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民族舆情的“新媒体化”特征

林晓华 邱艳萍

(1.西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2.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要关键词即“国家安全”。报告指出,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1]

在党的二十大“国家安全”的战略布局中,舆论引导是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智能媒体时代到来,舆论引导面临的媒介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网络社区等成为舆情发生与演变的主战场;此外,人工智能(AI)、大数据、区块链、机器算法、VR/AR(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互联网技术与新兴技术的介入,使得舆论引导面临新形势与新传播语境。由此,本文将舆情发展的这种重要技术特征定义为“新媒体化”。

面对“新媒体化”的传播语境,当前舆情与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尚不够健全,尤其是涉及民族因素的重大舆情与突发事件(以下简写为民族舆情)的学理特点、引导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舆情显示的是公众在信息传播中形成的一致性意见,发端于19世纪末美国的传播学理论是阐释舆情舆论的主要理论框架,较好地揭示了舆情生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新闻传播史上,李普曼首次深刻论述了公意、成见等重要概念的形成机制。[2]1-2

互联网及移动互联普及,新兴媒体广泛运用,个体得到充分的媒介赋权,成为网络舆情高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张佳诺认为,新媒体环境中,各种因认知、技术、法律、制度等相关问题的不断出现,让舆情呈现出了更新层面的特点。[3]1冯欢庆对大数据和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情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化规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网络舆情协同治理模式。[4]1

民族舆情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振的合力作用。韩祥纯从实际处置经验的视角出发,概括了民族突发事件特征为:群体凝聚力强,具有强烈的心理排他性;多种矛盾相互交织,呈现出较强的复杂性;矛盾转化突然,发展过程具有较大的变异性;国际势力高度关注,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5]张春华对涉及民族因素网络舆情进行分析,指出民族因素的被标签化、跨地域性、工具性以及意识形态化等特点。[6]

王秀丽分析,在新疆,网络舆论对于各民族价值观的影响的作用越来越大,能否实现网络舆情的有效引领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7]吴锋等基于1980-2015 年中国大陆民族因素突发事件知识库的研究,发现民族因素突发事件舆论具有易燃性特点,易于造成舆论次生灾害。[8]

与普通舆情相比,民族舆情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袁明旭认为,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具有表现形式上的民族性、性质上的复杂性、诱因上的多样性、扩展蔓延的快速性、影响的广泛性、处置的艰巨性等主要特征。[9]贾玉娇等认为,民族地区突发事件在组织特点上兼具组织性与临时性,在群体成员的行为特点上兼具理性与非理性,在矛盾特点上兼具复杂性与易激化性,在利益诉求的层次上兼具基本与更高层次的利益诉求等。[10]哈正利等提出民族宗教领域舆情治理事关我国总体国家安全,事关意识形态安全,事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1]

互联网舆论场,包括互联网平台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端,对舆情和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有重大影响。杨波提出,在新媒体时代,传媒在损益性少数民族舆情的形成与传播、汇集与分析、引导与疏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2]李娜认为,关注边疆民族特征群体在网络中的表达与沟通十分必要。边疆民族地区的网络舆论引导事关重大,与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息息相关。[13]方堃等分析,涉民族因素网络舆情智能治理建基于网格化管理向数字治理嬗进,人工智能与网络舆情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与手段、治理体制机制耦合而内生的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转型升级。[14]

综观民族舆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关于舆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是,民族舆情的“新媒体化”特征及其独特运行机制是当前网络舆情复杂格局的重要成因,对于此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故需要对民族舆情的“新媒体化”特征进行学理化分析与思考,以推进民族舆情研判。第二,民族舆情的演变规律与舆论引导机制有其特殊性,此方面研究有较大提升空间。现有的舆情研究成果较多聚焦于普通舆情的成因、发展机制研究;与普通舆情相比,民族舆情的演变规律与舆论引导机制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对民族舆情的特殊性作学理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民族舆情的网络舆论引导机制。

本文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国家安全”的相关论述精神为指引,综合运用传播学、舆论学、民族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对新传播语境下民族舆情演变的学理特点进行探索,并为创新和完善相关的民族舆论引导路径提供奠定基础。对此议题的探索有助于完善全媒体民族舆情监测体系,推动国家安全制度建设能力现代化。

一、智媒时代民族舆情特点的学理分析

尼葛洛庞帝说:“数字化生存天然具有赋权的本质”。 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网络社区成为民族舆情发展与舆论引导的主战场;而人工智能(AI)、VR/AR(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机器算法、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得民族舆情事件呈现出和以往大相径庭的鲜明特点。

(一)舆情参与主体的数量巨大与多元化

互联网成为公众获取公共信息、表达民意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渠道。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写为:第51次《报告》)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是民族地区,目前我国现有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宽带”, 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371万,农村网民规模持续提升。[15]一方面,巨量的网民构成了舆情参与主体庞大的“金字塔”底部;另一方面,网民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网民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播主体在不同年龄段都有分布,但是网民主力群体由青年群体转为未成年人群体和老年人群体,这两大群体的网络使用较为活跃,但由于年龄原因,这两个群体媒介素养水平相对较低。其次,网络应用场景多元化。从第51次《报告》中可以看到,排名前五的网络应用为:即时通信、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短视频用户规模首次突破10亿,用户使用率高达94.8%,网民对于短视频的生产与转发成为常态;10.27亿人使用即时通信微信群、QQ群、腾讯会议等即时通信手段,由于创建、使用的低成本和信息交流的便捷性,也给网络监管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其三,手机网民规模为10.65亿,较2021年12月新增手机网民3636万,占比达99.8%,而且基本上都是智能手机用户,网民进行多元化表达的便捷性进一步提升。

(二)民族舆情呈现出明显的“涟漪效应”

巨量的网民与多元化的民族舆情参与主体,两大因素容易导致民族舆情的“涟漪效应”。杰考白·库宁(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阐述涟漪效应的主要内涵是:如同一颗石头投进湖水中引起涟漪,不断扩散并对外部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民族舆情发展中,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舆论引导,局部舆论会发生催生和裂变,引发更大的社会舆论并形成社会情绪。

以微博为例,在新媒体场域中,微博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话语场域和舆论场,成为舆情事件发生发展的重要平台。微博拥有巨大的用户数量,微博财报显示, 2022年6月微博月活跃用户数为5.82亿,日均活跃用户达2.52亿,而且月活用户中的95%是来自移动端。微博作为公众交流意见的网络公共话语平台,主要特点是即时性、交互性、匿名性、开放性和对公共话题的参与、关注、评论、转发。由于微博巨大的用户群体及其传播特点,在舆情事件中,易把舆情事件符号化,娱乐化,并呈现出加强型传播的“涟漪效应”。例如在天价切糕事件中,由于网友大量创作“切糕体”进行调侃,在微博、网络社区等社交媒体上转发并不断接力,形成了网络狂欢。2014年,新华社、人民网等主流媒体报道了“切糕王子”买买提等三名长沙理工大学的学生在淘宝网上卖正宗切糕,并为云南鲁甸地震灾区捐10000斤切糕的新闻之后,舆论态势得以好转。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具有其独特性,新媒体舆论场已从过去的“议事厅”变迁为今天的“社交广场”,一些舆情事件呈现几何级放大化的特性,常常是局部发生的一个“小事件”,裂变成为对个别组织机构甚至于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呈现出事件传播的“涟漪效应”。

(三)全媒体化与全域性传播特征明显

“涟漪效应”使得舆论从一个核心小群体扩散至外围大的群体,形成全域性传播。由于新媒体的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特征,舆情主体已不限于民族聚居区或民族地区,而是向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延伸;也不再限于少数民族群体,网络舆情的影响范围远超出特定地域、民族,甚至于国家的界限。

民族舆情事件的全媒体化传播特征明显。微博、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上有大量的有关民族关系的舆论话语,但这些舆论话语不只是文字,更呈现为大量的图片、视频、音频、动画,这种“眼见为实”式传播令用户喜闻乐见,传播成本低,在新媒体上传播速度极快。

在丁真走红事件中,起源是一段不到10秒的视频,展现了丁真帅气的外表与清澈的眼神,这段视频抓住了藏族小伙丁真“甜野”气质,迅速被全网转发,阅读量达数十亿。在丁真走红后,关于丁真的视频、图、文、动画等作品大量出现,并于一个月内16次上了微博热搜榜,原先在旅游业不发达的理塘县,成为当年最火爆的网红旅游地之一,很多网友不远千里去理塘,就为了看丁真一眼。在丁真走红的网络传播中,首先是极具感染力的短视频,随后是全网转发,呈现出明显的全域性与全媒体化特征,这是正向利用民族旅游舆论的好范例。在新媒体用户体验中,与纯文字阅读相比,图片、视频、动画、VRAR等全媒体视觉产品更容易触发情感,增强情绪感染力,进而引发思考与判断,并形成行动。

(四)民族舆情的群体极化效应

热点民族舆情事件的“涟漪效应”(舆论快速几何级放大)传播,全媒体化与全域性与特征明显,容易催生舆情参与主体的群体极化效应。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理论,即在群体场域(如在微博舆论场)中,受群体影响,群体成员的认知、网络行为趋向于极化的机制,典型的群体极化效应如“羊群效应”。

在民族舆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群体极化效应。微博平台的开放性与交互性,利于网络群体形成;网友身份匿名化助推群体极化效应;个别具有感染力的图片视频等全媒体产品易激发传播主体的情感性因素。在民族舆情的网络扩散案例中,以上多种作用叠加,舆情参与主体会形成群体极化效应,生成正面或负面的网络舆情。

群体极化效应有其积极的一面。在网络环境中讨论民族舆情时,如果能较好地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以真诚、理性、平衡的姿态去开展网络交流,则可遏制群体极化的负效应,发挥群体极化的正效应。

新疆棉花事件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新媒体端抓住时间节点,及时发声,点出部分外国公司一方面操弄政治议题,另一方面又想赚中国人的钱的双面投机行为,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占领了新疆棉花事件的舆论传播制高点。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作为意见领袖,对此事件的国内、国际舆论传播,以及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起到了良好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作用。

(五)民族舆情中的“塔西佗陷阱”

民族舆情参与主体的群体极化效应,有时会导致公信力危机的“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理论的主要内涵是,当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社会都会给予其负面反馈。

在民族舆情事件中,舆情爆发期即快速扩散阶段是关键节点,相关部门应第一时间回应舆论,并本着真诚沟通、解决问题的原则去面对舆论。反之,如果舆情处置脱节,网民诉求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其焦虑的情绪会留存,甚至于引发二次舆情,最终形成舆情在一定时机与节点下反复发作的不良循环。所以,在民族舆情引导中,要重视舆情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公信力危机的“塔西佗陷阱”。

二、“国家安全”视角下民族舆情的治理策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成果,为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引。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报告精神指引下,要做好民族舆情的收集、监测、分析、研判工作,高度重视民族舆情的“新媒体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理念,运用新技术来进行舆论引导。综上,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民族舆情的治理策略。

第一,从“民族复兴的根基”的高度来认识国家安全,认识民族舆情治理的定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国家安全”被提升至事关“民族复兴的根基”这一高度予以阐述,这是具有时代性、进步性、世界性意义的创新性论断。由此,民族舆情治理的定位可表达为:妥善处置民族舆情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是民族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二,构建全媒体民族舆情监测系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与新兴技术,重塑了今天社会的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针对此重大变化,应构建全媒体民族舆情监测系统。“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必须紧跟时代,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①全媒体民族舆情监测系统即对互联网平台上的涉民族舆情信息进行全域化、全媒体监测,广泛运用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机器算法、计算机视觉、VR、AR 技术,与智能终端相结合,建立民族舆情信息的预警分析机制,辅助舆情应对处置的决策与判断。主流媒体与政务新媒体作为全媒体民族舆情监测系统的第一方阵,应创新工作理念,大胆运用新技术,新机制,构建较完善的“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全媒体民族舆情监测系统。

第三,掌握新媒体话语主动权。在民族舆情处置中,本着承担责任、真诚沟通原则,掌握新媒体话语主动权。还应提升民族舆情应对能力与新媒体素养,探索舆情的有效治理与引导机制。

第四,重视关键节点。在民族舆情事件中,舆情爆发期是快速扩散阶段是关键节点,如果舆情处置脱节,网民诉求没有得到较快的回应,其焦虑的情绪会留存,甚至于引发二次舆情,最终形成舆情在一定时机与节点下反复发作。所以,相关部门应快速回应舆论,并本着真诚沟通、解决问题的原则去面对舆论。

第五,向事前预防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事前预防,可以推行部分地方媒体已在探索,并行之有效的“电视问政” “网络问政”等方式,畅通民意的常规表达渠道。基层政府要着力建设政务新媒体主体,善用新媒体特性,利用政府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群、QQ群等平台,建设合理反馈渠道,进行内部意见沟通。建立事前预防转型问题反馈机制,可以较好地降低民族舆情的出现概率。

三、结语

智媒时代,民族舆情的发生、发展、监测、治理诸环节皆发生了重大变化,驱动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在规律即“新媒体化”。本文从民族舆情的新媒体特性出发,探讨了民族舆情演变的内在规律性,并创新性地提出,从三个角度,即国家安全的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从民族地区社会整体发展的角度提升对民族舆情的认识定位。在此基础上,辩证地思考问题,洞察民族舆情的新媒体规律,正向利用新媒体舆论,助推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可向外界传播良好的区域形象,推动国家安全制度建设能力现代化。

注释:

①2019年1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