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浸润：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新媒体内容产播的两个向度

张瓅尹　何嘉豪

[摘要]新媒体生态颠覆了人们媒介接触的方式并继而影响其现实认知的建构。具体到民族认同，基于新媒体产生的云族群已经呈现出和原生族群产生发展完全不同的建构逻辑，且这种逻辑可以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所用。对两大央媒新媒体平台相关内容的框架分析显示，现有内容在价值引导、制作质量上有较大优势，但在内容数量、跨平台适应性和内容多元吸取与传播上尚待加强。需具备基本的在场意识和把握有效浸润的人文核心及传播架构。

[关键词]新媒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内容产播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8-0019-09

作者简介：张瓅尹（1981-），女，汉族，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研究方向：新闻言论、新媒体;何嘉豪（1999-），男，汉族，江西吉安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理论。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由***总书记在2014年9月28日至29日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1]其实际意涵在于各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协调统一。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成员和中国公民身份的集中概括，后一种身份本质上是每个公民对自身国族身份的囊括;[2]而另一方面，除了国家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还包含民族认同维度。[3]建构“国家认同”并不否定各民族认同，也不否认民族文化多样性，[4]只是在多重认同之间，含有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的基本前提，即“将国家作为民族成员归属层次中的最高单位”。[5]所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从本质上说是对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这一国家概念及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于民族意义上的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其建构路径应当遵循多元一体的基本原则，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鲜明性，又要在各方面力争各民族从底层上贯穿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6]

一、逻辑起点与研究思路

“认同”，是基于人的心理、思想与信仰形成的，其逻辑起点源于人的自我认知。所以，“认同”问题最早是由心理学提出的。[7]它是人的社会存在必然产生的心理与精神要素，是人的生存与生活之本。至于每个人认同什么，则取决于每个人的实际社会存在及其心理和精神取向。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以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为核心取向，人类历史从古代迈入现代的根本标志就是：人从一种被决定的力量逐渐解放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于是，“人”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人的观念、权益与行动，就自然成为社会与国家建构与发展的决定力量。[8]在这一逻辑下，“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不是简单的国家观念或国家意识问题，而是国家建设本身的问题。在全球化、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国族认同的建构，是以民主为基本前提，以国家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国家结构体系的全面优化为关键，最后决定于认同主体的自主选择。

而每一个具备“自主选择”能力的人，又是以社会生活为基本的存在形态的。社会建构论的研究揭示：社会生活中许多被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客观的或是必然的东西，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而“建构”起来的。在今天，全媒体的媒介生态中，传播已经从过去传统媒介时代和“人”的间接关联，演变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设施并架构着生活所需的所有资源。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一直在提醒我们，媒体在现实构筑上有着积极的一面。到了今天，可以说媒介正在对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着“重构”，这也是媒介今天之于社会生活的最为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对社会生活的“媒介化”。

目前的文献中虽尚未发现有直接将新媒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相关联的研究成果，但新媒体能够为双向传播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带来便捷和新路径，则得到了大部分思辨类文献的肯定。还有一些实证研究指出了社交媒体的使用对身份认同和国族认同的影响：如社交媒体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身份认同出现模糊，削弱了其对本民族的认同感[9];新媒体造成了民族认同的离散与国家认同的模糊，凝聚性的认同力量在减弱，而离散性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加强，“最终将导致一个个彼此离散而又封闭性的圈层化传播生态”[10];新媒体中的负面新闻或消息对于藏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建构有着反向效应，且政务新媒体在塑造藏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方面并未发挥出应有作用;[11]国际传播方面，境外敌对势力亦抓住新媒体这一国际化传播工具，不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少数民族群众价值观造成冲击。[12]

这些研究都清晰地表明，新媒体内容正在切实影响着个体对于“自我”和“环境”的认知，个人接触新媒体越多，这种影响就越显著。而今，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新媒体使用的泛化已经成为不争的趋势，所以，新媒体能否“用好”，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正如***总书记所言，“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13]，必须“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14]通过有意识的新媒体内容生产来消解新媒体使用给大众带来的认知杂音、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筑体现出紧迫性和可行性。

至此，通过媒介内容的“涵化效应”来建构大众的认知图景，进而使之通过“认同主体的自主选择”来实现认同，呈现出了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即媒介对生活的渗透可以切实地影响作为认同主体的“人”，媒介内容为每一个人“构筑”着他所认知的“现实”。当我们的媒介生产和传播能够有意识地、有效地让无数的认同主体感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于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时，“人”在社会生活中则可能自觉地形成对“中华民族同共体”的认同。这需要今天已经渗透到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新媒体，在内容生产的顶层设计上具备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在场”意识;在具体的内容形态和传播中，发挥“润物细无声”的浸润作用。

二、新媒体生态下的共同体感知

新媒体是基于印刷媒介、电报、电话、电影、无线广播、电视集合而成的多重聚合形态媒介（multimedia）[15]，具有即时性、开放性、个性化、分众性、信息的海量性、低成本全球传播、检索便捷、融合性等特征，其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与传播上的互动性。[16]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巨大冲击，也使得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17]，当前的媒介生态呈现出主流媒体平台与商业社交平台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状态，用户具有较大选择空间。

对于“共同体”而言，新媒体提供了目前为止最为适配的“想象空间”。新媒体内容是用户感知到刺激的直接变量，与新媒体平台呈现出相互作用的基本状态。一方面，原先隶属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内容被置于新媒体平台之上;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也并非全都是综合型的、囊括万物的（实际上，这种平台并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平台都具有一个核心的主打内容方向，因这一内容方向而产生的线上聚合，成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完全基于“新媒体”而感知到的“共同体”。

（一）从原生族群到云族群

具体到对“族群”归属的感知，原生论认为，民族形成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人们因为地域限制、政治撮合或经济发展需要等种种缘故聚集在一起，后续衍生的成员共享与其祖先和其他成员所共同的诸如语言、血缘、土地、习俗、种族等先于其个人存在的文化要素，这样，基于“原生纽带”的持续而稳定的民族便发轫。这也是原生“民族”产生的基本来历。

在原生族群产生之后，随着家庭、氏族、部落的发展和扩大，基于血缘的联系纽带越来越淡薄，而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一系列文化符号的显著性会愈发增强。随着人的活动范围与社交范围不断扩大，部落已不仅仅局限于以部落聚集地为核心的地区，在与其他族群的碰撞中，基于文化底核的民族认同开始形成。因而，无论是在“实体”还是“意识”层面，民族认同强调的都是一种符号化的共同记忆，也就是说，在一定成员中共享的一系列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成员的符号“密钥”构成了这部分成员身份的自我认知。

今天，新媒体多样的内容传播和大众的自主参与，为用户在线上形成新的共识性“密钥”提供了平台和路径。许多借由共同话题、共同爱好、共同权益或者相似的身份归属而形成的“云族群”被构建出来。例如微博明星超话社区，其核心用户是该超话内的明星成员，粉丝聚集在成员周围，构成以明星为主导的“饭圈”（粉丝圈子）。而以UGC（用户生产内容）为主导的数字社区则聚焦于某种大家所共享的事物，例如豆瓣“下厨房”小组，小组内并没有某个专门主导内容生产方向的成员，大家各自分享自己的下厨经历或者寻求食谱帮助。再如针对性少数群体尤其是男同性恋群体开发的社交APP“Blued”，自2012年上线以来，8年时间内注册会员数量超过4900万，平均月活用户达600万，[18]男同性恋群体不仅可以在这里进行垂直领域精准社交，还可以参与平台组织的各种主题公益活动。

经由网络和新媒体建构出的“云族群”仍保留了线下交互的可能性。一方面，本就在线下存在面对面式交互的群体在新媒体频道中具有更强的连结性[19]16，如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聚集的频道，推广路径之一即是线下熟人之间的信息交换;另一方面，当线上“云族群”因某些现实问题刺激，促使族群内部的连接爆发式增强的同时，还有可能形成线下现实生活中切实的、自发的共同行为。例如首发于微博的“卫生巾互助行动”，号召在大学厕所提供免费卫生巾，供有需要的女性使用。短短一个月内，响应该运动的高校突破370所，[20]卫生巾提供与安置者有校方，也有学生群体。

可见，这类“云族群”的产生已经完全超越了“原生族群”的边界，甚至完全与血缘、地缘、习俗等构建原生族群至关重要的元素无关。而此类“云族群”的粘度乃至行动力却呈现出惊人的“共同体”特质。

（二）新媒体内容与共同体感知

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文化与传播之间是密不可分同时成立的。从安德森（1983）极端强调的印刷媒介开始，一代代媒介都为文化内容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也改变了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尺度。[21]4时至今日，对于文化传播而言，新媒体带来的最大改变在于打破了集权和控制，造就了一定程度上的赋权和分权。这种赋权和分权使得新媒体内容的传播为生成新的、基于“自觉认同”的共同体提供了可能。

数字社区是将新媒体内容、平台与用户三者高度粘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典型形式之一。现实生活中的单个的个体首先完成将自身数字化的步骤，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性别、地理位置、兴趣爱好、价值观、职业等等一系列属性，其中具有一个或某几个相似属性的一群人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交流频道中，一个数字社区便成形了。

虽然数字社区所代表的是一种碎片化的圈子式传播模式，但也侧面印证了新媒体给社会大众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认同”和“聚合”的可能性。且随着媒介对社会生活的不断渗透，这种可能性越发变得不容忽视。当下，无论是各类“云族群”还是用户们基于线上内容传播与汇聚而感知到的“共同体”，大都还处于“自由演化”“自觉形成”的狀态，如果说在某些“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有何主导性的“外力”推动，那么，资本的参与引导和算法流量不容小觑。且资本成功地将“自主意图”通过内容传播使用户“浸润”其中，而自我选择成为了某种“共同体”的一员。

如果我们能将这种认同的建构路径为我所用，那么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筑成为新媒体内容传播的重要指导和有意识行为，则不失为一种影响作为当下新媒体用户的每个“个体”归属与认同的有效方式。

三、当下新媒体相关内容生产与传播现状

本文以框架分析的方式，选取人民日报在两大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抖音以及央视新闻在bilibili平台发布的内容进行分析。

“框架”概念最早由戈夫曼提出：框架由一系列的组织原则构成，这些原则控制着我们的社会事件，以及我们的主观卷入程度。[22]10-11框架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以一定的结构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进行解释，以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念和经验。新闻框架是框架理论在新闻领域的具体应用，其研究之一是“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内容分析来揭示在新闻中呈现的框架”[23]。

《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国第一大报;中央电视台（CCTV，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电视台，两者在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建构中一直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它们在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议题下的新媒体内容生产具有重要的样本价值。

人民日报是率先发起以“中央厨房”模式为代表的一系列融媒体改革的，其微信公众号（ID：人民日报）是新闻类公众号之首，覆盖各年龄段各地域微信用户，内容既反映传统的政治政策指向，又融合新媒体时代的内容特点，目前单篇阅读量已经稳定在10万+。人民日报抖音号是抖音平台新闻类公众号之首，目前拥有粉丝13亿，累计获赞超过62亿次。中央电视台bilibili账号（ID：央视新闻）是bilibili视频平台上主流官方媒体的代表，拥有超过590万粉丝与88亿次播放量，内容既包含转载自央视主网站内容，亦不鲜基于该平台的原创作品。

研究选取2021年第一季度（1-3月）两家媒体在以上三个新媒体平台发布的相关媒介产品为研究对象，内容获取方法主要是历史消息在线查阅。

（一）类目建构

综合各学者既往进行的框架研究范式和统计到的实际内容情况，本文从报道数量、报道主题、事件性质、内容体裁、新闻来源、所涉民族地区共六个维度对标的内容（涉及少数民族，且落点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上述三个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产品）进行分析。其中：

报道数量是指符合标的内容的总产品数量。

报道主题分为个人事迹报道、产业报道、事件报道、调查报道、文艺宣传和自然人文风光报道六个主题。

事件性质分为正面报道、中立报道和批评报道三类。

内容体裁分为特稿、综合报道、视频、图文报道、消息、通讯六类。

新闻来源分为中央媒体、地方媒体两类。中央媒体指代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与地方相对的各级中央官方媒体;地方媒体包括各省市县级，与中央相对的地方官方媒体。

所涉民族地区视所获得内容情况进行具体采集与分析，地区精度精确至省。

（二）研究发现

1.报道数量及时间分布分析

第一季度，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共发布推送1180条（早安和夜读除外），其中标的内容26条，占比22%。人民日报抖音号共发布短视频246条，其中标的内容6条，占比24%。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共发布视频472条，其中标的内容18条，占比38%。

就相关内容进一步分析，从时间分布上看，各平台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二月上旬、三月上旬与三月中下旬发布。从主题上看，各平台标的内容主题类型均以事件报道和个人事迹报道为主，辅之以调查报道、文艺宣传和自然人文风光报道。

从一级数据上看，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三个主要的新媒体平台对标的内容关注度均严重不足，三个平台相关内容合计占比仅26%;从二级数据上看，一定时间内标的内容的集中发布现象同此时平台的主要议题直接相关：二月上旬***总书记前往贵州考察，苗族内容得到广泛传播;三月上旬系全国两会时间，各代表委员中包含有少数民族成员;三月下旬爆发“H&M抹黑新疆棉”事件，主流媒体对新疆的关注急剧提升。主题分布亦证明了议题的决定性因素：个人事迹报道主要针对代表委员事迹;事件报道则主要关注***总书记的考察行迹，此外，也同调查报道一起构成“H&M事件”的主要报道主题。

2.事件性质及内容体裁分析

在三个平台总计50条报道中，44篇为正面报道，占比88%。中立报道3篇，系关于少数民族内容的事实性叙述或突发消息报道。批评报道3篇，两篇于“H&M事件”议题下批评国外记者或机构对新疆棉花的抹黑，另一篇则对四川一冒充藏族成员的“假气功大师”进行打假。总的来说，在少数民族内容上，报道方针依然遵循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舆论工作基本原则。

而在体裁上，人民日报抖音号和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均为视频;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标的内容中使用最多的体裁为特稿和视频，分别占比34%和31%，此外，综合报道也占据了15%的比例。这表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主流内容编排模式是文字、图片和视频的综合应用。这有利于对标的内容进行更全面更清晰的宣传。

3.新闻来源及所涉地区分析

人民日报抖音号和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大多数情况下未特别标注来源，且大部分内容系自身记者所拍摄采写。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则标注援引其他媒体内容较多：26条相关内容中，17条来源于中央媒体，7条来自地方媒体，2条系中央媒体同地方媒体合作完成。加上两个視频号的数据，由中央媒体制作或主导制作的内容占比达到86%。这表明，对于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生产仍然以顶层设计式报道为主，自下而上的人物挖掘为辅，议题设置权牢牢把握在中央媒体手中。

从所涉民族和地区看，主要的报道地点为新疆和贵州，前者直接同“H&M事件”相关，后者直接同总书记考察贵州相关。但所涉少数民族占比最多的是苗族和藏族，而非新疆地区分布最为广泛的维吾尔族。原因是新疆虽然所涉最多，但却通常以泛指的形式带过对少数民族的介绍，主要落脚点仍在新疆棉花或新疆地区的杰出人物事迹上。苗族和贵州挂钩;而藏族的多次涉指则主要由四川理塘丁真贡献，丁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来在2月份因录制一档节目而被央视连续多次报道。

（三）研究结论与分析

通过上述在新闻框架理论下对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及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第一季度所发布的标的内容的文本分析，得出中央媒体在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容上的报道框架如下：

1.议程设置：中央媒体主导框架

议程设置是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对标的内容报道的基本手段。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26篇相关内容中，2月3日-2月5日共3篇文章分属于“***总书记2月3日考察贵州壮族自治区”议程下;3月4日-3月10日共6篇文章分属于“全国两会报道”议程下;3月25日-3月29日共8篇文章则分属于“H&M抹黑新疆棉花”议程下;此外另有3篇文章分属于“精准脱贫”议程下，1篇文章分属于“军人风姿宣传”议程下。非议程设置之外的报道内容仅5篇，除1篇文艺宣传外，其他4篇均为时效性要求较高的突发事故或好人好事。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议程同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基本相似，此外，央视还设置了由其自身负责编排的“节目信息宣传”议程，针对的主要对象是藏族成员丁真。

在中央媒体拟定的大框架之下的相关内容生产主要由中央媒体独立制作或对其他中央级媒体进行转载。当少数民族聚集地媒体的报道同中央媒体议程相契合时，中央-地方合作的形式才可能形成。仅由少数民族聚集地媒体独立完成并发布于中央级媒体的报道只有突发事件一种形式，例如3月24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由西藏卫视制作的《6.1级地震来袭，夏曲镇小学这一幕，赞！》，以及由天山网制作的《痛心！送别“帕米尔雄鹰”》一文。前者反映该小学各少数民族教师临危不乱保护学生的事迹;后者则叙述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为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的事迹。实际上，在中央媒体主导的框架下，对标的内容的报道风格亦呈现出同总体风格的一致性：正面宣传为主（正面报道总占比88%）、突出弘扬好人好事（个人事迹报道总占比36%，文字类报道中特稿体裁占比34%）、坚持党性人民性相互统一（党的政策、党的代表、党的组织常常反映在报道中）等。

综合议程归纳、事件性质、内容体裁、新闻来源来看，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对标的内容总是在自身主导，优先选用自身记者采写内容，将其纳入到当前时段或当前政策重心所对应的报道议程之中，且延续一贯报道风格的框架——中央媒体主导框架下进行报道。

2.民族团结：共同体框架

从宏观议程设置框架出发，进一步对行文内容与风格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对于标的内容的报道，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的出发点可能是少数民族本身，也可能是更大的议题，或者某个自然环境、某个相关事项，但无论内容如何发展，其最终的落脚点往往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之上。这与***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核高度契合：少数民族成员首先是一名中国人。

这些行文方法主要有：（1）强调少数民族成员的各项权利：尤其是在“H&M抹黑新疆棉”事件中，不断调查还原新疆各族人民的工作现状，还原出少数民族劳动者们平等且受到保障的工作环境;（2）强调各民族的共同文化认同：例如央视新闻录制的一系列有关丁真的视频，以国旗、普通话、长城等元素形成中国的所指，意指各民族均享有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根源;（3）强调边疆守护者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强调中国的领土完整性;（4）强调中国的宏观发展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覆盖，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为部分少数民族成员所居住的偏远地区带来的改变和影响;（5）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模范代表的党员、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党组织以及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党的政策等。

除此以外，直接标的内容之外的一部分内容也带有共同体框架的身影——如边疆地区的军人风采报道。这些报道往往只含有部队所在地名及报道主角的人名信息，其所在地常常是边疆地区，人名则常常同时包含有汉族和少数民族姓名。中央媒体对军人的宣传报道一向刻画的是“人民子弟兵”形象，通过加入少数民族聚集地、少数民族姓名等并不直接指向少数民族本身的元素，成功将少数民族成员一同纳入到“人民子弟兵”形象建构之中，从而描画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一同保卫中国、保卫中华民族的正面形象。

事实上，这些行文风格也是对“五个认同”的落实细化：少数民族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既保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又积极同其他少数民族、同汉族一同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有人问尼玛扎西，是否后悔回国，他总是摇摇头。‘我的根在祖国，是党的政策让我从连汉语都不会说的放羊娃，成长为西藏农业界的第一个藏族博士，我回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3月9日《这次表彰名单中唯一的黑白照，是他……》）。在这句直接引语中，党的领导（党的政策）、经济发展（西藏农业界）、教育平等（藏族博士）、语言、文化认同（汉语都不会说的放羊娃）等元素全部得到了照應。

3.优势与不足

综上，两大央媒在三个新媒体平台发布的媒介产品在内容内涵上呈现出深厚的价值引导的积淀，内容制作上无论是画面视觉还是语言内核都承袭了顶层媒体相当的制作水准，就已经发布的内容看，其质量是非常有优势的。

但如果将整个内容生产放置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所需的新媒体内容中看，则显现出些许不足。如相关报道的数量总量较少、时间分布不均匀、跨平台内容生产发力不足、以及“自设藩篱”——即对社会传播平台和民间内容生产的使用与引导不足。这也指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新媒体内容生产尚待加强的方向。

四、在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新媒体内容产播的基本自觉

新媒体生态依托于互联网进行，而互联网的显著特征即无时、无处不在。上文的分析已经指出，主流媒体在相关内容生产上已经具备了一套从宏观中央议程设置到微观共同体风格写作的完整体系，但“即时”与“在场”的意识尚需加强：三个平台共1898条报道数据中，仅50条同少数民族相关，占比仅有26%。且报道与否几乎完全取决于该时段是否有同少数民族相关的议程。在相关议程不明显的一月份，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合计报道相关内容仅4条;而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则无相关报道。

***总书记指出，“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对新媒体，我们不能停留在管控上，必须参与进去、深入进去、运用起来。”[24]传统的大众媒介，如电视，通过强制同时性的仪式事件报道以塑造少数民族认同的功能正在逐步被互联网所消解，非同步性和可参与性赋予了少数民族用户更大的自主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与凝聚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机遇，但同时也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持在场的自觉性，是主流媒体占领泛民族内容舆论阵地的基本保障，也是通过媒介宣传不断深化各民族认同的基本前提。一方面，主流媒体要延续当前传播效果较好的优秀内容报道框架，即中央媒体主导框架与共同体框架;但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打开主流媒体自身的“藩篱”，积极吸纳来自地方的报道，甚至来自个人自媒体的报道内容。既要让媒体当前议程同党中央工作重心保持一致，保持“宣传”的功能;又不能被固定化的程式化的议程束缚住了手脚，丧失了基本的“新闻”功能。让少数民族内容“走进来”，经过“中央厨房”式的融媒体平台整合加工，制作成共同体框架下的分平台内容，再经过不同的媒介渠道“走出去”，使主流媒体始终“在线”，永远“在场”。

除线上的信息交换外，“云族群”的线下活动和交往行为同样值得关注。主流媒体还应当发挥好自身相对充裕的智力资源，不断分派记者前往各少数民族聚集地联系当地通讯员以挖掘接地气的好故事，与少数民族成员进行直接对话，了解并反映出他们的心声。央视新闻bilibili账号推出的“跟着总书记去打卡”活动即是这方面的样本，但是这样的样本数量还远远不够，且极度依赖于重大政治事件。让这样的样本丰富化、常态化，也是主流媒体“在场”的重要途径。

五、浸润：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中新媒体内容产播的策略导向

对于主流媒体而言，一方面要通过“在场”的基本站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标的信息以实现多重框架指导下的加工制作;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浸润”的基本方式来将制作好的内容进行有效分发。在主流媒体的融媒体改革过程中，一个常犯的错误就是把“一次采编，多次分发”理解为数量上的“多次重复”，后果就是跨平台内容的生产发力不足，以及内容在不同平台的“水土不服”。例如人民日报抖音号的内容几乎都是对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内容的改编或照搬，没有很好考虑到短视频平台的特性以生产适配于短视频传播模式的内容。因此，虽然人民日报抖音号获赞量及关注度很高，但在少数民族文化内容上却远不如公众号精细。

构建传播层面的矩阵化全覆盖是实现“浸润”式传播的技术要求。微博、微信、客户端、门户网站、短视频，乃至游戏、电影、广播等一系列新媒体生态组成部分都应成为主流媒体尤其是中央媒体的有效发声渠道。主流媒体不仅需要将采编得到的一手信息整合成适宜于各平台传播特征的新闻产品，还需要密切关注不同平台上少数民族用户的人口地理学数据，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实地调研支撑。各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县市级融媒体平台应同中央媒体形成上下联动，中央媒体定调，起带头示范作用;县市级媒体扎根实地调研，起贯彻落实与实时反馈作用，最终形成中央媒体与本地媒体合力的双重“浸润”式的因地制宜的传播路径，营造出全方位的共同体舆论环境与意见气候。

完善共同体框架下的内容生产是实现“浸润”式传播的人文核心。文化认同始终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在保持并加强从少数民族文化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升华与过渡策略的同时也应弱化这一风格的具体显现，以避免官方式文化灌输的嫌疑。记者在深入少数民族聚集地采访调研时应注意把握当地的民族特色内容，选取其中有助于民族团结与社会发展的内容嵌入新闻稿件中，使最终的宣传报道作品更具有亲和力，从而提升媒体和报道的影响力。

此外，数字社区中的少数民族UGC内容同样值得媒体注意，主流媒体对这些内容既要扮演参与者，又要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对其中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可以联系作者予以转载;而对于那些恶意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应旗帜鲜明提出批评反对意见，引导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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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