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现状、挑战及对策建议易鑫尹响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民族地区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云南、四川、廣西、贵州、重庆、西藏等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区域，同时地理区位上具有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优势，因而研究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促进其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方向。本文基于上述西南六个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贸数据，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对外贸易的国别结构、商品结构和方式结构，并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西南民族地区南向开放的特征及其合作潜力，指出了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并建议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对外联通、加大特色商品出口和旅游产品开发、提升经济便利化程度，加快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西南民族地区;南向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2-003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西部地区扩大南向开放的路径抉择研究”（19BJL126）、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青年项目“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研究”（2020-GMC-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易鑫（1992-），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南亚经济;尹响（1983-），男，汉族，江苏连云港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南亚经济;王思佳（1993-），女，汉族，河南南阳市人，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四川成都 610074

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十分重视和关心的大事，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加速，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甘肃、宁夏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开放“后方”转变为开放“前沿”，开放程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对外贸易、跨境电商、对外联通、产业合作等领域也得到了长足进步。近年来，不少学者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进行了多维度研究。首先，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民族地区扩大开放程度，促进经济增长。王正伟（2015）[1]、乌小花（2018）[2]等指出，“实施‘一带一路，将民族地区从对外开放的大后方、边陲、末梢，推向了最前沿、重要节点和关键枢纽;这将深刻改变民族地区发展定位，极大促进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倡议的提出不仅为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使民族地区的战略地位提升到了支撑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蒋利辉（2015）[3]指出“‘一带一路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地位将逐步提升，从扶持对象到新的增长极”。章文光（2017）[4]、黄顺君（2017）[5]等认为，“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契合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借助“一带一路”实现精准扶贫。涂裕春等（2016）[6]认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沿边对外开放和边疆地区边贸口岸经济发展。柳建文（2016）[7]、张永岳等（2017）[8]认为：“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民族地区可以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二是部分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维护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丁忠毅（2015）[9]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西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而强固安全根基”。张磊（2016）[10]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实施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严妮飒（2015）[11]等认为：“西部地区各民族的和谐稳定是保障‘一带一路实施的基础”。三是“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丹珠昂奔（2017）[12]认为，在***中国文化观的指导下，民族文化“走出去”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崔海亮（2016）[13]认为“一带一路”为增强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契机。根据知网搜索到的现有文献看，大部分聚焦于讨论“一带一路”倡议对全国民族地区的战略作用，聚焦“一带一路”建设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虽然部分学者如宋泽楠（2015）[14]、张家寿（2015）[15]、温文芳（2016）[16]等着重对广西、西藏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路径进行了探讨，但总体上针对西南地区如何发挥位置优势，融入“一带一路”南向经济走廊、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较少，罕有从地区全域的角度，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西南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南向经济走廊的路径与风险。因而本文希望通过分析相关理论内涵，着重分析西南民族地区这一特定区域融入国家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现状、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对策建议，推动西南民族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经济学理论内涵

（一）推动经济增长是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核心任务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全球贸易”“世界市场”等概念，提出交通基础设施便利化和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扩大。马克思[17]认为工业革命是世界市场形成的主要原因，交通运输、通讯的发展是技术条件。“经济全球化发展以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为指导”（杨圣明，王茜，2018）[18]。针对中国的实际，邓小平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基础上提出，对外开放是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战略问题，强调了对外开放的作用、对象和方式等，拉开了改革开放序幕。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基础上，系统回答了新时期我国如何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他曾在多个场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19]2018年，他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包含了主动开放、全面开放、双向开放、共赢开放等重要思想，并阐明了互利共赢、多边汇聚利益共同点和谋求最大公约数的新理念（裴长洪和刘洪愧，2018[21];陈伟雄，2018[22];蒋瑛，2018[23];全毅，2018[24]）。“全面开放不仅要深化沿海开放，还要加快内陆和沿边等地区开放，不仅要推动制造领域开放，还要加大服务领域开放;不仅要面向发达国家发放，还要强调向发展中国家开放”[2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对西部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得益于坚持对外开放，近年来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中国八个民族省区（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在2018、2019两年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0576.4亿元、100452.1亿元，增速分别为7.4%、6.8%，分别高于同期全国水平的0.8和0.7个百分点，这充分反映出世界经济体系有利于经济较为落后的中国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地区能够“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往来，发展边境贸易，做大口岸通商，开发利用资源，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杨晶，2020）[26]。因此，当前民族地区加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深度参与到“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中，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二）打破“中心-外围”困局，是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与西部的较大差距、城市与农村的较大差距、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较大差距三种现象。特别是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形成了以超特大城市为中心、广大民族地区处于经济外围的“中心-外围”或“核心-边缘”空间经济格局，制约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相关研究（Krugman，1991[27];Cerina and Mureddu，2014[28]），处于区域经济分工的“外围”和“边缘”地区经济增长往往较低，这客观反映了中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低的事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增幅总体上快于东部地区;然而，其占全国的比重仍处于较低水平，且“明显低于其内向型经济的全国占比”（孙早等，2021）[29]，西部地区仍受制于“中心-外围”困局，土地、人口、资本等要素都向生产率更高的中心城市集聚，而只有微量的要素还在民族地区，甚至民族地区的人口都在向附近的中心城市流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许多学者和民族地区政府都将打破“边缘”桎梏、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一带一路”作为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Yin Xiang（2021）[30]等认为“‘互联网+策略能够显著改善我国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他们构建了VAR模型证实了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通過使用互联网发展电子商务等方式打破了“外围”困局，促进了其经济增长。龚刚等（2019）[31]认为，由于位处经济边缘地带，导致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并未发挥，只有改变传统对外开放模式，才能实现从“边缘”提升至“中心”。可见，民族地区要融入“一带一路”，关键是要打破民族地区现在所处的“外围”格局，破除其空间桎梏。

（三）参与国际分工，是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核心手段

从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看，分工是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形成国际分工优势是一个区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保持经济增长的核心手段。现阶段，民族地区参与区域和国际经济分工较为初级，技术进步并不明显，只有加大力度推动对外贸易，进而引进利用先进技术，从而参与区域和国际分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而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及李嘉图的理论，生产要素以及相对低成本的产品是区域参与国际贸易的优势。民族地区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产业结构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用于贸易的产品以农特产品为主，桑蚕、丝绸、中药材、蔬菜等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市场需求;二是生态本底比较好，生态资源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具有发展跨境旅游的优势，比如2018年到云南省旅游的境外游客就达700万人次。同时，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习俗提升了产品特色使得其即使在国际市场也具有一定竞争力。岳蕾阳（2021）[32]认为，我国民族地区具有地形地貌复杂、自然景观多样、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旅游服务业，能够扩大就业，增加人民收入。

民族地区在开展贸易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通过对外开放获得外部“技术溢出”，通过加大引进先进技术，特别是农业上的技术，打造特色民族农特产品，同时引入先进的文旅产品开发理念，塑造民族地区在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业上的比较优势，以此参与国际和区域分工，是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核心手段。

（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的美好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宗旨和智慧贡献，“***总书记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的命运休戚与共、合作互利”（范硕，何彬，2020）[33]。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本质就是要站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为全球提供更好的特色产品。正如***总书记所讲：“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34]由于过去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等资源要素很难进入，导致良好的生态自然等资源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而在“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远景目标下，民族地区可以加强贸易、技术、人文等国际交流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命运共同体”在以要素流动为主的开放基础上也逐渐强调制度安排的开放。***总书记提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35]。此次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中已经展示了“命运共同体”指引下的制度安排优势（尹响等，2020）[36]。因此，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也应注重制度开放。有学者（薛继亮，2018）[37]指出，“民族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明显的地缘优势，但外贸发展不足，这与其贸易便利化水平还较低有较大关系”，要实现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必须要提升民族地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等制度层面的开放度，优化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制度体系。

二、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现状及外贸结构分析

西南民族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也存在许多结构性差异，本文从国别与地区、商品结构、贸易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国别与地区、商品结构分析进口的情况，贸易方式分析进出口总体情况。

（一）现状及特征分析

总体来看，西南民族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上都取得了较大突破。对外贸易方面，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2020年合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8605.4亿元，占五省（直辖市、自治区）进出口总额的37.95%。吸引外资方面，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西南民族地区进行投资，比如截止2020年底，东盟国家累计在广西投资设立企业717家，合同外资额累计71.97亿美元;重庆实际利用东盟国家外资累计达125.1亿美元。境外投资方面，西南民族地区的企业参与了尼泊尔马相迪梯级水电项目、埃及苏伊士运河铁路桥等一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资金融通方面，西南民族地区加大人民币在跨境结算中的使用，广西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人民币，重庆、四川突破了1千亿元人民币。平台建设方面，众多自贸区、保税港区、保税物流中心等平台在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相继建成并开展运营，四川成都青白江铁路港、广西北部灣三大海港等重大平台为西南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提供了支撑。

（二）国别与地区分析

从进出口的国别分布来看，西南民族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都有东盟。其中，东盟是广西自治区、云南省、重庆市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分别占该省进出口总额的48.9%、45.9%、17.2%;同时也是四川省、贵州省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分别占该省进出口总额的19.4%、15.9%，而东盟10国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伙伴，反映了西南民族六省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经贸往来较为密切。此外，虽然美国现在是四川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东盟与美国在2020年对四川的进出口总额差距不大，仅为151.8亿元，且四川对东盟的增长率（16.8%）高于对美国的增长率（13.5%），也反映了东盟即将成为四川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发展趋势。

从总量看，广西是西南民族地区中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最多的地区，2020年贸易额达2581.4亿元;四川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也达到了2000亿级的规模，2020年为2456.9亿元，与广西相差不大。重庆与云南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位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第二梯队，2020年分别达到了1752.1亿元和1680.6亿元;贵州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较少，2020年仅为134.4亿元，西藏的数据缺失，但由于其进出口规模较少，因此推断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在西南民族地区最低。

从程度看，云南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占全省的比例最高，达到62.7%，广西比例也超过了一半，达到了53.1%，而与尼泊尔的进出口贸易占西藏的49.7%，这充分反映了位于边境对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巨大作用。四川、重庆、贵州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程度相当，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分别占各自省的30.4%、26.9%、24.6%。

从增速看，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2020年，西南民族地区均保持了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增加，特别是四川与贵州增长最快，2020年增速均超过了20%，分别为24%和23.4%，重庆、云南、广西也分别达到了9.8%、3.2%、1.4%。

（三）商品结构分析

从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是四川、重庆、广西三地的主要对外出口产品。2020年，四川机电产品出口值超过四千亿元，占其总出口值近九成。其中，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出口值分别达970.2亿元、1116.8亿元、788.3亿元，且增速较大，增长率分别达17.8%、29%、49%。笔记本电脑一直是重庆最主要的出口商品，2020年出口值实现高速增长，达1726亿元，占比超过40%，进一步巩固了其笔记本电脑出口大省的地位。此外，重庆的手机和集成电脑分别出口了200.4亿元和236.3亿元。广西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出口近年来也在快速增长。可见，西南民族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从事机电产品进出口的企业越来越多，这带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西南民族地区也存在出口产品的差异性。重庆汽车出口较多，2020年汽车（含底盘）出口值达58.1亿元，增长5.7%。广西医疗仪器出口较多，2020年增长超过一倍。贵州四大特色商品（茶叶、打火机、吉他、调味品）出口值有较大增长，其中“正安吉他”出口到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出口值达2.4亿元，增速超过8倍。西藏、广西的鞋服、纺织等出口较多。

与此同时，西南民族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却存在减少趋势，比如2020年四川出口农产品44.9亿元，下降9.9%;广西农产品出口119.9亿元，下降7.9%。

（四）贸易方式分析

西南民族地区对外贸易的方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云南、贵州、广西、西藏的主要方式是一般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则是四川、重庆的主要方式。

四川、重庆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其中四川2020年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5130.2亿元，已经占到总进出口的63.5%，且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规模呈现“一升一降”态势，进一步凸显四川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重庆2020年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保税物流进出口分别达3182.9亿元、2010.6亿元、1287.6亿元，且呈现“三升”态势。这主要是因为四川、重庆两地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对外贸易的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市场都“两头在外”的产品，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

贵州、云南呈现一般贸易方式“一枝独秀”特征，加工贸易和保税物流方式的占比很低。2020年，贵州一般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方式、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分别为430.5亿元、74.9亿元、27.9亿元，占比分别为78.8%、13.7%、5.1%。而云南2020年加工贸易进出口仅为一般贸易的八分之一，保税物流占比可忽略不计。

广西各种贸易方式发展较为均衡，各方式之间差距没有其他地区大。2020年，广西一般贸易进出口、边境小额贸易、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分别占广西外贸总值的31.3%、23.2%、20.2%、19.3%。此外，其一般贸易与边境小额贸易、保税物流、加工贸易呈现“一降三升”态势，几种贸易方式进一步均衡。

西藏的贸易方式从边境小额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变，西藏是通往尼泊尔等国家的口岸，过去长期是边境的交易占据主导，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一般贸易方式逐渐成为西藏最主要贸易方式。2020年，西藏一般贸易进出口11.01亿元，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9.67亿元，两者合计占外贸总值的96.9%。

三、西南民族地区与南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动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基于上述理论内涵和现实特征，以西南民族六省（直辖市、自治区）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找准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面临的问题。

（一）基本模型假定

贸易引力模型来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最早是由Tinbergen（1963）[38]和Poyhonen（1963）[39]引入到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情况与其经济总量成正比、空间距离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Xij=A（YiYj）/Dij

式中，Xij表示国家（地区）i对国家（地区）j的贸易额;A是常数项;Y表示i国（地区）和j国（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D表示两国（地区）间的距离，通常用两国首都或两地区经济中心的地理距离来表示。在公式两边同时取对数转为线性模式为：

LnXij=α0+α1lnYi+α2lnYj+α3lnDij+μij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断有学者根据研究特点对该模型进行扩展，使其更加符合研究所需。Lmnemann（1966）[40]引入了人口变量，制度成本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由Garman（1999）等人[41]引入，Cadot（2005）[42]等则探讨了更加开放、自由、便利的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本文综合考虑后采用扩展后的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南向合作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的贸易潜力进行实证分析，加入人口规模变量，并引入是否与我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与我国有共同边界两个虚拟变量，构建如下扩展模型方程（1）：

lnTradeij=C1+α1lnGDPi+α2lnGDPj+α3lnDISTij+α4lnPOPi+α5lnPOPj+α6FTAij+α7BORij+μij

此外，为进一步探究西南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对双边贸易额产生影响，选择西南民族地区三次产业规模变量替换地区生产总值变量，其余变量不变，构建新的扩展模型（2）如下：

lnTradeij=C2+β1lnPrimaryi+β2lnSecondaryi+β3lnTertiaryi+β4lnGDPj+β5lnDISTij+β8FTAij+εij

（二）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C1、C2为常数项，αn、βn（n=1、2、……）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的系数，μij、εij为随机干扰项。

1. Tradeij表示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额。i即西南民族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西藏作为研究对象）;j为贸易国家，将南向“一带一路”涉及到的東盟10国、南亚7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作为研究对象。西南民族地区与各国的贸易数据为六省合计，因南亚国家不丹的贸易数据缺失较多，且双边贸易额较小，故忽略不丹的数据，最终选取西南民族地区与18国作为研究对象，两两之间的贸易额为Tradeij，以2013-2019年为观测样本时间间隔。数据来源为中国海关，由EPS DATA整理，单位为美元。

2.GDPi和GDPj分别表示西南民族地区的GDP以及南向“一带一路”涉及到的18个国家的年度GDP。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Wind数据库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世界银行（World Bank），其中，以世界银行中国GDP美元现价总额与中国GDP本地货币总额计算当年度换算汇率，并以此将当年度西南民族地区GDP单位统一为美元。

3.POPi和POPj分别表示西南民族地区的常住人口以及南向“一带一路”涉及到的18个国家的常住人口。西南民族地区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18个国家人口数据来源为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单位为人。

4.DISTij表示西南民族地区与18个国家两两之间的空间距离，用四川省会成都到各国首都之间的直线地理距离表示。数据来源为www.freemaptools.com网站计算所得，单位为公里。

5.FTAij表示各国与我国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虚拟变量，若签订协定为1，否则为0。数据来源为商务部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6.BORij表示18国与我国是否有接壤，也为虚拟变量，有公共边界为1，否则为0。

7.模型（2）中，Primaryi、Secondaryi、Tertiaryi分别表示西南民族地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单位同GDP换算方法，统一为美元。

分析软件使用STATA16。

（三）实证结果

本文模型所用数据为面板数据，通过哈斯曼检验，确定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本文衡量运输成本的DIST变量表示成都到各个国家首都的直线距离，而固定效应模型无法引入不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因此理论上也应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1.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1）回归

先选取传统引力模型中的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两个变量进行回归，随后逐渐加入新的人口变量、虚拟变量，逐步过程及结果见表1。

扩展模型（1）的回归方程为：

lnTradeij=539.4218+2.8449lnGDPi+1.2279lnGDPj-1.3888lnDISTij-31.9926lnPOPi+1.5842FTAij

从表中可以看到，回归的拟合优度值（R2）达到0.7以上，并随着解释变量的逐渐加入而增加，表明模型的解释能力在增强。其中，BORij、lnPOPj变量不显著，lnGDPj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余变量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如下：

第一，经济规模变量lnGDPi和lnGDPj的系数为正，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强的供给能力，对双方经贸合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从系数值大小来看，两地区之间贸易合作的变化对西南民族地区GDP的变动比对贸易伙伴国GDP的变动更加敏感，西南民族地区的GDP增加1%将带动双边贸易额增长2.8449%。

第二，距离变量lnDISTij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更长的距离会显著增加运输时间和成本，降低贸易利润，对贸易投资合作有显著抑制作用。相较于贸易国的GDP变动，西南民族地区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对运输成本的变动更为敏感，其他条件不变，j国的GDP每增加1%，双边贸易额将增加1.2279%;而相同条件下，两地区距离增加1%，双边贸易将削弱1.3888%。

第三，人口变量lnPOPi系数为负，lnPOPj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西南民族地区人口规模增长会明显抑制双边贸易，人口增加使得本地区市场扩大，从而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冲减作用。此外，西南民族地区从这些国家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西南人口增长意味着劳动力增加，提高国内产品供给能力，因此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减少从这些国家的进口需求。

第四，虚拟变量FTAij系数为正，BORij不显著，意味着更加自由、便利、良好的贸易环境会对双边经贸合作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互利共赢。当贸易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贸易额增加1.5842%。BORij不显著，西南民族地区中，只有四川和重庆不临边境，但两省市是西部综合交通枢纽，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建设优势突出，而其他省份的边境交界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2.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2）回归

先选取传统引力模型中的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两个变量进行回归，其中西南民族地区三次产业规模变量替换地区生产总值变量，随后逐渐加入虚拟变量FTA，逐步过程及结果见表2。

从表中结果可以明显看出，R2随着解释变量的加入而增加，模型拟合度良好，lnGDPj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lnDISTij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FTAij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变量及系数的意义同扩展模型（1）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产业的规模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不同，农业、服务业增加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工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西南民族地区与这些国家进出口产品主要分布在机电产品和轻纺制品产业链，第二产业规模的增长将扩大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能力，更有利于双方经贸合作。

3.贸易潜力指数

根据回归得到的扩展贸易模型（1），将西南民族地区和18国各项数据带入得到双边贸易额的预测值，再将实际双边贸易额与预测值作比较，得到西南民族地区与南向“一带一路”涉及国家的贸易潜力指数（P）。

P=Real_tradePredict_trade

其中，Real_trade为实际双边贸易额，Predict_trade为双边贸易额的预测值。测算结果见表3。

刘青峰、姜书竹（2002）[43]把贸易引力划分为三个类型：若P大于1.2，表示双方现有贸易潜力已充分开发，属于过度贸易型，需要探索新的发展途径开展经贸合作;若P在0.8和1.2之间，表示两国双边贸易的潜力还有一定扩展空间，未开发充分，属于潜力开拓型;若P小于0.8，意味着双方经贸合作潜力还有很大发挥空间，属于潜力巨大型。

根据这一分类，西南民族地区与南向“一带一路”涉及的18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合作都在0.8-1.0范围内，都属于潜力开拓型，贸易潜力还有一定的挖掘空间，需要创造更加友好的贸易环境，积极开展贸易合作。其中，与缅甸的双边贸易潜力发挥最充分，最接近1.0。相较于较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东盟国家，南亚国家的贸易潜力有更大的开发空间，除了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其他南亚四国贸易潜力均低于0.9。

四、西南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面临的主要挑战

从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结果来看，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还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质效较低、联通不够、风险较大、便利不足四个方面。

（一）质效较低

虽然西南民族地区与南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但相较于东部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的规模、层次、结构均不足。从规模看，东部省份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远高于西南民族地区，比如2020年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均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而西南民族地区最高的广西，也仅有2581.4亿元。从层次看，东部地区发起了多个高规格、高水平的交流活动，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已经开展了众多国际博览和论坛，比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江苏-南部非洲投资与发展高层论坛、东亚博览会、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而西南民族地区尚欠缺类似高水平活动。从结构看，东部地区对“一带一路”的服务贸易增长加快，而西南民族地区仍以商品贸易为主。

（二）联通不足

实证分析结果得出，西南民族地区仍然受制于对外联通基础设施不足。从商品贸易来看，西南民族地区的商品要向全球运输，主要通过公路运输到附近的中心城市，再通过铁路、水路或者空运向外运输，长时间的运输导致民族地区农产品的新鲜程度無法满足国际市场要求，而采用冷链物流等方式保鲜又较大抬高了成本，导致在国际市场中不具备竞争优势。从服务贸易和跨境电商来看，西南民族地区在通信基础设施上严重不足，制约着服务外包等业态的发展。从投资来看，交通问题也制约着项目考察，东部地区立体交通体系发达完善，通江达海，方便快捷，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基本条件，而西南民族地区由于“距离远”“时间长”流失了许多投资机会。

（三）风险较大

当前，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对世界经济和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造成了较大挑战。比如2021年4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已被该国联邦政府取消。可见，与部分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存在政治风险，在当前全球博弈格局下政治风险的触碰点也会更多。同时，西南民族地区与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欠发达，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市场主体较少，且不具经验，直接开展经贸合作的经济风险较大，容易产生经济损失。

（四）便利不足

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诸多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并未大规模适用，造成一定程度的“门槛”效应，无论是与外商沟通，还是邀请外商实地考察，均会面临不同程度的障碍。同时，西南民族地区的营商环境并不优越，有的甚至排名十分靠后，在服务境外投资者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失误、失准、失效等情况，导致外商到民族地区投资兴业的意愿不强，从而制约经济发展。此外，投资者到西南民族地区还面临要素供给瓶颈，融资困难、程序复杂、水电和物流成本较高、土地保障不健全、劳动者素质较低等问题也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挑战。

五、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政策建议

理论和实践证明，加快推动对外开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符合西南民族地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诉求。下一步，为加快推动西南民族地区发挥区位优势、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议采取以下对策。

（一）加强民族地区对外联通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西南民族地区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基础保障，对于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的贸易发展作用巨大。因此，西南民族地区应加快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庆、贵州、广西三省的民族地区要加快主通道建设;四川、云南的民族地区和西藏要围绕主通道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实现“铁公水空”多式联运直达南向“一带一路”国家。其次，西南民族地区要积极对接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合作共建大湄公河次区域九大交通走廊，加快融入中缅经济走廊、中国-马来西亚港口联盟等，并不断提升融入南向“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人员、物资的通行效率。最后，大力提升西南民族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和宽带网速，提升数字互联互通的水平。

（二）运用跨境电商等新兴技术，加大西南民族地区特色商品出口

从西南民族地区对外出口的商品结构来看，虽然四川、重庆、广西等地都在大力发展机电产品出口，但依托本地特色民族资源的产品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西南民族地区的菌类、蔬菜、瓜果、中药材等的品质较高，具有较高的出口价值和出口潜力。例如，松茸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较好的口感，广受东亚乃至欧美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而我国松茸主产区基本都在西南民族地区，四川甘孜州、阿坝州以及云南迪庆州、楚雄州和西藏林芝市都可以加大松茸出口。因此，西南民族地区首先应大力发展高品质特色农产品，特别是根据南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需求进行针对性开发。二是要对接国际通行标准，做好特色产品的原产地标识和质量合格认证。三是，要加快构建跨境电商平台，积极利用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助力农特产品输出，更好地将民族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三）加强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西南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不仅要重视发展商品贸易，也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印度就是‘跨工业化直接发展软件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典型，同时第三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小于第二产业”（罗文宝、王彦，2021）[44]，而入境旅游业恰恰是适合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的业态。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能够增加就业、降低贫困、增收致富。因此，西南民族地区不仅要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旅游经济，深度融合民族特色，如四川、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应当联合开发喀斯特地貌资源共同打造国际性旅游目的地。还要发挥旅游业“一业带百业”的放大作用，实现旅游业与餐饮、住宿、文化、农业、特色手工等行业的联动，以旅游业发展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加速提升西南民族地区经济便利化程度

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还要注重与世界的制度对接，特别是提升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便利化和国际化程度。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外界各种交流都不够充分，更没有对接国际规则的经验，导致其对外经济合作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民族地区一是要加快改变长期以来经济较为封闭的现状，必须加速提升与南向“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度、投资便利度和技术合作便利度。二是要大力改善西南民族地區的营商环境。西南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在政务服务水平提升、投资项目建设、监管执法透明度等方面做好工作，补足对外开放的制度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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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1-04-20责任编辑：杨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