在河口这个充满流动性的口岸城市,人员与物品交通往来构成错综复杂的流动体系,“靠边吃边”观念激发着汇聚在这座边城的人们的谋生策略和灵感。“越南客”与本地人之间维系着复杂关系,双方一同争取有利的生存空间与共存共荣的机会。他们共同编织的跨国谋生网络在社会实践的多个领域中呈现复杂的联结方式,在此过程中,这种联结既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联结,也包括着文化和人际网络、技术的联系。

本研究试图聚焦河口这座边境口岸城市,通过深描的方式呈现越南边民到中国展开的跨境生计活动,分析他们在当地形成的新的生产生活空间。主要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跨境谋生是越南边民个体化选择的就近流动,地缘和亲缘关系塑造着他们的跨国谋生网络。对于毗邻中国而居的越南人来说,跨境流动是他们对新的生活机会进行主体性选择的契机。项飙曾分析过在主权国家的严格控制下展开的跨国劳动力流动,相较于他所言的这种“点对点”式的全球化,尤其是劳工在家乡被“拔出”,直接移植入在海外被严格控制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空间的方式不同[15],在河口谋生的越南人群体更偏向于一种个体化选择的就近流动。他们的跨国谋生体系仍旧有着较为明显的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的影响。显然,这样的就近流动所形成的跨国谋生体系及其实践过程,可以更多地窥探到其背后所蕴含的共同的文化基础与对话空间。

第二,本研究特别注意到了新的流动性和社交媒体对跨国谋生网络建立所带来的影响。借助网络媒介,“越南客”不仅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也借由线上、线下的双重流动延展着跨国谋生网络。由此,网络可能形成新的跨境生活空间。这也在提醒我们,媒介技术的嵌入性与日常性存在,正成为跨境生活空间不断丰富和延展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借此个案讨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联。全球化过程并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同时也体现为地方性在新的关系体系中得以重新定义的过程。在全球化语境下,更频繁的跨空间和跨地方的来回移动,对跨境流动者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影响。尤其当我们看到网络所延伸的跨国谋生网络产生了新的关系联结后,由此延伸出对传统与现代、全球与地方在地方性实践活动的新的思考。具体在本研究中,“越南客”通过调整生存策略灵活应对,显现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存在可伸缩和协商的张力。

第四,这个深度个案一定程度阐释了在跨境流动的研究中,将流动性与共生性的分析维度纳入跨境生活空间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有立足于边境区域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才能更加深入去理解“边境区域”的新的意涵。这个区域在资本、文化、网络技术等加速流动的背景下,具有了双向、互动、深入等新的关系表达,那么,这种新的变化对于“边境对当地民族意味着什么?跨境民族为何以及如何锻造出跨国‘边境认同’?”[3]等讨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早在西汉元鼎六年,中央王朝就在河口设进桑关作为军事要隘,直到清朝同治年,河口虽名为汛卡,实际上也只有十多个老弱残兵戍守,有数十户船工在烂泥塘结茅而居。黑旗军河口城市的修建,起始于广西人刘永福率领的抗法保边黑旗军。1869年,黑旗军得到南溪财主黄仕灵的资助,在河口屯军垦田,并在红河与南溪河的交会处盖房子,形成河口街的雏形。河口的集镇则是19世纪末,红河航运兴起,根据中法商约辟河口为商埠才形成的。 20世纪初期,河口县城才完成约1.5平方公里的城镇雏形。

②中国时间8:00AM相当于越南时间7:00AM,越南时间比中国时间晚一小时。

③根据河口县当地的管理,这种采用自行车运载货物通关的方式在2020年新冠疫情后基本取消了,自行车负载货物已然成了历史。

④根据河口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19年7月20日,共1766家用人单位在河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用工备案3767人,其中,男1748人,女2019人。

⑤根据河口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2018年在河口县城区的常住人口为13731人。

⑥根据地方政策,凭边民通行证可以在河口留宿两日,若是经由用人单位办理了暂住证则可以临时居住两个月。居住在老街的越南人是典型的“跨国上班族”,通常是早上八点通关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赶在闭关前回到老街。

⑦客工(guest worker):没有取得定居权的外国人在境内依法从事社会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跨国短期劳工。

⑧均来自2019年访谈资料。

⑨《云南省境外边民临时居留证》有效期是3个月至1年,有效期满后仍需务工的,提前10天到发证机关办理延期手续即可。

⑩包括河口百汇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河口东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红河惠盛人才服务有限公司、河口跨境经济合作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