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多重挑战与现实应答

张利国 于海波

[摘要]当前人类正逐步迈入数字社会和算法时代，算法技术广泛而深入地内嵌入教育当中，网络空间成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实场域。全新的网络生存样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注入了新动力与新活力，但“算法茧房”引致的认知风险、“算法流量”引致的情感风险和“算法圈层”引致的价值风险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带来新挑战。要积极顺应网络时代的新形势、把握新机遇，从算法侵越的话语认知跟进、算法囿限的情感理性确证、算法偏向的群体价值破圈三个维度打造算法时代育人新范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算法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算法支配；算法赋能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1-0032-10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学视域下学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21BMZ0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利国，

河北张北人，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于海波，辽宁朝阳人，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辽宁 大连 116605

2021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从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等多方面开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教育数字化、信息化。而以云计算、量子通信、区块链、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教育智能化发展不可忽视的关键力量。随着算法权力的跃升与扩张，话语生产、知识分发、价值引导等的控制权限已越来越多地让渡于算法，给人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算法技术与网络空间已成为推动教育变革的重要场域和关键变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本质是以多民族关系整合和集体认同形塑为内核的价值观教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民族复兴时代新人的重要路径。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社会和算法时代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准确识“势”（智能算法技术对教育领域日益广泛而深度地渗透与内嵌），科学应“变”（教育观念、教育手段、教育载体等全方位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对智媒算法的研究已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教育学领域，学者们多将智能算法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联，开展针对性研究。一是智能算法赋能精准思政。如温旭重点研究算法的精准化技术优势，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生产-过滤-推荐”环节上精准聚焦、精准发力和精准调适。[1]邓喆通过探讨以精准识别为前提、以精准供给为核心、以精准引导为旨归的精准思政模式，探索思政课教学的创新之道。[2]崔建西则通过打造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绘制精准思想政治教育制导图、设置云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等路径，探索数据思政、精准思政、虚拟思政等智能化思政形态。[3]二是智能算法支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训及规制。胡华分析人工智能越矩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人文性、生活性相背离，通过“效用”“规则”“明道”三个维度强化技术运行逻辑与思政教育有机契合，推动智能算法与思政育人双向赋能。[4]王贤卿探讨算法推荐技术深度嵌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使学生在碎片化浸润中消解深度认知、引发认知偏向等弊病，通过人文关怀和价值引领，有效克服和规制智能算法技术基本价值逻辑的不利影响。[5]除此之外，学者还通过智能传播媒介、人工智能等方法来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性研究。

此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算法技术与民族学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有学者以网络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为分析原点，剖析了算法技术在网络群体极化中的破坏作用[6]，探讨通过信息技术纠偏、协调多元主体、完善法治监管等途径引导算法技术合理应用，使之成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强大技术支撑[7]。有的基于网络后真相视角，分析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呈现的跨域性、隐蔽性、标签化特征，创造性提出民族地区网络舆情治理的新路径。[8]有学者从算法权力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出发，从算法资本、算法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算法权力的规制，有效防范算法平台企业行为负外部性的歧視和偏见，确保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严格遵循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9]也有学者从智能媒介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新闻媒体的角色定位和责任担当。[10]

概而观之，学界聚焦数字时代、算法技术等各类研究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但具体聚焦算法技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关研究仍付诸阙如，特别是在算法技术越轨并已演化为算法权力，全面渗透于现代社会诸领域的背景下，有关算法权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影响及对算法风险规制尚未得到学界关注。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以智能算法技术为视角，在深刻探讨算法越矩所引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多重风险的基础上，依循认知-情感-价值的主体心理建构理路，探讨何以在算法时代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有效运用和“驾驭算法”，进一步弥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张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新的实践理路。

一、算法支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多重挑战

在诸多社会运行条件的转换中，“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发生深刻变化”[11]。同时，智能算法隐形性的结构化能力让资本权力深度嵌入算法之中，使算法权力成为支配社会决策和集体命运的霸权力量。算法权力不断冲击和改变社会认知及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群体、组织和空间等有形的边界日益模糊，进而使得社会整合的主导权力来源和机制也在持续发生改变。[12]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技术也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13]。这种由新技术革命带来教育场域转置、教育结构形式裂变、教育环境载体更新极可能引致一系列可预见（Anticipated）或非期然（Unintended）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在智能算法日益介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之际，我们要科学研判算法支配可能衍生的诸多风险挑战，深刻揭橥算法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异化风险。

（一）认知风险：“算法茧房”引致信息输入的不对称

茧房效应源自“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现象，原意是指虚拟网络分裂成特定利益的不同子群，子群成员几乎总是利用网络传播或阅读仅吸引本子群其他成员的材料从而产生信息接收的封闭现象。[14]凯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信息茧房”概念。[15]而在算法时代，“算法茧房”①应运而生，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逐渐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通过强化受众对世界已有的和感受相一致的信息的获取，引发“信息偏食”[16]，不断窄化大众认知视野、固化认知形态，导致信息输入的极度不对称。

首先，众声喧哗的媒介场域使个体认知囿于多元亚文化交织激荡的语境之中。智能媒介的兴起，使信息生产变成一个自动的、即时的，并可以在内容上无限拓展、空间上无限延伸的过程。同时，算法工具理性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向价值理性僭越，使得信息传递呈现无序化、随机化的“裂变式”传播样态，且极易导致内容传播把关人的缺失和把关标准的降低。在这种网络样态中，“饭圈”文化、暗语文化、犬儒文化等“非主流”“去中心”的网络亚文化借由网络空间膨胀发酵，不断消解经典、解构权威，公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我们已经从一个有前设参照的群体时代（reference groups）走进了一个普遍关照（universal comparison）的时代。②公众对于各种道理都雨露均沾，但是对于知识吸纳、确立目标、完成认同成为最大难题。这就造成个体对主流价值信息接受的窄化，并由此使人逐渐丧失对理性、价值和意义的探索，逐渐沦为直观的、抽象的、空洞的人。

其次，算法茧房编织的“数字牢笼”使个体过度沉溺于自我需求满足的拟态世界。“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將不可避免地带来算法治理的主体性难题”[17]，在资本逻辑的牵引下算法将个人视为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客体，定制化的信息内容与用户数字信息抓取形成强关联匹配，并以图谱画像方式进行“精准定向”和“聚类分析”，以此作为信息内容定制分发的参照，改变了以往人找信息的单向链式结构。基于“受众本位”的算法推荐技术成为“迎合者”，通过策略性的内容供给完成对原属于教育主体信息搜索和内容筛选工作的强势掠夺，使教育主体长期陷入失语境地。长此以往，受众逐渐沉湎于只经指尖活动即有内容获取的认知形式，困于算法茧房编织的一个个“牢笼”之中，逐渐丧失主动择取信息内容的自主意愿，并陷入对算法推荐的虔诚信奉，主流价值观的统摄力与聚合力流失，进而导致人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弱化趋势。

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客观态上是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共同体，从主观态上是一个基于共同的价值、情感、认同生成的命运共同体，与西方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以及一般的各种联合性的单位联合体不同，具有超越血缘、地域、种族、民族以及契约等联结纽带作用。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还是一种观念的更新与关系的重塑。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具有多民族关系整合与国家一体化建设意义的范畴下如何正确处理“四对关系”（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如何摒弃汉族为中心、以帝王将相史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历史叙事，重塑中华民族历史观等等。这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除具备科学性、系统性的知识架构外，其知识供给还应具备深层次的历史文化性。而算法技术以其庞大的海量信息与人的日常生活深刻绑定，几乎不设门槛的网络主播以及以短视频、鬼畜等娱乐化为主的“知识”呈现形态过滤了知识本身的严谨性、客观性、科学性特质，技术理性在资本浪潮的裹挟下迫使人们放弃关于知识性认知的信任和信仰。同时基于个体兴趣偏好的算法技术控制与信息精准化的“定向投喂”，加之“算法茧房”对于认知接受内容的固化，进一步阻塞了知识获取的全面性、系统性管道，加剧了受众认识上的信息偏在，导致知识获取上的“营养不良”，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铸构成了严重的解构。

（二）情感风险：“算法流量”引致情感内容的浅表化

在算法时代，人们形成了一种鲍曼所说的“最大的影响和最迅速的废弃”③的流量思维模式，这使得缺乏坚实思想内核的“泛娱乐化”思潮以一种弥散甚广的娱乐心态和情绪存在于社会之中，[18]并与各类思想文化耦合而产生新的变体，将具有意义的严肃话题进行娱乐化解构。同时，无视边界的泛娱乐主义话语呈现出明显的情绪化叙事特征，以戏谑、调侃、愤怒等为情感色彩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使网络空间时刻处于信息热点与网络爆点交叉并存的状态，其结果就是社会大众在算法流量营造的内容庸俗化、价值娱乐化、形式简单化的“狂欢盛宴”中沦为“娱乐至死的物种”[19]。

一方面，片段化、碎片化、模式化的传播形式割裂公众深度思考空间，情感卷入及时但不深入。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智媒头部平台为迎合受众对于“效率”的追求，以片段化的视图、标签化的语言将简化的内容浓缩于有限的篇幅之内，使得复杂的科学常识和难以理解的公众议题，“都被割裂、封装在一个个信息包中，以快速、碎片和随机的方式，出现在用户的信息流里。”[20]在算法视图大行其道的文化生态中，虽满足了受众“快餐式”的信息摄取需求，但长期处于浅层化、短暂性和非连续性下的对话聚焦、符号互动和情感勾连，导致社会公众情感认同的疲劳与缺失，很难在网络空间中汇聚情感能量。更因其无法用丰富的论据进行深层情感逻辑的探讨，使得具象呈现取代抽象阐发、碎片传递取代系统传播、感性表达取代理性言说，受众在避难趋易的人性特点下反对高尚和深刻，选择各式各样的模式化情感标签，逐渐形成浅表化的情感卷入惯习和假性自我效能感，不能构建起真正的、集体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娱乐至上”“后真相”的价值选择挤压公众严肃的情感表达空间，情感丰沛但缺乏理性。泛娱乐主义以恶搞式、调侃式、炒作式表达形式进行内容输出，以反叛者的姿态歪曲历史、误读传统、遮蔽真相、导引舆论，质疑、批判甚至反抗社会主流话语，使得议程设置带有强烈的情感偏误。为博取关注、巩固认可、换取支持与共鸣，算法以审丑化、猎奇化和低俗化为事实标杆，使得信息传播逐渐以形式娱乐取代价值内容，进而形成一种“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趋势。同时，绝大多数数字用户基于认知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的偏差，相信“眼见为实”，而陷入情感认同“陷阱”，信息认知模式被算法重塑，逐渐以“情感先行、事实在后”[21]作为其发声的价值根基，频繁以匮乏苍白的感性满足去填补心灵的空虚，最终造成了整个舆论场的情感滥觞。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群体身份的高度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共有精神家园的情感归属以及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共同梦想的集体意向。[22]这种情感指向以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深层的文化根基以及内蕴其中的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灿烂文化、精神风貌为根坻，不断深化对“大家庭”“一家人”“我们感”的理性认同。同时，这种情感在中华民族长期的交往互动、发展流变的历史进程中积聚生长、隐而不彰却厚重悠长。从这个意义来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培育应是持久绵长、深沉厚重的情感累积而非短暂冲动、肤浅片面的情感阐发，这使得个体的情感内核始终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清醒的反思性，以避免陷入非理性网络民族主义脱离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的信息传播与舆论渲染当中。然而在算法流量的控制下，快餐式、成瘾化的信息传播模式在给公众带来持续的、高饱和的感官刺激的同时，也严重挤压了人们深度的思考空间。在技术反智主义催生下，个体人格不断得到认同，个体意识不断强化，自我主观感逐渐取代社会认同感，情感模式日趋陷入浅层化、离散化的窠臼，进而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带来情感表达失当、情感认同降低等连锁反应。同时，在算法流量的规则设定下，受众的理论期待得到实时回应、感性体验得到最大化提升、教育需求得到指向性满足。其结果是公众基于理性思考和审慎判断的诉求表达与吸收反馈能力逐渐被算法全流程精智化“安排”的規训所掩埋，囿于“单向度的行为模式”之中而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个体被算法体制裹挟其中，思想情感受到生产逻辑的强制规训，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23]。

（三）价值风险：“算法圈群”引致共同体的价值离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人类社群关系的一种基本定式，传统社会，人们主要基于熟人关系建立交往，形成以血缘、地缘、业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24]。在算法时代，互联网跨时空沟通属性使人们从传统社会的小圈子中“脱域”[25]出来，逐渐促成以兴趣爱好、价值观念、情感追求等为基础和核心的网络圈层。[26]然而，算法技术在资本力量与技术逻辑的“联姻”驱动下强势延伸，基于任意热点话题和关键词句将受众进行“信息捆绑”，形成更为精细的封闭化、孤立化信息圈群。“圈群社交信任取代信息真实性和价值性，成为信息判断的基础”[27]，个体出于心理共意和情感共鸣的价值需求，更倾向于接受和依附于同向同质的“圈群主流声音”，进一步被圈群内部传导的价值观所影响和塑造。伴随着圈群交往的“区隔化”、议题传播的分众化，圈群之间价值同质、圈际之间价值分割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面临价值难以聚合的困境。

其一，圈内相区隔，引发价值同质“回音室”（echo cchambers）。圈群个体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从而趋向于回避发声，在“沉默的螺旋”[28]（The Spiral Of Silence）效应下，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话语差序格局。这种沉浸式的信息鸿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认知结构，使得话语形式逻辑战胜抽象逻辑，标签代替思考，结果是那些权威性、理论性、公共性、价值性的信息被屏蔽或被排斥，圈群成员只相信与自己意见相同的观点，并在“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29]的影响下，更倾向于寻找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这会使其获取信息的价值导向片面化、所持观点的价值立场主观化。同时在“过滤气泡”的影响下，大量相同的声音不断强化某种观点直到极化，信息驱动的虚拟串联甚至有可能演变成物理空间的社会串联，造成个体注重主观感觉，过分关注自我认同，个体意识不断强化。

其二，圈外相区隔，生成价值异质交互壁垒。“认同感是圈层内敛的矢量”[30]，当内部认同感不断汇聚以推动圈群结构趋于稳定时，必然形成圈层区隔机制。换言之，圈群内成员为了保持圈群的私密性和排他性，借由同质化内容和编码化信息不断消弭圈群内部隔阂、强化外部壁垒，对他者的定义和想象往往陷入“非友即敌”的思维，形成一种“圈地自萌”的自我认同状态，不仅主流文化难以进入，还与大众文化天然疏离。此外，圈内“意见领袖”在群体压力的作用下强化团体性共识，将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信息本体通过算法实现聚合，个人在群体“同质化认同感”的支配下最大限度认可并维护圈群领袖的话语观点和话语权威，群体观点进一步强化甚至极化，会在全社会范围内消解着个体对共同体集体内聚的共同性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基底源于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嬗变过程中形成的“家国一体”意识观、“修齐治平”价值观和“家国同构”治理观。这种价值结构所蕴含的集历时与共识、情感与理性、个体与集体内在的共同性因子，以及由此生发的“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文化不可断”的团结基因，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秉承的最大共识和共有价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31]，本质就是以认同为内核、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教育，突出强调整体性、共同性的价值逻辑，核心是要使各族群众牢固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这一点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又是一项面向全体国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纽带、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而算法时代以趣缘、乐缘关系为纽带的网络“圈地运动”纷至上演，个体只选择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他者，并从中攫取符合自我需求的信息而卷入固定的圈群，使自己远离意识形态对立、理解偏差与沟通不畅的人群。“圈内同质性，圈际异质性”的圈层传播生态，使得圈群内部不断聚合、圈群外部逐渐区隔，其价值观极易固化、激化和“巴尔干化”[32]。长此以往，同质圈层内的关系愈加稳固，异质圈层间的交互区隔日益加深，意见相左的群体在网络上形成“板块分割”，会进一步加剧群体分化，分歧、误解和敌意逐渐加深，甚至走向分裂、触发对抗。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所倡导的公共性、集体性等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共有价值观相背离，由此带来的公共价值观念式微、集体话语议题失焦、狭隘群体利益至上等负外部效应会进一步导致社会黏性降低、整体共识撕裂、公共价值离散等民族团结困境。

二、算法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现实应答

算法技术使传统的大众传播格局裂解为以个人为中心的节点式传播模式，使得信息内容割裂化、形式碎片化、价值同质化，不断消解着公众传统的知识认知、情感表达和价值凝聚。特别是资本驱动的算法权力滥用滋长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不良思潮，对集体主义、公共精神等社会共同的价值基础构成威胁，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带来诸多风险挑战。***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3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依赖自发的生成，也需要积极的建构，归根结底离不开对人的主体性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路径，应依循人的认知—情感—价值的发展逻辑，科学识势、主动应变，积极探索算法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新路径，持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增权赋能。

（一）认知教化：算法侵越的话语认知跟进

当前，在算法技术被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不断切割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教育正空间被“算法茧房”不断挤压，其话语内容的针对性和权威性也被编码化、碎片化、隐蔽化的海量内容所解构与稀释，从而引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话语空场”危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话语、民族话语、个体话语构建并呈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核心关系，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34]而代表各民族最高利益的国家政治话语、描绘各民族历史发展的民族历史话语、融合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个体生活话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教育的三种基本样态。因此，以算法赋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话语内容进行整合与深耕，必须要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话语内容，积极打造全方位的话语内容矩阵。

首先，以图像叙事手段建构有棱有角的国家政治话语。“图像作为一种象似符，优势则在即时即地表意和营造如临其境的效果，具有感性直观和情感表现的特征”[35]，通过将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共筑中国梦等政治话语嵌入图像表征全过程，生成政治“话语密网”，内含着对共同体符号挖掘的话语优势、共同体形象直观的叙事优势、共同体价值凝聚的接受优势以及对共识性行动外化的驱动优势。例如，大连民族大学制作的数字动画《大话京剧》，以生动鲜明的叙事形式展示国粹艺术，展现传统文化魅力，表明主流价值立场，汇聚社会共识，从而赢得话语权。因而要依赖于算法时代的智能化便利，主动打造以动漫、影视、图文等为核心元素的话语叙事情境，以形象化讲述取代直观化感知、以系统化叙事应对片面化阅读、以立体化阐释应对单一化说教，从而不断深化各族群众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身份认知、对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亲缘认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认知。

其次，以数字技术讲述有理有据的民族历史话语。算法技术赋能会进一步拓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育人渠道，建构起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线上与线下全方位嵌入的育人空间。依靠数字AR与VR技术设置场景议题，并借由智媒平台和算法推荐的协同效应，让受众突破传统互联网平面式的“旁观”，在拟真投影中以第一视角体会历史人物的遭遇，真正投“身”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实景空间，真切唤起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认同。例如，中央民族大学以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虚拟教研室为契机，借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历史人物走进课堂“亲身”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等。具身性的沉浸體验突破时空限制，给予受众以“身体在场”的感知体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话语认知的有效性。

最后，以数智平台发掘有滋有味的个体生活话语。以“食文化”为代表的网络博主“李子柒”“蜀中桃子姐”借由哔哩哔哩、微博等智能媒体，通过返璞归真的拍摄手法与质朴平实的言说方式，将中华各民族的饮食文化融入新鲜活泼的生活场景之中，以符合广大受众话语摄入特征的传播方式而赢得话语内容优势。当下，面对受众日渐平民化的接受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有意识的促使知识生产“去权威化”[36]，即在保持话语权威性的同时，巧妙借用民间话语叙事方式和策略，把宏大叙事与生活世界相结合、把政策执行效果转换成受众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再借助多种智媒平台，推荐契合公众接受偏好的生活话语，从而有效弥合“算法茧房”所带来的话语稀释与价值解构，搭建起和谐通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话语传播渠道。

（二）情感深化：算法囿限的情感理性确证

情感既是私人领域个体的流动交互，更是公共领域铸就共同体意识的联结纽带，“如果我们不透过情感的棱镜窥透人类行为的种种形式，其中很多就无法得到理解”[37]。然而，从流量点击诱饵到引人关注假新闻、从泛娱乐化式的舆论生产到病毒式的信息传播，“流量为王”的思维模式驱使网络社交媒介充斥着不同节奏的情感联动，情感表达与传播的随意性改变着社会话语秩序。非理性的情绪浪潮易在“算法流量”的加持下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外来分裂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隐形外衣”，致使网络空间成为诱导民族对立分裂、宣泄极端民族情感、损害社会团结安定的互动场。

在尝试破除算法空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重流量轻内容、重感官轻思考的“利益至上”技术惯式的过程中，要明确这不单单是知识传导-接受主客二分的单向过程，而是二者平等交互、形成情感互联的双向过程。因而，教育者要善用情感符号，借由以海量规模数据、迅捷数据流动、多元数据类型的数据集合建立并行处理的数据库，对教育对象进行内容个性定制、人群精准投放、平台多维搭建，从而突破流量壁垒、获取价值反馈、增进情感共鸣。

首先，根据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偏好、行为期待、接受习惯，分类勾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目标群体的接受图谱。以相关题材的浏览内容、点赞评论、收藏转发等网络行为为数据分析原点，定位接受对象的兴趣与需求，深挖教育热点、判定受众特征，以专业姿态和思想含量的分层聚焦创新话语体系、丰富形象设计，凸显生动活泼和通俗易懂的教育内容。[38]其次，根据不同人群的兴趣爱好和内容需求，分类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受众模型。关注有助于共同体身份认同的议题设置和凝聚共同体意识的主题评论，加强对民族领域核心议题和热点问题的系统分析，精准推送用户“应该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而非是其想看的“娱乐化”内容，将用户从算法所打造的“娱乐成瘾”的拟态环境中剥离。最后，根据受众数据识别的算法框架，统合建构“报、台、网、端、微、屏”一体化数字融媒体传播平台，以多层级内容审查、定制化模板生成、全平台投放优化促成教育内容组合呈现、优选素材动态填充、主流价值多维呈现，分类作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受众对象与内容推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通过个性内容定制、精准投放人群、平台多维互动激发受众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归属性、团结性、驱动性因子，引导其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内在的地缘相通、血脉相连、精神相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统合的根基，进而汇聚生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

（三）价值固化：算法偏向的群体价值破圈

在算法圈层中，海量的“圈层化”标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价值认同不断解构与重构，无法帮助受众过滤错误信息、纠正思维偏差，从而导致数字个体因某种突发议题而快速汇集在一起，组成如“快闪”一般因价值极化引发的群体行动。针对青年群体中存在的“人以圈居”现象，实现“破圈”不仅关系到教育话语传播渠道的畅达，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的稳定以及社会发展的健康。[39]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需要从多角度施策规避算法圈群风险，将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信息化为每个共同体成员有意识的群体认知，形成具有强烈共识性的群体价值认同。

首先，创新话语主体要素，塑造“圈内人”话语形象。一方面，主流媒体深入舆论场，主动破圈。信息量暴增与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使算法圈层强势掠夺公众的媒介信任感，使其更倾向于社交圈子内的口碑传播，而主动设置议程是主流媒体深入圈层舆论场的重要手段。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在各大社交圈爆红，通过对历史文化的重现与对现实生活的记录，不仅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明“万物并育、海纳百川”的价值观念，也为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更好地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了有益探索。[40]因此，主流媒体通过主动协同和议程设置全面进驻移动网络平台，并根据平台特性进行内容生产与广泛传播，不仅告诉公众应该“想什么”，也要告诉公众“怎么想”。[41]另一方面，积极塑造圈内正向KOL。在不同的圈层话语领域培养一批兼具政治理论素养与圈层话语权威的青年，以“圈内人”身份共建话语结构、共诉情感趣缘、共享价值情境，在朋辈教育和“意见领袖”的双重作用下壮大主流声音，获取圈内话语主动权。例如，在快手、抖音、B站、微博迅速出圈的草根网红“丁真”，以圣洁高原与纯真微笑、清澈目光、野性气息背后的家乡特色，深受网友追捧，让理塘县完成了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艰难蜕变。透过“丁真效应”，一方面释放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久弥新与勃勃生机，各民族网友不分地域与民族、不分年龄与性别、不分阶层与职业争相追捧，是因为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无限憧憬；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积极塑造圈层意见领袖，对增强用户黏性，引领价值导向的重要作用。

其次，加大力度治理圈层乱象，遏制资本和平台算法无序发展。作为公众发表言论、传递态度、表达诉求的聚集地，算法平台生态关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传播实效性，因而加强对算法平台的预警研判和监督管理至关重要。一是要明确算法行为边界，对主导话语传播中的技术嵌入程度、程序操作标准和具体场景应用进行权限划定，如若将受众的需求评估完全交由算法接管，针对性的内容传播将会忽视价值考量而肆意聚类受众。[42]二是要对数据信息的使用加以限制，“算法技术让整个世界愈发数据化，人们掌握的数据及其规模成为衡量人们认知世界的程度，数据成为描摹世界的工具”[43]。算法会依据共享的数据资源，以海量化的標签将数据用户聚集成圈，使受众的视域窄化并逐渐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引导。因而要对算法数据捕捉和使用的行为进行规制，对虚假反动数据和敏感隐私数据应禁止使用。三是完善算法平台预警机制。我国当前针对算法平台的监管措施多以事后补救为主，如“永久封号”“平台约谈”等。因此，应根据影响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等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效的问题性质、类型、紧急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在此基础上建立预警触发条件，对性质恶劣、影响重大、时间紧迫的问题及时预警及处理，以完善的预警机制降低算法风险发生率。

三、结语

当前算法技术日益深入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在知识生产、主体参与、话语传播、教育空间等方面迭代升级的同时，也因算法技术宰制下的“受众本位”“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算法圈层”“后真相”泛滥等隐忧极易导致话语主导权旁落、信息输出失衡、情感认知偏离以及个人主义滋生和公共精神消解等问题。未来人类社会将进入智能算法与人类日益深度共存共生的“元宇宙”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亦应主动顺应这一时代之势，乘势而为、因势利导，主动驾驭和积极运用算法逻辑，优化媒介化生存场域中“内容魅惑”与“内容祛魅”、“情感滥觞”与“情感定力”、“资本驱动”与“价值引领”的关系博弈，努力将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算法变量转化为最大增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而这恰恰也是实现当代教育变革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

注释：

① “算法茧房”是指社交媒体依赖算法以“用户偏好”而不以客观事实为标准对信息进行评估，对用户精准画像，将异质性的观点自动过滤，进而形成趋同性群体压力的信息内向现象。参见：朱红涛、李姝熹《信息茧房研究综述》，《图书情报工作》，2021年第65卷第18期第141-149页。

② “参照群体”，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人乐于成为其成员而往往又难以加入的群体，个人的态度形成受此群体的规范支配。“普遍关照”，是指个人目标的制定，依据的是周围的个人或人群的状况和处境，人们在制定目标时，首先关照他人的情况。周围人的处境和状况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目标也会经历很大的变化。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③ “最大的影响”，即是最大价值的信息，人们搜索、平衡登出对自己而言最大影响力的“价值信息”，并转化为信念和追求；“最迅速的废弃”，即是人们的注意立场被充塞时，它必须被清空，为新爆发的信息腾出时间。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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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0-20 责任编辑：王 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