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中的叙事工具、事实与快速思维

James V.Wertsch

[摘要]  研究借用了心理学中对记忆的划分和欧洲学者维果茨基（L.S. Vygotsky）、巴赫金（M.M. Bakhtin）等人的中介概念，认为人是能使用工具（象征）的动物，所以记忆是一种经过中介调节的行动。将其同人类学的田野资料结合起来观察不同记忆共同体（mnemonic communities）对过去不同的解释。认为记忆共同体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中介”，即集体中每个成员都用的文化工具——叙述工具。叙述模板对记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  俄罗斯;乌克兰;记忆共同体;叙述工具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5）05-0007-08

作者简介：  James V. Wertsch，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马歇尔.斯诺艺术与科学讲座教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麦克道尔国际学者研究院创始董事，研究领域为语言、思维与文化，关切国家叙事与认同，著有《思维的声音》（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作为行动的思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集体回忆的声音》（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发表《叙事参与与叙事模板》《深层记忆与叙事模板》《集体记忆的空白》等学术论文二百余篇，涵括十几种语言。

2014年面对乌克兰事件， 美国与欧洲发现他们与俄罗斯进入了紧张的对峙状态。这些事件的进展超于长久以来困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资源或意识形态层面的实力政治纷争。事实上，乌克兰事件似乎涉及了更深层的、更本质的一些东西，这导致许多俄罗斯问题专家们承认他们是在茫然不知所措中想出了一种说辞，以解释眼前俄罗斯所采取的富有攻击性的行为。普京坚定而近乎轻蔑地不予理会，导致人们不安地推测事件背后到底有什么。华盛顿特区的《政客》（Politico Magazine）杂志2014年3月13日封面是“将普京置于诊查台上”，记者、前外交家与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一起推测为什么普京轻慢地无视西方的反对，做出令人困惑的一系列行为。

诚然，普京的性格被带入了这一地缘政治的交锋中，但这些并不是其行为背后根本性的驱动力。其实，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西方的紧张对峙中，普京的多次讲话直白地反映了数百年以来作为俄罗斯文化一部分而潜藏着的根本性国家（natioanl）叙事。1783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将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据说，对她而言，开疆扩土是守卫国家的唯一之路。时至今日，这一根本理念依然影响着俄罗斯人的逻辑。要理解普京的观点及其为何在俄罗斯民众中广受欢迎，很重要的是理解“记忆共同体（mnemonic community）”[1]（Zerubavel， 2003）的成员所共享的“社会语言（social language）”[2]（Wertsch， 2002）。“社会语言”由一整套叙述工具所建构，这套叙述工具形塑了如何理解与言说历史和当下，亦使得此“记忆共同体”区别于他者。

一、作为象征中介的国家叙事（National narrative as symbolic mediation）

我们需要对叙事工具（narrative tools）进行审视，而不是将普京看成是“原子化个人主义（atomistic）”[3]（Taylor， 1985）或“无拘无束的（unencumbered）”的个体，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俄罗斯记忆共同体（mnemonic community）成员的身份如何体现在了普京的思维中。

由此，叙事工具是普京言论的某种“合著者（co-author）”，要理解这些言论的意义，必须理解其背后的叙事工具。在很多方面，普京与西方领导人之间的深刻分歧反映了不同记忆共同体及其各自所运用的叙事工具之间更一般性的差异。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理解这些问题将为化解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所形成的僵局以及解决同类问题提供重要帮助。

我所采用的象征中介（symbolic mediation）的方法来源于维果茨基（Vygotsky）的一些文章（Vygotsky，1934，1978，1982）[4-5]，但很重要的是将维果茨基置于19和20世纪的俄罗斯、德国以及欧洲更广泛的思想论述的脉络中。这一论述受到一些大师们的深刻影响，例如古斯塔沃维奇（Gustavovich Shpet，1927）[6]， 他是胡塞尔（Husserl）的俄籍弟子，同时也是维果茨基在莫斯科的老师之一，以及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著述（Ernst Cassirer，1944，1946，1955）[7-9]。尽管卡西尔（Cassirer）通常得不到苏联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心理学家的认可，但是他的观点深深影响了维果茨基、巴赫金（Bakhtin，1986）[10]以及许多生活在苏联时代的其他作家。

这些大师们所遵循的通用理路是：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因而思考“中介”或“文化工具”的作用对于理解话语和思想来说有着重要意义（Wertsch， 2002）[2]。对于维果茨基和鲁莉亚（Luria，1976，1981）[11-12]等人来说，这意味着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转向关注自然语言。沿着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卡西尔以及其他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的足迹，维果茨基和鲁莉亚通过审视心理学方法，扩展了前人的学术理路，使今天的我们得以将来自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洞见整合进入国家记忆的广阔图景中。

维果茨基多次明确强调中介（mediation，oposredstvovanie）的核心地位，这正是理解他的思想独特性的关键所在（Wertsch，1985，1991）[13-14]。他临终前曾断言：“心理学的核心事实就是中介（mediation）的事实”（Vygotsky，1981a）[5]。这也是他多年思想的核心部分，关注中介，尤其关及“符号（signs）”或“心理工具（psychological tools）”，贯穿了其作品的始终。在1930年的一篇文章《心理学的重要方法》中，他将“语言、各种计算系统、记忆技巧、代数符号系统、艺术作品、文章、计划方案、表格、地图和机械绘图以及所有惯用符号”都归入“符号”这一总标题之下（Vygotsky，1981a）[5]。

这些文化工具“天然地……就是社会的，而不是有机体（organic）的或个体的” （Vygotsky，1981a）[5]，这意味着，通过掌握这些文化工具，我们的语言与思想就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秩序中被社会化了。维果茨基强调掌握这些文化工具涉及转化（transforming），而不仅仅是协调已然存在的社会和心理功能，他写道“在行为过程中，心理工具通过决定新的工具性行动的结构，从而改变心理功能的流向和结构，就像技术工具通过决定劳动操作的形式从而改变自然适应的进程一样”（Vygotsky，1981a）[5]。

维果茨基的理论与卡西尔在多个重要方面可以对话，将两者的理论放在一起理解将相得益彰。卡西尔的一个出发点是反对“关于知识的天真的拷贝论”（copy theory）。例如，当论及科学处理我们周遭世界的方式时，他指出：“科学借以提出问题和形成解决方案的工具不再被认为是某一给定事物被动的镜像，而被视作智力（intellect）本身所创造的象征（symbols）”。根据这一观点，人类的认知和行为深深地为“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s）”所形塑， 而象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语言。

卡西尔的学术理路超越于维果茨基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他主张象征形式的运用同时带来了“中介的诅咒（curse of mediacy）”，即象征形式的运用是有代价的，而这一代价常常没有被人们意识到。根据这一观点，运用叙事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所有的象征都包含着诅咒，象征必然会使其意图表现的东西变得模糊”（Cassirer，1946）[8]。将此与维果茨基关于语言作为社会和精神生活之中介的分析放在一起考虑，这就是说成为人就必然要使用文化工具，而这一工具注定成全并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包括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这让我想起了米歇尔W.J.T. Mitchell（1990）[15]的格言“不纳税，就没有代表权（no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这句话放在国家叙事和记忆的语境中理解再恰当不过了。

通过勾勒神话、艺术以及科学等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s）如何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历史事件与当下状态的关键，卡西尔形成了这些洞见。卡西尔的一个重要弟子朗格（Susanne Langer，1958）[16]， 总结了卡西尔理论中的以下几点：

思想史主要地存在于事实、文字和逻辑的理解与表达的渐进成果中。显然地，到达这一终端的唯一渠道是语言。但是语言这一工具具有双重本质，这是必须谨记的。语言的语法倾向赐予我们以逻辑法则，然而，语言构成中的名称优先性又将语言拴在思维的实体倾向（the hypostatic way of thinking）上，这是语言的“孪生现象”神话的属性。结果，语言既引领我们超越了神话的和情绪的思想领域，然而，又总是将我们再一次拉回这一领域。一方面，散射的且温和的光为我们展现了“事实”的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内涵的发光中心的精神之灯又将光与影投射在我们安放最早期经验的梦境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学术理路与维果茨基及其弟子和同事鲁莉亚于1920年代在中亚做实证研究时的指导理念形成呼应。对应于语言的语法和实体倾向之间的对立，他们论述了思维的理论和实践的形式如何区分，精神功能的“高级”形式如何在“初级”进程中出现。维果茨基强调高级精神功能的成就可以从初级形式中区分出来，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卡西尔强调甚至是抽象思维的最高级形式仍然保持着朗格所谓的“神话的和情绪的思想领域”。

综合来看，维果茨基和卡西尔的理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历史、制度以及文化情境所提供的象征中介或文化工具根本性地塑造了语言与思维。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的精神与社会生活居于社会文化的情境中，因为它依赖于叙事等工具，而这些工具以多元而复杂的形式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与语言。在这一情境中，作为工具的语言的“双重本质”在塑造叙事和记忆的过程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一方面，朗格所谓的“语法倾向”为我们理解过去注入了一种逻辑的元素;另一方面，这些叙事工具又“将我们拉回”到与神话相关的“实体思维方式”。

在这一进路中，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工具并不是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话语与思维。事实上，工具这一概念即暗示了积极主动的使用者以及独一无二的使用语境所生发出的可变性和自由度。巴赫金在其关于口语语言或“文本”的论述中指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任何文本包含了对立的两极：先在的“语言系统”提供了语言的“可重复”时刻，而在独一无二的情境中说话的具体事例则提供了“不可重复”性。所有的话语都表现了来自这两极的影响，但两者的影响孰轻孰重则变化很大。例如，军队指挥官高度依赖于“语言系统”，几乎不允许自主性，而日常生活的非正式话语则高度依赖于不可重复的自发的那一极。

二、俄罗斯记忆共同体的叙事工具

2014年普京在乌克兰事件上的态度表明普京所在的记忆共同体的叙事工具根本性地塑造了他的话语。因此，将这些工具的影响纳入我们的分析则很有意义。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后普京所发表的演讲受到了俄罗斯大多数民众的广泛欢迎，这一事实说明，正是同一种叙事工具将普京和其民众维系在了一起，同时也将他们与其他共同体区分开来。那么，这其中涉及了何种叙事工具？为什么这些工具如此有力量？

维系俄罗斯记忆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共享叙事就是对外部敌人不断入侵的强调。在这些叙事中，敌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屈辱，但共享着一种独特的精神遗产的俄罗斯人民经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终战胜了敌人。在苏联顽强反抗希特勒入侵的战争中，整个世界见证了这一叙事所发挥的作用。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仅仅是不断重复的叙事模板的一次再现。对于他们来说，相同的故事已经上演了数百年，只是反抗的对象不同，例如13世纪反抗蒙古人，同一时期反抗“日耳曼人”（条顿骑士团），16世纪反抗波兰人，18世纪反抗瑞典人，19世纪反抗法国人，20世纪再一次反抗德国人。

这种国家记忆使得俄罗斯人形成了情节设置或“记忆模板”惯习（Wertsch， 2002）[2]，这种惯习引导俄罗斯人用相似的方式来解释许多事件，俄罗斯反抗蒙古人、法国人、德国人……长久的痛苦经历，为俄罗斯形成这些习惯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所以我认为俄罗斯人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的态度不是没有根据的或仅仅是想象的臆造。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遭受了很多次入侵。这些事件在几百年无数次的复述中生成了一种通用的公式化的叙事模板，而这一模板被记忆共同体的成员们广泛而自动地使用着。基于一系列史实（Wertsch， 2002）[2]，我列出了下面“驱逐外敌”叙事模板的公式：

1.“最初状态”，俄罗斯处于安宁祥和之中，没有外敌侵扰;

2.“麻烦”，某外敌无缘无故地恶性攻击俄罗斯;

3.敌人将摧毁俄罗斯文明，俄罗斯遭遇生存性威胁，一旦彻底失败将失去一切;

4.俄罗斯人破釜沉舟、排除万难、独自战斗，终于赶走外敌，取得胜利。

这一潜在的密码无数次被俄罗斯记忆共同体用来理解历史中的事件，同样也被用于解释当下类似于2014年克里米亚所发生的事件。普京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克里米亚事件中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是面临外在威胁的合理应对，而欧洲和美国在鼓惑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集团脱离俄罗斯。类似的关于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战争的解释也通行于俄罗斯。

作为象征中介的国家叙事是如何造就了这一境况？国家叙事如何允许或鼓励资深领导人和公众坚守或局于自己的观点，而不理会他人意见？问题可能在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真理宣称（Truth Claim）和快速思维（Fast Thinking）。

三、命题事实（Propositional Truth）与叙事事实（Narrative Truth）

类似于2014年乌克兰与克里米亚问题的解释性僵局通常产生于关于“真实发生了什么”的事实假设。这些关于新近或久远过去事件的“记忆僵局”（Wertsch， 2009）[17]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纷争。与意识形态或观念冲突不同的是，处于记忆僵局中的人易受困于关于事实的对立观点而很难走出来。我们不会说“我猜我们只是不一样地看待我们所重视的东西”，“我的观点恰好与你不一样”，而是说“我不相信你认为那是真实所发生的事！”

陷入僵局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他们所使用的叙事工具，这进而可以归咎于两种事实（truth）发挥作用的方式，而这两种事实通常又是混合在一起的。首先，构成一个叙事的句子可以根据我所谓的“命题事实”进行判断。例如，“克里米亚在2014年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是真实的，而“克里米亚在2013年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是错误的，我们有相对简单直接的方式来判断这类命题（文献、目击者报道……）的真实性。

但是叙事所涉及的不只是命题的简单集合;叙事在另一个层面上或组织安排中将事件“抓取在一起”，将其置于某一布局中或是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ovsky，1965）所谓的“情节”（syuzhet）中。“结局的意识”（Kermode， 1967）[18]之所以是文本的重要部分，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在结局到来之前赋予事件和人物以意义。这一事实用来说明叙事的情节布局的作用。叙事逻辑假设故事的结局赋予导向这一结局的所有事件以意义。正如布鲁克（Peter Brooks）所说：“正是在叙事作为意义建构的系统的特殊本质中，在从后往前读时，在回忆中，线索是有启示作用的，前事是先在的，原因是引发性的。”

在思考与讲述克里米亚问题时，普京用他的记忆共同体的叙事工具来组织排列事件，这些事件被抓取并整合进一个熟悉的情节构想中，俄罗斯人经历的一系列事件有着熟悉的故事主线。对普京和俄罗斯民众来说，面对眼前的事件，可以用一种共享的“从结局往前读”的方法，甚至在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真实的结局会是什么的时候。

在克里米亚纷争中，普京将事件集合在一起，放入巴特利特（Frederic Bartlett，1932）[19]所谓的一种特殊的基于上述叙事模板的俄罗斯式“意义的追求”的线索中。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问题中，威胁并不是在那一时刻的俄罗斯的边界。威胁是在针对那时在乌克兰的“同胞”（即俄罗斯族），认为他们正遭受心理和文化上的暴力，认为“俄罗斯民族一次又一次地被剥夺了他们的历史记忆，甚至是语言，被迫接受强制性的同化。”一些专家指出，这树立了一个以想象的民族（national）边界而不是国际公认的国家（state）边界的先例。但是俄罗斯领导人与俄罗斯普通公众局限于他们的“密封的叙事”（de Waal， 2003）[20]，而不会理会这一区分。

尽管这些事件周围萦绕着许多命题事实，问题在于这些命题事实如何被安排进入了关于“真实发生了”什么的故事中。从叙事事实的角度来看，在于确定普京所使用的故事线是否是将乌克兰政治生活事件贯穿入一个正确的故事线的最好的方式。

当我们试着确定哪个叙事更合理时，我们就是在做关于叙事事实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与命题事实不一样的问题。数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求判断命题事实的技术细则，而关于过去与当下的日常报道，我们已经有通用的共识来判断哪一类证据是有意义的以及如何支持证明某一主张的真实性。

至于叙事事实的问题，甚至当我们认可关于某一叙事文本中所有成分的命题真实性时，我们仍不一定知道“正确的故事”是什么？正如明科（Louis Mink，1978）[21]等人所指出的，我们在逻辑证明和科学中通常做的，并不仅仅是将所有作为成分的命题事实装在一个袋子里。事实上，这里必须涉及另一层次的判断，正如克洛侬（David Cronon，1992）[22]的观察：即使专业的历史学家也可以利用同一事实（命题事实）形成关于发生了什么的大不相同的故事。如果这些职业人士可以利用得到客观认可的事实这么做，那么，在例如关于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真实发生了什么的激烈争论中，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将会如何应对其他记忆共同体成员。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叙事事实，即某人是否提供了关于发生了什么的正确故事？我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援引命题事实来支撑我们的主张。例如，普京以及俄罗斯记忆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很可能会说“你怎么能说这不是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发动的政变呢？”再一次地，这些论点的问题在于叙事事实不能被还原为一个命题事实或一些命题事实之和。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某个叙事真实与否，以及我是否已经获得了“关于真实发生了什么的真实故事”？毋庸置疑，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士必须将记录详实的命题事实摆到台面上，但是无论他们如何勤勉地做此事，叙事的真实性仍然不能被充分确定。事实上，这里存在着不可被还原的判断（judgement）因素，判断将受到判断者的叙事模板的深刻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甚至是一个命题真值的赋予经常涉及一些判断的因素，但相比于叙事事实，这一过程更偏重于运用公开可用的证据进行衡量。使叙事真值的赋予问题更麻烦的是，做出判断通常不伴随清醒的意识或深思，这将我带向使得解释性僵局的裁决变得如此困难的第二个事实——其中所涉及的“快速思维（fast thinking）”。

四、“真实发生”确定中“快速思维（Fast Thinking）”的角色

在分析民族-国家记忆时，叙事模板是说话与思考的习惯，而这些习惯有巨大的影响力且在我们不经意间发挥作用。认知科学关于“快速思维”（Kahneman）和“直觉”（Haidt）的研究产生了关于有意识和无意识思维的深刻洞见。这些洞见与那些关于叙事工具是如何被民族-国家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所使用的观点是兼容的，这些洞见也将在这些问题的分析中被充分加以利用。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11）[23]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广泛参考了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提出了精神生活包含两个主要“角色”的观点。这两个角色是“系统一”和“系统二”：

1.系统一自动且快速地运作，几乎或完全不费力，不伴随主动控制的意识;

2.系统二需要投入注意力到费力的精神活动中，包括复杂的计算。系统二的运作通常与能动性、选择及专注力等主观的经验有关联。

卡尼曼接着指出：尽管“系统二相信自身即是重大活动发生的地方（并在大量心理学研究中位于中心地位），自动无意识的系统一仍然是精神生活的主角”。在他的论述中，“系统一的自动运作生成了出奇复杂的观念模式，但只有慢速的系统二可以有条不紊地建构思想”。然而，前者的展现不费力且无意识，而后者需要集中有意识地思考。系统二有时会介入并检查系统一正在进行的自动的无意识的工作，但是这需要精力和专注力，“系统二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懒惰，它不情愿投入绝对必要以外的精力”。系统二的懒惰确实可能会带来问题，因为系统一的决定可能会是误导的或明显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倾向于不去察觉这一问题，而让问题更糟的是“许多人过于自信，倾向于过分相信其直觉”。在最好需要经过系统二的深思的时刻，我们通常将就着用来自系统一精神处理程序的印象和决定。

卡尼曼等人所提出的观点可以有效地用于解决诸如记忆共同体的成员所共享的叙事工具如何将其成员的思想与他者相区分等问题。例如，在这一点上，他讨论叙事和“叙事失误”如何在系统一思维的范围之内运作，将之作为更广泛地关注“你所见的都在那儿了”（“WYSIATI”）这一基本规则的一部分。

这一关联机械（associative machine）的一个重要设计特征是它仅表现已经激活了的想法。

而不虑及未从记忆中检索到（甚至无意识地）的信息。系统一擅长整合当下已经激活了的信息建构最佳故事，但它不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它尚未拥有的信息。衡量系统一成功的标准在于它所建构的故事的融贯性。如果信息不足（这是常有之事），系统一则机械地妄下结论。

在怂恿我们妄下结论的同时，WYSIATI规则也将我们引向过度自信。在这一形式的精神活动之中，“无论证据的数量或质量都不重要”。事实上，“我们经常不考虑那些对于我们的判断非常重要的证据，既然我们所见都在那儿了”。

系统一思维的特征是快速、妄下结论，并且对所得出的结论过分自信，这些特征揭示了国家记忆的多个面向，但个中玄妙仍需细细推敲。其中一点即某记忆共同体所遵循的“关联机械（associative machine）”的系统一所“妄下的结论”可能与另一群体不一样。根据此处所使用的术语，每一个记忆共同体都依赖于自身那套叙事模板以理解过去，如果叙事模板不一样，那么关于过去“真实发生了什么”的纠缠不清的分歧就出现了。

卡尼曼强调叙事在系统一思维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叙事也可以在费力的有意识的思考中发挥作用。在他看来，叙事模板是做出快速且近乎自动的判断的习惯，而这类判断通常不必从属于系统二的费力的有意识的思考。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不是审慎地且有意识地从存储中选择一则故事来理解某一事件，而似乎是被叙事模板自动且巨大的影响力所引导并怂恿，从而过分自信地看待仍无法预测的事件。极端地说，这意味着更合适的说法是：叙事模板役使能动者，而不是能动者使用叙事工具。

然而，系统二在此时介入了，使得活跃的能动者能够通过有意识的思考再次卷入此事，更认真地分析证据，而不是轻易接受叙事模板所暗示的草率结论。系统二生性懒惰，需要克己才能开始工作，这种批判性思考要求将某一叙事模板的解释带入问题，因而极费力，通常也不是轻易地就能被执行。但是，对于辨识和解决不同民族记忆共同体之间的分歧来说，这一潜力是重要的。至少，在一些情况下，系统一的自动关联机械的对象同时也可成为系统二思维的对象。

五、“真实”、快速思维与记忆僵局

快速思维的中心地位以及草率断定关于过去的叙述的真实性的关联倾向意味着：诸如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记忆僵局是必然的，而不是例外。其中所涉及的心理过程之所以如此强有力地让我们对自己的叙述过分自信，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心理过程是在有意识思考的层面之下运作的。叙事工具与无意识思维习惯的结合如此强劲有力，以至于人们形成了关于“真实发生了什么”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此深厚的隔阂造成了关于他者是如何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运作的评论，这些评论也意味着我们不理解其他群体观点的逻辑。

在这些情况下，较合理的做法是假设其他群体也依照一定的逻辑运作，这些逻辑本质上通常也是叙事性的，只是我们不能理解逻辑是什么而已。此处“逻辑”一词也许言之过甚了，这让事情变得更复杂。我们说到逻辑时，通常想到的是某种明晰的、合理的分析，对于Kahneman来说，逻辑是堪称系统二思维的某种东西。但是叙事模板所涉及的“逻辑”在潜意识地层面上运作，以至于我们意识不到象征中介的力量并认为我们就是在述说关于发生了什么的事实，而这是另一个“中介的诅咒”。

在我看来，我们为什么会忠实或局限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叙事模板，原因或许在于我们早年在学校里所接触的民族-国家叙事，或许在于我们年幼时所受到的用单一的直截了当的故事线来理解过去的倾向的影响。毕竟，在让孩子们接触所有复杂事物、异常以及历史的诸多“如果、但是”之前，他们需要更为连贯的起点。我们通常说学生们需要首先学会一种基本的叙述，然后才能开始批评性地消化信息。

心理学关于记忆的大量研究表明：首次接触信息或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讨论或复述会深深影响被记忆的内容，事实上，这一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有信息说服人们他们某一记忆是不正确的，他们仍然会保有这一记忆。是否正是因为我们深深受困于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这一事实背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他者的观点？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仍是推断，但是这些问题是一片值得开垦的沃土，值得众多学科的学者们展开合作研究。

参考文献：

[1] Zerubavel， Eviatar（2003）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Wertsch， J.V.（2002）.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Taylor， C.（1985）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Philosophical papers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Vygotsky， L.S.（1978）.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edited by M. Cole， V. John-Steiner， S. Scribner， and E. Souberman）

[5] Vygotsky， L.S.（1981a）.The instrumental method in psychology.In J.V. Wertsch， ed.， The concept of activity in Soviet psychology. Armonk， NY： M.E. Sharpe， pp.134-143.

[6] Shpet， G.G.（1927）.Vnutrenniaia forma slova. Etiudy i variatsii na temy Gumboldta. Moscow： Gos. akademiia khudozhestvennykh nauk.

[7]Cassirer， E.（1944）.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8]Cassirer， E.（1946）.The myth of the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9]Cassirer， E.（1955）.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 2， Mythical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0] Bakhtin， M.M.（1986）.The problem of the text in linguistics， philolog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n experiment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In Bakhtin， M.M.（1986）.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Austin： University Texas Press， pp.103-131.（translated by Vern W. McGee; edited by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11] Luria， A.R.（1976）.Cognitive development： Its cultur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2]Luria， A.R.（1981）.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d. J.V. Wertsch. New York： Wiley Intersciences.

[13]Wertsch， J.V.（1985）.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Wertsch， J.V.（1991）.Voices of the mind：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mediated ac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 Mitchell， W.J.T.（1990）. Representation.In F. Lentricchia & T. McLaughlin（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1-22.

[16]Langer， S. K.（1958）. On Cassirers theory of language and myth.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 pp.381-400.

[17] Wertsch， J.V.（2009）.Collective memory. In P. Boyer & J.V. Wertsch， eds.， Memory in mind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17-137.

[18] Kermode， F.（1967）.The sense of an end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Bartlett， F.C.（1932）.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de Waal， T.（2003）. Black garden： Armenia and Azerbaijan through peace and war.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1] Mink， L.O.（1978）.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In R.H. Canary and H. Kozicki（eds.）， The writing of history： 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129-149.

[22] Cronon， W.（1992）.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8， no. 4， pp. 1347-1376.

[23] Kahneman， D.（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4]Haight， J.（2013）. 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York， Vintage.

[25]Ricoeur， P.（1984-86）. Time and narrative. 2 vol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26]Sandel， D.（2010）.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7]Shklovsky， Viktor.（1917/1965）. Art as Technique in L T Lemon and M Reis， eds.，（1965）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8]Wertsch， J.（2008）. Blank Spots in Collective Memor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7（1）， 58-71.