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时间：2024-07-29

杨春娥赵君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从政策设计、实践引领、舆论引导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实践举措。营造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环境，建立家国安全共同体；重点帮助少数民族，构建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与地位，建设政治共同体；注重各民族经济利益，建设经济共同体；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文化共同体。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增强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共产党；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3）01-0050-09

作者简介：杨春娥，

女，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赵君，女，山西临汾人，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党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湖北宜昌 44300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国族形态。与此同时，全国尚有许多地区未解放，新生的政权尚不稳固，国外敌对势力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企图分裂新生的人民民族政权，对此，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台湾、西藏、新疆、朝鲜等地民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和极端宗教势力予以大力支持，造成部分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的弱化。

建立统一政权后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期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加之战争的连年破坏与摧残，自然灾害的侵袭，国民党败走时的疯狂掠夺，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影响，使得我国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生产力水平也较低：“1949 年底的工业生产不过是战前（1937 年）水平的 50%，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恢复生产面临严重困难。“1949年同抗战前最高年份比工业总产值降低了一半，农业总产值降低了二成以上。”[3]“与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品总量普遍下降，重工业产品产量下降比例最大，钢铁生产下降了80%以上。”[4]

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有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历史残余。林耀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歧视、隔离与压迫政策，不承认我国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使许多少数民族被迫更改、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5]解放前夕，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流窜在西南地区，勾结当地压迫剥削人民的土豪乡绅，不断制造事端挑拨离间民族关系，共同迫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群众，本就隔阂深重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在国民党的不断挑唆之下愈发严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建立“中华民族大家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本文拟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以家国安全共同体、多元一体结构共同體、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及文化共同体为建设重点，详尽呈现党的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脉络，剖析党的民族工作理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如何进行具体实践，体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处理民族事务的政治智慧，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提供必要的学理启示与路径指引。

一、营造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环境，建立家国安全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建设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营造和平统一的环境，倡导“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理念，中国共产党首要建设家国安全共同体，并实施开展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平解放西藏等举措，号召各民族命运与共、生死与共、休戚与共、荣辱与共，“家国同构”，①齐心协力维护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与安全。

1.展开剿匪斗争，维护社会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地土匪武装较为集聚且暴乱频繁，他们蓄谋已久、目的明确，暴乱频繁、气焰猖獗，手段残忍。匪患对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影响极大，妨碍了中华民族家国安全共同体建设。为此，中国共产党开展剿匪斗争，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良好环境。1950 年2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土匪，特别是政治性的反动武装正在繁殖，剿匪工作必须全盘计划，严密布置，认真进行。”[6]1950 年5月2日，西南军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邓小平基于我国匪患现状，指出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全区的土匪是不断在发展的，军区司令部统计，2月初有11万，3月初有20万，3月底发展到28万……云南部队进驻较晚，土匪现在正在发展。”[7]老百姓朴实的民生愿望是同良好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必须开展剿匪斗争，满足各族人民群众的民生需求。根据匪患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这场剿匪斗争共歼灭匪特260多万，缴获各种火炮2100多门、各种枪130多万支。

新中国成立初期，每一次剿匪战役除有军队冲锋陷阵，各族人民也被充分发动起来，为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斗，各族人民在剿匪的过程中，家国共同体观念与爱国主义情感得到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总的来说，剿匪反特的胜利，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安定社会秩序、进行经济复苏，进而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动力。

2.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平解放西藏。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潜伏着国民党特务等反革命分子约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这些反动分子采取“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重点破坏与暗害活动”的策略，对我国财政发展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1950年12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新中国成立之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尚未驱逐出西藏地方。1949-1951年期间，美国策划达赖喇嘛出走，企图阻挠与破坏西藏和平解放。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解放西藏事宜，将解放西藏放在全国工作大局中加以考虑和认识。经过与美国长达两年的遏制与反遏制的较量，1951年5月23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获得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中华民族家国安全共同体的重要环节之一，影响了藏区民众的社会心理，增强了藏区民众对政治国家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

1960年，一首代表百万翻身农奴心声的歌曲《北京的金山上》传遍大江南北：“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歌词中表达的“金山”“金色的太阳”等符号生动地展现了百万翻身农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美好生活的心声，“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等字字句句透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与高度认同感。藏族人民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解放前后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家国共同体的关怀与温暖，因此藏族人民借此来歌颂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拯救百万困苦西藏民众，建设中华民族家国安全共同体的伟大成就。这些内容均表征着藏族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满意的。祖国大家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始深入普通西藏民众心中。

总的来说，开展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平解放西藏，促进了中华民族家国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一方面，为构建融荣与共、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培育与发展了各族人民群众的共有家园意识，进一步使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使人民切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坚定了各族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守卫祖国、共建美好幸福的信心。

二、重点帮扶少数民族，构建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

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主体范围内的重要成员，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力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就要注重少数民族的群众力量，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结构。“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强调各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8]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中华民族大家庭”理念，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就要扶持少数民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

1.开展民族识别，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身份认同感。少数民族群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主体力量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明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体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理论设计与实践引领，重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坚定各族人民为建立和谐友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信心。

受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影响，中国的少数民族存在各种自称与他称，名目繁杂，许多民族的成分、名称等存在混淆不清的情况，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内部存在多个民族支系。也有的汉族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要求予以承认。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少数民族发展情况不均等，少数民族之间呈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负载局面。总的来说，少数民族存在民族种类众多、民族支系繁杂、民族名称混淆不清、民族分布杂乱、民族身份认知不清晰的复杂情况。“今日之中华民族，需要对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有一个彻底的认识，才能了解我们自己，述说中华民族复兴之道。”[9]民族识别问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共同建立和谐友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实践中，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依据名从主人等科学性原则对相关民族予以确认和甄别，最终确定中国56个民族的基本格局。

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它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形成，增强了人民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发挥了各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主人翁作用，对贯彻落实与强化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激发少数民族的政治意识、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继续巩固中華民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今后各民族交融互益的关系图景奠定了重要基础。

2.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斯大林指出：“世界上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是人才干部。”[10]毛泽东也曾指出，民族问题解决的前提是要培养大量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之间由于历史因素等缺乏信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存在语言阻碍，各少数民族文化习惯等存在差异，汉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习俗。如何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因此，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就要培养大量少数民族干部，增强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参与意识，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中国共产党为培养一批有能力有作为的少数民族干部，采取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并培养选拔党的干部、举办少数民族培训班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创办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等举措。1951年第一届少数民族学员毕业典礼上，少数民族学员宣誓道：“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并回去做好工作来答谢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保证回到各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一定要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为建设各民族人民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11]少数民族学员深情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美好幸福生活的感激之情。“各族人民的大家庭”一词，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已自觉地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份子，要为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据1954年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共有民族干部160000多人，仅各地民族学院就输送了毕业生15000名。”[12]党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让少数民族充分感受到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共同体一员的使命与责任，同时也加强了国家与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了积极作用。

3.在民族地区展开改革运动，激发各民族对新中国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总体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个别地方还属于特困地区，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距，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如果不能共享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势必造成少数民族兄弟心理上的落差，产生不平衡感和不满情绪，引发社会阶层矛盾，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毛泽东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13]

中国共产党在多个场合表明在民族地区开展改革运动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各族人民的认同感。中央政府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民族情况，实施幅度稳妥、政策宽松、时间充裕的“稳、宽、长”改革方针，采取先民主改革、后社会主义改造的两步走方法，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的和平改革。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改革运动取得了积极成效，通过和平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新的发展，从根本上废除了阻碍民族地区发展繁荣的根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三、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与地位，建设政治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建立“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中心任务。通过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不断推行党的民族政策，建设政治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1.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权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选择与实行何种民族制度和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这两个重大问题。有两种选择，一是效模苏联推行的联邦制，二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反复思考，毛泽东为此曾特意征询过长期领导民族工作的李维汉。经过系统分析中国同苏联在民族构成、历史状况和现实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党中央认为不宜生搬硬套苏联的联邦制，决定实施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区域自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中华民族内涵的完整性，使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效仿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国家的教条主义构想，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4]，是中国共产党不盲从的睿智体现，也是对民族地区现实情况的精准把握，更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要求：“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5]，该共同纲领从第五十条到第五十三条，对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民族自治机关的性质、地位、职权都作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定。自此，民族区域自治正式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确立下来。1952 年 8 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重要法制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探索与创新，它瓦解了传统的民族体系，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国家认同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贯彻与落实，唤醒了各族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各族儿女开始凝心聚力用自己的力量来捍卫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解放前，藏族人民用诗歌表达内心无尽的苦闷与绝望：“虽是父母养育，却被老爷奴役。虽有生命和身体，却无自主的权力。”[16]西藏和平解放后，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领》颁布后，广大藏区民众由衷地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有了民族区域自治，好像有了打铁的锤子，人们拿起锤子来建设吧，无论谁都是平等一样的呀！”[17]随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藏区的推行与实施，广大藏民翻身做了主人，由地位低下的贫农转变为平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地位的巨大转换，使得广大藏族民众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内心热情洋溢，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加坚定，不由自主地歌颂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

2.进一步加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保障各民族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前，崔榕等认为“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的原因是边疆与内地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機制与环境的缺乏。”[18]民族问题并不是凭空而来，旧中国部分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隔阂严重，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复杂，少数民族之间甚至少数民族各支系之间纠纷较多、积怨已久，民族矛盾日益加剧，少数民族对汉族存在疑心重、不信任的情况，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少数民族对新生的国家政权存在不信任、不了解的情况，加之国民党统治期间对中国共产党的曲解与歪曲宣传，匪特势力对我国民族关系的不间断破坏活动，使得部分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存在敌对、怀疑、猜忌情绪。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民族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实践中，进一步强化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充分保障各民族政治权益，和谐民族关系。

“早在1949年9月下旬，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19]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多个重要场合与重要文件中多次强烈批判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1955年，毛泽东同志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并号召少数民族同胞追求民族平等权利。1957年，周恩来指出：“我们要在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20]可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建立和谐共生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开始出现在内蒙古人民面前。内蒙古人民感受到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用“幸福生活赛过天堂”“毛主席的恩情重于宝格德山”[21]等他们能想到的所有能够表达自己感激的语言赞颂中国共产党，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朴实的话语中赋予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民族政策高度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措的高度认同。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主张清除之前存在的歧视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和族称。从族称上正本清源，贯彻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以此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系民族感情，促进民族团结，增强了人民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高度认同与行动自觉，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建设。

四、注重各民族经济利益，建设经济共同体

1.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区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差距较大，个别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处于刀耕火种阶段。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届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施行打压政策等历史因素，导致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较为迟缓，许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发展节奏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长期落后与先进的制度之间存在不平衡，一是容易给少数民族造成心理落差，影响民族情感，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二是妨碍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造成区域间的矛盾和摩擦，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各族人民的团结；三是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加上其他历史因素，容易酿成民族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区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对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只是实现各族人民政治地位上的平等，而且包括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从而实现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活质量协调统一。

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民族和谐关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把扶持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施政方针和目标。帮扶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卫生事业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1957 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36.6亿元增到92亿元，平均年递增9.7%。”[22]

1951年康藏公路通车后，《西康日报》发表社论：“从前用树叶当茶吃的人现在可以吃上茶叶，从前滞销的各种土特产现在变成了暢销，许多从前摒弃了土地和庄房逃亡的人，现在已重建了家园，组织了新村。”[23]康藏公路的修建，使得西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质量等均得到大大改善，中国共产党重点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区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取得了良好成效，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感召着西藏民族同胞，让民族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周围。

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有力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各民族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携手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向前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不断发展。

2.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经济百废俱兴。经济问题是制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从夺取政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目标。毛泽东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24]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以三年时间在全国新解放区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任务。”这场土改行动主要措施：一是采取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二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房屋；三是特别强调保护工商业。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稳定物价，统一财经。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1957年，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25]对此，他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新中国成立的十余年间，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需要，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民生政策和措施，恢复与发展了国民经济，稳定了新生的民主政权；在各民族经济百废俱兴的情况下，与各族人民同甘共苦，发展生产，为建设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

由以上图表可见，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建设稳步增长，工业比重超过农业，昭示着新中国初期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重大成效。我国长期以来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落后的状况得到大大改变，中国不再是过去那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所取得的巨大成效提升了人民对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升，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努力。

五、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文化共同体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是各族人民共同持守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溃败的国民党军队，逃窜到西南地区，企图破坏各族人民之间的朴实感情，除此之外，民族分裂分子企图弱化我国各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为了抵制文化弱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加强与创新文化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1.大力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鼓励各民族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文化建设的目标，说：“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6]1949年９月颁布的《共同纲领》第五章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化建设目标、内涵的论述，极大地鼓舞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

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教育方针，提出辩证继承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还提出要借鉴吸收国外健康文化，大胆破除落后腐朽文化。在宣传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中华优秀文化逐渐深入人民群众，平等互助、艰苦创业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各族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大大提升，给新中国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2.党和国家将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作为新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务，要求人民群众不仅要在政治上翻身，也要在文化上翻身。[27]新中国初期，各民族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封建守旧残余思想存在，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系列文化建设原则和方针，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对“新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认同。一是对旧文化和旧教育事业进行改造，逐渐形成新的文化教育体系；二是进行识字教育和开展扫盲运动，提高各民族文化水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培养了大批工作骨干；三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学习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基本知识，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结合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发起文化教育运动，不仅减少了文盲数量，提升了各民族文化教育素质，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还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制定“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目标，实现了中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工作，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开创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新局面，初步建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为进一步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也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启示：

第一，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断依据形势调整对策，将民族工作与马克思民族理论相结合，以正确的纲领和切实的行动，通过開展剿匪斗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平解放西藏，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展教育等途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呈现新局面，初步建立了各族人民和谐共生的“和谐友爱的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实现现代性共同体的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发展、行稳致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初期，中华民族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共同体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源于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各民族就是一盘散沙，无法汇聚一心。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各民族才能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去，劲往一处使，开创民族大团结局面。

第二，各族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火焰普照大地。”[28]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原则为导向，发动群众，引导各族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新中国建设大业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中，特别在家国安全受到威胁之际、全民族经济百废待兴之际，无论是工厂中的工人，还是学校里的学生，农民、妇女、宗教界等各个阶层和群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召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家国安全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建设中华民族家国安全、经济、政治、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参与者们强化了自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更广泛的层面使人民对“国家”概念形成了清晰认知和普遍认同，增强了主权意识与责任意识。国家话语体系的广泛传播，为新中国初期各族人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载体。

第三，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一系列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政策，大大推进了民族团结政策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实施这些政策过程中，始终不忘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各族群众命运前途相联系，因而这些政策有效提高了各族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汇集了各族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的认同感，形成了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只有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维护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各族人民才会自觉拥护在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周围，才会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切身体验到共同的使命感与荣誉感，与全国人民一同产生命运与共、生死与共的心理认同。正如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29]

第四，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安全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镇压反革命、和平解放西藏、抗美援朝等一系列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举措，高度动员人民群众，在人民心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在建设家国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人民对“国家”概念形成了清晰认知和普遍认同，增强了主权意识与责任意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三股势力”的渗透，西方多元价值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冲击等风险，因此，牢固树立总体安全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要举措，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安全保障。

第五，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物质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对不只是要加强人民精神、情感、意识层面的认同，也需要加强经济建设，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物质动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恢复与发展了国民经济，各民族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自觉地认同新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可见，在建设与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经济物质基础的作用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波澜壮阔。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举措，使得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得到不断增强和巩固，对于新时代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家国同构”本质上是一种将王朝统治下的居民凝聚为统一共同体的整合机制，因此家国共同体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形成了某种互通性。在共同体建构问题上，“国”仍然需要从“家”的基点出发来加以想象。如此一来，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家”与“中华民族”的类比和同构，也就不断成为一种再造的、升级版的“家国”符号。事实上，自“中华民族”概念创制之始，国人就自觉地按照“家国”文化逻辑，对中华民族进行类血缘共同体的比拟和建构。”本解释出自：孙保全《中华民族大家庭：一种国民整合的政治符号》，《广西民族研究》， 2019年第5期。

②数据来源于王华生：《建国初期工业建设道路的回顾与思考》，《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第4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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