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归侨群体的“五个认同”研究

时间：2024-07-29

[摘要]作为中国最大的印支难民安置点，广西侨港镇成立至今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在侨港镇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同时，当地归侨群体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深化提升，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益形成并得以巩固铸牢。侨港镇的事实经验不仅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个案参考，也为其他归侨安置地区相关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借鉴启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五个认同;归侨;侨港镇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8-0009-10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广西侨港镇归侨的认同变迁研究”（2020ZLJDGR00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重点A类项目“中国周边跨境民族与一带一路国家民族问题调查研究”（2018MZSCX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姗（1985-），女，山东德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民族史、民族学。北京100081

2014年5月***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表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其讲话内容以及党和政府的重要官方文件中。围绕中华民族共同體意识的构成内涵、理论来源、建设路径、价值意义等内容，学界随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截至2021年4月20日，综合搜索中国知网的期刊、教育期刊、特色期刊、学术辑刊、硕士博士论文、国内国际会议数据库，仅篇名含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就已有807篇。从成果发表年度来看，2014年1篇、2015年5篇、2016年8篇、2017年21篇、2018年92篇、2019年196篇、2020年365篇，2021年119篇，数量逐年增多且呈继续增长趋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但不只限于民族工作领域，201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把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论述放在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一节，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当前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与有机统一。但是从目前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果来看，涉及归侨群体的研究尚未出现，急需学界力量的关注与投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②的规定，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作为国际移民的一部分，归侨的出现由来已久且一直存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大规模集中性归侨浪潮主要有三次，③其中，结合国际政治背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因为东南亚国家排华而被迫回国的归侨也被称为难民、难侨、归难侨。国外学者对归侨群体的关注相对较早，国内学界关于归侨的研究主要开展于2000年以后，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研究团队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科研院所相关专业的学者及硕士、博士生为主。具体到归侨的认同研究，主要有刘朝晖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探讨归侨认同建构问题（2003）④;日本学者奈仓京子采用“多元社区”概念考察分析了归侨认同意识与归侨社区内部传统调适以及整合机制之间的关系（2008）⑤;孔结群借用“想象的共同体”概念，指出在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以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其调研点的归侨群体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2010）⑥;张晶盈从归侨安置政策的角度探讨其对归侨认同意识的影响（2013）⑦;美国学者富海亮（Caleb Ford）对归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认同意识进行了代际对比（2014）⑧。这些研究为本文的开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但近几年新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归侨群体认同意识的发展变化与最新现状无法知晓，特别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更是少有相关成果面世。针对这一不足，笔者以中国最大的印支难民安置点，唯一一个为安置归侨而专门设置的建制镇——广西侨港镇为例，经过前后三次共计50多天的实地调查，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背景，以***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认同”为角度，对侨港镇归侨群体“五个认同”的发展变化及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总结归纳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特点与经验，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推进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案例文本。

一、侨港镇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相继发生政治剧变，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印支难民潮，波及全球。1978年由于越南当局的反华排华路线，大量越南难民和华人华侨涌入中国，广西北海成为其主要海上入境口岸之一。从1978年3月21日至1979年12月31日，到达北海口岸的越南难民达五六万人，其中有4万多人短暂停留后继续乘船前往其他国家和地区。1978年5月北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北海市接待（安置）归侨领导小组”（1980年12月改为“北海市接待安置印支难民领导小组”），着手解决归难侨起居生活、物资供应、治病治伤等问题。当时广西需要安置的越南归难侨约有10万人，大部分被安置在农林场与工矿企业，[1]但是由于北海的大部分归侨世代以打鱼为生，很多人以船为家，也被称为“疍家”、“疍民”，生产生活方面都很难适应在农林场与工矿企业的生活。基于“从实际出发，对口安置”的原则，在调查研究与听取群众意见基础上，国务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于1979年6月2日批准成立“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属乡、镇级建制，1984年11月2日更名为新港镇，1987年3月2日改称侨港镇。侨港镇首批安置难民7709人，除极个别越南人外，绝大部分为归侨。这些归侨主要来自越南北方海防的婆湾岛和广宁省沿海的姑苏群岛等地，还有少数来自河内、鸿基、锦普、官门、凉山、河桧、芒街等沿海市镇以及南方的西贡（胡志明市）。2017年，侨港镇户籍人口已达18000人，其中归侨侨眷占比95%。

与中国改革开放几乎同龄的侨港镇成立之后，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采用“一社两制”，率先实践了行政融入地方、经济融入市场、管理融入社会的新模式，充分发挥归侨群体的自身优势，为其后来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成立四十余年来，侨港镇从无到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以海洋捕捞、海产品加工和旅游商贸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2018年全镇社会生产总值约35亿元，农（渔）民人均纯收入22100多元。侨港镇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社会各项事业也协调快速发展，曾多次被评为全国侨务、侨联先进集体，荣获“自治区和谐乡镇”、“全国文明镇”、“全国特色小镇”等荣誉称号，并被联合国难民署盛赞为“世界安置难民的光辉典范和橱窗”。

二、侨港镇归侨群体“五个认同”的现状调查

认同（identity）本义为“相同”和“同一”，词根是拉丁文idem，16世纪才在英语中出现，起初主要用于代数和逻辑学。从洛克（John Locke）将认同与认识的主体问题发生关联起，奠定了认同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广泛运用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这一概念开始流行起来，逐渐从哲学向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领域扩散和渗透，其内涵也日益丰富。[2]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认同的意思为：“认为给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比如民族认同感;承认认可。”[3]即认同的关键是在“共同之处”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形成承认与认可的主观意识，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意。认同的内容丰富多样具有多重性，如同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将人的需求进行层次划分一样，同一个人或者同一群体的多重认同中也存在层次梯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最需要关注的认同是哪些？***总书记提出的“五个认同”给出了答案与方向，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最具本质属性的核心内容，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公约数，是统领性要素。[4]14

（一）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国家认同概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人的国家认同往往是以人出生时被赋予的国家身份为认同前提的。[5]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一个国家的认同往往表现为对自身国籍身份的认可，即自我认为是“哪国人”。对于绝大部分侨港镇归侨而言，虽然他们在越南出生甚至有些家庭已经在越南生活了两三代甚至更久的时间，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却是相对明确清晰，并且随着回国定居而愈发强烈。清末民国时期，侨港镇归侨的先辈多为躲避战乱从中国前往越南谋生，在越南一般生活在华人华侨聚居区，原有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得以保存与延续。并且，侨港镇归侨以“疍家”渔民为主，平日就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生产生活，无清晰的边界与国家意识，从中国去越南只是换了一片更易捕捞的海域谋生而已。再加之越南当局未强制要求其入籍，一旦入籍还有可能被征兵入伍，所以大部分人都保留了中国国籍，即便是生活在越南人聚居区的华侨家庭也多因为落叶归根的思想，未加入越南国籍。作为侨港镇第一批考上北海中学的归侨子女代表，曾春霞1979年随父母回国时只有10岁。她祖父年轻时作为一名机械工人从广东到了越南，虽然在越南人聚居区谋生，但还是娶了当地华人的女儿，并在越南生下了她的父亲。据其回忆，她祖父只是把越南当作一个短期寄居地而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尽管后來由于各种原因，她祖父携家带口回到中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其一直告诫她的父亲不要加入越南国籍，要学中国话，找媳妇也要找华人。1979年越南排华运动开始后，她父亲准备带他们回国，年幼的他们对于中国完全没有概念，当她问父亲中国在哪里时，她的父亲回答：讲中国话，写中国字的地方就是中国。[6]153-155由此可见，归侨先辈在越南时，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环境、耳濡目染的家庭氛围、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是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在越南时，华侨对“中国人”身份的坚守是一种“自发自主”的选择，那么选择离开越南回到中国时，他们的国家认同则受到中越两国的关系、越南对华的政策、中国的侨务政策以及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越南开展排华运动之前，中越两国曾以兄弟相称，关系相当亲善，不少优秀的华侨还被越南政府委以重任，比如第四任侨港镇镇长钟应伦，曾在越南全国渔业生产先进单位——广宁省青崙乡婆湾仔合作社任副主任，并因工作业绩优异受到过越南总理范文同的表彰。即便如此，钟应伦也未能在排华运动中幸免，1979年在越南公安的驱赶下，他带领着合作社的1000多人回到了北海。[6]133-134与越南当局残酷驱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对归侨的热情接纳与妥善安置。根据移民理论中著名的推拉理论，华人华侨作为国际移民的一部分，其国家认同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迁出国与迁入国对其实施的政策待遇。第一任侨港镇人大主席归侨梁耀章回忆回国前情景时说：“很多华人华侨与越南人当年在一起抗美、抗法甚至抗日，大家在一起曾经患难与共。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的时候，还叮嘱华人要同越南人一起同甘共苦，建设越南社会主义。结果越南人最后如此对待我们，我们许多人都感到很伤心。”[6]142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自身发展尚存在重重困难，但是在广大华人华侨无路可走时，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为其提供了保护与援助，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侨港镇为例，除了联合国难民署（1979-1983年）资助的785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1305万元），国家还专项拨款2098万元（1978-1988年，不含救济款、每年事业费等）用于初期基础建设，幼儿园、小学、中学、市场、百货商店、敬老院、文化中心、医院、冷冻厂、造船厂等生产生活设施一应具有，特别是为安置归侨所建的52幢公寓楼，让当时的许多北海本地人都羡慕不已。[7]

为了保护归侨的各项权益，同时也便于归侨安置工作的进行，北海市政府在确立安置方针后便为归侨发放了户口本和身份证，归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得到法律认可与保障。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开始实施，为归侨侨眷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一个国家是否值得认同，本质是看它能否为其国民提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8]毫无疑问，侨港镇归侨对中国的强烈认同感，正是来源于其在国外的苦难经历与回国后幸福安稳生活的真实对比。对于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归侨曾春霞有一段非常贴切的表达：“祖国故乡不是指出生的地方，也不是学母语、认识第一种语言的地方，而是你离开了很多年，回来后它还接收你、安慰你、关心你，帮你抚平创伤，这个地方才是祖国，才是故乡。”[6]156

（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中华民族，《民族词典》中将其定义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9]。在学术层面，关于“中华民族”内涵的讨论从未中断并且仍在进行;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经常被作为“中国人”的代名词使用，特别是在“对外”语境中。梁启超作为“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者，就曾举例说：“‘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者浮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0]对于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华侨而言，对于“中华民族”更是有着天然的归属感与亲近感，因此，即便不少海外华人虽然国籍身份已经不再是中国，但是依旧喜欢以“中华儿女”自称。因为侨港镇归侨的先辈均为汉族，在安置工作中他们都被认定为汉族，但是在实地调研中不难发现，归侨受访者较少提及“汉族”，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他们的民族认同更多地体现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具体以回国定居为分界，外在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在越南期间，根据自身经历与生活环境的不同，华侨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知与界定也有所不同，整体而言，第一代华侨的民族意识最强烈。前文提到的归侨曾春霞一家居住在越南人聚居区，她的祖父一直有着很强烈的民族认知，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中国，因此总是告诫家人：“不要入京族（越南的主体民族），不要入越南籍，不要改民族，有朝一日你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子女回去”，[6]153但是等到她这一辈人时，已经不懂汉语，不识汉字，虽然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自觉和周围的越南人没什么区别，直到1978年越南对华政策变化后，她从同学老师的异样与敌意中开始感觉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而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海上的渔民华侨而言，因为陆地上的居住点位于华侨聚居区，相对封闭的生活生产环境使得他们的民族意识更加模糊。比如，北海市侨港镇德洋海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瑞振1968年出生在越南，和许多中国同胞居住在吉婆岛（婆湾岛）一条类似“唐人街”的越南街道上，街坊邻里说的是北海外沙一带的白话，和生活在国内并无太大区别。[6]204越南排华浪潮出现之后，残酷的政治现实促使归侨对自己的国家身份以及民族身份有了明确清醒的认知。“我们是中国人，要回到中国去”，迅速成为越南华人华侨们的共识。

回到北海后，根据当时安置越南难民的国际国内政策，有些人在短暂停留休整后，经过香港难民营的中转，前往了其他国家与地区，因此，侨港镇归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生活在海外的亲戚朋友。比如，侨港镇老年协会会长卢瑞明的弟弟和妹妹前往了美国，姑姑去了英国，好朋友中有去加拿大的，也有去澳大利亚的。虽然这些在国外定居的华人都已经取得所在国的国籍，有些人在中国也只是短暂停留过，但据卢瑞明介绍，他们还是习惯自称为“中华儿女”，称中国为“祖国”，把亲人所在的侨港镇看成是自己的家乡。在侨港镇发展的起步阶段，生活尚不富裕的归侨家庭基本上都收到过海外亲属的资助。据不完全统计，直到21世纪初，海外侨胞每年资助侨港镇亲属的资金都在300万人民币以上。无论身在何处，希望亲人生活越来越好，希望祖国越来越强，是侨港镇归侨及其海外亲友“中华民族”认同感最质朴的表达。侨港镇许多新建的部门、机构、公司均以“华”命名，比如华侨公社时期，根据归侨在越南生活地区的不同，公社成立了两个渔业大队，分别取名为建华大队（社员基本上原先生活在越南广宁省）与华兴大队（社员基本上原先生活在越南婆湾岛）。侨港镇九大渔业公司均以“华”命名，银华、裕华、兴华、建华、富华、盛华、鸿华、泰华、惠华，成为当地有名的“九华”渔业公司。除此之外，许多私人商店企业也均以“华”字命名，根据当地归侨解释，这些名字既表达了他们对于祖国接纳安置他们的感谢之情，更表现出他们作为中华儿女，与祖国人民一道参与祖国建设，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决心与信心。

（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11]2014年，***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2]同年，***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其中传统节日及相关仪式作为历史文化积淀凝聚的产物，因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侨港镇归侨家庭在越南时期基本上保留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与风俗习惯，除了春节、中秋节、清明节之外，对于世代生活在海上以渔为生的“疍家人”而言，端午节的意义格外重要。据侨港镇归侨文化促进会会长周胜林描述，在越南时他们就非常重视端午节，其中“扒龙船”和吃龙船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扒龙船”，一般是两广人对“赛龙舟”的说法，在越南时由于条件有限，华侨并没有专门的龙舟，使用的都是自家平日出海捕捞用的小船，但大家参与热情高涨，几乎是男女老少全民参与，男人赛龙舟，女人赛凤艇，不参加比赛的人就在岸上加油呐喊，热闹场面经常引来附近越南本地人的围观。周胜林回忆到：“那些越南人来看我们比赛，我们内心是骄傲自豪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和我们的中华文化。当时我们附近的越南人发展程度不及我们，没有什么节日和仪式的，文化也很落后，很多时候都是跟着我们学。”归侨回国初期，端午节的赛龙舟一度暂停，直到1984年北海市举办龙舟大赛，由归侨组成的僑港龙舟队不仅一举得冠，而且创下了连续三年夺冠的记录，并且代表北海市在广西全区的龙舟比赛中多次获得好名次。随着归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侨港镇的端午节也过得愈发隆重，除了龙舟比赛，还增加了起龙、龙舟祭港、龙舟游街、百桌千人龙舟饭、回龙等环节，形成了独特的海上“扒龙船”习俗。如今，侨港镇的端午节“扒龙船”不仅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文化招牌，而且还在2020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列入第八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虽然大规模的龙舟比赛不得不被取消，但是在遵守当地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归侨侨眷还是自发捐款举办了简易的祭港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由此可见，以端午节文化为例，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并不会因为华侨华人居住地的改变而轻易改变或者消失。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回到中国，侨港镇归侨对端午节习俗的重视和坚守都是其对中华文化认同的体现。关于中华文化与华侨华人的关系，2014年***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14]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侨港镇恰逢建镇40周年，北海市银海区民宗侨务局和侨港镇党委、政府以及侨港镇归侨文化促进会联合举办了侨港镇海外华侨恳亲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与当地归侨百余人相聚侨港镇。侨港镇以及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而且增强了其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四）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人们生活在社会中，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也离不开政治生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就是政治认同。[4]17不同于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侨港镇归侨先辈在清末民国就去了越南，对于国内的政治环境较为陌生，因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从回国之后慢慢形成的。侨港镇归侨因为“疍家”渔民的特殊身份，回国之后就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注与重视，1979年的全国侨务会议特别提出：“北海难侨渔民安置问题要专题报中央”，专门批准成立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使之与防城港企沙镇华侨渔业队（今华侨新村）成为全国仅有的两处进行渔业生产的归侨安置地。此后，在公社所有制的归属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华侨公社为国家投资建设，应该将其建成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也有人认为允许渔民小船的存在是搞倒退，主张实现集体所有制。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华侨公社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采用了“一社两制”模式，即保留一家一户小渔船的个体所有制，同时，从生产投资中购置部分机帆渔船，从事深海捕捞作业，属集体所有制。这种以集体所有制为主，集体、个体两种所有制并举的安置体制，改变了国有农场或者企业全包的传统观念与做法，是中国归侨安置体制的突破与创新。两种所有制优势互补，相互促进，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全镇的渔业生产和经济迅速发展。1989年底，侨港镇就已有60%的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6]59充分体现了“一社两制”安置体制的正确与必要。截至2018年，侨港镇农（渔）民人均纯收入已达22100元，1000多户住进了别墅，拥有私家车500多辆，提前步入小康社会。随着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侨港镇归侨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2020年6月，笔者在侨港镇文体公园与十余名侨港归侨开展座谈时，聊起新冠疫情及其影响，归侨们纷纷表示这次全球抗疫中的中国表现，让他们更加体会到祖国的强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先进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中，归侨林亚奇的弟弟一家在美国，妹妹一家在澳大利亚，他激动地说对比其他国家，中国的抗疫表現十分了不起，尽管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与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他既担心在国外亲友的安危，也更加感慨当时选择留在中国，留在侨港镇的正确性。随着侨港镇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归侨出国投奔海外亲友的现象基本上已经消失，甚至还出现了回流回迁。归侨陈家齐曾随女儿移居美国，拿到了美国“绿卡”，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是在美国住了几年后还是选择回到了侨港镇，他说：“这里有鲜美的海鲜，熟悉的乡音，还有祖国对华人的关爱是我选择回到这里的原因。[15]归侨张发侨每年国庆节都会在他的船上悬挂一面崭新的国旗，“有国才有家，没有党和政府，就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是他最直接的感受与表达。归侨郭其友把对党和国家的感恩填进了“疍家人”咸水歌的歌词里：“旧时渔民受穷困，有党领导得翻身，渔民幸福不忘记，饮水思念开井人”;“回到祖国几十年，生活提高万千千，越南回来摇烂艇，如今起屋装机船”;“住在农村不近海，住在华侨（侨港）大发财，华侨生活全靠海，幸福生活党带来”。正如2016年***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时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16]从一无所有到安居乐业，生活日益变好的侨港镇归侨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愈加深入。

三、侨港镇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经验与启发

侨港镇成立以来，一直备受中央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注，胡耀邦、乔石、李长春、谷牧、李源潮等1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到此视察。201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赴北海了解侨港镇发展情况与归侨安置情况，肯定了侨港镇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希望归侨继续保持奋斗精神，把家乡和祖国建设得更美好”的殷切希望。从昔日中国最大的印支难民安置点，到如今全国渔业重镇、泛北部湾地区交易量最大的渔港之一，侨港镇归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负众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诸多归侨安置点中的发展典范。在诸多归侨安置点发展缓慢、困难重重，部分归侨认同出现“边缘化”“模糊化”的背景下，侨港镇归侨的“五个认同”不断深化巩固，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被夯实铸牢。侨港镇成立四十余年的发展之路，不仅为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提供了个案参考，而且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开展提供了事实经验，特别是对其他归侨安置地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借鉴与启发。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和谐党群关系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基层党组织既担负着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重要责任，也承担着团结动员群众、领导基层治理、推动改革发展的重要使命。在侨港镇的发展历程中，侨港镇党委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和服务侨民”的基层龙头作用，党务与侨务融合发展，紧密结合沿海、沿边、渔民多、渔船多的实际和特点，通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归侨们从最初的一无所有逐步带上发家致富之路。侨港镇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却丰富多彩。每年，侨港镇都要举办形式多样的党员培训，组织各种主题活动、文体活动，培养归侨爱国主义精神，同时进行党性教育。在陆上实行分片包干零距离服务和干部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在海上探索开展“海上党旗红”创建活动，把党组织建在渔业公司，把临时党支部建在渔船上，让渔民党员正常参加组织生活，把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从陆地向海洋延伸，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无论是休渔期千余艘渔船的安全防范巡查，还是捕鱼期组织海上治安巡逻，共产党员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的。2016年10月20日，侨港镇电建码头内一艘渔船着火，为保护560多艘渔船及5000多名渔民安全，电建边防派出所所长共产党员骆春伟带队出警组织抢险救援，在实施抢险过程中壮烈牺牲，10月25日侨港镇群众300余人自发前往码头追思纪念。骆春伟“我不上谁上”的担当精神成为了侨港镇共产党员精神的体现与代表，深受感召的归侨群众自发铸立春伟塑像、修建春伟广场以表思念与致敬。从最初回国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完全陌生，到现在有困难依靠党、好日子感谢党，侨港镇归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认同不断深化。目前，侨港镇拥有37个党支部，277名党员，归侨侨眷党员占比3/5。201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侨港镇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也是广西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乡镇党组织。侨港镇归侨“五个认同”的巩固与深化和侨港镇党委的领导密不可分，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中，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促生产抓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构建和谐党群关系。

（二）全面提高归侨群体的生产生活水平，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同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客观存在在人脑的主观印象。侨港镇归侨“五个认同”的发展与表现，与其在越南遭受的不公待遇、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中国政府的合理安置以及侨港镇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与中国绝大多数归侨安置点不同，侨港镇自成立之初就获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援助以及国家政策的特殊待遇，保留了归侨原有的渔业生产方式，并且开创了“一社两制”的生产模式，激励了归侨自力更生敢打敢拼的创业精神。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适应市场需要，侨港镇改变以往渔业生产的单一结构，大力发展海产品加工业，从原先单一的渔业捕捞，形成了如今以渔业生产为主、海产品加工为辅，服务业比较繁荣的经济发展格局。反观全国大部分的“华侨农场”，由于当时多采用“集体”方式安置归侨，不仅束缚了个人发展，而且造成了部分归侨“等、靠、要”的思想习惯，特别是改革开放农场改制之后，农场发展缓慢和经济贫困的问题愈加突显，不少归侨生活愈加困难，[17]如果在这种形势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效果不免会大打折扣。全面提高归侨群体的生产生活水平，一方面要重点挖掘归侨侨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对于老弱病残等特殊弱势群体给与政策倾斜與福利援助。如同北海本地人对侨港镇归侨“敢拼”、“能干”的普遍认知一样，归侨曾有过海外漂泊的经历，一般不缺乏吃苦耐劳的打拼精神，地方政府应该结合其自身发展优势因势利导，努力为其提供政策引导，进行产业扶持，带动经济及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同时，对于一些难以进行自身发展的老弱病残等特殊弱势群体，给与其更多的关注与帮扶，必要时由社会保障进行政策兜底。只有顺应所有归侨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提高归侨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让所有归侨群众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与“红利”，切实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不断深化其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进而铸牢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重视归侨历史的整理与研究，借助媒体力量做好舆论宣传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20世纪中后期产生于中国的“华侨农场”等归侨安置点发展至今也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这段时间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变革，中国外交不断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的时期。重视对归侨历史的整理与研究，既能更好地反映归侨群体回国以来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与时代发展，也能增强普通大众对归侨群体的认识与了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从国家层面，归侨历史的整理与研究已经得到重视，比如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联合地方侨务部门，先后出版了《归国华侨史料丛书》以及多本归侨采访录。但是，具体到基层的归侨安置点，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思想认识不足等众多主客观因素，归侨历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随着老一代归侨的离去，抢救性口述史料的搜集变得必要而急迫。得益于建镇后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众多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关注，侨港镇归侨对于自身历史进行梳理的意识产生较早，尤其以建镇30周年、40周年庆祝活动为契机，先后出版整理了系列相关纪念文集。近年来更是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特别是借助公众号、视频直播等新媒体传播方式，加强对侨港故事的介绍宣传，比如北海电视台直播的2019年侨港镇开海节的头鱼拍卖活动，网上点击率达140多万人次，全国各类媒体转播，网上点击率达2000多万人次。2021年1月经侨港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由侨港镇归侨文化促进会牵头筹建“侨港镇文化历史展馆”（暂定名），截至2月26日，共收到侨港企业家、个体工商户、海外华人华侨、侨港镇机关企事业单位、侨港镇各村社区、五大渔业公司干部职工、部分归侨侨眷捐款共计63万元（其中包括两位美国华人各5000美元、一位加拿大华人2000加币的捐款），筹集到珍贵的史料展品30余件，彰显出归侨历史研究的群众基础及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建成后的侨港镇文化历史展馆将全景式展现世界难民安置橱窗典范新成就，不仅将进一步铸牢归侨群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且还将为侨港镇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文化灵魂，成为侨港镇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四）挖掘利用归侨特色文化，打造归侨文化活动品牌

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归侨群体形成了独特的归侨文化。挖掘传承利用归侨文化，打造归侨文化活动品牌，不单是对归侨文化自身的保护与发展，而且还可以将其活化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助推地方经济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比如海外生活的经历使得归侨的饮食文化往往具有东西方结合的特点，侨港镇归侨充分利用其饮食特色，打造出一条集“疍家”、越式、港式等各式风味的美食风情街，被中央电视台称之为北海“深夜食堂”，形成了“玩在银滩，吃在侨港”、“北有老街，南有风情街”的北海旅游新格局。2019年侨港镇接待游客375万人次，旅游收入约65亿元，许多外地游客从美食知道侨港，走进侨港，了解侨港。同时，以渔业为主产业的侨港镇结合归侨文化，做足“港”和“海”的文章，比如在归侨端午节“扒龙船”、吃龙船饭等传统习俗基础上发展成为以龙舟祭港与“百福宴”为代表的“侨港端午节”系列庆典仪式活动;以休渔期开海为契机打造了包括开海祈福、头鱼拍卖、生猛海鲜长桌宴、沙滩音乐会等内容的“侨港开海节”。除此之外，国庆节也是侨港镇隆重庆祝的重要节日之一，2019年侨港镇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祖国我爱您”海外华侨恳亲活动，2020年举办了“一碗国庆面——浓浓归侨爱国情”主题活动。每当有重大节日举办时，侨港镇每家每户都会悬挂出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国旗唱国歌是每次庆祝活动的必有环节。通过这些定期举办的节日活动，侨港镇归侨文化不仅得到了挖掘、展示，而且结合新的文化元素与产业元素得以丰富发展而更具生命力。同时，这些节日成为侨港镇开展“爱党爱国爱家乡”教育的重要平台与载体，不仅深化了当地归侨的“五个认同”，而且激发了现场所有参与者与观看者的爱党爱国情怀，使其产生了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培养了其中华文化自信心与自觉意识，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以侨为桥，团结海外侨胞，同心共筑中国梦

归侨群体，基本上都拥有海外亲友关系，在发展早期也几乎都曾受益于海外侨胞的无私捐助，2020年10月***总书记在侨乡广东省汕头市视察时说：“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建设跟我們有这么一大批心系桑梓、心系祖国的华侨是分不开的。”[18]海外侨胞既是侨乡发展的宝贵财富，同时也是对外宣传中国的重要窗口。据不完全统计，侨港镇归侨的海外亲人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北美洲四大洲的17个国家和地区，侨港镇一方面实行“引进来”政策，通过恳亲联谊活动吸引海外侨胞来侨港镇投资置业;另一方面加大“走出去”工作力度，利用海外侨胞在住在国的各种资源优势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以血脉亲情为纽带，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再加之互联网通信工具带来的通信便利，侨港镇归侨与海外亲友的联系愈加紧密，成为一个不受空间阻隔的共同体。2015年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姑苏群岛华人自发成立了“加州首府北海市姑苏群岛归侨联谊会美国同乡会”，以“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作应有贡献”为宗旨。2019年国庆节，侨港镇海外华侨恳亲活动吸引了世界各地侨胞自发回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彰显了伟大祖国与中华民族对海外侨胞的吸引力与感召力。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初，侨港镇不少归侨家庭都收到了海外亲友邮寄的口罩，其后国外疫情日益加重，他们又都给海外亲友邮寄了口罩。一片小小的口罩，承载着浓浓的情意，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生动诠释了全球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手足情谊。因此，归侨安置地区要充分利用好地缘、亲缘、血缘优势，发挥好侨联、归侨社团、联谊会、同乡会等团体协会的组织功能，以侨为桥，深入做好海外侨胞的联谊工作，展现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团结广大海外侨胞，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笔者在调研及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广西侨港镇人民政府、侨港镇归侨文化促进会、老年协会、水产协会、美食协会、商会以及众多归侨群众的热情帮助，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王珏

注释：

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共产党员网官网：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官网：http：//www.gqb.gov.cn/node2/node3/node5/node9/userobject7ai1272.html。

③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华侨归国浪潮中，归侨人数约为30万，以爱国侨领、商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主。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华侨归国高潮中，归侨人数约为30万，以因印尼排华、中印边境冲突与中缅关系紧张而回国的华侨为主。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次华侨归国浪潮中，归侨人数约为27万，以中越关系恶化而被越南当局驱赶回国的华侨为主。参考：尤云弟，《从粤档文献看新中国建国三十年归侨安置政策》，《八桂侨刊》2010年第4期，第36-37页。

④刘朝晖：《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⑤奈仓京子：《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⑥孔结群：《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⑦张晶盈：《华侨农场归侨的认同困惑与政府的归难侨安置政策》，《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⑧Caleb Ford.Guiqiao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PRC.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0，2014.Pp.239-262.

⑨笔者于2019年6月、2020年5月、2020年6月前后三次前往广西侨港镇进行实地调查。

本章内容主要参考庞冠润：《侨港镇侨情概况》（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海史稿汇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年，第610页），以及侨港镇人民政府办公室提供的相关资料。

“推拉理论”起源于莱文斯坦（E.G.Ravenstein）的迁移法则，后经补充修改，最后由李氏（Everett.S.Lee）系统提出，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并非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人口迁移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力（排斥力）与迁入地的拉力（吸引力）共同构成。

侨港镇政府编：《侨港镇简志》（未定稿），概述部分。笔者调研时，并未找到《侨港镇简志》实物，故此数据转引自《归侨与北海市社会发展》（梁茜茜，《八桂侨刊》2004年第6期，第28页）

本数据由侨港镇人民政府办公室提供。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侨务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