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通信终得见: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的通信对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胡冬雯 张江华

(1.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2.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 200436)

中国人类学建设的早期,一部分学者得益于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和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两位学者的访华演讲和交流。在后来学者的研究中,认为布朗更多地影响了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方法,而作为芝加哥大学城市研究鼻祖的帕克则影响了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1][2]当然这种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脉络的二分,是后来学者基于学科划分基础上的学科史研究,但在当时的情景下,学者们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则更为有趣。

费孝通先生作为燕京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讨论人类学的研究如何超越“部落”社会拓展到文明社会的研究时,与远在美国、研究墨西哥农村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产生了对话。[3]更为有趣的是,雷德菲尔德是罗伯特·帕克重要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女婿。费孝通作为1943年度中美学术交流的中方学者,在美国见到过雷德菲尔德,[4]雷德菲尔德的夫人还亲自做了费孝通云南三村调查报告的翻译、校对和出版工作,而雷德菲尔德作为第一批富布莱特学者于1948年至1949年间访华,则得益于费孝通的提名和推动。1943年费孝通访美,还肩负了开拓二战后中美两国社会科学合作的任务。费孝通分别向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提议筹划战后合作,但貌似只有雷德菲尔德给予了热切的回应,并且在雷德菲尔德的提议下,草拟了一份合作计划备忘录。[5]从这段简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粗略看到,在中国人类学建设初期,学者们的工作并没有被战火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中断,国内的学者辗转边疆深入农村开展研究,努力抓住机会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而海外人类学界的多位学者也保持着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和具体的支持。

具体到雷德菲尔德,他没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也仅短暂地访华,但长久保持着对中国人类学的兴趣和支持,除了上文提到的费孝通,他还不遗余力地帮助李树清,李有义、林耀华、李安宅等多位学者,并跟吴文藻先生保持了长久的联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整理收藏的雷德菲尔德通信档案中部分地保留了这些跨国学术友谊。本文主要基于这些档案中的Box20,Folder 7,①回溯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开创者李安宅先生[6]与雷德菲尔德的学术友谊,梳理雷德菲尔德对李安宅在求学、研究、办学、海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帮助,增加学界对中国人类学学科早期建设过程的了解。

一、学术结缘:留美的1936年

李安宅(1900-1985)先生,河北省迁西县人,自幼读私塾,中学毕业后,1921-1923年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夜校学习英文,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毕业随即留校任社会学系助教。1929年继续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学位,并逐渐转向人类学。1934年起李安宅开始了三年的赴美留学。先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一年,1935年在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任研究员,正是在这个期间,李安宅发表了对祖尼人的研究。[7]9、32[8]此外,李安宅还阅读了雷德菲尔德研究墨西哥Youcatan,Chan Kom和Tepoztlan的作品,②由此对墨西哥农村产生兴趣并设法前往考察。这段经历是雷李通信档案Box20 Folder 7 中二人友谊的开端。

1936年3月6日,李安宅从耶鲁写信给雷德菲尔德,表示自己读到了他对墨西哥农村的研究,提出两个请求,一是询问是否可以通过卡内基学院寄送这些资料的副本给燕京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的领头羊,这些资料可以帮助中国人类学发展。二是提出自己计划去墨西哥考察两个已经被人类学家研究过的村庄,询问雷德菲尔德是否可以介绍他在Morelos和Yucatan的熟人。③对于第一个请求,雷德菲尔德联系了卡内基学院,该学院同意为燕京大学提供一批人类学、考古学书籍。④对于第二个请求,雷德菲尔德不但提供了联系人,还亲自写了三封西班牙语信件帮助李安宅安排墨西哥之行,提出如果他坐火车去墨西哥,会经过芝加哥,他们可以见面。⑤在最初的计划里,李安宅打算6月1日从纽黑文(New Haven)出发去芝加哥见雷德菲尔德,听从他对考察墨西哥的建议,然后再去墨西哥,8月底从墨西哥回旧金山,乘坐9月1日的蒸汽轮船S.S.Hoover号回中国。⑥后来因为李安宅前往墨西哥的签证出了问题,去芝加哥的时间被延后,整个行程没有见到雷德菲尔德,从墨西哥返回旧金山后于1936年10月间回到中国。

李安宅回国后继续在燕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36年年底,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雷德菲尔德,说自己的墨西哥之行很有收获,将继续通过阅读了解墨西哥。更为重要的是信中介绍了当时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希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李安宅在信中写道,学者们正在重新定位人类学,强调要从书斋研究走向田野研究,编写了一系列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工具性文章,⑦开展了一些系统的调查工作,学者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提供认识中国的文化视角,这些工作让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和选题具备了理论视角,涵盖了亲属群体、财产、仪式等主题。这样可以让后来的同仁在一个适当的学术背景下开展研究工作。中国人类学处于尚未发展起来的阶段,欢迎外国学者来中国开展田野调查,燕京大学有学生可以做助手,提供语言与社交方面的帮助。对中国的研究是对世界人类学的贡献。1937年3月24日,雷德菲尔德针对李安宅的信回复道,李安宅对祖尼人的研究很有启发,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人对“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s)激动人心的描述仍是以西方文明为比较基础的,如果东方人(Orientals)能参与研究,将会有助于发展一种更加平衡的比较研究。针对李安宅提到的学术交流,雷德菲尔德提到有一个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对中国研究有兴趣,询问是否可以提供资助。⑧

遗憾的是,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谈论学术交流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以及世界人类学的贡献时,历史的时钟恰好走到了1937年,这一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而1937年也是李安宅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二、“穿越战火”的学术支持:1937-1942

日军侵占北京后,李安宅与其他学者一样被迫离开。他和夫人于世玉去了西北开展实地调查,将目光转向了边疆研究,尤其聚焦甘南夏河的藏族同胞。从1936年到1941年底,李安宅于世玉夫妇在边疆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坚信认识边疆理解边疆的意义。李安宅和雷德菲尔德也在这个期间尽力“穿越战火”保持着通信,讨论如何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推进李安宅的边疆研究工作,尤其是确保研究资金。

1940年3月2日,李安宅通过夏河县邮局给远在芝加哥大学的雷德菲尔德寄信,寻求研究支持。李在信中先介绍了目前正在燕京大学支持下,调查甘肃省一个汉、藏、回杂居的社区,了解到国外的两份相关学术作品,询问雷德菲尔德是否可以提供副本。同时表示要继续在安多藏区从事调查,致力于消除国内外对此地的误解。⑨1940年3月19日,雷德菲尔德回信给李安宅,表示自己和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希望他寄送一份计划,写明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以便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支持他在甘南的研究工作。⑩这封寄到夏河县邮局的回信,李安宅8个月后才看到。他 11月26日回信给雷德菲尔德介绍过去八个月的经历。这八个月李安宅一直待在重庆,身份更换为一个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乡村研究所的社会人类学助教。信中李安宅表示无论此前提出的合作能否达成,都希望雷德菲尔德能以个人身份跟洛克菲勒基金会沟通,推动该基金会持续支持乡村研究所,这样自己在拉卜楞寺社区的研究就可以继续。信中还提出希望雷德菲尔德可以提供一些西方研究书籍。

目前保存的通信档案中没有查到李安宅和雷德菲尔德对这件事的后续交流,但可以查阅到,雷德菲尔德在1941年上半年确实给基金会的人员写信推动对李安宅的支持。1941年4月底到5月初,雷德菲尔德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塞拉克·冈恩(Selaker M.Gunn)之间有一次通信往来,讨论继续支持李安宅的可能性。冈恩表示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事务的负责人贝尔福博士(Dr.M.C.Balfour)来信表示多年来一直关心吴文藻和李安宅的研究,他们都是很好的研究者,工作应该继续。但从贝尔福博士的角度来看,目前的问题在于李安宅的身份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ing),他们希望通过国家边疆研究中心,或者成都、昆明的大学做好稳定的安排。同时,冈恩和贝尔福博士均表示同意提供3000美金的支持给吴文藻。至于雷德菲尔德提到的资助费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可以提供资金的转送渠道,即通过吴文藻提供支持,并通过吴文藻持续了解李安宅的工作进展。雷德菲尔德回信认为吴文藻负责的项目是由李安宅执行的,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支持。同时指出吴文藻和李安宅的学术研究价值很高,也许能为未来的务实工作奠定一些基础。在1941年这个时间,提到的务实工作是什么,单从通信中无从判断。但从李安宅的经历我们知道,1941年11月李安宅离开甘肃到了华西协合大学,并于1942年正式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也就是说李安宅个人在拉卜楞寺社区的调查止于1941年11月。1943年9月24日,李安宅写信给雷德菲尔德为华西边疆研究所谋求国际合作时,抱怨了洛克菲勒的研究资助没有给到他。对于这样的结果李安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政府没有意识到对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可以刺激田野调查工作,另外是一些门外汉的观点导致了自己的研究受挫,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贝尔福博士认为人类学的学生只是在猎奇,李安宅只是在成全自己。尽管194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给到吴文藻,但是“因为吴文藻不能理解我工作的重要性,我无法继续待在拉卜楞寺”。

根据王川的《〈李安宅自传〉整理与研究》,李安宅无法继续拉卜楞寺地区调查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当时时局的原因,也有因为1941年底李安宅到成都主掌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的工作,以及筹办华西边疆研究所,[7]45-52无法再分身去甘南。但是三年的调查工作已经足够成就李安宅在边疆研究工作上的贡献,此后完成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成为经典。

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后,李安宅跟雷德菲尔德往来通信的内容转变成支持办研究所和国际交流。

三、“同盟国”间的学术交流与支持:1943-1945

上文提到,1936年底到1937年初,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曾讨论过国际学术交流对中国人类学建设和世界人类学的重要性,但这个设想因战火而止于1937年春。之后的几年,中国一直处于日本侵华的战火中,美国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面参加二战。同为同盟国成员的中美之间开展了系列的学术交流和援助,学术交流主要是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以及1942年开启的中美学者交流计划。由此,处于战火中的中国人类学界还在保持着跟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吴文藻、费孝通均在此期间访美。李安宅主持的华西边疆研究所也在这个背景下得到实质性的资助和支持。

1942年华西边疆研究所成立,李安宅开始了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稳定工作。根据李绍明先生的口述,华西边疆研究所与社会学系是两个独立的平行机构,研究所有专门的编制,专门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学校只给编制人员的薪金,但研究经费要自筹,是李安宅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影响力筹募的。具体是哪一个基金会李绍明先生表示自己没有详细问,只记得经常收到一个很大的基金会“罗氏基金会”的资助。[9]60-61我们认为李绍明先生提到的“罗氏基金会”,应该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而李先生没有详谈的支持内容,我们可以从1943年到1948年间雷德菲尔德与李安宅的持续通信中,看到一些片段。

目前查阅的通信档案里,1943年5月20日是李安宅第一次写信给雷德菲尔德介绍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和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情况,同时介绍了时局对学术的影响,期待恢复国际合作。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共四个年级90名学生,教职人员有在哈佛受训的人类学家冯汉骥,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会工作专家蒋旨昂,还有一些专长社会历史研究的成员。李安宅的夫人于式玉在甘南拉卜楞寺工作四年后,精通藏语,在华西协合大学教藏语。李于二人组织边疆研究所继续尝试将教育与服务边疆结合,培养和发掘对边疆研究感兴趣的学生。还在成都石羊场建立农村研习所,使学生可以获得城市生活之外的经验。李安宅还在信中提到成都北边几百英里外,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人群,例如“羌”“嘉绒”“黑水”和“藏”,研究所关注对这些人群的研究,但在抗日期间,学者的工作很难完全是学术研究方面的,而是直接承担了重建(reconstruction)任务。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边疆问题,对了解边疆事务的人员需求很大,因此边疆研究所任务繁重。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所非常欢迎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这也是跟雷德菲尔德恢复联系的首要任务。到这封信后,雷德菲尔德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商谈如何促成李安宅的合作提议。他给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埃劳德·华纳教授(W.Lloyd Warner)写信,问他如何看待李的提议,表示自己觉得最好的交流办法是送美国人类学家去中国做田野,战争结束后应该可行,或许沃尔特·罗杰斯(Walter Rogers)可以提供资助。华纳教授回信表示同意雷德菲尔德的意见,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至关重要,应该跟李安宅以及其他中国学者保持联系,发展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研究。华纳教授建议可以设置一个小型研究基金和委员会,包含中国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双方的学者,促进中国研究和两国学者交流,赞同沃尔特·罗杰斯或许可以就此事帮忙。在确认这种可能性后,雷德菲尔德告诉李安宅,非常高兴处于战争中的中国学者还在推进研究工作,非常钦佩他们在中国西部建设社会学。亚洲区域中四川西部边疆人群的研究会刺激田野工作,也是做比较研究的需要,希望李保持跟芝加哥大学的联系,也要保持跟美国其他学校的联系,如果李安宅不能到美国来,可以考虑找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年轻人去中国,与李安宅及其同事开展合作研究。如果李安宅觉得可行,就开始着手安排。1943年9月24日李安宅回信给他,华西协合大学的管理层对美国学者加入华西协合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建议感到高兴与欢迎,随信介绍了边疆研究所的情况和章程。另外李安宅还特意强调当时与国际人类学间的联系中断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合作将会对中国人类学有很大帮助。具体华西协和大学,或者李安宅负责的华西边疆研究所开展了什么合作,目前笔者没有查阅到,还需要进一步查证和补充。

1944年,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陪同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访华期间,李安宅曾与其碰面,拜托他带信给雷德菲尔德。在保存的档案里没有查到李安宅此次写给雷德菲尔德的信件原文,但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后,于1944年7月18日写信给雷德菲尔德,这封信中可以看到大概内容是李安宅在寻求对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支持。拉铁摩尔表示未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将会受到边疆问题的影响,李安宅和他的同事已经完成了一些边疆问题中的重要研究,将跟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Cultural Divis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谈谈看如何帮助李安宅和华西边疆研究所,呼吁任何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尽量给予帮助。三天后,雷德菲尔德回信给拉铁摩尔说自己长期关注李安宅的研究,希望拉铁摩尔未来能支持李安宅的工作。一直到1944年8月底的通信中,他们二人都在讨论对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支持,但具体的方案似乎一直未成形。

李安宅的另一项有关资助人类学书籍的愿望则克服了战争中的交通困难得以实现。李安宅在成都和拉铁摩尔见面时,提出他们没有最近几年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期刊,希望提供帮助。1944年7月间李雷二人通信中讨论雷德菲尔德来中国的计划时,李安宅表示缺少人类学的阅读材料,询问雷德菲尔德来中国时是否可以随身带一些重要的出版物给他们。8月30日雷德菲尔德回信,解释因为下个月15号就要出发去中国了,如此短的时间内无法完成购买和费用安排,但已经跟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联系,会购买一部分本校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学书籍寄给拉铁摩尔由他安排运输,算是帮助李安宅和华西边疆研究所的一个很小的开始。拉铁摩尔联系了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文化关系处文官费慰梅(Mrs.Wilam Fairbank)女士负责安排运输渠道。1945年3月29日,雷德菲尔德在信里表示已经寄送了6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志书籍给费慰梅女士,她在想办法寻找运送到成都的渠道。1945年8月29日,李安宅给雷德菲尔德写信感谢,收到了经由费慰梅女士寄来的书籍。这批书籍部分用来支持李安宅负责的华西边疆研究所,还分了两个部分分别支持了中国华西边疆学会和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

当然这种学术出版品的交流是双向的,欧文·拉铁摩尔认为李安宅及夫人的研究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曾将他们的作品带回美国,交送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收藏,并呼吁美国国会倾听学术界的声音,支持李和他妻子做的这些建设性的研究。

四、持续的书信缘:二次海外交流(1947-1949)

1947年至1949年是李安宅学术生涯中的第二次海外交流,其中1947年8月至1948年8月间在美国耶鲁大学教课和写作,这个时间段也是李雷通信档案中的最后一部分。

李安宅此次赴美交流可以追溯到吴文藻1943年底的美国之行。吴文藻与雷德菲尔德商量中美社会科学交流计划,想要推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中国学者前往美国交流。尽管最终李安宅拿的是维京基金(Viking Funding)前往耶鲁,但整个过程中雷德菲尔德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李安宅此次去美国学术交流始于1947年,但早在1945年就开始了相关事宜的商讨。吴文藻离开芝加哥后,雷德菲尔德给李安宅写信,谈到吴文藻访美时有两个学期待在芝加哥大学,他们一起谈论了社会科学在两国的发展,也从吴文藻那里更详细地了解了李安宅的工作,表示自己和同事们都希望他来美国,期待李安宅在芝加哥大学多待一阵子,对于如何促成李安宅来美国已经给了吴文藻具体的建议。但李安宅却表示在战争结束前,华西协合大学的职位和责任不允许自己离开,希望战争结束后,并且基于田野调查完成自己的专著后再去美国,这样就能有研究成果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仁交流。同时,希望为妻子于式玉争取出国交流的机会。妻子精通藏文,在田野调查时一直给他提供帮助,还曾经在燕京大学教过日语,在撤离北京之前创办了国内最好的日文文献图书馆,她的能力和贡献值得获得一个去美国拓宽视野的机会。1945年间雷李二人还有几次通信,都是谈论上文提到的书籍赞助话题,而李安宅的出访事宜似乎因为李的表态而暂告一个段落。尽管最初是李安宅提出为妻子于式玉争取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但于式玉的机会比李安宅来得要早。1946年2月19日,李安宅紧急写信给雷德菲尔德,表示当天早上妻子于式玉收到了哈佛大学的电报,提供经费邀请她去整理哈佛大学的日文文献图书馆。因此,自己正在焦急地寻求去美国的资助,想知道雷德菲尔德所在的系是否愿意提供资助,或者能否提供其他的资助资源。同时表示,自己还给耶鲁大学的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教授写信寻求帮助,雷德菲尔德和奥斯古德教授如果能共同努力,将会加快促成这件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此时李安宅可以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出国交流,又由于妻子于式玉先获得访美机会,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间的通信再一次将访学计划提上日程。1946年3月11日,雷德菲尔德回信给李安宅,建议他可尝试利希滕奖学金(Lichtstern Fellowship),该奖学金可在1946年内的任意一个季度使用,金额是1000美金,要求在芝加哥大学从事至少9个月的研究或写作,不要求授课,但希望来访者参与系所的各种活动,促进本校人员和来访者间的交流。问题是这笔资助金额并不多,因为利希滕奖学金(Lichtstern Fellowship)默认申请者同时会获得其他资助。1946年6月24日,李安宅回信表示非常感谢申请利希滕奖学金(Lichtstern Fellowship)的建议,但是当前的规定使其无法在1946年内前往美国。同时表示妻子于式玉的美国哈佛之行能够推进双方间的合作。1947年7月,李安宅确定维京基金(Viking Fund)可以资助他去美国,遂写信告知雷德菲尔德大概会在两个月后出发。李在信中提出雷德菲尔德的鼓励是自己开展边疆工作的动力,十分期待私人见面,询问是否有在芝加哥或美国某个地方见面的可能。同时表示未来中国将会有规模更大、更密集的工作,期待未来与雷德菲尔德有更多的合作。在信的末尾李安宅提到与加利福尼亚的莱辛博士(Dr.Ferdinand D.Lessing)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开展藏传佛教的研究,莱辛博士正在争取伯克利大学的资助将研究时间延长到下学期。用这种合作向雷德菲尔德表示,华西边疆研究所在与国际学术界的衔接上已经足够重要了。可以看出,此时的李安宅希望推动未来研究所的国际合作,并期待得到雷德菲尔德的更多支持。

李安宅在写完信不久,于7月6日从成都动身经重庆去了南京。先在南京参加了10-12日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基础教育区域研究筹备会,19日前往上海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和船票,7月28日获得签证,第二天得到消息一艘货船上有空位,慌忙上船,30号船就开出了上海经天津前往美国旧金山。在天津停留期间,李安宅写信给雷德菲尔德讲述了7月6日离开成都以来的经历,告知大约会在8月16日左右到达旧金山,计划先在西雅图待上一个星期,之后去拜访雷德菲尔德。同时介绍了自己获得资助的情况,维京基金(Viking Fund) 通过耶鲁大学给予4000美金的资助,耶鲁大学又增加了500美金作为旅行资助,要求他在研究生院组织人类学的席明纳(Seminar)。这些要求是在上次写信给对方后确定的,这意味着需要在耶鲁大学待至少一个学期,而且耶鲁大学很友善地给于式玉提供了图书馆的职位。李安宅还在信中提到已经在纽黑文的Park Street 228号租下一间每月90美金的公寓,希望可以去芝加哥大学跟雷德菲尔德交流并完成自己的写作。然而李安宅到了没多久,就被任命为耶鲁大学的教授级讲师,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其他地方访问是不礼貌的,因此1947年的下半年和1948年的上半年都待在耶鲁大学完成写作以及相应的工作,没有去过芝加哥大学。在这一年中,雷李二人在1948年2-4月间有几次通信,讨论是否可以支持陈宗祥去美国留学,以及李安宅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去英国访学,希望雷德菲尔德和拉铁摩尔做推荐人。

1948年8月3日,李安宅完成了关于西藏宗教方面的专著,共280页,包括80页的示意图。第二天便写信给雷德菲尔德,告诉他专著完成的事儿,正在等确切的出版消息。这时李安宅已经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将独自于8月13日启程去英国待一年,然后途经印度回中国。他在信中告诉雷德菲尔德这个行程计划,并感激过去一年他的帮助,附上了自己在英国的通信地址(Mr Yu Wen-hua,53 Belgrave Road,Loudon S.W.1)。1948年8月18日雷德菲尔德回复了李安宅,这也是这份长达十多年的李雷通信档案中的最后一封,雷德菲尔德祝贺李安宅完成专著,期待它的出版。同时谈到自己可能10月去中国,希望回程经过英国,询问李安宅次年夏天,即1949年夏天,是否有可能在英国。

档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从后续雷李二人的经历中知道,雷德菲尔德于1948年10月来到北京,主要由清华大学接待,见到了费孝通等中国学者,短暂停留后去了岭南大学,很快回了美国。李安宅1948年8月去了英国伦敦,一年后的夏天跟从美国来到伦敦的于式玉会合,二人经印度、中国香港于1949年10月底回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9]68-69李安宅与雷德菲尔德再一次无缘见面。

从1936、1947年李安宅两次访美,多次与雷德菲尔德计划见面,以及雷德菲尔德从1945年起计划访华,李安宅也多次去信邀请雷德菲尔德访问华西协合大学,两人始终未能成功见面,但是从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出十多年的友谊和学术支持一直透过通信进行着。

五、十年通信对中国早期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这段尘封的档案资料讲述了雷德菲尔德和李安宅从1936年到1948年间13年的学术友谊,当我们将这些私人通信放入历史脉络回看时,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早期,学者们如何克服诸多困难坚持办学、做研究。

其一是办学的物质条件极其有限。无论是燕京大学还是后来的华西协和大学都缺少学术书籍和期刊。李安宅先后为两所学校联系美国高校寻求赞助,也为自己的研究索要过相关文献。华西边疆研究所的经费几乎依赖李安宅的个人力量多方筹措而来,而雷德菲尔德在这个过程中努力提供了相关帮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看到当时国内和美国的学术交流密度。其二,这种频繁的学术交流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者们抓住机会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此同时推动同仁和学生中的优秀者出国深造,这些交流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以及雷德菲尔德等学者的帮助。例如李安宅的第二次访美得益于吴文藻和雷德菲尔德的推动,李安宅也在积极为学生陈宗祥争取留学机会。另一方面是学者们在访学期间坚持做研究,在英语学界发表作品。例如李安宅的祖尼人研究得到雷德菲尔德的肯定,认为从事比较研究的人类学需要东方人的视角。其三,学术上的国际友谊,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研究项目和研究人员的支持,以及雷德菲尔德对李安宅需求的理解、鼓励与努力推动。

诚然,以上三个层面有学者的私人友谊,也有时局的影响,但将其置于当时的国际人类学的舞台以及中国人类学早期建设的背景下,可以看到学科发展的另一面。期间,美国人类学的发展有一些重要的变化。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20年代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上开始越来越多地观照人类学。其中,跟芝加哥大学有持续的资助合作,1925年选择支持拉德克利夫-布朗前往美国各大学和澳大利亚,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结构)功能学派理论在人类学界的影响力。1931年起拉德克利夫-布朗来到芝加哥大学执教六年,试图为美国带去博厄斯传统之外的系统性研究概念和方法,这也影响了1930年代以后美国人类学的变化,出现了一种“应用”取向的人类学研究。雷德菲尔德对墨西哥农村变迁的关注与思考正属于这个脉络。[10]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上,李安宅第一次访美归国后的二十年,恰逢已经具备了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系所、相关课程和刊物的中国人类学开始走向田野调查,并试图建立系统的学科方法之时。[11][12]拉德克利夫-布朗和罗伯特·帕克恰好是对中国人类学学科早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学者。这种学科发展的状况发生在中华民族遭遇危机之时,学者的工作和生活地点被迫转向边疆,人类学的学科任务也带上了思考和促进建立民族国家的使命,让中国人类学自带一种应用属性。[13]李安宅的甘南研究,在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和华西边疆研究所,乃至后来形成的“华西学派”都体现了用系统的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学术工作服务边疆政策的应用取向。[14]因此可以看到,20世纪20-40年代,美国人类学发展的走向和中国人类学早期的建设出现了某种契合,在这个大背景下,1934年出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1944年出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的雷德菲尔德,是连接学术界和学术资助基金会的关键人物。再加上雷德菲尔德个人的学术兴趣,他在与李安宅13年的学术友谊中,不遗余力地帮助李安宅解决其提出的各种请求,多方联系各界人士和机构也显得十分合乎情理。

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脉络中,在中西人类学学科发展背景中整理李雷二人的学术友谊,补充中国人类学早期建设的细节,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学者们与国际学术界从理论方法,到阅读发表等多个角度的密切交流,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早期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在兼顾国际人类学学术共同体语言的同时,也在探索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学科,思考中国问题。[3][12]

(致谢:本文初稿曾在2021年9月举办的第二届医巫闾论坛“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历史脉搏”上做报告,感谢评议人黄剑波教授提出的修改建议。)

注释:

①雷德菲尔德的通信档案保存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是雷德菲尔德个人档案中Box20,Folder7。FORD FOUNDATION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Robert Redfield Records,Box 20,Folder7.Hanna Holborn Gray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下文涉及引用档案内容的部分,仅标记通信人和时间。

②李安宅阅读的有关墨西哥的作品为以下三部。R.Redfield,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1.R.Redfield,A.Villa Rojas,Chan Kom,a Maya villag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1934].R.Redfield,Tepoztlan,a Mexican Village:A study of Folk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

③Li An-che to Redfield,1936,03.06,Box 20,Folder 7.

④Li An-che to Redfield,1936,05.13,Box 20,Folder 7.

⑤Redfield to Li An-che,1936.03.09,Box 20,Folder 7.

⑥Li An-che to Redfield,1936,05.13,Box 20,Folder 7.

⑦从1934年开始,学者们陆续写作了一批如何进行调查的文章。根据《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文集的收录,1934年到1936年间出版该类作品的学者包括凌纯声、林耀华,社会学者徐亦如,廖泰初等。参见凌纯声,林耀华等著,《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⑧Li An-che to Redfield,1936.12.24.Redfield to Li An-che,1937.03.24,Box 20,Folder 7.

⑨Li An-che to Redfield,1940.03.02,Box 20,Folder 7.

⑩Redfield to Li An-che,1940.03.19,Box 20,Folder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